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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川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高峰论坛近日在线上举行。四川大学校党委书记甘霖、副校长姚乐野，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主任张跣、中山大学教授彭玉平、武汉大学教授李建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四川大学特聘教授西奥·德汉等参加论坛，围绕“中国阐释与文明形态”、“中国视角与中国价值”、“文明书写与中国智慧”、“东方视野与西方声音”等四个主题进行讨论。

甘霖以“因阐而变”为题谈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刻演进。在诸关键变量中，中国的崛起及其走向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问题，政治经济只是其表，文明文化则是其里。从文明文化的深层、长程坐标观察中国问题，尤为必要。他以《大学》为例，认为中国的传统经典是有当代价值的，并且蕴涵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数千年历史中，对传统经典的阐释有其规律可循，可谓“因阐而变”，还会因时代的需要通过新的阐释而实现文本的功能再造。为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可以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阐释，在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曹顺庆针对“重写文明史”问题提出，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变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们必须对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有更为主动、更有分量的发声。应当用人类文明互鉴的事实，批判文明冲突论，打破“西方中心论”和各种文化偏见。“重写文明史”就是一次主动发声的机遇，中国学者应借此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构建文明新话语，献策于当下的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张江以《说文解字》为基础，对汉字“阐”的丰富意蕴进行挖掘。他认为，唯有打开隔障，互相开放，建构合理之主体间性，阐释方为可能。个体阐释必须求之于公众承认，在争取公众承认之过程中确证自己。所谓的对话，应当是主体之间平等的交流与协商。正当之阐释，应以建构平等对话为目的，通过对话，实现交流，完成阐释。

张福贵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文化自信”为主题谈到，“文化融合”的重要前提在于不回避文化冲突的事实和不放弃政治斗争的需要的同时，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创造“和合文化”环境和机制。越是分裂的时代，越要强调统一，越是多样性越要看到其背后和未来诉求的一致性。新形态具有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外来文明、革命文化与改革文化的融合性特征。

王宁聚焦“世界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世界文学叙述也应该是“复数的形式”。我们应当建构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本，并更深刻地参与到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讨论之中。

张跣从文明互鉴视角重审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价值与局限，认为萨义德的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这对于我们在学理和历史层面冲破西方文化霸权，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历史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对文化认同的流动性和世界性的一味宣扬，容易导致无视文化认同的民族性根基，最终可能走向虚妄的境地。

彭玉平以“文明的两重书写：文学史与学术史”为主题，通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回溯提出，无论是文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都是以文学性为基础和前提。中文学科的底色，是以文字、语言支撑起来的文学性，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书写中，坚持对文学性的关注，有助于遏制批评当中的虚无之弊。

李建中以“文明书写与兼性智慧”为主题，结合《文心雕龙》中的《原道》《宗经》等中华文化元典，阐述了“兼”字背后对应的传统文化基因——兼性智慧。他认为，文明书写的一切要素皆兼通于“道”：作为形而上的“道”（理性和观念），作为形而中的“道”（方法和技艺），作为形而下的“道”（文本和物态）。

胡晓明以钱锺书作为文明互鉴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典范，认为钱锺书以超人的博学和丰沛的活力，创造性地打通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地活化传统经典。当然，每一个学者都可能存在自己的时代局限性，这更加值得我们警醒，在做研究的时候，应当参照各种不同的观点，客观地了解，深入地探求。当今文明互鉴，更须博识精思。

西奥·德汉通过回顾撰写《文学：世界史》中欧洲文学史章节时的经验，分享了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全球化和行星化的问题，正在决定性地改变着整个文学景观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而作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者，我们的任务在于阐释这些变化和挑战，使之成为一种更具共识的文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