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潮州与画展

新年伊始，仗着已经阳康了，专程回潮州参加《畅神集——刘明康绘画作品展》开幕式。之所以在各地疫情仍很严重的状态下冒险出行，一来老母亲年过九旬，需要特别呵护，千里送药，理所应当。二来故乡潮州是个文化底蕴深厚但经济不发达的古城，好不容易建成了市级美术馆，2020年5月22日开馆后，主事者苦苦撑持，两年半时间里，竟筹办了48个展览，如“思源——林墉绘画艺术特邀展”“造化心源——林丰俗作品展”“新潮动力——2021当代艺术与设计展”“南北相通 色墨交融 ——龙瑞、袁学君、赖铁骢中国画学术展”“潮缘——王肇民艺术展”等，在广东文化艺术界声名鹊起。我有幸为《造化心源——林丰俗作品展》写序，但因疫情无法现场参与，这回希望略为弥补，也算是为家乡文化事业站台。三来我与原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美协会员刘明康先生略有交往，他出席过我的讲座，我聆听过他不少关于经济、文化及政治的高见。另外，同行多有专业人士，作为绘画的门外汉，我只需敲敲边鼓，不必担心露怯。

于是，基于亲情、乡情与友情，我毅然决然地上路了。

没想到观赏画展的过程中，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以至对着镜头及采访者，哇啦哇啦说开去。留存在2023年1月4日《潮州日报》上的，是以下这么两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绘画是一种审美、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因为小时候的兴趣，刘明康先生一直保持对绘画的热爱。刘明康先生善于关注生活，关注身边的小事，将自己观察到的事物记录下来。例如他的作品中，有对乡村生活的追忆，有对北京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些画都非常有意思。印象深刻的一幅作品是《北京的过街地下通道》，画中的人虽身处地下通道却面向阳光。都市生活里很少有人会关注到地下通道，刘先生虽非专业画家，却能用笔墨将这些大城市中的小人物和日常生活记录下来，绘制自己心目中的世界和中国。”

“潮州人普遍从小就很关注文化、关注教育，对音乐、书法、绘画等都有一定的兴趣，并不是为了考级，也不是为了成为专家，更不是为了谋生，纯粹是出于一种文化修养，一种审美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讲，小时候奠定的审美情趣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相信很多潮州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看了作品展后会有一定的感触。”

其实，当时我谈得最多的，是此画展的“非专业”，以及“业余性”的利弊得失。因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再加上在美术馆主办的画展上谈这个话题，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是在拆台。记者或主编将其略去，亦在情理中。这样也好，我可以略为沉淀，把思路理得清晰些，也可把话说得更明白。

专业与业余

虽然是中国美协会员，但世人认识并关注刘明康先生，显然不是因为他的绘画成就，而是金融方面的专长。曾任福建省副省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等要职，2003年3月—2011年11月更是出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在稳健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他来说，金融及管理是专长，绘画只是业余兴趣。不过退下来后，阅读与绘画逐渐主导了日常生活，浸淫日久，他正从“业余”朝“专业”方向转化。

画家本人可以低调，但主办单位及观赏者很难不受前理解的影响。这导致对此画展的评判，可能说高了，也可能说低了，褒贬之中，隐含着观赏者本人的立场及趣味。一开始我很担心家乡人积极筹办此画展，主要看中的是对方的象征资本。一圈转下来，终于心里有数——不仅我不虚此行，可以开口说话了，更为家乡能举办这样高水平的“非专业”画展感到骄傲，这才有答记者问中的那句话：“相信很多潮州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看了作品展后会有一定的感触。”

此前我只欣赏过刘明康先生的若干小品，虽也很精彩，但放置在美术馆里效果如何，实在没把握。相比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富丽堂皇的美术馆，潮州美术馆显得相当寒碜，原设计是购书中心，中途改变使用功能，故潮州美术馆的层高不太理想。对于擅长大画的画家来说，这无疑是个缺憾，无法进门就给观众一个响亮的“碰头彩”。可对于以小品为主的刘明康画展来说，展厅层高不够，但灯光及设计若处理得好，反而能凸显其优长，便于读者细细观赏。

整个画展分“小速写”“岁月旧忆”“思考与回想”及“新篇邂逅”四部分，既隐含他的创作历程，也压低你的阅读期待。以“小速写”开篇，姿态很低，一路观赏，逐渐爬升，这感觉很好。从当初工作间隙逸笔草草的小品，到退休后用心经营的创作，无论构思还是笔墨，都渐入佳境。

别小看这些篇幅不大的“小速写”，那不是职业画家的写生，而是一位重要的财经官员四海奔波的记录。记录行旅，记录观察，也记录心情。众多速写中，钢笔淡彩《伦敦女皇陛下大剧院》的效果最好，布展时，被放大后置于入门处。我注意到画上题字：“为纪念观看《歌剧魅影》而写，2011年10月”，那是画家陪同一位领导观剧，天黑看不清建筑，第二天专门跑去补画的速写。若了解一个月后，画家将离开银监会主席的位子，此画面的轻松与明快，或许隐含着某种心情。

随身携带速写本，别人倒时差，他以画画作为休息。未能上墙，只是陈列在展柜里的速写本，有国画，也有钢笔淡彩，基本上都是各国风景名胜，篇幅虽不大，但很见用心。日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重拾画笔，方才根据当初的速写或回忆，创作完整的水墨作品，如《英伦的回忆》《耶路撒冷纪行》《索菲亚大教堂》等。如此阅历及工作习惯，导致其绘画生涯，“业余性”中，还是隐含着某种专业趣味。

立场与趣味

相对于专业画家，刘明康先生的画作，无论构图还是笔墨，水平不太稳定，有些作品还隐约可见前辈的影子。故我更倾向于从“业余性”角度进入，阅读与欣赏《畅神集——刘明康绘画作品展》，相信那样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答记者问时，提及“绘画是一种审美、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其实前面还有一段话，谈绘画作为一种技艺，是需要学习、训练与传承的。十年前出版的《旧忆——刘明康美术作品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2）中，收录有刘明康的短文《我的美术观》：“小学时期的我，不顽皮但也不用功。所有功课，除了美术，都是被动服从，唯独美术课我是和老师相通的。记得那时的老师也确实敬业有加，不但教一些基本技能，也不时带来一些像凡·高、修拉、莫奈和门采尔的画册，深入浅出地讲解色彩、光影和构图的道理。最值得我欢呼的是，还鼓励我们拿上笔和画纸，走出校门去写生。”（第45页）早年良好的美术教育，奠定了刘明康一生的业余爱好，强调“扎扎实实地写生”，认真观察社会，表达真情实感，此等写实主义风格，使其作品显得朴实、自然、沉着、澹定，与当下推崇夸饰、怪诞与变异的画风迥异。

虽然喜欢画画，但没接受过科班训练，且退休前不可能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要说技法娴熟，刘明康先生跟优秀的专业画家不在一个层次。作为画家的刘明康，一直谦虚谨慎，努力学习传统，并未刻意求新，作品风格化不够。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其画作与现实人生保持密切联系。单幅作品不好说，整个画展看下来，这个感觉很明显。这或许与画家本人读书多、见识广，且性情儒雅，有很大关系。如果说，职业画家多考虑笔墨技巧，着力寻求新的艺术形式，相对忽略内心感受的表达，刘明康先生恰好相反，无论构图、线条还是笔墨，时有手不应心的局促，但那种观察的视角、思考的深度以及表达的欲望，却跃然纸上。

这种重观察、轻技术的倾向，既因其“非专业”，也与其文人气相关。中国文人传统，诗文书画只是修身养性，不需要借以谋生。套用韩愈“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的诗句，刘明康的绘画，某种意义上也是别有幽怀——“多情怀往昔，余事绘江山”。绘画讲技巧，但更讲趣味与意境。作为重要的财经官员，退休时第一次展出画作，据说让同僚及下属大吃一惊，没想到领导还有这方面的才华。但毕竟训练不足，时常意到笔不到，退休后于是加紧补课，十年间，画作水平明显提升。从“小速写”的生涩，到“新篇邂逅”的圆熟，除了自家努力琢磨，还因广泛结识书画名家，得到很好的指点。这固然可喜可贺，可我还是更看重那些不变的内核——兼及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人气”。

基本技巧掌握以后，画作境界的高低，可以是艺术形式的革新，也可以是画家胸襟的拓展。刘先生自有名山事业，主要不靠绘画扬名立万（更不要说生财），绘画于是自得其乐。这个时候，画家的立场与趣味，起决定性作用。四海行走，速写本上多为名胜古迹，因其容易入画，且有纪念意义；可回到北京，画家明显地眼光向下，关注大都市的街头巷尾，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大都市之结》（2012）的画面主体，是两根电线杆及纵横缠绕的电线，我关注画面下方的路牌“灵境胡同甲42号”，还有“专修电动车换电池换锁芯门禁卡应有尽有”的手写广告牌。那个东起府右街、西至西单北大街的灵境胡同，可是首都北京的核心区，但在画家笔下，一点都不华丽，反而充满平民气息。不薄烟火味道及所谓的“低端人口”，这与我对都市文化的理解很接近。在《想象都市》（北京：三联书店，2020）中，我曾再三强调：小巷深处，平常人家，才是一个城市的真正灵魂。

与此相呼应的，是画于2008年的《北京的过街地下通道》，那更能显示画家独特的眼光。2008年的北京，正以极豪华的阵容，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收获全世界无数歆羡的目光。面对此华彩乐章，当时正身居高位的画家，却借街头小景，含蓄地表达其欣喜与期待。北京街道过于广阔（尤其长安街），于是需要很多过街地下通道。那是一个相对封闭、压抑的空间，靠在墙根的那位，似乎是在乞讨，可过道前面有光，一对青年正手拉手，阔步向前。如此街景，实在太过平常了，你我可能都习焉不察，可银监会刘主席却将其纳入画框。

不管是当初的速写，还是日后的追忆，画什么不画什么，很能显示画家的立场与趣味。表面上是线条与色彩，背后凸显的，其实是人心、人性与人情。我注意到那幅水墨画《在有高速公路之前》（2020），听画家讲述当初副省长任上，为开通高速公路，需克服各种困难，其中包括老公路沿线民众的极力反对。那是一段充满悲喜剧意味的历史，多年过去，积淀下来，如何看待那些靠路吃路、制造各种爆胎事故的“刁民”，画家不再只是讥讽与愤怒，似乎多了几分悲悯与同情。

最能体现画家社会关怀的，是2020年创作的《哨音》。画面中心是白衣战士，上方飞过衔着哨子的和平鸽，左下角是墨色的青松，右边大面积的赭色岩石，此图须与同时期创作的《江边残阳烛高》相对照，更能显示画家的忧愤与悲伤。

这些作品，变化的是画家的造型能力以及笔墨技巧，不变的是独立思考以及发现的敏感。换句话说，在努力专业化的同时，画家并没有放弃社会关怀。

纪事与感事

画展开幕式上，刘明康谈及为何将首展放在“很有文化”的古城潮州，且因此专门创作了《潮剧续今昔》与《韩愈驱鳄图》。尤其是后者，更是一如既往，寄托遥深：“我画这幅图正好是疫情肆虐的时候，我认为要发扬《韩愈驱鳄图》里面的一种意境，所有的父母官、专家，都要竭尽自己的所能，去努力为人民避灾避难，把生命和人民看得至上。”画家的创作愿望与画作的艺术效果，并不完全等同。虽然当地媒体在宣传此画展时，都会特意提及此图，但作为本地人，且对“退之肥而寡髯”（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略有了解，我对此图的人物造型及创作方式不是很欣赏。单凭只言片语，很难落实古人相貌，只能通过熟读相关文献及作家诗文，不断揣摩，自我造像。而要画出世人普遍认可的古人（若蒋兆和笔下的杜甫），谈何容易。到潮州开画展而借“韩愈驱鳄”来立意，有点主题先行，画家明显准备不足。

并非美术评论家，无力褒贬画家的笔墨技巧；相反，因自家的学术背景，我读画时，自觉不自觉地凸显其“文学性”。我与刘先生属于同代人，都在乡下长期生活过，那段经历的光与影，可以说挥之不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首往事，乡村记忆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

曾在江苏丹阳插队十年（1965.09-1976.01），那段日子想必不是很好过的。但经由时间的淘洗，晚年不时浮上脑海的，却是一个个温馨的场景。这是知青一代的共同特点，由此催生出许多怀旧之作。同代人中，对此等良莠不齐的作品，有感同身受的，也有嗤之以鼻的。关键不在应不应该怀旧，而在回忆的姿态以及陈述的立场。我不喜欢“青春无悔”的虚伪陈述，也拒绝“艰难玉成”的宏大叙事，只承认那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更愿意直面其惨淡、温情与哀伤。我注意到，刘明康用画笔讲述农村故事，没有战天斗地的宏大场面，也没有顶天立地的器宇轩昂，有的只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生活情景。这可能与个体经历有关（水乡不比漠北，插队也非农场），但也可能是自觉选择，起码使得其摆脱知青作家/画家常见的虚矫与造作。

此类追忆农村生活的作品，早期是速写《老生产队的仓库》《江南村——没有树的记忆》，日后则转变为水墨画，若《寒溪捕蟹图》（2022）、《春忙》（2012）等，有长篇题跋纪事的，也有只是简单点题，但画作的结构、笔墨与怀旧意绪相得益彰，作为过来人，读得出其中若隐若现的温情，以及淡淡的哀伤。

那幅《多收了三五斗（新篇）》（2012），必须有农村生活经验，且熟悉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才能读出背后的沉重。该画的题跋是：“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粮管所及露天高囤粮库。好不容易战胜了天灾与虫害，多收了三五斗，一个工分多那几分钱人民币，每家可以多烧几天的炊草，这是当时很简单的梦想。可是从想法开始的生活未毕【必】都能以美好的想法而结束……”叶圣陶193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说的是“谷贱伤农”，但其背后思路是，以当初的社会状况，即使谷不贱，农照样伤。刘明康八十年后重画“多收了三五斗”，思考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氛围及经济路线，作为画家兼财经专家，刘先生对此当深有感触，只是碍于体例只能点到为止。

关于乡村生活的追忆，我最欣赏的是《甲午风云首映忆》（2012），此作品曾收入《旧忆：刘明康美术作品集》，乃曲终奏雅。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剧情片《甲午风云》1962年就在全国上映，而刘明康1965年9月才下乡插队，所谓“首映”，乃限于自家见闻。但是不是“首映”无关紧要，甚至连片名是什么都可忽略，关键在农村放电影的情景。插队期间，我曾短暂代理生产大队的宣传工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半月一次的巡回电影放映。那可真是村里的大日子、好日子，男女老少全都喜气洋洋，天没黑就占满了整个晒谷场，正面反面、左边右边，全都挤满了人。在文化娱乐极为贫乏的年代，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场景了。刘明康此画作笔墨酣畅，形神兼备，整个构图不错，右下角那两个骑脚踏车飞驰而至的形象也很精彩，但最妙的还是前景那一组人物，三个大人身段/神情/色彩各异，加上那个即将被拉扯上来的小孩，构成一组动感十足的小景——布展者将其剪出，在大屏幕上滚动播出，效果极佳。

以纪事、感事为中心的文学性绘画，需要每幅都独立构思，不像传统山水花鸟画那样高度程式化，可重复生产。当今中国，艺术市场繁荣，艺术教育兴旺，但总体而言，画家的精神及文化素质在下降，很多人屈从于市场，习惯于流水作业，绘画不再是一个自我陶醉、自得其乐的过程。相对而言，业余画家刘明康没有这个压力，全凭感觉，笔墨背后蕴涵着自家的阅历、趣味与心情。

因此，阅读此画展，我最感兴趣的，不是画家的笔墨技巧，而是其创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感。当然，如此读画，纯属“门外文谈”。可是，又有谁规定读画不能自由驰骋，越界欣赏与阐释呢？

博识与雅趣

进入现代社会，不仅音乐、戏剧、书法、绘画，几乎所有各行各业，专业化都是主流。我在北大为研究生讲“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首讲“学术生涯与知识共同体”总是引经据典，讨论在“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一个学者该如何接受训练，同时寻求超越。

我会首先引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向慕尼黑青年学子的演说《以学术为业》（1919）：“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第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

作为辨正，我又带入美国后殖民理论家艾德华·萨依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李思系列演讲之一《专业人与业余者》（1993）：“我要讨论的是我心目中挑战着知识分子的诚信和意志的四种压力，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某个社会所独有的。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第115页，台北：麦田出版，1997）

两段话相距七十多年，中间隔着二战、冷战等重大事件，思想及学术潮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何看待专业人士的贡献与知识分子的功能，依旧是个难分难解的重大话题。每个人因其所学专业、所处位置、所立志向，都可能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答案。不要求统一口径，只是请记得，每种选择都有其不得已的代价与缺失。

在专业化时代，没有人会反对专业能力；但为了迅速获得这种能力，并尽快被社会承认，我们只好关闭与此无关的别的兴趣或通道。因而，也就造成了鲁迅所说的：“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名人和名言》，1935）尊重“专家”，但欣赏“博识”与“业余”，这是我对此话题的基本立场。

十多年前，我曾应邀在国家图书馆做题为《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的专题演讲，谈及“爱美的”读书人自有可爱之处。“这里所说的‘爱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1921年4月，戏剧家陈大悲在北京的《晨报》上连载论文《爱美的戏剧》，参考美国小剧场的经验，提倡与职业化、商业化演出相对立的‘爱美剧’。我关注‘爱美的’这个词，就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的博雅传统不无相通处。比如，喜欢艺术，但不将其作为职业，更不想拿它混饭吃。有文化，有境界，有灵气，即便技巧上不够娴熟，也可取——起码避免了专业院校学生容易养成的‘匠气’。”（初刊《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新华文摘》2009年21期转载）

勾稽“爱美的”，以及表扬“业余性”，其实都指向中国的博雅传统——儒雅（性情）、博识（学问）与风流（趣味）。进入现代社会，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我希望再引入超越技术的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

（2023年1月1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