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应邀给《北京文学》2022年的诗歌栏目写一篇评论。老实说，这样综述综评类的文章实在不好写，因为我们所谈论的对象，并非是具有必然内在性的统一体。诸多的诗人诗作在各自的单元内都是彼此独立、分别构成审美和意义层面的闭合性的。且不说不同诗人之间风格差异很大，哪怕是同一个诗人，考虑到诗歌创作原本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语言的动态灵感、以及个体内心世界那些旁逸斜出的火花，那么每一首诗也都是语言操持者的不可复制（当然也便很难统论）的分身：同一人名下的一首诗与另一首之间，出现差异性的张力、甚至彼此分裂，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诗人差不多就要有三五千个哈姆雷特了——巧了，哈姆雷特本身也算是诗人。

话虽如此，我终究觉得为这样12期诗歌通读通写一番，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这首先是基于最直观的审美艺术判断：拿文本质量说话，《北京文学》在过去一年中刊发的诗歌，质量确实很高；这不仅是说平均线、保障线画得高，还是指，我在其中读到了许多首称得上“摸高线”、我自信能够在多年后仍然记起并回味的诗作。我想，这不仅说明了编刊者过硬的艺术感觉和审美判断力，同时也印证了作者对一份刊物的认同与信赖——他们愿意将自己新作中实力最“硬”、最“能打”的那一些交过来。其次，《北京文学》选诗选人的视野很宽、趣味很开阔。其呈现有“点”（推出重量级一线诗人的大型组诗，其容量常可达到一次性十余首）、亦有“面”（对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诗人、尤其是年轻的诗歌写作者进行“星群”式扫描捕捉），选用风格也不囿于一路、不定于一尊。因此，这样的12期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下诗歌现场的微观切片扫描。最后，我认为这样的通读与评荐，本身是一种对诗歌发表平台所应有的感谢和致敬——在今天，依然以如此慷慨的版面和相当纯粹的艺术坚守来支持诗歌的综合性文学刊物，当然是值得收获种种不同形式的掌声与敬意的。

下面，我以三组关键词作为切入角度，来尝试做一下这并不容易、但颇为值得的综述评析。

第一个关键词是“诗人形象”。在当下日益碎片化和散点化的总体文化气氛下，诗人之为诗人、诗人强烈个体风格的确立，无疑正变成一件越来越重要的事情。其背后的潜台词是诗歌的“生命感”：纵观这些年来有关诗歌的各类讨论，不难发现，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空转空鸣的修辞戏法，越来越警惕那种将诗歌作为标准化技艺展示的做法——哪怕这种“标准化”是五星级的标准。将诗歌从具体的、具有独创性和独特感的生命身份及生命体验中抽离，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而这种生命感的重新获得，无疑在根本上依赖着诗歌写作的个人风格、以及依托风格而逐步构建起来的诗人形象。在此意义上，《北京文学》以诗歌头题等方式，刊发当下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的大型组诗，无疑是以十分积极的方式在参与诗人个体形象乃至群体形象的建构。许多种强劲、具有极高辨识度的“调子”，被鲜明地展示出来：例如臧棣以高度分析性的语言展开的诗艺探索、大解在“老顽童”式幽默跳脱之下蛰伏的锋利沧桑、李元胜的经“自然”而观“你我”、于坚对文明视域的自觉意识、西川的语言综合感、娜夜细腻背后闪现的尖锐、张执浩日常细碎下细长的锋芒、汤养宗词语波频的陡峭切换、陈先发精微准确的气息和节奏感等。除了将中国当下诗歌已经存在的“辨识度”和“形象位”凸现出来，这12期诗歌还着意体现更多、更广泛的可能性：我指的是，这份刊物所推出的“星群”式散章也多有特色之作，尤其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许多原本并不熟悉、甚至并未听过的名字（我在其中读到了相当多出自“95后”乃至“00后”之手的诗歌文本），并且颇为惊喜地与一些平日并非以诗人身份闻名的作者（如梁鸿鹰、霍香结、何袜皮、陈崇正、杜梨、郑在欢等）在此相逢。

这种内在的丰富性和发散感，无疑折射着近年来诗坛的总体状态，显示出某种时代文学文化现场的综合质地。因此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时代感”。风格、取径、话语资源乃至写作者主体形象的多元个性，当然是“时代感”之一种。同时，这些诗作中还体现着另外一重更加具体、更加“所指化”的“时代感”，那就是对时代经验、时代细节甚至时代事件的追踪捕捉。一些具体的“人”“物”“事”出现在这些诗作里，很多时候所涉不仅一首、甚至还不仅一人——例如云南野生大象迁徙之事，全球化时代的局部战争及文明危机，以及作为背景和语境的世界范围疫病流行，都曾以多次的现身构成彼此的互文。同时，对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坐标点”的系统性回观审视（如胡弦《画卷录》的古画主题、安琪《在历史中》的历史人物钩沉），同样凸显了这个时代所应当出现的、具有一定总体思维和系统特色的文学姿态。以上这些，是在不同层面实现的对“现实感”“时代性”的召回，是诗歌重建个体内部空间与广阔外部世界之关联对话的尝试，某种意义上，亦是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呼唤的品质——我想，在组稿过程中，《北京文学》对此大概也是有所着意。

当然，脱离开细节和独立的主体姿态去谈“时代”或“现实”，很容易变成一件在艺术和伦理上存疑甚至危险的事情。因此我要说的第三组关键词（短语），就是“细节里的真诚”。在对这12期的阅读过程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诗人诗作，能够真正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和个体情感运动，来建立“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方式——换言之，这是“敏锐”与“真诚”的体现。究其路径，有高度身体化感官化的“知觉现象学”（如“月光为黑暗中的事物赋形/赋予出熟铜的头骨”，蒋蓝《我与空气跳了一曲基宗巴舞》），有对他人生活世界的注视谈论（如“野浴的中年人把尘嚣隔在岸上。他没入的河，/相识的那些花溪土著，曾鬼兮兮地谈起过”，王辰龙《平桥乐》），有对记忆之河深处细节和历史景观的重新打捞（如涂代祥《世间百业》组诗），不一而足。借用段义孚的概念，这些词句的目光，垂直地穿透了那些实存、均质、或许已过于坚硬的“空间”（space）堡垒，而将其打造为景观化的“地点”“地方”（place）、将其打造为个体的神圣之地，而其所依凭的恰恰是审美的和经验的视角。更为可喜的是，我们分明可以从这种“经验的视角”中，分辨出不同代际人的语言和词库底色。例如在1990年出生的玉珍笔下，人与世界间充满疏离感的咬合过程，即便依托于“影子”这样古老的意象来表述，也会在场景和词源上追溯到“车灯”这样的工业产物（“旁边是一面巨大的墙/车灯将树影投在墙面上，/风吹着，影子像涟漪波动，像个梦”，玉珍《影子》）；而在2000年出生的罗添那里，古典意象与生态话语体系中的“敏感词”，又能在高度内倾、高度情绪化的语境里自然相融（“天空怕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塑料袋能套住我/你看外界暗了下来，那是一只衔泥的燕子/它在用湿漉漉的身体舞动着周围的雾气”，罗添《来日方长》）。我想这些，都显示了当下诗歌旺盛的经验消化力和细节占有力，也意味着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写作者，各自不同、但又各自真诚的“基站”“点位”。它们象征着那些能够经由诗歌留下来的东西，象征着诗歌本身之所以应被保留的理由，也曲折地暗含了一种更加具体的愿望：许多年后，我们当中还有人会忽然想起里面的某个句子、某种独属于今时今刻的感觉，哪怕我们已经不能记得那首诗是发表在《北京文学》或其他什么刊物上面，哪怕我们连作者是谁都不再能回忆起来。

但是，不要紧。因为，就像轩辕轼轲在他的组诗里说过的那样：

“十九年

仿佛九十年，每个人都活到了今生之外

然后再乐呵呵地跑回来

‘Hi，you！’‘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