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按照学界的一般说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先后经历了十七年、新时期和新世纪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这些基于社会学和历史学命名的文学概念，只能从时间维度说明当代文学的阶段性差异，但由此形成的文学史视野，却能在提炼文学主潮的谱系学意识中，为当下新时代文学的出场奠定知识依据。一个显在的事实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任务的全面推进，当代中国已进入了民族复兴的历史时刻。在此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必将体现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领域，因此当下以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为标志的新时代文学，就反映了主流文坛对政治话语的涵容和发扬。但问题的复杂性却在于，如果仅仅将新时代文学视为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伸，便会忽视隐藏于这一文学潮流背后的思想更迭与观念变革。我们要思考的是，由“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经八十年代文学弘扬，继而内化为当代文学传统的启蒙文学，为何会在“未完成的现代性”这一价值诉求尚未得到完全实践之前，就已经遭遇了困境与危机？新时代文学对“人民史诗”的倡导，是否意味着对“人的文学”这一启蒙传统的否定？从新时期文学到新时代文学，莫非只是当代文学从个人话语转向集体话语的历史轮回？

事实上，新时代文学与启蒙文学之关系，远非进化论意义上的革故鼎新，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涵容与转化。对意图破除线性发展观、广纳古今中外思想和艺术资源的新时代文学来说，启蒙文学固然因其对人类主体性的无限张扬，从而制造了思想神话和话语霸权，但其中的价值理性和现代性忧思，却依然有助于弥合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分歧。因此涵容与转化启蒙文学，就成了推动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当代文学的再生，也由此获得了不竭动力。在这方面，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可谓是一个典型案例，提名与获奖作品对新时代文学的鼎力实践，或可回答前述的各种问题。

一

不过在讨论鲁奖作品之前，我们仍需廓清启蒙文学的困境与危机。这是因为当下文学的创作实践，大多以潜隐的启蒙文学理念为旨归：不论是书写人物困境，还是勘察异己之途，抑或是表达人道关怀，当代作家对“人的文学”这一启蒙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业已构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写作前提。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缘起于新文化运动，启蒙作家对“老中国儿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以及植根于家国情怀的文化反思和历史批判，虽然也曾消隐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潮流，但随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这一启蒙文学传统又再度复兴，以至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主流范式，仍是发轫于晚清和“五四”，嗣后又历经百年兴衰而不坠的文学现代性模式。它主张“人的文学”，致力于对人学主题的无限张扬，虽在创作方法上形态各异，但书写人物的存在困境，借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发掘异化根源，继而表达人道关怀的文学理念却薪火相传，因此“文学就是人学”的写作伦理，迄今仍为当代作家所谨守。

然而启蒙文学的历史功绩，却不能掩盖当下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其中的一个突出症候，便是当代作家基于理性诉求的反理性书写：出于对人之主体性神话的迷信，不少作家都耽溺于人物的生命本能，并希望借此冲破由文化传统、伦理体系和社会制度所编织的异化之网，于是毫无节制的生命书写，终使启蒙文学洞幽烛微的理性之光蜕变为欲望之火。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的欲望叙事和暴力书写尚因其历史批判功能而具有启蒙价值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降的“人的文学”，就已在市场机制的裹挟下丧失了启蒙文学应有的价值理性。譬如曾经用活跃身体感觉去对抗历史权力的先锋精神，如今早就和通俗文学的情色想象混为一谈。谓予不信，且看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参评作品，如何反映了启蒙文学的这种蜕变与式微。

以短篇小说奖为例，参评的不少作品都延续了八十年代启蒙文学的写作范式。“历史”和“现实”在这些作家笔下，几乎固化为一个静态的板状结构，它仍然是那个异化力量得以生成的思想渊薮。于是乡村题材依旧是东方主义的文化猎奇，而都市题材则照样充斥了现代派的末世情绪，至于老中国儿女的“子一代”人物，更是在不少作品里占据了中心舞台。虽然其中也不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力度，但思想方式和情节模式却始终无法走出八十年代。问题就在于，这种基于八十年代启蒙文学传统的“惯性写作”并不能完全反映现实，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中国的现实境况早已在全球化趋势下发生了质变。虽然启蒙文学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仍不失其有效性，但相对单一的话语方式，却让当代文学在旧有的历史轨道中不断滑行——无法落地和及物的结果，便是作品“当代性”品格的缺失。简言之，启蒙文学如果不正视其历史性，不摆脱自身预设的“元话语”幻象，那么它终将远离我们置身其间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种惯性写作，还有部分参评作品倒是在彰显“当代性”方面用力甚勤。一个突出表征，就是这些作品对网络小说和科幻小说等类型文学的充分借鉴。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想象丰富、情节曲折，注重小说趣味和艺术审美，也少见启蒙文学的感时忧国和涕泪飘零。但要是溯源而论的话，却可见这类作品仍然拘囿于戴锦华所说的“无法告别的十九世纪”。在她看来，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比如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等等，早就设定了人道主义、强调个体思想和情感价值的写作范式，而这一游荡于后代作家头顶的“19世纪的幽灵”，虽然勘遍过人性善恶与精神难题，但也限制了作家群体对当下中国的深度观察。于是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这类作品始终沉湎在虚拟世界里空谈人性，同时还用娱乐化的情节模式夹带历史批判与文化反思，结果就是既无法摆脱前辈作家的“影响的焦虑”，也不能真正切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具体境遇。从这个角度看，融入流行文化的意象符码并不能使作品获得真正的“当代性”。而本届鲁奖短篇小说奖的一些参评作品，也确实反映了部分作家对启蒙文学的狭隘理解。他们以为文学应该理所当然地进行历史批判和人性观察，却忘了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性。虽然“老大中国”的不少问题依旧存在于新时代，但当下中国的现实面相更需得到表达。因此局限于启蒙文学的结果，势必会让我们的文学书写无法观照经由民族复兴、文化自信和科技想象重塑的“新”中国。所幸的是，在本届鲁奖的短篇小说中，仍有为数众多的当代作家试图走出启蒙文学，他们对这一文学传统的涵容与转化，终使其作品获得了新时代文学独具的“当代性”品格。

二

总体来看，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十部提名和获奖作品，基本上都达到了“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评审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的表述较为宽泛，但民族精神所蕴藉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所反映的当代品格，却足以说明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导向。在这当中，虽然并不是每位作家都具有自觉的新时代文学意识，但他们对启蒙文学传统的涵容与转化却十分明确。一个整体趋势是，为有别于新时期文学的启蒙范式，这些作品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还是写法上，都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兹以其中的几部作品为例略加说明。

提名作品《芥子客栈》可能是本届鲁奖短篇小说中最大的一匹黑马。作者艾玛的叙述张弛有度，开篇以人情小说笔法叙写海边渔事和民宿风景，韵味悠长，尽显地域风情和人间世态。但浪漫抒情的笔法随后却转向传奇故事，武侠小说的情节设定，终使一个暗潮涌动、波诡云谲的江湖世界浮于眼前。这当然是艾玛借鉴类型化小说的一种新尝试，其间也夹杂了启蒙文学常见的人性书写与道德反思。但与众不同的是，艾玛对武侠小说传统的接续，还传递了一种恒常的中国经验，它是人物对平庸生活的抵抗，是理性之外的浪漫传奇。惟其如此，所以这部作品就越过了启蒙文学借助类型化叙事去反思国民劣根性的写作套路，直抵支撑我们民族精神的价值观念，并且重新演绎“善恶有报”等被启蒙文学所污名化了的文化传统。从这个角度说，《芥子客栈》实际上是用武侠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模式，表达了中国人基于“天道”观念的人伦经验。其中的隐秘幽微和百转千回，处处可见维系我们民族气运的血脉精神。因此这部作品纵使“时代精神”并不突出，但以文化传统涵容启蒙叙事的尝试却值得我们珍视。

另一部提名作品《逍遥游》也是如此。作者班宇不仅突破了“地方性书写”的狭小天地，而且还在“底层写作”的表象下，呈现了新时代文学特有的“人民性”品格。这部作品虽然涉及疾病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但班宇并不想借此反映东北地域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或社会变迁，也少见启蒙文学的感时伤怀和反抗绝望。他借助游记体的叙事结构，以书写几位年轻人游历见闻的方式，集中表达了小人物的精神成长和生命自由。在我看来，班宇规避的是启蒙文学里常见的苦难和救赎主题，向往的则是“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我愿把这种基于传统哲学的人生态度理解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民性”。一般而言，“人民性”这一具有政治内涵的表述方式，往往关涉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可以是勤劳朴实、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也可以是仁心逍遥、至大无外的精神诉求。因此班宇对我们民族生存奥秘的揭示，就是一种在政治话语之外的“人民性”表达。更可观瞻的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当我们以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应对世界的急剧变动时，这种基于传统哲学的精神诉求无疑具有护卫民族血脉的价值功能。就此而言，虽然这部作品篇幅短小，但班宇对“人民性”的书写却使作品具备了“平民史诗”的当代性品格。

此外，同为提名作品的《老婆上树》也值得注意。这部乡村题材的短篇小说，颇能体现作者晓苏对启蒙文学传统的涵容和转化。我们知道，较之其它题材领域，当代乡土小说的启蒙叙事或许最为突出：大多数乡土作家都有一种念兹在兹的启蒙情结，他们倾心于乡愁主题和国民性批判的表达，也对城乡对立的情节模式，以及人物“看/被看”的关系模式情有独钟。但晓苏的不同之处，却是他始终坚持讲述“有意思的故事”。这种坚持所形成的幽默底色，不仅消解了乡土小说忧愤深广的启蒙格调，而且还在人情俚事的民俗书写中，传递了诸多内在恒常的乡村经验。比如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戏剧性的人生际遇，全都浓缩在“上树”这样奇特的场景里展开。令人回味的是，《老婆上树》明显具有一种小说史意义上的“不彻底性”：一方面，晓苏承继了新文学的乡土小说传统，对农村的世相人心，甚至是国民性问题都进行了深刻书写；另一方面，他又以民俗学视角，生动表现了乡土中国的民俗风情。后者的喜剧形式，既对冲了前者的悲剧意识，也令作品具有了复调特质。这其实是晓苏从启蒙文学到新时代文学过渡的一种创作转型。如果考虑到当下中国乡村振兴的宏大背景，则晓苏意欲冲破乡土小说启蒙范式的创作转型便更具有了一种“样本”意义。

以上所论，只是几部提名作品的创作概况。事实上，若论践行新时代文学的自觉意识和努力程度，五部获奖作品显然更为突出。

三

第八届鲁奖短篇小说奖的五部获奖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主题有别，作者怀抱亦自不同，但整体都具有较为鲜明的新时代文学特征。五位获奖作家不仅致力于表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且还以各自的艺术方式，对深广博大的启蒙文学传统进行了涵容与转化，由此形成的“当代性”品格，颇能反映新时代语境下当代文学的再生。

在这五部获奖作品中，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尤其具有文学史维度的讨论价值。这是因为作为一部军旅题材的短篇小说，该作不仅赓续了新文学史上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写作传统，而且还以此为资源，对启蒙文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转化。蕴藉其中的包容精神和创新诉求，庶几可见新时代文学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我们知道，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革命文学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倡导下趋于兴盛，后经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变，这一文学谱系已经自成一格。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文学传统对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历程的深入描绘，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鼎力弘扬，正是一种用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的写作范式。谁能否认，那些战争年代的英雄史诗，以及和平岁月的日常生活，不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常见的中国故事？蕴藉其中的中国经验，比如新中国的主人翁精神和自力更生的国家意志，又何尝不是我们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普遍境遇？从这点来看，董夏青青继承革命文学传统，其实反映了她对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的深入理解。而最具创新性的一点，则是她基于新时代语境对这一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阿吾斯奇》这部作品，主题是军人的牺牲与奉献精神，但叙事基调却冷静节制，作家的思想诉求与美学建构，基本上是一种将主观抒情予以客观对象化的做法。比如她借边疆地区的风景叙事，在自然风物中寄托叙事主体的深沉情感，于是经过作家精神洗礼的风景描写，就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我以为这是一种新时代文学语境下，作家将自我投入对象，于共情写作中所彰显的一种“人民性”。在很多时候，当代作家和笔下人物都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不管是启蒙主义的高高在上，还是民粹主义的盲目赞美，作家主体都游离于人民之外，由此学界才有“人民是谁”的诘问。相比之下，董夏青青的写作有“无我”之境，但她的主体意识，又能从客观的风景描写和细腻的情节叙述里呈现出来。与此同时，董夏青青还将启蒙文学常见的生命意识，较为契合地融入了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宣传。在她笔下，“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水乳交融，具有思想和艺术的同构性，颇可见出鲜明的时代色彩，我以为这一点尤其呼应了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导向。

同为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无法完成的画像》，则是一部融合了谍战小说元素的获奖之作。与前述那些借流行文化符码凸显“当代性”的作品不同，这部小说从画像入手，以小见大，自觉规避宏大叙事形式，逻辑缜密、悬念重重，完全当得起“好看”二字。其实，一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是否吸引人，是不是好看的小说原本不是问题，毕竟读者的阅读心理，总会把小说的故事性视为首要因素，但早年间启蒙文学的发展态势，却有一种“反故事”的写作倾向：在很多作家看来，小说整体的寓言性和细节的隐喻性，似乎远比情节本身的逻辑性更为要紧。这当然是基于启蒙诉求的一种概念化写作，尽管它经常以所谓的“哲理小说”面貌出现。然而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好看”从来都是作家的自觉追求。这是因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比如十七年文学里的红色经典，始终坚持从传统小说里汲取养分，于是革命英雄传奇的写作样式就较为普遍，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和《红岩》等作皆是如此。在这当中，革命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实际上融汇了侠义精神和仁者无敌等中国经验，因此红色经典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才会如此地深入人心。只可惜这样的人民史诗，在后来的启蒙文学浪潮中屡遭误解，以至于让读者认为，似乎只有基于人道主义的人性书写才是普遍经验。我这么说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否定启蒙文学的价值观念，而是想强调一点，即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故事，也许更为完整地传递了民族经验。从这点看，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显然是一部上承革命英雄传奇，兼收谍战类型小说的好看的小说，也是一部涵容不同文学传统、体现新时代文学追求的现实主义佳作。

与上述两部融会革命文学和启蒙文学传统的作品相比，另一部获奖作品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则胜在题材方面的特别。有评论家称这部反映新疆兵团二代生活的短篇小说为“新边塞文学”。这无疑是短篇小说题材领域的一个重要开创。在新时期文学，尤其是知青小说里，很多作家都书写过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故事。不论是出于怎样的历史观念，这类作品都能表现英雄主义的道德追求和青春无悔的理想豪情，而壮怀激烈、暴躁凌厉的美学追求，已经将新时期的边塞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相比之下，张者在这部作品中的美学选择令人意外，他似乎有意淡化新边塞文学慷慨激昂的美学格调，转而用一种生活化的日常叙事，在淡化父辈人生故事的前提下，书写了“胡杨精神”对兵团“子一代”人物的深远影响。这些扎根边疆、继承父辈奉献精神的兵团二代，其文学史价值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对当代文学里的青年形象谱系的重要补充。几乎从新时期的启蒙文学开始，青年就往往被固化为叛逆者形象，而新世纪阶段，他们又经常被塑造为垮掉的一代。相比之下，张者塑造的兵团二代人物，虽然少了父辈的那份道德激情，但内化了的理想主义精神却更加感人至深。因此这部作品对新时代青年人格力量和精神风貌的书写，就可以被看作是张者对启蒙文学传统的一种涵容与转化。

相比于以上三部主旋律作品，蔡东的《月光下》和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这两部获奖作品同样具备新时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从题材上说，两部作品都致力于表现都市生活，前者写大城市里的人情冷暖，后者则涉及家庭伦理和爱情纠葛，因此是较为典型的都市小说。如果按新时期以来的启蒙文学传统，这类作品往往会反映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问题，创作题旨也经常聚焦于救赎主题。不过《月光下》写亲情故事，却少见蔡东对现代文明病的批判。她讲述打工者的漂泊生活，表现人物融入都市的艰辛，虽然也寄托了作家对现代文明异化力量的思考，但落脚点却在那股氤氲于人世间的烟火气。简言之，蔡东已经跳出了启蒙文学的现代性书写模式，她继承更多的文学资源，其实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传统。因此通过这部文辞清丽、意象繁复、格调唯美的都市小说，我们尽可发现自己平淡无奇而又喧嚣扰攘的市井人生。同样，钟求是的《地上的天空》也是一部都市题材作品。他摒弃了这类题材常见的道德拷问，虽然写的是婚外情的故事，但匠心独具的情节设置，却让这部表面言情、实则感喟人生变化的小说意蕴悠长。在我看来，钟求是书写都市男女的心底浮华和伦理困境，并不是要从道德层面进行人性拷问，而是一种小切口式的对世相人心的观察，他言情但不拘泥于情爱故事，由情入世、由世返心，真正贴近了我们的现实人生。较之前述的几部主旋律作品，这样的生活琐记同样可贵。

四

以上所论，主要聚焦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提名与获奖作品。需要总结的问题是，作为当代文学创作风向标之一的鲁迅文学奖，究竟为新时代文学的未来走向预示了一个怎样的前景？

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超越时代局限的文学经典的存在，而是对中国特殊历史语境的正视与强调。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从来都是经世致用之学，它既是“新民”的手段，也是记录历史变迁的载体，更是反映和表达民族意志的方式。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离不开我们渴望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意愿，否则就不会有感时忧国的启蒙文学，也不会有救亡图存的革命文学，更不会有憧憬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学。换言之，中国历史的这种阶段性和现实性，以及我们民族基于家国忧患所形成的实用理性精神，势必会让新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紧密结合。但问题却在于，新时期启蒙文学的强势，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忽视了它得以盛行的现实原因，以至于直到今天，很多当代作家仍然走不出创伤记忆，他们将这种书写异化现象、表达救赎主题的阶段性文学传统，视为了当代文学的本源。因此无论现实怎样变化，受制于启蒙神话的当代作家便总是徘徊于现代性焦虑里无法自拔。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启蒙文学主张的“人的文学”，有时会自动站在“人民文学”的对立面，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置于两极的思想方式，实际上已经阻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前面说过，新时代文学首先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新时代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内的自然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代文学就是一种政治话语，而是当代文学因应时代变化的自主选择。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新文学的经世致用说，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一文学形态其实是当代文学走出现代性陷阱、重获当代性品格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并不矛盾，启蒙文学经过创造性转化，也可以成为新时代文学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前文分析的鲁迅文学奖作品，虽然只是局限于短篇小说领域，但提名和获奖作家涵容与转化启蒙文学传统的叙事实验，却为当代文坛从新时期文学走向新时代文学提供了典型案例。基于此，我愿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为一个榜样，在它的引导和推动下，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青春之歌”，以及我们民族的“创业史”，都将得到真正的“当代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