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文学批评、阐释与意义空间
摘 要
文学批评时常发起小规模的自省与反思活动，涉及的往往是一批熟悉的老话题。文学批评史并未提供某种标准范本。从思想的宣谕、历史标准的衡量到审美或者学术，文学批评的多种形态表明了承担的多种历史文化功能。“文化研究”显示出文学批评冲出学院围墙、进入日常生活的努力。“文化研究”也带来新的问题，哲学或者历史学的结论不能真正代替审美。“文化研究”的另一部分问题来自现代阐释学的“过度阐释”与“强制阐释”。阐释是无限的，有效的阐释是有限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决定了阐释主体的视野边界。文学批评是阐释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新的阐释是以建构和维持意义空间的方式积极加入历史文化。
关键词
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意义空间
一
每隔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就会发起小规模的自省与反思活动：或者诉诸学术会议，或者召集若干批评家聚首一份学术杂志发表笔谈，瞻望前贤，高山仰止，环顾现状，不胜惆怅。文学批评何为？批评家时常返回这个基本的原点，力图以追根溯源的方式找到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自省与反思通常涉及一批熟悉的话题，譬如文学批评能否抵达文学现场，批评家为什么无法充当作家的益友与诤友，对于皇帝新衣式的作品缺少当头棒喝的勇气，佶屈聱牙的表述如何使大众望而却步，堆砌的理论概念是不是拧干了审美的液汁，哪些批评家遭受利益圈子的收买从事言不由衷的表扬，缺乏个人风格的陈词滥调犹如千篇一律的公式套用，古代文化传统的无知导致崇洋媚外的倾向，如此等等。
即使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中，这些话题进入视野的时间多半业已超过三十年。尽管如此，它们仍然会周而复始地重现，犹如面容熟悉的运动员在相同的理论跑道一圈又一圈地循环。这或许表明，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反思更像是临时表态。初步罗列各种症状之后，后续的纵深考察往往阙如。这些话题可以分解为众多理论和学术专题，各种脉络之中的辨析和讨论业已形成漫长的谱系。然而，理论枯燥，学术乏味，行程未半，脚力已尽，丧失了耐心与兴趣之后，那些令人费神的结论往往被视为言不及义的空中楼阁。每一次自省与反思之后，哪些方面开始达成共识，哪些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下一步聚焦哪些专题从而开启新的理论阶段，诸如此类的问题迟迟没有动静，文学批评实践遭遇的苦恼依然如故。久而久之，这些话题逐渐演变为挥之不去的焦虑，以至于开始损伤批评家的信心。
许多行业或者领域并不热衷自省与反思。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孜孜矻矻地长时间训练，千辛万苦地将一个直径24.6厘米的球体投入直径45厘米的圆圈？“篮球何为”的问题并未困扰多少篮球运动员，以至于影响他们运动场上的积极性。众多科学家坦然地置身于各自的学科版图。昆虫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增添一个蝴蝶品种的记录意义非凡，尽管目前已知的蝴蝶近于2万种。物理学家也不会因为曲高和寡而向大众道歉，多数人弄不懂相对论肯定不是他们的错。相形之下，文学批评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四处作揖，安抚作家与照顾大众情绪决非可有可无的枝节问题。如果文学批评仅仅是一些意义不明的话语生产，批评家无法心安理得地领取俸禄。这是一种责任心，也是清醒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个对比是：科学知识声誉日隆的同时，传统人文知识削弱了由来已久的权威。诗言志，文以载道，古代的人文知识时常全面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体系生产；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形成强大的“祛魅”功能。无论是世界范围的“两种文化”之争还是20世纪20年代张君劢、丁文江等思想家发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知识的意义大幅增值。科学知识不仅重塑社会文化与人生观，同时，科学以及技术赋予社会历史的积极作用获得全面宣传。科学技术历数协助物质生产与经济繁荣的业绩时，人文知识无法提供足以媲美的贡献。文学批评始终从属人文知识，批评家往往因为缺乏一目了然的实用目标而心虚。当工程师设计的火车、飞机彻底改造了人类交通体系的时候，文学批评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意义何在？当果树栽培技术振兴了乡村经济或者互联网促成了又一次通讯技术飞跃的时候，批评家津津乐道的“文以气为主”“以禅喻诗”或者“文本”“后现代主义”又能带来什么？因此，持续的自省与反思往往包含自我辩解的成分：文学批评并非摇唇鼓舌的空话，而是始终重视改善自己的工作。
人文知识内部，文学批评同时被卷入所谓的“鄙视链”。对于文学说来，作家或者诗人稳居鳌头位置，充当文学生产者，主导各种产品的型号以及质量；大众作为消费者存在，大众的接受或者拒绝对于文学生产举足轻重。两大阵营之间，文学批评似乎是一个被动协调的角色。批评家负责作品的阐释、评判，既打算教诲作家，又考虑引导大众，但是，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两手空空，什么也看不上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作家曾经表示，该说的一切俱已写在作品之中，摇旗呐喊的文学批评如同多余的蛇足。批评家的喋喋不休对于大众影响微弱。多数人觉得，喜欢或者厌恶一部作品随心所欲，没有必要毕恭毕敬地听从文学批评指教。另一种“鄙视链”设置于学院内部。无论是学科的配置还是学院内部的流行观念，古典文学研究或者现代文学研究的位阶高于文学批评。许多人有意无意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观点的稳定性优于现代文学研究，正如现代文学研究观点的稳定性优于当代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古典文学研究或者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各种“硬知识”，譬如作者生平、诗词格律的形成年代或者版本演变等等不至于朝秦暮楚的结论，文学批评停留于“趣味无争辩”阶段，种种音量不一的喧哗可能仅仅是过眼烟云。
如果文学批评的自省与反思长期纠缠熟悉的话题，浅尝辄止，久攻不下，会不会形成一种遮蔽，以至于无法正视文学批评实践正在卷入的另一些话题？譬如，文学批评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关注。许多批评家指出，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广泛分布于中国文学批评之中，很大程度地支配文学的判断与再生产。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重返民族文化资源的时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成为紧迫的工作。从审美范式的特征、汉语独特魅力的展示到“思无邪”的诗学或者中国叙事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众多命题、概念重现生机。然而，理论语言的转换可能带动另一些深层理论问题的浮现：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能否或者如何介入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命题、概念对于日本文学或者欧洲文学有效吗？如何认识民族内部隐含的文化矛盾——例如儒家学说之中“温柔敦厚”的诗教与鲁迅“摩罗诗力说”之间的分歧？历史的追溯表明，这些问题远在晚清已经进入思想家的视野，激烈的争辩延续至今。无论是保持理论体系的完整还是面对文学史上品种繁多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没有理由回避这些问题，或者低估问题的复杂程度。
文学批评必须意识到，文学乃至文化的表意方式正在出现大规模转换。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上各种视频作品的涌现再度表明符号体系的意义。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形式主义为中心的批评学派存在尖锐的交锋，但是，二者的共同基础是语言文字符号体系，尤其是印刷文化背景之下的书面文字。相对于口头文化的传播形式与传播范围，印刷文化构成了远为不同的公共空间，“印刷资本主义”的命题甚至视之为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催生因素。语言文字符号的意义时常超出传统的“形式”范畴而投射于社会历史之中。叙事学发现的叙述视角不仅指出了情节叙述的一个“形式”层面，这个发现同时延伸至重大的文化博弈。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者“后殖民”理论往往从叙述视角的分析开始：哪一种性别或者哪一个民族文化的视角正在支配情节叙述的路线？隐蔽的价值评判如何潜伏于这种视角之中？如果意识到符号体系本身隐藏的各种意识形态脉络，文学批评必须对电影、电视、视频作品诉诸的影像符号表现出足够的洞察力。尽管影像符号与印刷文化的文学作品共享很大一部分审美原则，然而，另一些前所未有的性质已经出现。一些批评家察觉，影像符号造成视觉感官的直接反应带有强烈震惊之效，这种震惊无形地取消了语言文字符号阅读隐含的反思意识。另一方面，影像符号作品的经济意义正在急剧增加，“文化”与经济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甚至开始失效。电子技术强大的传播网络对于影像符号的内在组织产生深刻的干预作用，投资、市场、广告、传播范围与作品“形式”之间的互动程度远远超过文学作品。互联网传播甚至开始改造印刷文化延续已久的作品形式，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字的巨型小说连载比比皆是。与这种情况遥相呼应的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崭新动向：大数据正在成为一些批评家的称手工具。各种“算法”与传统的人文知识框架如何兼容？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相对各种接踵而至的理论挑战，那些三十年不变的话题显出了陈旧的气息。当然，陈旧并不是视而不见、避而不答的理由。我想指出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始终保持低下的思想效率，文学批评只能在人文知识之中扮演迟钝的落伍者。
二
一些批评家的自省与反思流露出一种期待：回归文学批评本体。文学批评的软弱、无效、误差、错判往往因为偏离本体而不知不觉地拐进了岔道。何谓“文学批评本体”？一个公认的描述并未发布。尽管如此，许多人相信存在某种“本质主义”的规定，合则兴，离则衰，成功的文学批评必须消弭与“本体”的差距。“本体”如同一种理论制造的心理安慰。当然，“本体”崇拜远远不限于文学批评，“文学本体”“音乐本体”“绘画本体”“书法本体”之说此起彼伏。
“本体”表示根本与纯粹，表示一个事物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内涵，亘古不变，始终如一。即使放弃严谨的哲学表述，“本体”仍然包含“本真”“本原”的语义。然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本体”是一个必须谨慎使用的概念。至少文学批评史未曾提供“本体”存在的明显证据。从《论语》的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观点到洋洋大观的《文心雕龙》或者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到勃兰兑斯的《19世纪文学主流》或者罗兰·巴特的《S/Z》《恋人絮语》，各种形态的文学批评纷至沓来。或者阐述哲学理念，或者佐证社会历史，或者描述文本结构，或者专注精神分析，批评家涉及的主题层出不穷，方向迥异，无法想象文学批评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驯服地集合在“本体”的名义之下，面目雷同，如出一辙。
正如R·韦勒克所说的那样，现今的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个领域，分门别类，各司其职。尽管如此，人们没有理由将三个领域视为固定的疆土，每一个领域分别拥有必须遵循的独特范式，仿佛这些范式是“本体”的外在显现。事实上，三个领域的划分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学教育的学科设置，是现代知识分类与课程设计的共同产物。现今人们熟悉的文学理论或者文学史是与学院相互协调的现代学术语言。许多古代文学批评家心目中，三个领域往往浑然一体，融会贯通，不存在规定的标准格式。
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之中，文学批评的多种形态毋宁说表明了承担的多种功能。古往今来，文学始终与另一些人文知识门类交织在一起，彼此呼应又彼此区别，譬如哲学、史学、美学、社会学，等等。文学与这些人文知识门类的相互印证、相互比较与相互阐释、相互引申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现代知识分支愈来愈清晰、各个门类的独立性愈来愈强的时候，文学批评同时开始注重论证文学与另一些人文知识之间的边界。所以，人们可以在中国古代批评家那里发现大量“文以载道”的论述。当“道”被设想为主宰天地的至理时，文学必须为“道”的弘扬做出贡献。否则，沉溺于遣词造句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意义？无论如何阐释“道”的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中圣人之“道”—— 某些时候亦即古代的哲学观念——对于文学的垂训始终是一个强劲的主题。古希腊也是如此。柏拉图不仅身为古希腊哲学家，同时是西方文学批评的鼻祖。他之所以主张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恰恰由于诗人的哀怜癖与感伤癖触犯了他秉持的理性主义人格标准。哪怕文学批评概念还未获得正式确认，文学鉴赏与文学品评之中的思想宣谕已经开始。
文学批评与历史学结盟的方式更为复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中，“以诗存史”或者“以诗证史”是诗人的一个特殊任务，批评家曾经将“诗史”的赞誉授予杜甫等诗人。小说叙事时常被视为历史叙事的补充。“小说者，正史之余也”，一批演义小说对于各种历史题材进行铺张渲染，加工补充，试图赋予历史一种生动可感的形象。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文学比历史学更富于哲学意味，文学批评开始将文学、哲学、历史学三者纳入同一个理论图景。社会历史批评学派出现之后，批评家表述之中的“历史”涵义愈来愈丰富：“历史”既可能指作品内容再现的时代与社会，也可能指产生一部作品的历史语境。换言之，批评家时常从不同的维度分析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关联。
文学批评将文学与审美联系起来是后来的事情。无论孟子的“充实之谓美”、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或者庄子的“天地有大美不言”，这些观点并未将审美作为文学乃至艺术的专属产品。由于鲍姆加登的著作《美学》，18世纪“美学”开始作为一个学科出现；不久之后，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以及一部分形式主义或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审美独立的呼声。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之后，审美才被视为文学艺术的特殊品质。至少人们可以察觉，19世纪至20世纪，审美在文学批评之中占有的份额愈来愈大。
传统的诗话、词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一章，风格轻灵，剔精抉微，通常围绕具体的文本进行各种案例分析。相对地说，厚重渊博的考据训诂之学充当中国学术史的特殊标记，乾嘉学派声名卓著。尽管文学作品仅仅是这种治学对象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宽泛的意义上，文学批评愿意向“学术式”的研究表示敬意，继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追随效仿。现今的“学术式”的研究包含文学理论与文学史考察，带有明显的学院风格。从材料的收集、梳理到井井有条的归纳分类，文学博士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撰写学位论文。许多论文仿佛表明，观点的创见远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证据收集以及严密的论证。学术的首要意义不是惊世骇俗，而是严谨与“客观”。缺乏充足的资料支持，理论思辨的逻辑架构犹如花拳绣腿；印象主义感想不过若干莫衷一是的临时观点。20世纪一些批评学派显现的新型学术模式拥有愈来愈大的理论含量。精神分析学批评学派盛行之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众多概念术语充当了文学批评赖以运行的齿轮，形式主义或者结构主义批评学派很大程度地引入现代语言学，“能指”“所指”的区分或者“共时之轴”与“历时之轴”的转换熟练地穿插在批评家的论证之中。
从思想的宣谕、历史标准的衡量到审美或者学术，这些功能的概括显示出文学批评业已肩负的不同文化使命。围绕文学作品的阐释与评判，文学批评既可以展示理论的深邃与宏大的思想体系，也可以表述激动人心的审美体验，既可以开启新的历史视野，也可以树立严谨渊博、言之有据的立论方式。某些时候，不同形态的文学批评可能相互鄙薄，譬如，理论的高瞻远瞩往往对考据训诂的琐碎罗列表示不屑，审美分析嘲笑另一些批评学派纠缠于“外部研究”而无法领悟文学的精髓，如此等等。文学批评的争长论短无可厚非，重要的是，没有必要以“本体”的名义统一文学批评形态，进而发布标准的规定动作。不拘一格恰恰表明文学批评游刃有余的文化身份。历史还可能赋予哪些新的文化使命？文学批评并不会因为某种僵硬的紧身衣而无法动弹。事实上，近期十分活跃的“文化研究”显现出文学批评的自如与弹性。
三
作为一种宽泛的文学批评潮流，“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文化研究”不存在某种固定的理论纲领、理论框架或者方法模式。人们既可以从中发现符号学的意识形态分析，也可以看到宏观的社会历史批评，既有女性主义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犀利批判，也有后殖民理论对于种族歧视的愤怒谴责。精神分析学转入社会无意识或者考察历史著作的叙事学时常带来出其不意的结论。如果说，传统的文学史往往围绕文学经典的轴心，那么，“文化研究”向通俗的大众文化敞开了大门。从流行歌曲、肥皂剧、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乃至酒吧的设计、报刊杂志构造的公共空间、展览馆的布展理念、互联网空间的电子游戏群落，甚至一张竞选照片、一场拳击赛事、一款休闲服装，“文化研究”仿佛无所不能，八面出击，种种解说津津有味。如此庞杂的内容显明，“文化研究”不再遵从某一个传统的学科版图，循规蹈矩，突破藩篱与批判精神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包括批判传统的学科对于知识的僵硬分割。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代表了文学批评的一种努力：冲出学院的围墙，将学术训练形成的各种分析能力或者批判精神引入广阔的世界。无论是来自悬殊的阶级地位还是来自性别与种族的差异，各种压迫、歧视或者经济、精神盘剥隐藏于社会文化构造之中，成为普遍的流行观念，甚至固化为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人们寄居于各种文化、符号构筑的隐形建筑，一如寄居于自然的山川原野。“文化研究”力图指出，这些流行观念并非天经地义的“自然”，而是包含种种人为的设计。谁的设计？为什么如此设计——符合哪些人的意图，或者损害哪些人的利益？当然，这些设计的意图掩埋在种种文化表象背后，甚至已经成为习焉不察的无意识。这时，“文化研究”必须表现出穿透文化表象的洞察力，从而将世界作为一个文本进行分析。如果将“文化研究”视为文学批评的扩展版，那么，历史提供了文学批评大范围介入社会的机遇，从课堂上的文学经典进入日常生活。
“文化研究”破门而出，蔚为大观，同时也由于泥沙俱下而积累了许多问题，包括“游戏式”的知识炫耀形成的另一种学院气味。然而，“文化研究”遭受的普遍质疑是，文学又到哪里去了？不论是电子游戏还是休闲服装，这些能算真正文学吗？文学课堂难道必须为之腾出宝贵的时间与空间？与此同时，“文化研究”背后五花八门的理论资源正在成为一个杂乱的仓库。精神分析学或者结构主义晦涩的理论术语令人窒息，解构主义或者阐释学不知所云，围绕互联网、数码的另一波科学名词又铺天盖地而至。这是在谈论文学吗？德里达、拉康、齐泽克乃至弗·詹姆逊这些理论家的批判锋芒始终裹藏在晦涩的表述背后，文学阅读所制造的快乐消失殆尽。当女性主义批评家将《简爱》之中藏匿于阁楼的“疯女人”形容为女主人公“简爱”的“无意识”时，这一部小说带给人们的初始激动宛如幻觉。破除审美幻觉仿佛成为一些批评家的快乐。古代的许多批评家——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文采斐然，他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交相辉映。然而，这种景象已经一去不返。那些春风拂面一般的文学批评在“印象主义”的鄙称之下退缩至大众传媒，所谓的“现代”文学批评必须穿行于种种理论资源的缝隙，贴上必要的标签，否则无法领取“学术”的称号。如果文学沉没在种种宏大的理论词句之下，文学批评还有意义吗？一种嘲讽性的概括正在流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
“没有‘文学’”之说或许有失公平。“文学”一词并未在文学理论或者文学批评之中消失，消失的是文学批评的两个传统主题：审美，以及作家如何写出更具审美价值的作品。考证五万多首现存的唐诗出现过多少花卉品种，归纳18世纪小说之中的家具或者服装款式，或者，谈一谈几个著名作家一次聚餐时的菜单，发掘某一个文学流派内部成员之间若干争风吃醋的轶事，这些来自“文学”的种种研究多半无助于审美价值的评判。与审美脱钩的文学批评意义何在？这是由来已久的争论焦点。浪漫主义以来的一个普遍观念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毋宁是天才与灵感的奇妙产物。如果说，一个工程的设计或者一幢建筑的完成依赖种种公式的计算，这些计算可复制、可传授，那么，文学以及艺术的特征是不可究诘，所谓天机纵横，兔起鹘落，于刹那间握住了永恒。如此之多神秘的审美与创造之谜等待破解，文学批评怎么能扬长而去，将旺盛的精力转移到另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之上？
必须坦率承认，“文化研究”说出了审美愉悦之外的另一些东西，种种结论可能提供意外的认识，例如揭示某些历史的暗角、隐蔽的文化预设、强大符号体系遮蔽的无意识，如此等等。审美之眼不可能洞悉社会历史的全景。如果文学批评借助文学察觉审美之外的各种内容，这决非文学的耻辱，学科之间的互助毋宁是文学的光荣——正像哲学著作也可能产生“诗意”，或者经济学可以补上历史叙事缺少的数据细节一样。需要澄清的是另一个观念：这些结论不可能真正代替审美。哲学或者历史学的赞赏不能直接等同于审美的深刻，获取哲学或者历史学结论的分析方式也不是作家写作的依循模式。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一些审美意义上乏善可陈的文学作品仍然可以赢得哲学或者历史学的褒奖。
“文化研究”显示出开阔的阐释视野，但是，多元的阐释观念同时诱发出“过度阐释”或者“强制阐释”问题。之前的接受美学也遭遇相似的困扰——作为现代阐释学的分支，接受美学既是受惠者，也承担各种遗留问题。如果说，传统阐释学往往以阐释作品的“原意”为旨归，那么，现代阐释学将阐释的主动权移交给阐释者。海德格尔、伽达黙尔等一批思想家彻底扭转了阐释的观念：所谓的“原意”渺不可追，重要的是阐释主体的理解。阐释主体的期待视野、成见、前理解结构决定阐释可能从作品文本之中看到什么。“原意”的客观阐释仅仅是一种理论预设，所有的阐释都无法完全摆脱阐释主体的主观成分。对于接受美学说来，阐释主体即是读者。与作家中心论的文学批评相反，接受美学的中心转向了读者。换言之，读者如何接受亦即作品文本的意义如何显现。不同的读者可能形成迥异的作品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言。这些意义不必征求作者的同意。中国古代批评家也有另一句名言：“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现代阐释学认为，一个作品文本可能出现多种意义的解读，“见仁见智”是普遍的状况。“原意”不再为独断的阐释提供前提，每一个读者都有可能从不同的方向加入意义的建构。因此，接受美学迟早必须考虑一批后续的问题。首先，独断论破产之后，是不是意味着解读愈多愈好？不论一部文学作品、一条新闻还是一张请假条、一则通告，无限的解读肯定表明交流链条的崩溃。独断与无限之间，现代阐释学如何划出自己的范围？其次，读者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利？如果一批读者认为，现今网络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三国演义》《水浒传》或者《红楼梦》，文学史是否接受这种评判？第三，相对于作家，批评家显然划归读者范畴。许多时候，手持理论放大镜的批评家可能抛出各种奇特的观点，譬如从《哈姆雷特》之中发现“恋母情结”，从《尤利西斯》之中挖掘出神话象征结构，或者将《红楼梦》视为清世祖与名妓之间风流韵事的影射。许多人觉得，这些观点意外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貌似严密的理论推理犹如“过度阐释”。尽管如此，后续的理论确认往往突然落空：感觉之中的“度”在什么位置上？如何设立——共同认可这些“度”的依据是什么？第四，某些难以置信的观点带有强行推广的力量，正如“强制阐释”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样，甚至可以“指鹿为马”。人们熟悉的外部世俗权力仅仅是一种因素，许多“强制阐释”同时依赖各种隐蔽的网络，例如阐释者的学术地位、阐释观念的文化声望、先声夺人的论证方式、拥戴者的盲从，等等。如何区分“强制”与“合理”之间的界限？
进入文学乃至文化现场的时候，文学批评的审美经验概括、通俗晓畅的表述以及直言不讳的勇气不可或缺。“文化研究”表明，强大的阐释能力才能造就真正的启示。这种阐释可能超出文学，广泛涉及文学辐射的各个区域，文学充当了展开的支点。恰恰由于阐释的充分展开，潜藏于阐释学内部的各种理论问题浮出水面，再度考验批评家。
四
接受美学的中心转向了读者。随之而来的必然追问是，文学批评的读者又在哪里？如果一个文本的文化生命依赖读者的参与与延续，文学批评文本亦然。有趣的是，多数批评家首先关注一个特殊的读者——作家，尤其是他所谈论的那个作家。作家的赞赏通常被视为不可多得的荣耀。如果作家表示不屑、反感甚至恶语相讥，批评家往往觉得沮丧或者伤心，仿佛满腔的激情遭到了一瓢冷水。尽管批评家早就从理论上摆脱了对于作家的依赖，但是，来自作家的不满仍然遗留下难堪的心理阴影。
现代阐释学放弃了“原意”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将文学批评引出作家的光圈。许多时候，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将文学作品的“原意”等同于作家意欲表达的内容。作家的写作意图——不论披露于作品发表之前还是之后——往往被视为首要证据。然而，与现代阐释学不谋而合，“新批评”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意图谬误”的观点。“新批评”认为，作家的写作意图远非那么重要，甚至可能带来误导。又有多少作家可能在作品之中完全实现自己的意图？“新批评”倡导的是绕开作家的写作意图，专注地分析作品的文本，譬如肌理、张力、隐喻等等。“意图谬误”表明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观念转折：作为批评家的考察对象，文本语言构成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作家的写作意图。随后兴盛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批评学派延续了这一条理论脉络。语言结构置于作家之前是“语言转向”哲学思潮的副产品之一。“语言转向”哲学思潮削弱了主体的意义。主体不再是文化的轴心，闪耀理性主义的光芒，自如地组织各种符号体系制造出文明景观；相反，主体是建构起来的，各种符号体系恰恰是主体建构的材料。如果没有语言以及其他符号体系形成的“文化”填充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所谓的“主体”还能是什么？语言与符号体系决定了主体。结构主义描述了宏大的语言结构，指出这个结构赖以运转的内部构造，主体只不过是语言结构组织与运转集聚的一个枢纽点。主体仿佛按照自己的意愿调遣语言从事叙事与抒情，但是，真实的情况毋宁是，主体只不过充当语言结构内部各种规则的执行者。结构主义相信宏大的语言结构居高临下地支配众多语言作品，无数的小说、诗歌犹如一种结构的不同翻版。相对于如此之多的文学作品，这种观念显然太粗糙。“互文”概念的出现多少弥补了这一点。“互文”描述的仍然是语言层面的互动，文本之间、文体之间乃至不同符号体系之间可能形成某种生产性的相互促进，用罗兰·巴特的话说，是“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这种描述之中，主体仍然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成分。罗兰·巴特所谓“作者已死”的论断建立在这种描述的基础之上。语言结构或者“互文”唱主角的时候，作者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从阐释学、“新批评”、结构主义到“互文”，作家逐渐演变为一个遭受贬抑的理论符号。
尽管语言结构与作家的相互关系正在被理论重新设置，但是，多数批评家从未真正降低对于作家的关注——哪怕是罗兰·巴特。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作家多半担任文学领域的领跑者。批评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局面并未改变。批评家力争做到的是，与作家并肩而行，展开对话，在对话之中指出另一些开阔的文学视野，从而影响和改善文学长跑的方向和速度：“主体的独立是对话的前提。在平等的基础上，作家与批评家分别发出自己的声音，相互交流。除了肯定共同看法，双方还将坦率地阐明分歧。这改变了某种意见执导文学舆论的局面，多种声音的并存使文学王国的舆论结构从金字塔转向网络型。这种结构是相互参照、相互平衡、相互吸引的，而不是定于一尊。对话是对对方话语的积极反应，而不是一种不断重复的简单回声。回声只能在单调的回荡中越来越弱，对话却因为相互刺激而不断开始。这使双方的接触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使一个话语制造出另一个新的话语。对话无法阻止偏执乃至谬误的看法传来，但对话机制却常常使偏执乃至谬误成为阐发公允与正确观点的起因。这是对相对主义绝对化的一种有效遏制。”
相对于活跃的对话机制，传统文学批评的归纳主义宗旨显得单调而僵硬。归纳的观念强调，批评家的任务是收集种种文学史的成功例证，总结若干共有的特征向作家推荐甚至概括出种种不变的“规律”。科学哲学曾经指出“归纳”方法的不足，众多的例证无法阻止例外的到来。一万只白天鹅不能保证，一只黑色的天鹅不会出现在第一万零一只的位置上。严密的理论必须清除例外的逻辑可能，归纳无能为力。归纳对于文学的效力尤为有限。作家是一批迷恋独创的人。正如“影响的焦虑”这个命题表示的那样，他们甚至将回避——而不是重复——前辈的成功作为一个目标。因此，批评家的渊博引证往往未能获得足够重视，作家的讽刺之辞不绝于耳。
除了关注作家的回应，文学批评同时面向社会，充当文学与大众的沟通者，进而影响大众的审美素质。遗憾的是，大众多半并不领情，以至于批评家往往难以掩饰自己的失落感。首先，文学作品赢得大众的欢迎程度可能成为一个尴尬的参照。一个批评家曾经生动地说，正如菜谱与菜肴不可比拟，文学批评不可能享有文学赢得的待遇；尽管如此，二者还是被纳入不公的比较。读者的数量不仅是作家自我夸耀的口实，也是文学批评自惭形秽的理由。其次，文学批评的深刻、理性、分寸感以及理论思辨时常在大众传媒夸张的商业宣传面前败下阵来。批评家往往对商业宣传的强大威力深感不解：明星八卦、拍摄花絮或者夸张的投资数额、可观的票房怎么可能比情节的分解或者人物性格分析更有说服力？然而， 事实如此——批评家通常不是娱乐记者的对手。第三，文学批评拥有的专业知识远不如另一些领域的专家权威。医生诊断一个病人患上肝炎的时候，病人通常不敢自作主张地声称自己是肺炎；相对而言，大众时常对批评家的作品评判嗤之以鼻。大众有自己的口碑，同时以票房、收视率与点击率予以证明。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带来了强大的自信——肝炎或者肺炎人命关天，贸然置喙过于冒险，一部作品“好看”“不好看”冷暖自知，专家的调教更像是学术腔敷衍的废话；另一种解释恰恰看不上所谓“文学知识”，某种程度的“反智主义”也是自信的重要来源。平平仄仄的诗词格律、魔幻现实主义的装神弄鬼或者象征主义、心理原型之类无非那些教授吓唬人的把戏。不听那一套，反而更好地理解金庸的武侠小说、电视剧《步步惊心》或者郭德纲的相声。
为时已久的焦虑，空前的理论资源，“文化研究”的成功与问题，文学批评与作家或者大众的关系，考察这些状况的目的是聚焦一个话题：文学批评如何成为更为主动的历史角色？
五
文学批评时常活跃在文学前沿，与当代各种文学短兵相接，并且负责鉴别、筛选、分析、评判。“不断运动的美学”是别林斯基对于文学批评的著名形容。相对于文学史考察古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工作现场忙碌而凌乱，甚至应接不暇。但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考察相似的工作方式是阐释。阐释是鉴别、筛选、分析、评判的基本依据。阐释不是搜罗若干恰当的文学例证填充抽象乏味的理论原则，而是文学与理论原则之间的博弈。阐释表明一个历史时期可能出现哪些文学的理解——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推测，另一些文学理解是否正在预示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文学批评如何内在地卷入历史运动，并且成为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弗·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曾经指出如何以阐释的形式进入历史，同时，历史又如何积淀于阐释的形式之中。《政治无意识》“前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永远的历史化”——阐释的意义构成了詹姆逊对这个命题的论证。总之，正如工匠或者农夫从事各种物质生产，批评家借助阐释分担创造历史的使命。
人类既栖身于物理空间，又栖身于意义空间。很大程度上，意义空间的建构与维持来自阐释。无论是一个城市、一条街道、一幢建筑物还是一套服装、一副首饰、一个文本，一切既是物质构造，又贮存了各种意义，譬如富足、繁华、尊贵、深刻或者清冷、寒酸、质朴、肮脏，如此等等。当文学以语言文字记述人间万象时，物理空间只是一个幻象，但是，这种幻象显示出完整的意义空间：“文学之中出现了一条街道，一间店铺，几个人物，这一切并非如实记录——文学表明的是这一切具有什么意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罢，‘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也罢，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也罢，鲁迅的《狂人日记》也罢，文学不仅仅是一些所见所闻，认识几张陌生的脸，而是进一步告知这一切现象背后隐藏了何种意义。”
文学显现的意义空间是某种意义生产的起点，文学批评将成为意义生产与传递链条的后续环节，我曾经称之为“意义再生产”。或许传递“链条”意象的比喻过于单一，意义再生产毋宁形容为“网络”。文学批评的意义再生产可能多向展开，充满了歧义、争执与理论交锋：“通常的文学批评就是阐发文本的各种意义，批评家之间的争辩即是意义争夺的常见形式”；超出文学范畴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文化研究负责众多文化现象的意义解释。当然，这些解释同时包含了与另一些观点的角逐。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格常常表现为，推翻传统的解释而挖掘出隐藏的另一些意义。后现代思潮盛行加剧了意义的争夺。去中心、去权威带来了意义解释的开放，许多传统的定论重新遭到挑战。意义的多种解释以及再解释不断地给社会带来新的意义空间。后现代社会眼花缭乱的感觉不仅因为过量的物质生产，同时因为超负荷的意义生产。”
现在可以返回现代阐释学以及接受美学遗留的问题了。首先必须指出，近期的阐释学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一些结论，我试图援引这些结论作为理论延伸的基础。第一，阐释学主张的“文本开放”意味着允许各种阐释，但是，一个文本并非拥有无限的意义；第二，阐释不存在边界，但有效的阐释存在边界。历史不可能阻止未来的阐释主体源源不断抵达，他们分别带有各自的期待视野、成见、前理解结构，可能提供无限的阐释观点；尽管如此，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阐释主体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决定了阐释主体的视野边界。从常识、逻辑、科学技术水平、符号体系规则到文化传统、接受的文学教育、公认的文学经典、意识形态构造，构成历史语境的诸多因素有形无形地限制了阐释的范围。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固定的阐释文本与既有的阐释历史是不可摆脱的起点——后继的阐释往往是对既有阐释历史的回应，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这种机制如此强大，只有少量的阐释可能穿透层层叠叠的过滤而获得公开表述的机会。猜测李白的某一首诗歌暗合现代医学揭示的生理定律，认为诸葛亮的上辈子是一只狐狸，或者在《西游记》之中寻找太空飞船的遗迹，诸如此类荒诞的阐释将迅速遭到这种机制的屏蔽和驱逐。一部文学经典可能拥有多种阐释，但是，所谓的“多种”通常不过三五种。另一些勉强为之的“过度阐释”很快销声匿迹。许多时候，“过度阐释”的“度”并非精确的规定，而是这种机制的模糊默认。越界的阐释会立即产生“犯规”的怪异之感。从“意义再生产”到有效阐释的筛选与限制，阐释始终谋求以丰富而又合理的形式嵌入历史之中。
尽管现代阐释学以及接受美学的许多命题有待完善，尽管防范失控的阐释与无序的意义令人头痛，但是，没有理由忽视二者的巨大积极作用——仍然是在嵌入历史的意义上。文学批评史显示，历史的进步和演变时常转借前所未有的阐释透露种种信息。文学批评史往往包含两方面的工作：一种工作注重传递、复述相对固定的文学知识，尤其是批评家对于文学经典的分析与评价，这些工作时常由课堂的文学教育承担；另一种工作注重再发现、再思考、再生产、再评价，批评家自出机杼，发前人所未见，文学批评从知识的保存、传授转入创造范畴。为什么放弃普遍接受的文学知识而另辟阐释之径？一个文本的重新阐释来自历史的巨大压力。历史的进步和演变开始渗透乃至修正批评家的期待视野、成见、前理解结构，重新阐释不可避免地发生。当然，各种新兴的理论学说时常充当历史与批评家之间的中介。《诗经》的阐释突破“思无邪”的论断而指出民间反抗精神的时候，《红楼梦》的阐释从脂砚斋的“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到赋予反封建思想的时候，或者，《俄狄浦斯》的阐释从天命不可违转向“恋母情结”的时候，人们可以迅速意识到各种理论学说的活跃程度。更为尖锐的例子是，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的风行无不导致一批重新阐释问世，这些阐释甚至动摇了众多传统文学经典的评价。
各种阐释提供了一批竞争性结论。竞争性结论的特征是，持续卷入漫长的争论，反反复复的试探、权衡与比较，某一个结论在竞争中的逐渐胜出表现为相对广泛的认可，而不是确凿不移的一锤定音。传统的认知——这种认知如今仍然是多数自然科学的准则——往往预设一个标准答案的存在，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彼此较量，而是与标准答案的对照。一旦二者完全吻合，正确的结论不再改动，所有的竞争者心悦诚服地退场。相对地说，竞争性结论仍然存在重新怀疑的可能。未来的历史条件产生变化的时候，种种衡量与评判不得不再度开始。这是人文知识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人文知识是不是因此显得“低级”？也许，现在是扭转这种认识的时候了。如果说，天造地设的自然始终按照固定的“规律”运行，那么，人们置身的意义空间变动不居。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力图根据自己的意愿重塑意义空间，变动不居显然包含重塑的努力，尽管历史的实际场景可能与当初的意愿存在巨大距离。重塑意义空间的时候，阐释显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批评是阐释之中一个特殊的分支，并且因为阐释获得进入历史纵深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