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地洞》一类小说以近乎“杞人忧天”式的悲观揭示出个体在现代世界所要面临的种种异化、恐惧与绝望，阿特伍德则以更加感性的、纤毫毕现的方式，勾勒出这个世界某些令人惊异的方面。 阿特伍德的世界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文学成就毋庸多言，她引起广泛关注的创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关注女性成长与女性命运，揭示、批判社会文化中形形色色的性别暴力。这方面，《使女的故事》因其成功的影视化，最广为人知。此外，2022年由文汇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神谕女士》《荒野女士》《猫眼》等都在此列；另一类关注的则是生态环保主题，这类创作以“疯癫亚当”三部曲为代表，表现的往往是科技对人的异化。《羚羊与秧鸡》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奠定了“三部曲”的叙事框架与叙事基调，充分表现了阿特伍德透过现实问题建构想象世界的卓越能力，以及她对于人类在日渐技术化文明背景下的处境的思考。
这部小说显然从《弗兰肯斯坦》得到了一定启发，且风格上都带有一种哥特式的阴冷、黑暗，书中也不止一处提及玛丽·雪莱的那部小说。可以看出来，与玛丽·雪莱一样，阿特伍德也是有极宽阔、深邃视野的作家，她以科幻叙事的方式全景呈现了对人类文明症结的观察。若说“弗兰肯斯坦”是出于极致的求知欲、探索欲而制造出了“怪物”，主人公对此不无忏悔之意，“秧鸡”则压根不在乎“上帝”或自然规律。换言之，弗兰肯斯坦式的狂妄尚且是人类求知的天性使然，“秧鸡”们的技术天赋则服务于贪婪、逐利的资本，是现代世界物质主义逻辑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在小说中，人类无度的欲望推动了科技进步，但也导致了一幅幅悲惨的末世图景。出身东南亚某贫困乡村的女孩“羚羊”自小被当成商品买卖，先是作为童工去兜售鲜花，再是被“挑拣”去拍色情电影……这些经历令她明白了“什么东西都有价钱”；吉米的父母曾经所在的奥根农场、荷尔史威瑟大院都是从事生物基因研究的机构，研究人员的工作、生活都在其中。这些机构看起来井然有序，购物街、医院、俱乐部、学校等一应俱全，自成一个世界，将贫穷、细菌、混乱等统统隔绝在农场之外，但这些人造“主题公园”毋宁更像是监狱；在奥根农场，生产“器官猪”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这种被基因改造得面目全非的生物“经济”“高效”，脑部萎缩（因为无用），而“有用”的部分则可以反复生长；在“秧鸡”的沃特森-克里克学院，隐形的资本更是控制了这个学院运作的每一环节。学员们既可以凭借具备市场转化潜力的研究项目获得充足的经费支持，而当他们研发出如羊蛛、假岩石、鸡肉球、狼犬兽这类极其“高效”的生物品种，他们便可以从巨额赢利中得到可观的“分红”；在“天塘”，应“雷吉文”一类买家的需要，一种全新品种的“完美人类样本”被制造了出来，他们肤色各异，一律漂亮、温顺，无惧死亡，天生吃素，大都会在30岁左右猝死……这些人类基因统统可以在“杂市”买卖。“性别、性取向、身高、皮肤与眼睛颜色”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卖点。作为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力量代表，“秧鸡”并非是只知道埋头研究的纯粹学者，他十分关注自己的技术能否转化为商品，以及这些商品在市场销售中所占份额，他是很有商业竞争意识的科学天才。通过这些描写，阿特伍德已不仅仅在思考科技伦理问题，而是试图揭示出科技伦理的堕落必然伴随着生态观念的崩坏，以及造成这种崩坏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对此，“秧鸡”心知肚明：“人总要追求更多更好的东西，这种欲望之潮会压倒它们。这种欲望控制着局面，操纵着事态发展，历史上的每次变故都受其左右。”“秧鸡”们，以及雷吉文们，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顺势而为”。
如果说弗兰肯斯坦尚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某种“僭越”而不乏罪恶感，“秧鸡”虽也有人性的挣扎（仅限于梦中），但他对此心下坦然。在“狼犬兽”一节，“秧鸡”和吉米之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吉米看到那些经过生物基因改造的动物，不由得反感恶心：“他有点心不在焉，他正在为鸡肉球和狼犬兽犯愁。他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有某道线被逾越了，好像发生了什么越轨的事？到了什么分上算过分，走了多远算太远？”“秧鸡”显然洞穿了吉米的内心，作出回应：“墙垣与笼栏的存在自有其道理”，但“并不是要把我们挡在外面，而是要把那两者关在里面。人类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屏障。”“秧鸡”所说的“那两者”指的是“自然和上帝”，并称自己并不相信它们。人无法超越生命的有限，而世界由复杂人性构成，人性的复杂是自然规律之一种——对“秧鸡”来说，他颠倒了这一类法则，试图进入那不被允许探知的禁区，改写天赋自然的基因密码。这种理性的狂妄，较之弗兰肯斯坦，已远远过之。另外，在“秧鸡”身上，这种属于人类原罪般的狂妄又叠加了资本似乎无所不能的操纵，这一切综合起来导致了最后的末世景象。在文明的废墟中，“雪人”（也就是吉米）这个唯一的智人反倒成了最大的不正常，他向“秧鸡”哭诉：“我为什么会在这块土地上？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哪里有弗兰肯斯坦为我造出的新娘？”对比《弗兰肯斯坦》，不得不说，这是很具讽刺性的颠覆。
阿特伍德在小说中思考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人总是将理性作为人性发展的高级甚或终极阶段。而近代以来技术主义的迅猛发展，人的物质欲望对技术的依赖都助推了这一认知。在这部小说中，人文艺术思维较为发达、情感丰富的吉米自小成绩平平，尤其对于理科显得较为愚钝。因此，他之后就读的玛莎·格雷厄姆学院也并不“体面”，该学院曾经辉煌，但日益发达的数字技术使得它萧条衰败。毕业后，吉米进入了一家同样不太体面的企业，充当文字劳力，为某些商品写促销文案；与吉米完全相反，理科思维出众的“秧鸡”则是世人所谓天之骄子，凭借出色的学业进入名校，接着成为科研领域的佼佼者，最终掌握了左右人类文明存续与否、以何种方式存续的关键技术，进而与幕后的资本集团媾和，最终却导致人类文明几乎全盘毁灭的恶果……在小说中，秧鸡和吉米分别成为文、理思维的代表，形成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对照。
阿特伍德的作品所描绘出的现代世界的荒诞、阴冷使我想起卡夫卡。如果说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地洞》一类小说以近乎“杞人忧天”式的悲观揭示出个体在现代世界所要面临的种种异化、恐惧与绝望，阿特伍德则以更加感性的、纤毫毕现的方式，勾勒出这个世界某些令人惊异的方面。换言之，卡夫卡精妙繁复的想象偏于指向个体心灵，阿特伍德的想象建构更偏于指向外部世界。跟卡夫卡相似的是，阿特伍德的写作也充满隐喻意味，建构出了属于她自己的符号世界。“奥根农场”“荷尔史威瑟大院”“杂市”“秧鸡人”“器官猪”等极富概括性，反科技乌托邦的意图是显然的。
阿特伍德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自然可以疗愈人的心灵，整个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系统。面对现代世界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种种危机，她不无忧心，但她认为，“失去希望”这句话不成立，因为希望本就是我们作为人的一部分。阿特伍德正是将这一信念注入了作品，她对人文学科的存在亦有相同的信念，她借吉米之口说：“艺术是唯一能幸存的东西。形象，文字，音乐。充满想象力的建筑。意义——指人类的意义——就是由它们充当注脚的。”抑或是在《洪水之年》的最后吉米所说的：“你不能消灭音乐。”读之感动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