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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章斌诗学批评的质地是：发他人之未发，入他人之未入，他的批评文章理路清澈、锋芒毕露，感受上又是那么细腻、精准。

李章斌的中国新诗研究一直不放弃一个外在的、他异的视野。他是身姿优雅的“穿墙者”——既穿透了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历史之墙，也穿透了中外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差异之墙。

这些年，每次去南京，几乎都与李章斌有些关系。除了诗人这一身份外，他任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是专注于新诗研究的学者。去南京，许多次是受他的邀请，去南大开新诗方面的会。有时去先锋书店做活动，我们是同台的嘉宾。因为同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又一起在北京、汕头、上海开了几次会。他的发言总是单刀直入、鞭辟入里、举重若轻，他也总是一副特立独行、叹息着肠内热情的汉子形象。当然，深深震撼我的总是他的新诗研究。在龙盘虎踞的金陵城，李章斌仿佛霸气而又轻盈的龙虎吞吐着云雾，一篇篇出产着关于新诗的批评文章。每一篇都在云雾中潜孕着闪电。

一直以来，在以材料、文献和历史化为主体的研究风潮中，当代新诗的本体问题，特别是新诗的语言和韵律——在更大的层面来说则是音乐，成为了悬而未决的问题。韵律是以“自由诗”为主体的新诗的本体困境和重负之一。新诗的语言和韵律问题，既暴露出新诗的本体论焦虑，又承受了古典诗歌格律传统的强力阴影，同时遭遇着流行音乐等新媒介艺术培育出来的大众听觉的质疑。当新诗是否存在音乐（尤其是节奏）成为了质疑的焦点时，作为批评家的李章斌挺身而出，长期致力于探究新诗语言和韵律问题，成功开拓出了新诗研究的别样道路。他在评论集《在语言之内航行：论新诗韵律及其他》（2014）将这个问题概括为：“如何开拓诗歌音乐研究这个维度，如何为诗歌音乐的分析建立基本的起点和范式？尤其是，如何在以‘自由诗’为主体的新诗中发现音乐与语义的关联性？”显然，他要在外部研究、历史化研究的浪潮中孤舟远航，继续在诗歌的语言本体内部进行探险。

这就是李章斌诗学批评的质地：发他人之未发，入他人之未入。他的批评文章理路清澈、锋芒毕露，感受上又是那么细腻、精准。借用他的新著《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2023）这一书名来说，他的诗学研究一再地突破着学术传统“自造的神话”。他的诗学写作中的激情，无疑来自于解构神话、还其本真的魅力，潜入了“保持整理虎纹背上斑纹的疯狂”——这是多多的诗句，也是他近年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我的观察而言，他在诗学上已经有了诸多独到的发现——从新诗的韵律、音乐性到“重新历史化”“伦理性”，不一而足。

首先，李章斌断言，现代以来，闻一多、孙大雨、何其芳诸人将新诗节奏锁定为格律，试图参照中国古诗和西方格律诗而建立新的格律，是失败的。新诗的白话语言既无从复现古典诗的格律：固定的、周期性的“顿”，也无法转译西方格律诗中轻重音的整齐安排，于是，闻一多等人创造了一套“折中方案”，“以句法和语义结构来划分新诗诗行中的节奏单位（或曰‘音步’或曰‘顿’）”。这是失败的实验，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节奏的形成本质上是重复或复现（repetition），即图景、词语、概念、形象、语音、句子等的重复，形成时间或空间上的节奏。这一洞见，将新诗的韵律问题从死胡同里牵引而出，走向了一片充满可能性、丰盈性的领地。我们可以看到，李章斌的理论发现是并不是因循于前人的思考，而是在充分研究前人的思考后，从前人的“失败”或不足之处出发，从而产生创见。他对前人格律思考“基本失败了”的断语足见其勇气，也能看到他在诗学思考上“重新出发”的魄力。

其次，将新诗的音乐性与其自由的本质相联系，强调新诗在停顿、分行、语调、押韵方面充分的自由性，即新诗的“重复”并不像古典诗和西方格律诗那样“均齐”“固定”，更不可能预先规定（prescribed）。新诗的音乐、节奏是无模式化的，或者说，是在随时探索中的、创造中的、发明中的，有着无限的意外和可能。这一特性也让新诗具有了特异的审美效果。他认为，“新诗的停顿、分行也可以与诗歌的语义、情感相互配合，甚至交相辉映。”通过对穆旦、昌耀、多多（近年来骆一禾、海子、张枣、朱朱闯入了他的诗学领地）等诗人作品持之以恒倾注心力的细致解读，他在诗歌韵律、节奏方面提出了很多打开局面的见解。他将分行视为新诗必须守住的“最后的堡垒”，诗行中突然的停顿可以让诗句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此外，他还注意到了音调（调性）在新诗音乐性上的重要作用——而音调（调性）又是新诗研究中无人问津的领悟。至于对具体诗作的细密、精彩绝伦的分析，足见李章斌对语言调性、诗歌情感的敏感和准确把握。这是一种极具感受、分析、解读功底的诗学批评。

再次，他对郭沫若、戴望舒等人的“内在韵律”/“内在节奏”理念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新诗的韵律必须兼顾“内”“外”。“内在韵律”理论强调新诗的韵律并非由外在形式决定，而是取决于内部的情绪和精神，是一种“内在化的韵律感”。但这一理论其实隐藏着内容与形式的机械二分法，以至于重视内在而排斥外在——忽略了韵律的基本表现形式：“声音”，因此无法在进入诗歌内部情感、精神的同时关照诗歌的外在形式（韵律）。他将诗歌的外在形式视为“肌肤”。并且，恰恰在郭沫若、戴望舒的诗作中，他发现了内在韵律和外在韵律之间的有机联系——重复的使用、诗行结构、分行甚至标点等方面在他们的诗作中都有着“微妙的安排”，从而在内在韵律与外在韵律之间形成了积极的呼应，让外在形式贴合于诗的内在而形成了有效的意义和价值。可见，李章斌的诗学研究，至少在韵律研究方面，做到了联合内在和外在，使之通融、激发、升华，让诗歌作品成为一个始于声音、又归于声音的有机整体。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非格律韵律”（non-metrical prosody）理念，体现了其理论思考的独创性。这个概念中的“韵律”并非英文中的rhythm（韵式），而是“介于节奏和格律中的一个环节”。

还有，可能是近年他顺理成章的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在诗歌韵律的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他又开始了对新诗“重新历史化”的沉思。在其新著《走出语言自造的神话》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他关于新诗韵律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比如进一步提出了当代诗韵律的“离散性”，并在虚词、时态、人称代词等方面形成了对新诗语法、时间、视镜等的敏锐解读。但更为关键的是，他重启了曾在博士论文《“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2012）中的“历史关联”视野，与之前的语言视野融会贯通，可以说，极大地展宽了让新诗研究用来做道场的“海螺壳”。

李章斌在对穆旦、骆一禾、海子、顾城、张枣、朱朱、多多等诗人的重新审视中，发现了穆旦诗歌的修辞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呼应，穆旦的诗里蕴含着“强烈的预言更新的修辞潜能”，并且与“历史与生存的阴暗景象”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异的结合，揭示了骆一禾、海子的浪漫主义诗学定位与现代社会、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批评了海子和张枣诗歌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李章斌似乎更为善意地对待了穆旦、多多和朱朱的诗歌。大概是因为他对这三位诗人的语言意识和历史意识有较多的认同感。当然，穆旦已是故人。而多多和朱朱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也许代表着李章斌心目中的当代诗人的“典范”。他在《从“刺客”到人群——关于当代先锋诗歌写作的“个体”与“群体”问题》一文中，总结了当代先锋诗歌“自我中心主义”“语言的内卷”的弊端，并给出了新诗可能性的救赎之路，即在语言维度之中，加入了诗歌的伦理维度。他指出，“自我中心主义”和“语言的内卷”排除了诗歌与“历史”“现实”的紧张对话，而当代诗的出路就在于“穿过”而非“绕开”，就是要让诗歌与伦理上诸层面产生千丝万缕的张力。当代诗人应该从自主、自律的“鲁滨逊的傲慢”，转变为学会做社会语境中的“社会人”和伦理语境中的“伦理人”。“伦理人”的出场，可谓李章斌内外通融的诗学思想走到了一个新境界。

在“伦理人”的诗学道路上，李章斌细腻地解读出了多多诗歌中的“怨气”与“常心”。“怨气”是多多诗歌的动力装置，“常心”则体现了多多对于“常人”生活的深刻理解。多多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些伦理悖论：诗人属于“人”，是“人”的一员，其写作“终归要面向‘人’”。在朱朱的诗歌中，李章斌则发现了“成为他人”的命题。朱朱诗歌的前提是“对‘他人’之存在的承认”。“伦理人”要求的写作伦理，恰如朱朱的诗，“带着反讽又不失同情”，要在两者之间控制适当的尺度，从而实现“自我的放逐”和“成为他人”。朱朱既是当代新诗偏离“自我中心——抒情传统”最远的诗人，又是将“成为他人”转化为一种写作伦理的诗人——让诗歌获得“更多的丰度与可能性，抵达‘自我’原本不愿意到达之处”。

此外，让我感到亲切的是，李章斌的中国新诗研究一直不放弃一个外在的、他异的视野。他是身姿优雅的“穿墙者”——既穿透了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历史之墙，也穿透了中外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差异之墙。在其论述的字里行间，我们一再听到前人的恳切又“失败”的私语，又不断听到国外许多诗人、学者潮汐般的声音。他经常引述布罗茨基、米沃什、希尼等人的诗学著作。他并不拘泥于新诗研究的本土化路径，而是让自己的诗学思想在一个更开阔、完整的文明图景里，如与布罗茨基们的沉思海潮般起伏、汹涌、共振。无疑这与他广阔的诗学视野、丰盈甚至驳杂的阅读谱系有关。

李章斌心目中诗学研究的典范人物可能是美国诗学批评家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企图让自己的批评文字实现内嵌于文学史和学术史，但前提是要让自己的学术批评拥有“敏感的耳朵”。他的诗学批评博采众长，特别是吸纳了修辞学、韵律学等领域的知识，像文德勒那样在缜密的语言细节分析中召唤出自己对于诗歌的激情、疯狂和思辨。无论是新诗的韵律还是其“重新历史化”，李章斌的批评总是拥有一个坚定、深厚的底盘，可以让他的批评“虎姿”得以出入新诗的内外而尽显风华，让他能够从当代诗歌批评“长期以来浸淫于玄谈和架空而论的风气”中脱颖而出。在分析乔丽·格雷厄姆的诗歌时，文德勒曾说，格雷厄姆的诗“向我们展示她正在扩展的宇宙”，她的头脑和声音可以在“自嘲和历史嘲讽”之间“起到有效的制衡”，并“促使她迫近了感知的悬崖边缘”。文德勒的评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在语言的悬崖边缘闻嗅试探的猛虎形象。这样的评价，完全适用于李章斌。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