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文学》近来刊发的诗歌增多了：以往似乎是点缀性的，现在有了一定的规模。阅览这本杂志2022年刊发的诗歌，我意识到这些作品呈现的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基本面貌，这让我萌生了从一本杂志判断中国当代诗歌整体成就的想法。这种判断也许是有偏颇的，但作为一份抽样，我相信它也能显示中国当代诗歌的某些真实状况。

从现有的栏目安排来看，《北京文学》2022年刊发的诗歌大体上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汉诗维度”中的“云汉”栏目，一般是首推一位重要诗人，随后是一位以上的实力诗人，在形式上多为组诗。第二部分的栏目名为“星群”，刊发的大多是青年诗人（也有个别年龄较大的诗人）零星的诗歌，一般不超过三首。这两个栏目名都用了天上之物，寄意高远，暗示了《北京文学》的高度绝非地方文学能比。

从刊发的诗歌质量来看，首推诗人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大多是风格独特且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但个别诗人分量较轻。正是从这里，我看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软肋。不得不说，编辑是一份受限的职业，受限于作者的创作水平。如果作者写得不够优秀，刊物发出来的作品自然也不够优秀。这就意味着作品水平的上限决定了刊物水平的上限。张枣生前有个感慨，自称和卞之琳一代打了个平手。如今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两个十年，最近的诗歌成绩如何？作品自然是增加了不少，但是水平如何呢？可以从现代诗歌中选出十二位诗人和《北京文学》2022年这十二期重点推荐的诗人做个比较。就以张同道与戴定南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为例，其中选入了穆旦、北岛、冯至、徐志摩、戴望舒、艾青、闻一多、郭沫若、纪弦、舒婷、海子、何其芳，这份名单未必代表现代诗歌的最高水平，如果让我选或别人选十二位诗人未必与此重合，之所以以它为例，是因为它正好也是十二位诗人，把他们和《北京文学》2022年重点推荐的十二位诗人臧棣、汤养宗、陈先发、胡弦、大解、安琪、李元胜、于坚、西川、娜夜、张执浩、轩辕轼轲加以比较，尽管有些当代诗人确有超越前辈之处，但从整体上看当代诗不免显得失重与轻浮。当然，这十二位诗人也未必代表当代诗的最高水平，但大多属于表现突出的当代诗人。把他们与诗歌史中基本上有定评的重要诗人加以比较或许对当代诗人有些不公平，但是我想提示读者，不妨以这二十四位诗人代表作创作时的年龄做个比较，这样得出的结论会更精确些。不过这个工作极其烦琐，我点到为止。这里我只想陈述一个我直觉到的残酷事实：与现代诗相比，当代诗或许处于颓势。

在我看来，衡量诗人重要性的基本尺度有两个：一个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现实表现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对诗人自身与人类情感经验呈现的细腻度与繁复度。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与生活都与此前的时代与生活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之处正是当代诗的新意，这种新变只有敏感细察的诗人才能发觉；另一个是诗人的语言技艺及其表现力，也就是说，与前辈诗人相比，这位诗人是否形成了什么可资后人效法而且确实产生影响的新诗艺。否则，其写作就相当于语言游戏，要么在当代现实与人类心灵的浅表地带空转，要么是对前代诗歌的变相复制，都属于词语的无效排列。读者可根据这两个尺度对《北京文学》2022年中首推诗人的作品自行判断。众所周知，杂志刊发的往往是近作，至于它们能否成为代表作，也可用这两个尺度判断。在《北京文学》2022年刊发的首推诗歌中，胡弦的《画卷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同于其他组诗。《画卷录》是一首长诗，不仅写得非常集中，而且实现了诗与画的融合，在诗人对画卷的细腻描绘中，既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感，又弥漫着发自内心的呵护气息，十分迷人，有望成为胡弦的代表作。

如果说首推诗人构成了《北京文学》2022年诗歌中“U”字符的第一个顶端的话，其后刊发的组诗大抵是“U”字符的底部，它们位于首推诗人之后，给人一种陡然降落之感。由此我也看到某种症候：当代诗人中的青黄不接现象。从年龄上看，首推诗人一般是50后或60后诗人，此后的诗人便陷入低谷，这基本上对应了“文革”时代，教育缺失、文化破坏造成了一代诗人的先天不足。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的诗歌有所攀升，这也与改革开放的蒸蒸日上是对应的。不得不说，《北京文学》尽管不是一个纯粹的诗歌刊物，却以有限的篇幅勾勒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全貌。

“星群”栏目刊发的主要是青年诗人的诗，但都不具规模。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的写作质量明显高于前面入选的组诗诗人。我编过一个《汉诗百年》的书稿，这项工作让我发现原来许多诗人的代表作都是他们青年时代创作出来的：“从现代诗人的情况来看，很多名作都是三十岁以前写成的。如写《雨巷》和《航》时其作者都是22岁，写《预言》时何其芳只有19岁，闻一多写《死水》时也不过26岁。”（《汉诗百年》序）由此来看，90后诗人也应该写出自己的代表作了。我说这些是想强化一个认识：青春与诗歌的关系更密切，青春的激情更容易激发或转化为诗歌的创造力。无论是对中国诗歌来说，还是对一个文学刊物来说，青年诗人都是希望所在。所以，我建议《北京文学》在发现、推荐、培养青年诗人方面加大力度，对已经彰显实力的青年诗人给予组诗发表的待遇，对潜力极大的诗人要格外提携，而且，《北京文学》完全可以效法“青春诗会”与“十月诗会”，发现好苗子，推出自己培养的诗歌新星。道理很简单：只有大力支持青年诗人，才能促成现代汉诗的持续发展，使“U”字符的第二个顶端达到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