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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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0日我回襄阳乡下，带母亲看病，那时我感染新冠病毒已经两周，基本恢复。此前这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给母亲打电话，我非常担心她，因为她基础疾病较多，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我当天早上从武汉出发，挂的是下午的专家号。吃完午饭后再驱车前往襄阳中心医院，出发前匆忙看了一下手机，吴锦萍老师发来微信说，“董老师目前稳定了，有些指标还没有达到，不过，应无大碍”。

知道董老师住进ICU之后，我给他的爱人易老师打电话没有打通（31日到董老师家吊唁的时候才知道易老师换了电话号）。因为吴锦萍老师的爱人是医生，所以，和易老师没有联系上之后就跟吴老师问询董老师的情况，吴老师让我们放心。尽管心中隐隐不安，但是还是觉得那么强大的董老师，肯定没有问题的。再次得到吴老师“董老师目前稳定了……”的消息之后，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谈炜萍老师，希望她也稍稍放心，这才驱车前往襄阳中心医院。

这两年来多次跑这家医院，已经对这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2020年，我父亲在这家医院住院，然后在重阳节离开这个世界。埋葬了父亲之后，我赶回武汉参加10月31日在我们学校举办的《逐光的孩子》的研讨会，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衣。那天，董老师也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衣。研讨会的氛围很好，只有几个同事朋友知道我父亲刚走，茶歇的时候，董老师说，我也特意穿了件黑衬衣，我过去抱了抱董老师。

2021年，母亲在这家医院做手术，陪护期间我不记得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什么消息，微信留下了当时的位置。很快，董老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问我怎么在医院里，有哪里不好吗？

我和董老师平时联系得并不多，但也总会在某个时间的节点会彼此联系。最近的一次联系是在2022年12月19日，那时我感染新冠六天了，好了很多，突然想问问董老师还好不好。他回复我说：“前段时间一直咳嗽。最近好一点。你呢？还好吧？”我问咳嗽是因为感染了新冠还是感冒咳嗽？他回复我说“也许都有。一直没有发烧，但是咳嗽得厉害。”而上一次联系则是在2022年的3月份，有一天，我梦见了董老师，就发微信告诉了他。那是一个好长的梦。

一直忙着带母亲看病，做各种检查，但是医院里所有科室都没有床位，好在第二天母亲挂针之后退烧了。因为忙，也因为累，头痛得厉害，就没有看手机，是长江少儿出版社的蓝欣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说，董老师不在了。翻看手机，才发现有很多未读微信，最早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是长少社的何龙董事长。

我决定返回武汉，一路上边开车边想着蓝欣告诉我的这个消息，但是却一直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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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相信呢？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如此强大！他把我们团聚起来，为我们的成长出谋划策，勉励我们不要怕，鼓励我们往前走。他把好茶拿出来让我们在解放公园的天心书院喝茶，他请我们吃饭，他为我们讲文坛轶事，虽然很多是听过多次，但是，经由他讲出来，就是不一样。他不仅有自己的腔调，他还能模仿别人的腔调。他不仅能讲，还能唱，不仅能唱，还会吹口琴，他不仅会吹口琴，还能写书法，他不仅会写书法，还是摄影家……

就连他带着我们在汉口江滩吃饭喝咖啡的时候，也会有三教九流的人不断地前来问候他，他相识满天下。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脆弱，反而这脆弱成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他的强大。那是前几年，他在武汉市第二医院做声带息肉切除术后。那次我开车带李纲，我们一起到病房看望董老师。

他见了我们很高兴，像往常那样哈哈大笑，却无声。我和李纲也跟着笑，面面相觑了好久，总觉得哪儿不对劲，想了好久才知道为什么病床上的董老师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爱。因为手术，美髯公董老师的大胡子剃得干干净净。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没有大胡子的董老师，真是不习惯。其实，董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不留胡子的，那时候帅得我根本认不出来。还是觉得，董老师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有大胡子才是英朗神武的董老师！

董老师不顾护士的好心相劝，半躺在床上摘下小白板，拿着记号笔要和我们畅谈。他有很多话，也有很多人生感悟要和我们分享，但无奈小白板太小了。后来，他很调皮地翻过小白板，只见小白板上列了好几条。我记得当时拍了照，可惜照片没有找到。董老师用阿拉伯数字标号：1.要喝水，2.要吃饭，3.要上厕所，4.要看电视，5.要看书……董老师笑着打手语告诉我们，他这段时间全部的需要都写在这白板上，只需要伸一伸指头，医护人员就知道他要什么。

后来，他又摇着头很感慨地“告诉”我们，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的也不过如此了……

董老师的生命慨叹以自嘲消解了深刻，用幽默消解了脆弱，反而让我觉得这不过是董老师又一次生命体验。我既觉得光下巴没胡子的董老师给了我们一种非常陌生的滑稽和可爱，又在他与医护人员的“暗语”交流中看到了他的幽默和智慧，原本躺在病床上身陷生命脆弱之中的董老师，却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乐观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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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董老师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直观的修伟身躯和爽朗笑声，还在于他的积极乐观和开放包容。我好几次跟我的责编谈炜萍老师讲我自己的悲观沮丧和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她总勉励我说，你应该向董老师学习。是啊！我真应该向董老师学习：他乘飞机到非洲大草原，航拍丛林与野兽；他独居桃源创作的时候，在月夜下和风一起行走在山林之间，听风铃铮淙；他在午夜时刻背包行走在武汉街头，步行到卓尔书店通宵阅读；他午夜下厨炒粉，边宵夜边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呐喊，在凌晨追世界杯；他爱这个世界，写长诗歌唱抒情……

这几年，我每每消沉的时候，就真的去想一想董老师在怎样生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呀，这么晚了，他还把自己喜欢的歌分享到群里……原来，面对同一个世界的时候，也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也常常借此分得些许董老师的热情和浪漫，以及学习自己给自己的琐屑日常赋予种种诗意。

他总是如此热情、豁达、包容。但凡有外地的出版社朋友来武汉，他必定会通知我们，来解放公园喝茶，把我们引荐给出版社的老师。我就是这样认识现在的责编谈炜萍老师的，那是2016年7月，我刚结束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回来，他让我到循礼门酒店来，很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老师：谈炜萍和王雨婷。正是这次董老师的引荐，才有了后来获得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逐光的孩子》。

其实从2008年起，就开始获得董老师的扶携——我想，不仅仅是我，武汉的年轻作家很多人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只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意。那时，我刚写出了《剪刀石头布》，那时，我统共才发表了四五篇短篇小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到武汉作协开会，那时董老师是武汉作协主席。一间办公室里坐了十来个人，有一个穿白衬衣的人对我微笑，我猜他应该是林彦，因为我只读过他的文章，甚是喜欢。另外一个可以猜得出的就是董老师了。那天开会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会后，董老师嘱咐我填一个表，让我加入武汉作协。那时，我是一个浅薄无知但却喜欢没有任何理由就内心充满骄傲的年轻人。那时，我觉得写作是我个人的事情，想写就写，想不写就不写，和作协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心里充满了对权威对很多“理所当然”的种种怀疑，我还是填完了表，加入了作协。

现在想来，大概是董老师的平近、亲切和包容，让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帮助我们，就好像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该拿很贵很贵的茶给我们喝。就像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该请我们吃饭。当我们不屑并怀疑一些世俗的“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因为自己的偏见而造就的“理所当然”之中。当年岁渐长，终于来到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之后，在我努力做一个宽阔、自省和悲悯之人的时候，回想从前，就会为自己的偏狭和骄傲而羞愧。想一想，其中好多都是董老师教会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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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想起为母亲看病的时候，病人资料上显示母亲73岁，也只比董老师年长一岁，为什么我就一直觉得董老师那么年轻呢？大概正是董老师的平近、亲切和包容。再说了，董老师也一直有一颗年轻的心，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少把自己当作长辈。有一次在新月的“声音图书馆”喝茶，董老师给我们讲喝茶的礼仪，告诉我们当别人给你斟茶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致谢。他说，如果是长辈为你斟茶，要五指收拢，在桌上轻叩三下，表示五体投地，而遇平辈为你斟茶时，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拢，在桌上轻叩三下即可。他为我们斟茶之后，当我们为他行长辈礼的时候，他却纠正我们说，伸两根指头即可。

2014年的夏天，我们参加长江少儿出版社到恩施的采风活动，因为天雨路滑，也因为我的得意忘形，走在铺了塑料的山涧石阶上的时候，不小心滑倒，后脑勺刚好砸在石阶上，有那么一瞬间失去了意识。出版社不放心，蓝欣老师和蒙蒙老师带我到县城的医院拍CT，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因为自己的不慎给出版社增添了这么多麻烦，我深感歉意和不安。回来的时候，董老师的房间里仍旧欢声笑语，灯火通明。

董老师说大家不放心，等着我回来呢。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歉意，董老师就把我揽在怀里，说要发功帮我治伤，对此，我内心里当然表示怀疑，但是，董老师宽厚温暖的胸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关切，当他温暖而宽厚的大手摩挲我的头顶的时候，我想，他大概是想给我安慰。那时，我觉得，他是大人，是长辈，而我，是一个受伤的小孩子。不必为自己的受伤，而心怀愧疚。

汽车到达武汉的时候，已接近黄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已经乘坐高铁从南昌到了董老师家，同在暮色下等候的还有作家黄春华、周羽、郑健和武汉少儿图书馆的林翔老师。董老师的楼下，全是花圈。

送出版社的老师们前往武汉站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忆着董老师，有关董老师的一切，仍那么亲切而温暖，让我们在微笑着追念的时候泪流满面。我们还是不相信董老师已经走了，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董老师了！

我想，我们是对的。董老师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不仅仅是关于他的记忆，还有他的书。一代代的孩子们，会读着董老师的书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