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科幻电影的发展是电影类型化探索的重要进阶。近年来，科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助力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的新引擎。依循全球科幻电影的知识图谱和发展环境，得益于技术与艺术的一体两面式共生进化，20世纪40年代科幻电影开始在欧洲兴起。经历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初成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现象级崛起后，科幻电影在好莱坞的优势高度集中，长期占据美国主流电影类型的中心位置，在全球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受众市场，持续输出多部带有美国特色的全球科幻动作电影IP。

同时，科幻电影的丰沛多样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存在着互为建构的关系，这些变量因素也直接影响了全球科幻电影的内容呈现及产业发展程度，不断更新科幻产品的流通价值。中国一直致力于开发优质科幻电影文本，深度整合工业美学，探索太空科幻、喜剧科幻，展开本土新想象，并在创作、生产、流通环节加速推进科幻电影产业化。科幻电影作为公共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领域，附有文化作品和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因而科幻电影的产业链路运作系统形成创想层、作品层、产品层、商品层、衍生层五个层次相互交叉、相互承载的闭环模型，并不断遵循科幻电影与科幻出版产业、科幻衍生品产业、科幻文学产业融合共通的发展态势。

一、全球科幻电影发展历史

科幻电影集科学观念、艺术想象和电影手段于一体,从科幻电影诞生之日起就被大众所喜爱,并发展成为重要的电影类型[1]。纵观全球科幻电影的流衍路向，融合横纵向坐标交叉的阐释逻辑，科幻电影的全球版图偏移，历经早期以欧洲为中心到美国绝对主导的实践表征。美国科幻电影的进路由边缘性位置到统领类型发展，主要依赖现象性作品崛起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化，构建带有美国本土内蕴的科幻影片商业美学范式，重组了科幻电影全球超级传播的文化景观。目前，全球科幻电影生态走向多元化窗口期。科幻电影创作风潮从多个维度呈现出在地化和异质性，在叙事完成度、观众接受度、文本母题深度、市场工业化制作、产业要素的聚合触通方面创新投注，缔造兼顾视觉奇观呈现与严肃人文母题的合流作品。

（一）以欧洲为中心的起步阶段（1900—1940年）

总览全球科幻电影发展谱系，其流衍路径基本经历了欧洲为中心、美国初成阶段、美国为全球发展中心、多元化发展四个阶段。在欧洲居于中心的起步阶段，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执导的《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1912）在法国上映[1]，该片被广泛认为是全球首部科幻电影。法国和德国电影工业起步较早，以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为先驱的老牌电影公司垂直整合运作体制，使电影工业加速迭进。此外，当时法国和德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民众的科学素养也领先于世界，为科幻电影的出现积淀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和受众基础。自《月球旅行记》问世以来，法国和德国密集诞生了一批经典科幻影片，诸如阿贝尔·冈斯（AbelGance）执导的《杜普博士的疯狂》（Dr. Tube's madness，1915）、罗伯特·威恩（Robert Wiene）执导的《卡里加里博士》（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1920）、弗里茨·朗（Friedrich Christian Anton Lang）执导的《大都会》（Cosmopolis，1927），都是其中的标志性科幻作品。该时期，在德国表现主义风格为重要流派语境中，影像风格从极度抽象、扭曲变形的“图画”式视觉呈现转变为高度简洁、几何对称、场面宏大的视觉风格。叙事完整度及科幻意识的表达也都有具象进阶，融合了社会政治、未来时空、种族关系、宗教救赎的元素设定，标注了科幻电影的叙事革新。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法国和德国成为科幻电影最初的发展中心。

在欧洲居于科幻电影发展中心的历史时期，美国和苏联也有阶段性的艺术实践成果。该时期的美国虽然早早建立起了电影工业体系，但由于好莱坞大制片厂采取“垂直合并”的市场策略，从电影制作到发行的各个环节进行垄断，大量生产以西部片、动作片、犯罪片为主的类型片，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电影类型的科幻片长期被边缘化，像《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31）为典型的早期美国科幻片在当时被划归为恐怖片的类型序列。尽管美国的电影工业水平和科幻电影的受众基础不逊于法国和德国，但好莱坞当时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策略却成为了科幻电影发展的桎梏。苏联在这一时期得益于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将《阿爱里塔》（Aelita: Revolt of the Robots，1924）等本国科幻文学经典作品进行电影化呈现，科幻电影产业的总体发展成就优于美国。

整体而言，20世纪的前40年是科幻电影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科幻电影尚未被确立为独立的类型，但一部分传统已初步形成，并在不断寻求艺术生产范式转型，这种新发展体现为吸纳更多经典文学改编内容，秉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在视听语言系统突出视觉奇观，在技术与艺术融合逻辑中注重表达技术焦虑、探讨人类异化，在文本母题深度探索中适当加入对当下社会现象的真实模仿，表现中产阶级的共性价值观念，并在影像释义中隐喻政治批判。科幻电影的传统初探、科幻电影文本的深度内蕴，把科幻电影推到了电影浪潮先锋的位置。该时期美国和苏联对待科幻电影截然不同的态度，则反映出科幻电影的发展是一个同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大众审美、电影工业体系等众多因素相互渗透、互动的复杂过程，这些变量构建了世界科幻电影工业的基石。

（二）在美国初成类型（1950年—1970年）

观摩线性历史周期，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电影产业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1948年，好莱坞制片巨头们在著名的派拉蒙诉讼案2中结束了对影片制作、发行和放映环节的垂直垄断，被迫改变市场策略，将此前内部握有的发行和放映业务份额向外分散。先前的类型片对市场的覆盖迅速松动，科幻片在美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而战后法国和德国的电影产业陷入低迷，科幻电影的发展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凭借好莱坞电影工业的世界影响力，科幻电影逐渐以一种独立类型的姿态进入全球文化视野。

这一时期，科幻电影再次凝塑并确立了类型特征，其工业制作水准有质的提升，流入世界市场拥有了广泛的吸引力。欧文·皮切尔（Irving Pichel）执导的《登陆月球》（Destination Moon，1950），斯科特·德雷克森（Scott Derrickson）执导的《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弗雷德·威尔科克斯（Fred M. Wilcox）执导的《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等一系列早期科幻片先后问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电影创作者对早期硬科幻电影的影像风格探索。其中，《登陆月球》获得了第23届奥斯卡最佳特效大奖。

由于科幻电影的发展与政治、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勾连，因此在强化未来指向性的同时，美国科幻电影的文化实践也不断更新运行规则，回应动态变化的世界格局与人类世界，以技术手段构建科幻空间，描摹未来时态中的社会镜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科幻片的显著特征是科幻文本的叙事主题多为回应广受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美苏争霸的政治现实笼罩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科幻片，军备竞赛、外敌入侵、技术反思、核焦虑等处在冷战语境下的主题长期作为主导，以隐喻和寓言为主要形式，同主流意识形态共谋或博弈。20世纪60年代，反战、民权为社会主流议题，科幻片被认为不适用于探讨严肃的社会议题而一度陷入低速增长周期，艺术态度极为严肃的经典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A Space Odyssey，1968）就诞生于这一时期。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思潮“对反思的再反思”促使科幻片重焕活力。《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2）等一系列反乌托邦科幻片，通过探索价值的视听形式和荒诞意味的后现代风格取向，构筑了独树一帜的美学理念并深刻影响了后续的电影创作实践。这些特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电视媒介兴起影响了电影产业。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为应对电视的致命冲击，好莱坞一面大量制作历史片，对抗因电视媒介大范围流行而冲击原有电影媒介的受众使用频率，增加电影受众的消费粘性[2]；一面革新技术、扩大投资，以期凭借震撼性的视听效果增加科幻电影的文化想象张力和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法国，战后之初的理想主义与政治运动逐渐让位于一种非政治的消费与休闲文化。新兴的被人们称之为“新浪潮”的一代主导了法国。法国这一代年轻人中的很多人都阅读电影杂志并参与电影俱乐部以及艺术与实验影院的放映活动。他们更多地制作标新立异的电影而非优质电影[3]。在此基础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法国科幻片随着新浪潮电影的兴起略见起色，《阿尔法城》（Alphaville,une étrange aventure de Lemmy Caution，1965）等名作面世，延续了人文关怀、艺术敏感、科技反思相结合的法式科幻传统。苏联科幻片秉承先前的文学改编传统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索拉里斯》（Солярис）等文学名作被改编成电影。日本二战后受美国文化影响，出现了小松左京（こまつさきょう）等科幻作家。小松的代表作《日本沉没》（『日本沈沒』）于1973年电影化，著名怪兽电影系列《哥斯拉》（Godzilla）则于1954年问世，反映出日本特有的生态忧患意识和核伤痛[4]。

整体而言，从传播区域延伸到科幻电影的主题变化构成了早期欧洲区域科幻电影的实践范式。在法国、德国的崛起过程中受市场、技术和经济的变化等综合因素影响，科幻电影发展格局已走向结构性变更。尽管科幻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初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以美国为绝对主导的长期格局也已经成型。

（三）现象性崛起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心化（1970年至今）

探观全球科幻电影发展地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博弈中，美国科幻电影历经从边缘位置到版图中心的转换。1968年以后全球化浪潮席卷，美苏冷战对峙格局逐渐瓦解，世界朝向多极化发展。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成为美国主导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跨国资本主导下的媒体尽可能地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通过诉诸人类所共通的基本的情感和主题，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并调和各国观众不同口味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原则逐渐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主导意识形态。普遍主义试图超越各个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将人们纷繁复杂的情感和经历简化并化约为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元素，即找出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共同立场”或“最大公约数”，并将这些元素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期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可以轻易地理解并接受[5]。

在地缘政治和市场导向的合力推动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国的“星球大战”三部曲奠定了科幻影片的商业美学范式，也改变了美国科幻电影的未来格局。从市场结果看，1977年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执导的《星球大战》（Star Wars）以1130万美元的中等成本在全美收获4.7亿票房、1.27亿的租赁利润。这部影片市场价值的高度溢出，远超卢卡斯本人和制片方的最初预期。“星球大战”系列影片被称为“继摩西开辟红海之后最为壮丽的120分钟”,标志着电影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数字化时代。因为太空大战等高难度镜头的需要,剧场运用了名为Dykstraflex的运动控制摄影机系统,让摄影机精确重复同样的运动轨迹[6]。

伴随着《星球大战》现象级的成功，美国电影工业迎来了继20世纪40年代末之后的另一个历史性转折，类型电影的生产重心发生嬗变。科幻电影作为嵌入美国文化与当代意识形态的媒介载体强势崛起，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美国式的科幻电影开启了走向全球超级传播的历史阶段。1971年至1975年，全美获得超过1500万投资的科幻片仅有2部，到了1980年猛增至17部，1981年又上升至21部。后来，首部《星球大战》的成功使其续集，以及《异形》（Alien，1979）、《E.T.外星人》（E.T. the Extra-Terrestrial，1982）、《终结者》（The Terminator，1984）、《深渊》（The Abyss，1989）等具有艺术原创性的科幻电影加速全球化传播。1993年，《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1993）创造了1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奇迹，标志着科幻电影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类型。好莱坞主导的世界电影工业告别了此前的“人文时代”，以“技术—感官”为指向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围绕技术、社会、政治三重向度，科幻电影的创作与传播融合技术创新形成新的艺术范式，特别是特技的发明和应用成为科幻电影乃至全球电影产业的显要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科技的腾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技术革新带动了电影特技的发展，特技制作的视听奇观不断进化，观众的感官需求不断增长，又反过来刺激视听奇观的进化，形成了稳固的供求链条。美国凭借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强大的科技赋能、深厚的受众积累和覆盖全球的发行网络，牢牢掌握着新时代的产业主导权。《星际穿越》（Interstellar，2014）讲述了破解末日危机与人类自救的故事，影片中想象了适合人类生存的未来家园的理想面貌，叙事素材来源于现实科学研究，兼具真实性与奇观性。《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中展现的神秘美学，以及对人与类人关系认知的阐释，均为美国科幻创作者对全人类文明和当代社会议题的种种探讨，当然其中也暗含了美国意识形态垄断以及霸权意图。截至2022年6月，在IMDB Pro统计的全球电影票房历史排行榜中，可以看到“星球大战”系列、“复仇者联盟”系列以及《蜘蛛侠：英雄无归》（Spider-Man: No Way Home，2021）、《侏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2015）等动作冒险科幻大片，其中居于榜首的《阿凡达》（Avatar，2009）全球累计票房达28.47亿美元。

整体而言，进入全球化阶段，在新技术革命的社会语境中，美国科幻电影通过类型嫁接与文化糅合，在时代加速变迁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认同视角。同时，美国科幻电影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融入了本土表达，也囊括了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具有共通意义的文化元素。由传统电影工业体系支撑、以“技术—感官”为指向的“新好莱坞模式”在这一阶段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视听语言和商业运作模式得到经典化传播与复制，而科幻电影成为全球化传播模式的核心支点。

二、全球科幻电影的多元化发展生态

目前，世界各国科幻电影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是技术想象是科幻文化想象的前进动力，各国均在技术层面上加速探索，追赶美国的发展步伐。二是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强调地域性和异质性，后现代主义风潮与现实主义批判的创作潮流也有所体现。结合文化地理因素，各国的创作者也在避免技术超载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他们在电影中植入了更多人文本位的叙事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国涌现出吕克·贝松（Luc Besson）、让-皮埃尔·勒内（Jean-Pierre Jeunet）等国际知名导演，其科幻作品表现出法国艺术美学风格，也渗入好莱坞重视“技术—感官”的审美观念。俄罗斯、捷克、瑞士、挪威、罗马尼亚、印度等国也均有兼顾本土特色和感官体验的科幻电影集中问世。1978年，改编自DC漫画的美国超级英雄科幻电影《超人》（Superman）上映后，使得漫画英雄的科幻影像形成了独特的文本景观。1979年，西班牙第一部本土超级英雄科幻电影《索尼克超人》（Supersonic Man）推出[7]，其夸张和戏仿的美学特征体现了与美国超级英雄科幻影片截然不同的类型风格。随着西班牙民主进程的深入，西班牙本土科幻影片的主题、类型、风格与社会思潮、世界科幻电影的大生态环境有深度互动，也产生多样化变迁。电影创作者更倾向于从历史回望中探寻创作母题，作品意义阐发集中于反思内战和独裁年代的“伤痕”，以召唤激发全民思考，凸显了科幻电影的社会功能。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睁开你的双眼》（Abre Los Ojos，1997）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幻作品不断涌现。整体而言，西班牙科幻电影创作者将时代变迁下的热思考与冷思考注入其中，形成具有西班牙本土历史文化特色的科幻电影产出模式。科幻影片的美学特征既体现意识流风格，也注入了现实主义批判风格，同时涵盖了科技创新。

韩国近年来借鉴经典好莱坞常规制作手法，多置入灾难恐怖类型元素制造视觉震撼效果，并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尖锐批判与抗议，推出融合本国文化元素的《汉江怪物》（『괴물』，2006）等科幻大片。日本则力求以动漫电影、CG电影为特色产品改变科幻电影的边缘化状态[8]，也有一些具有赛博朋克思想的电影出现。《爆裂都市》（Burst City，1982），《铁男1:金属兽》（The Iron Man，1989），《皮诺曹964号》（Pinocchio number 964，1991）等经典作品的相继推出证明了赛博朋克式电影并未因197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思潮的流行而彻底消失[8]。

在同一历史时期，基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中国国产科幻片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一次创作小高潮，全国各大电影厂均以主导姿态组织资源倾斜到科幻电影的生产与创作，以期促进科幻电影的类型新拓，向全国市场持续输出多样化的科幻电影产品。此时中国涌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潜影》（1981），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异想天开》（1986），西安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错位》（1987），广西电影制片人创作的《男人的世界》（1987），长春电影制片厂打造的《合成人》（1988）等多部富含文化个性和人文内涵的优秀科幻片，包括80后熟悉的《霹雳贝贝》（1988），而严肃主题的科幻电影也在这一时期有所探索[9]。20世纪90年代，基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中国科幻电影与其他类型的电影同存并进，也推出了一些对焦特定群体的具有代表意义的科幻片。然而类型拓展与价值转化并未同步进行，这一时期的儿童科幻电影《大气层消失》（1990）、《毒吻》（1992）等作品影响力仍然受限。

从2000年至今，我国商业科幻电影陆续有精品推出。《流浪地球》（2019）、《疯狂的外星人》（2019）等本土科幻片陆续面世获得好评，并尝试打开全球市场，减少对本土票房依赖，布局中国式科幻影片IP的品牌化塑造。这些作品裹挟着科幻片的类型外衣，但是主题内里聚焦于乌托邦式寓言和人类未来生活图景的想象表征与创意想象。2022年最新上映的《独行月球》是科幻与喜剧糅合的产物，电影叙事设定是后赛博朋克风格的废土末世，以特别的角度融合了浓郁的科幻风格与喜剧风格，通过隐喻与平铺的视觉修辞以及黑色幽默的艺术手法，书写了孤独的、平凡的、被抛弃的飞船维修工独孤月在双重空间的个人行为和个体使命的升华——在月球空间追索人类文明，在平行空间中自由彰显自我意志。该电影既有陌生化艺术呈示笔法，也有常规人文伦理色彩的缝合式大团圆结局。以上作品在影像工业化水平及整体创作逻辑层面均见证着中国科幻片的发展转向。

三、全球科幻电影发展态势

整体而言，在复杂的全球化语境中，作为意识形态竞争的托手，全球科幻电影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除了在科幻电影本体与商业美学中的双向探索外，科幻电影的工业系统也在开拓进阶路径，以此带动科幻电影产业各链条的底层逻辑重构以及产业价值增值。经过漫长历史周期的沉淀，科幻文本的进化方向体现为不断平衡其文学性、艺术性和科学性，越来越注重物理学逻辑和科学基础。同时，科幻叙事文本的素材来源倾向于将经典科幻文学进行视觉化和经典化图像改编，选择以糅合多种类型的方式与传统科幻电影相区别，形成叙事经验的多元化创新。科幻电影在现代前沿技术的支撑下彰显先锋气质，带有创意视野的科幻电影的供给产量也在逐年扩容。全球科幻电影发展态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幻文学IP具有多元价值

纵观科幻文学的发展阶段，西方科幻文学历经摇篮时代、黄金时代、新浪潮时代以及媒介时代等不同阶段，科幻文学的创作流派、理论问题、争论脉络呈现差异化，形成了不同的科幻思想文化。随着不同国家、平台、创作者对科幻文学的认知更加深入，科幻文学逐渐建构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运作流通体系，科幻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新拓展。同时，随着全球科幻文学的阶段性收获不断叠加，科幻电影文本的孵化将继续沿袭世界文学的文类传统，围绕世界建构的科幻小说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具体来看，围绕世界建构过程而展开自我反思式情节设计的作品被解读为“超级文本”（mega-text），即关于科幻小说本身的科幻小说。这类科幻小说代表了一种结构性想象（structural fabulation），其中充满“对作为系统之系统、结构之结构的宇宙本质的意识自觉”（Scholes 41）[10]。基于此，超级科幻文学IP作为科幻电影的母本承载着较大价值，能够发挥聚合效应。

（二）高质量科幻小说的影视化落地仍是产业发展主流

从工业水平与内容支撑的关系来看，科幻电影的制作水准与影视工业化品质提升存在联动关系，但最根本制约科幻电影发展的因素是符合科学逻辑基础上的科幻创意的内在支撑和无限循环。从世界电影历史看科幻影片的创作实践，科幻电影叙事多聚焦于未来社会图景的预测或乌托邦式的设想，随着技术赋能与工业美学的升级，影像中多数未来想象式话语、预测式话语在现实中不断实现，受众失去了猎奇未知事物的审美期待感，所以带有新鲜视角的科幻文学更具有市场吸引力。出色的科幻小说是科幻电影不可多得的优质素材，其质量既经历过文学市场的检验，同时也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受众，形塑了审美接受性，有效降低了电影产品的市场风险。然而，编织一个创意出色且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科幻故事并不容易，高质量科幻文本的孵化对文学功底、科学素养、想象力、历史和文化视野均有较高要求。从长远来看，具有先锋气质的高质量科幻小说的影视化落地仍然是全球科幻产业的主流发展趋向。

（三）科幻产业价值链将不断延伸

产业延伸是当代科幻电影产业的重要特征。比起其他类型电影，科幻电影在产业延伸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全球范围产业份额和价值空间日趋上升。从科幻文学到科幻影片，再到科幻衍生产业，已然构筑了一个全方位的科幻产业价值链。科幻电影产业集合多种要素形成了集合多个分支的产业链条，通过价值传递和价值增值，科幻电影产业与科幻文学产业、科幻IP产业、科幻出版产业、科幻衍生产业等多个关联产业系统地相互共生与相互补充，衍生市场广阔。

（四）幻想类题材是科幻电影产业的新拓展

幻想性、奇幻性题材是科幻电影与科幻衍生品市场的枢纽，幻想类的科幻电影题材为全球科幻电影衍生品产业的市场转化提供了可能。幻想类科幻电影文本多汲取不同国家本土文化元素并给予可视化阐释，通过设置赛博格化空间，将既有的经典故事、经典形象进行再塑造，吸引全球青年群体进行文化娱乐消费。这种受众吸引力也为人偶、模型、衣物、小说、漫画、玩具、电子设备、电子游戏等电影周边衍生品的开发提供了市场空间。从科幻衍生品产出实践来看，首部《星球大战》及漫威的超级英雄科幻电影系列，通过发行大量电影周边产品实现超长盈利周期，相关衍生品的大规模后续落地及可观的长尾效应成为同类型系列电影的营销范式，也为科幻电影产业与科幻电影衍生产业的互补联动增添了实践经验。

（五）科幻电影产业的全球化传播进程将加速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思想界对启蒙和革命的反思、主流文学以大体上归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手法面对现实瞬息万变的滞后感、新型科学理论和新兴技术对日常生活发生影响、互联网的兴起、类型小说市场的成熟，以及网络社区的繁荣等原因，合在一起促成了科幻小说的异军突起。由韩松、王晋康、刘慈欣等人开创的中国科幻的新潮流，《三体》等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科幻小说作品电影化呈现，引领了中国科幻电影黄金时代的迅速到来。未来，中国科幻电影将会侧重推出更多兼具颠覆性和流行性的科幻电影，增加跨文化传播语境的输出，成为一种在全球视窗可见的世界现象[10]。

整体而言，科幻电影国际化进程与当下发展格局是经过历史积淀的结果。远探全球科幻发展愿景，技术与人文的平衡，工业与美学的平衡，科学与现实的触通，情感逻辑与普世性价值观的共情式传递，硬科幻与软科幻的类型演进，都是全球科幻电影向前推进仍需完成的工作且需不断累积新经验，也是新科幻电影时代重要的关键词。描述历史是为了指向未来，因而本文立足历史溯源与未来态势相结合的视角洞察全球科幻电影的发展态势，探寻并归纳科幻电影产业发展规律，以期在电影类型界限相对模糊的当下创作环境中识别科幻电影的新受众，洞察创新趋势，更好地扩延科幻电影产业的全球价值。

注释：

1本文由科幻沙龙“国别区域科幻产业发展现象、特征与趋势”发言扩展而来。

2《派拉蒙法案》是美国于1948年5月开始推行的法案，该法案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米高梅、派拉蒙、华纳兄弟、二十世纪福克斯、雷电华、哥伦比亚、环球、联艺电影公司）结束了统揽影片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垂直垄断大一统时代，被迫将电影发行和电影院放映业务分离，对好莱坞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立制片公司和影院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也为后来狮门电影公司、温斯坦公司等独立制片公司提供了崛起的空间，并为后来的三大院线AMC、 Regal和Cinemark形成的格局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陈健.法国科幻电影发展研究[J].科技传播,2015,7(2):184.

[2] JOHNSTON N. Beneath sci-fi sound: primer,science fiction sound design,and American independent cinema[J]. Alphaville: Journal of Film and Screen Media,2012(3):1-15.

[3] 大卫·波德拉尔,克里斯汀·汤普森.世界电影史[M].范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74.

[4]张健,凡尼尔·西蒙,刘洪涛,等.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0-135.

[5]卢嘉,史安斌.国际化·全球化·跨国化:国际传播理论演进的三个阶段[J].新闻记者,2013(9):36-42.

[6]Magasa.忘不掉,那闪光的足迹——科幻电影的发展历程[J].科学24小时,2013(5):54-56.

[7]陈坤.西班牙科幻电影发展脉络和在地化研究[J].美与时代(下),2021(12):128-130.

[8]MYERSON S. Global Cyberpunk: Reclaiming Utopia in Japanese Cyberpunk Film[J]. Science Fi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2020,13(3):363-456.

[9]黄鸣奋.回望与前瞻：中国科幻电影七十年[J].艺术广角,2019(5):4-14.

[10]宋明炜,汪晓慧.在“世界”中的中国科幻小说——科幻作为一种全球文类，及其成为世界文学的可能与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22(2):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