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小鲍庄》的评论和研究应超越单一固化的纯文本思路，将其放在包含社会史视野的作家整体创作史中进行考察。综合其尚未引起注意的前文本《小松树，轻轻地响……——怀念小英雄韩余娟》、鲜少被关注的作家创作回忆谈，以及《小鲍庄》之后王安忆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等与个人生活或家族历史有关的反思性写作，我们认为在“寻根”之外，《小鲍庄》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构成王安忆对虚实关系思考的阶段性起点，并因此给小说增添了由“纪实与虚构”融合带来的别样效果。

关键词：王安忆 《小鲍庄》 《小松树》 纪实与虚构 求真与效果

若当代文坛有常青树一说，王安忆当居其一。身为“文二代”的她尽管成名甚早，1980年代已是新锐作家，其不少作品在历史化进程中，经由评论研究与文学史的激浊扬清已渐入经典或正被经典化，她却始终保持高度的创作自觉与自省。其写作的每一阶段，都致力于调整自身的经验图式，寻求审美突围，不时给被“创新的狗追得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黄子平语）的文坛制造一些意外之喜。在笔者看来，王安忆的小说之旅，面对新时期以来此起彼伏的文学浪潮，从《本次列车终点》的知青返乡到《小鲍庄》的文化寻根；从“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中另类的欲望叙事到《叔叔的故事》中承先锋余波的元虚构反思，及其跨入1990年代之后的创作大丰收，她能以独立探索之精神把握时代脉搏，既不远离文学主潮，也不受其裹挟，兼容并蓄又不失个人底色。其早期作品的艺术价值，并未在新世纪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的大浪淘沙中降格，相反，能于不断的重读中被发掘与阐释。

之所以将王安忆发表于1985年的中篇小说《小鲍庄》翻检出来进行解读，这不仅因为它被视为王安忆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转捩点与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具备个体创作史与经典文学史的双重价值，更是有感于当前学界对这篇小说评论研究的单一化和固化。这并不是说，《小鲍庄》未能引起文坛足够重视，恰恰相反，小说发表伊始，便备受关注。上海作协为其召开研讨会，陈思和、李劼、吴亮、

陈村、李国涛等也纷纷于第一时间以访谈、论文、书信、札记等形式予以回应。甚至时隔数年，仍有一些学者如黄子平、南帆等人对其念念不忘，重新打捞。不可否认，尽管当时有人阅读《小鲍庄》时不无“粗心”，批评王安忆在思想飞跃的年代“倒行逆施”，借捞渣这一仁义形象大施文化招魂术时，却并未察觉作品的反讽基调，有失偏颇①，但多数评论研究对《小鲍庄》的文体、语言、叙事、主旨之论析细致入微，眼光独到。无论是偏向主观印象式的评点还是借助理论相对学理化的解析，大都切中肯綮，以致嗣后陆续涌现的关于《小鲍庄》的种种评判，基本没有跳脱“神话”“寻根”“民族寓言”“语言符码”等前人既定的论述范畴，而长期处于原地盘旋状态。事实表明，《小鲍庄》的评论研究似乎已然饱和。然而令人疑虑的是，《小鲍庄》最早的一些评论者们与王安忆私交甚密，作为文学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当这篇寻根佳作发表时，或许出于对当时日益俗化和僵硬的传记式批评、传统现实主义模式的不满，又受英美新批评“意图谬误”等理念的影响，他们似乎更乐意把《小鲍庄》视为一种神秘超验的“神话模式”，抑或将其与《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乃至《你别无选择》等同时期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照，而忽视了小说中“世界—作家—作品”三要素的互动及其背后的现实生活内容。

对于《小鲍庄》批评与阐释中出现的作家噤声与生活失语的现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旗帜下，程光炜曾撰文表示警惕，他质疑批评家们以西方舶来的理论和各自的立场先见对“沉默的文本”作出的解读有牵强附会之嫌。程光炜呼吁小说批评回归作品的生活本真，尊重作家的声音，自然有益于文学批评生态的纠偏。②遗憾的是，在中国知网收录的97篇《小鲍庄》专题文章、164篇主题文章中（这还不包括间接论及《小鲍庄》的数量庞大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在这方面至今尚付阙如。与此前的研究一样，人们依然没有关注比《小鲍庄》“更为沉默的前文本”《小松树，轻轻地响……——怀念小英雄韩余娟》③（以下简称《小松树》），同时也忽略了1990年代王安忆纪实性小说《乌托邦诗篇》中对《小鲍庄》的反思性回望。1980年代文学语境中，体现作家创造主体能量的小说虚构性在反复的言说中被不断强化，成为推动文学的一个重要驱动力。但经验也告诉我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其实是互为镜像的关系，忽视小说生活本源的探究，想要透视虚构也将是难以想象的。就《小鲍庄》而言，它之所以在艺术上获取成功，成为寻根文学代表作，除了充分发挥基于可然性和必然律的艺术虚构与创造外，很重要的还在于融入了王安忆自身的创作经历与体验。这里所说的创作经历与体验，在《小松树》中有其生活的“原生态”，而在《乌托邦诗篇》中则有相关经验的总结。“我在虚构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奇妙的逆反心理，越是抽象的虚构，我越是要求有具体的景观作基础……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寻找现实的依据。我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翻看二十五史，从中寻找蛛丝马迹。我还留心于现实的细节，将此细节一丝不苟地写在我的虚构中。”④王安忆此说，从实践层面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生活本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编写小说的原材料”，或曰“能源问题”的重要性，⑤做了富有意味的诠释。

上述种种，构成本文写作的逻辑前提和基础。接下来，笔者拟从《小松树》出发，以《乌托邦诗篇》等纪实性文本为参照，对《小鲍庄》进行重读，为当下文学如何进行“纪实与虚构”，使之形成一种相互辩驳而又相互对话的张力，提供有益的参酌和启迪。

一、纪实中的虚构：《小鲍庄》与《小松树》

1983年夏，江苏省宿迁县塘湖村发生了一起不小的事件，塘湖村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韩余娟，为保护一名五保老人，被因连天暴雨而断裂下坠的水泥檩条击中，身受重伤，后因抢救无效而不幸离开人世。事后不久，其英雄事迹，广为流传，感动了全国人民，也惊动了党中央。共青团中央授予她“舍己为人小英雄”的光荣称号，教育部发出《关于号召全国小学生向舍己为人小英雄韩余娟学习的决定》，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也为她题词：“向少年英雄韩余娟学习”“韩余娟是一朵永不凋谢的小红花”，宿迁人民还在马陵公园和她牺牲的地方，为其建造了纪念碑、塑像和陵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以韩余娟事迹为素材的人物专题报道、报告文学等叙事作品很快推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共青团中央主管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报告文学《党的一朵小红花——韩余娟》。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和支持，该作不仅在《人民教育》中被提名表彰，更是成为当年全国的十大畅销书之一。⑥“韩余娟热”时，王安忆正任《儿童时代》编辑兼记者，曾奉命创作了儿童报告文学《小松树，轻轻地响……——怀念小英雄韩余娟》，凭此作获得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时过境迁，王安忆坦言《小松树》的诞生起因是“江湖救急”，她对此回忆：

有一天我们单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非常诚恳地说：“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你一定要去执行！”什么事情呢？就是 1984 年的时候，在江苏省宿迁出了一个小英雄……然后这个事情就不断传播，一直上报到团中央。团中央一看到这个报道就说，这是一个英雄啊，我们现在就要树立一个英雄。所以《儿童时代》立刻就向团中央宣传部约稿，两个团中央宣传干事写稿，已经把版面空了出来，就等他们的稿子，结果这两位写的完全不能用。但是版面已经空在那儿了，要“开天窗”了，很紧急。单位的领导就和我说：“无论如何你要救这个急，你要到那个地方去采访，在一周以内把稿子寄过来！”于是我就去了。⑦

显然，这是一次必须完成意识形态指标的作品生产任务。可以想见，《小松树》的“命题写作+报告文学”的形式，在新时期崇尚主体性和文学性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自然是不大被看好的。《小松树》的境遇，尤其是在今天被大多人所遗忘，便印证了这一点。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报告文学难以摆脱的一个悖论。在本体论层面，报告文学作为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文体，它要求用“报告”的形式，对社会生活出现的人事和现象迅速作出反映。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选择。他报告什么，如何报告，这里不仅隐含了创作主体的思想艺术取向，而且还与彼时政治文化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密切有关，它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对象。只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方有可能进入报告文学的视域。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⑧，大意如是。缘此，数学家陈景润这样一心研究数学，不问政治的“白专”，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在组织关怀下，才逐渐成长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报告文学中，这类由创造主体和主流意识形态选择、过滤，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纪实，其与虚构的关系相当微妙。如果说“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⑨，那么报告文学内在的意识形态性，也允许其纪实作出超越现实本身的虚构。

在王安忆的《小松树》中，文本同样呈现出纪实与虚构的缠绕。以开篇为例：

苏北平原上有一座马陖山。马陖山脚下，有一片洼地。洼地上有很多塘，长了一丛一丛小芦苇，蝗虫很多。年年夏季，水来了，从马陖山上直冲下来，把洼地淹成一片茫茫大湖。于是，这片洼地就叫作了塘湖。后来，筑起了山坝，建了水库，挖了渠。湖底上种上了庄稼：一季小麦，一季水稻。⑩

这是一段相当简洁紧凑的描述：苏北平原、马陖山、塘湖，加之第二小段“塘湖乡有一个韩庄，住了四十二户人家……”，第三小段“一九七一年农历九月十二……”王安忆巨细靡遗地抛出这些真实的地名、确切的数字、具体的时间，井井有条地将故事牢牢固定在现实的基座之上。不过，这些确凿的“证据”虽然展现出作品强大的纪实性，但当它们连缀在一起却是情节化的。深谙小说之道的王安忆一向讲求叙事因果逻辑，她的叙事不会轻易错过任何一个能够让“无”发展到“有”的机会，在应然和已然之间，她更钟情于前者。这种“嗜好”自然也反映在《小松树》中：韩庄发生的事件，王安忆追本溯源地从苏北平原入手，环环相扣，直到解释清楚塘湖命名的由来，再顺理成章地切入韩庄。在王安忆的叙事逻辑里，除了“第一推动力”，任何事物的出现最好都要有合理的缘由。因此，王安忆的纪实总是以严密的因果律去整合，这恰恰呈现其深层结构中的虚构性。因为真正的现实或许就如拉康所言之“实在界”，不可能总会如此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它不免芜杂、混沌，甚至毫无理由，遍布裂痕，事实总是永无止境地出现，而后毫无征兆地结束。

如果说《小松树》的开端是王安忆个人的写作习惯或叙事逻辑使然，那么之后，韩余娟的故事便情不自禁地步入了红色英雄叙事的程式。交代韩庄的地理位置与主人公韩余娟相关的几位人物后，王安忆以白描手法简叙韩余娟之牺牲，接踵而至的是漫长的深情追忆。小英雄从出生起到十二岁牺牲前做过的好人好事，就如地下文物般被一件件地出土、清洁、入馆、打光以便“展览”；周围的师长、亲人则纷纷张口言说，众星捧月，以不同的视角众口一辞地强化如下事实：韩余娟自小就是一名学习刻苦、勤俭节约、孝敬长辈、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伦俱全的好孩子。在王安忆笔下，韩余娟六岁即下湖割猪草，八岁烧锅做饭、烙煎饼。更令人称奇的是韩余娟身上丝毫没有同龄孩子常见的调皮捣蛋、偷懒贪吃、撒娇哭闹。当然她会有天真的一面：韩余娟刚入学时就问老师为什么人人都要戴红领巾，怎样才能戴红领巾。但这种天真却被赋予为红领巾所象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坚定意志。在她身上，使人强烈感受到为国人所熟知的“雷锋精神”的永恒存在。

至此，《小松树》纪实的背后展露出了两层虚构：第一层是语言结构上的虚构，如海登·怀特所说“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11，将韩余娟事件通过因果链编织而成的“故事”，来证明其舍己救人是逻辑之必然；第二层则是意识形态的虚构，即策略性地选择韩余娟的正面事迹进行叙述，以完成塑造艺术形象之目的。鉴于儿童报告文学的性质与受众，王安忆在纪实之中所作的虚构是理所必然。而笔者指出《小松树》的虚构性，也并非要否认韩余娟救人的基本事实和意义价值，而是强调指出这种虚构的复杂性及其内在本质。

二、《小鲍庄》纪实与虚构的“两副面孔”

在《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一文中，陈思和提出王安忆1990年代初小说创作“既不同于80年代 ，也不同于 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话语 ，而是力图用现实世界的原材料来虚构小说”12。事实上，《小松树》的存在证实了王安忆纪实—虚构的写作路径在1980年代中期的《小鲍庄》中已见端倪。关于《小鲍庄》的创作动机，迄今为止，王安忆在不同场合已多次提及，其中既受当时盛行的寻根思潮的影响，也得益于她美国之行获得的新启迪。但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冲动”仍源自搜集韩余娟事迹材料的下乡采访，时隔数十年，当时的经历王安忆依然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很热的夏天，我跑到了宿迁。我觉得这件事情带来的转机很奇异，第一，它唤起了我对自己经验的一个回顾。因为宿迁那个地方和我当时插队落户的地方很相像，无论农作物、语言、风俗、还是村庄的位置和形制都很相像，它唤起了我对自己已有经验的回顾。第二，它又给了我很多补充，它给了我一个故事……我把《儿童时代》让我写的报告文学写完以后，就写了自己的小说《小鲍庄》。13

显然，《小鲍庄》诞生于王安忆自身经验与他者经验的一次偶然相遇。但这次巧合却促成了王安忆创作模式的转变。在《小鲍庄》之前的“雯雯系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安忆是如何凭借主体情感，一次次腾挪自身有限的经验进行着小说创作的。而在《小鲍庄》中，王安忆的虚构已经开始“借鸡生蛋”，以个人的体验与观念为中介，从他人的经验世界中衍生出自己的故事。以充当王安忆纪实材料的《小松树》为参照，重新进入《小鲍庄》时，王安忆的虚构世界显露出深广的现实根基。于是，《小鲍庄》除了论坛学界谈得几近饱和的“寻根”外，它也由此构成王安忆对虚实关系思考的阶段性起点。

首先，《小鲍庄》的叙事空间，并非完全是作家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小说中创生于古老治水神话传说中的小鲍庄，分明对应着《小松树》里她下乡采访的韩庄。在王安忆的叙事中，这两个村庄繁衍变迁的过程十分相似。它们均安家落户于筑坝防水后留下的低洼地里，因水而生，又为水所害。不同的是，暴雨与山洪在韩庄只不过是受气候与地形影响产生的自然现象，而在《小鲍庄》中，王安忆则将其神话化，使水灾在小说中成为象征着村庄受罚与洗罪命运的核心意象，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

其次，《小鲍庄》中的多数主要人物，均能在《小松树》中找到生活原型。《小鲍庄》对《小松树》原型人物所作的改动与调整，有不少值得细究之处。在此不妨以表格的形式，明确两个文本主要人物的对应关系。

笔者最先关注的是原型人物之“变性”，韩余娟与傅奶奶这组原型在《小鲍庄》中对应捞渣与鲍五爷，两名女性在小说中均被塑造为男性形象。此举，或许可作两层解释：一是王安忆刻意强化差异，保持小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二是1980年代中期，王安忆的虚构尚未摆脱对个人体验的依赖，作为一名生活阅历不算丰富的女性作家，彼时其自身的经验与文学想象力难以支撑其在《小鲍庄》中塑造如此多的男性形象，势必要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尽可能寻找合适的原型以弥补其对异性想象的贫乏。当作家建构男性形象过程中原型储备不足时，女性原型可能也就差强人意地被“征用”了。此外，在文本的对照中，不难发现《小鲍庄》中三位重要的外来女性：小翠子、武疯子、大姑，均未在《小松树》中找到生活原型，如果这并非巧合，那么王安忆凭借经验虚构女性的从容，或许也可以佐证王安忆想象与虚构男性形象方面的弱势。

若上述推想成立，那么《小鲍庄》中不少男性形象特质乃至整个作品都不妨从纪实的角度予以重解。如《小鲍庄》中饱经沧桑的老革命鲍彦荣，这位在小说中被王安忆用以质疑革命战争神圣意义的老同志，是王安忆宿迁之行中小英雄韩余娟之父韩大爷的化身之一。“经历了孟良崮战役、涟水战役、黄桥战役、南马战役，经历了九死一生”14的韩大爷，在小说中的另一化身则是捞渣的父亲鲍彦山。这种曾运用于样板戏《沙家浜》、将原型人物“一分为二”的手法15，足见王安忆在原型转换中的巧思。又如《小鲍庄》中的拾来，王安忆在这个“外来者”身上耗费了大量笔墨，他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捞渣，占据的篇幅甚至超出后者。这位在成长历程中饱受“力比多”折磨而与寡妇二婶结合的年轻人令人印象深刻。尽管熟悉弗洛伊德的同仁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拾来身上找到“俄狄浦斯情结”，但这个善良质朴却又带有几分愚昧的人物却是如此活灵活现，绝少概念化的痕迹。能将理念融入人物而不失其真，王安忆所做的依然是借鉴现实生活。这位拾来的生活原型正是《小松树》中的补锅匠吴大叔。拾来的生活轨迹与这位吴大叔高度吻合，甚至可以说，王安忆几乎是将吴大叔的成长经历与家庭关系原封不动地移植入她的小说世界中，再以想象填补了一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关键细节，便达到了小改而大动的效果。对此，王安忆在回忆中并无隐瞒。

拾来有他的生活原型，他是一个补锅匠（当地称作“巴锅的”），他家的女人比他要大十五六岁，两人结婚后，人们都说是很好的一对——只是在称道时都带着一种诡秘的神色，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去拜访他。从外表看，他很像是他女人的儿子，女人叫他“巴锅的”，他也觉得很自然。我说“你也挺不容易的”——当然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感情生活，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感情好……”我奇怪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民会说出这句话，问起他的生活经历，他说到，他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手”了，他就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后来长大了，觉得再住在一起就“不大好……”，于是母亲让他到父亲那儿去，父亲是“巴锅的”，就也让他去“巴锅”。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的生活很单调，男性的“爱”“性”都是由母亲处起源的。16

王安忆对原型人物社会身份及其关系的变动，同样值得关注。以《小松树》“韩余娟—傅奶奶”与《小鲍庄》“捞渣—鲍五爷”这两组核心人物为例，韩余娟与捞渣个人品质与命运走向相似，但二者的出身却截然不同。韩余娟是何身份？作为老革命战士韩大爷的女儿，她带着崇高的革命血统出生，虽家境贫寒，但头顶红色光环。至于捞渣，小说中他的称谓便已暗示了老实巴交的农民鲍秉义“本来没提防有他”；傅奶奶与鲍五爷虽同为孤寡老人，生活靠集体接济。但傅奶奶是韩庄的外姓，鲍五爷却是地地道道的本庄人，这意味着两人吃百家饭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傅奶奶虽非本庄人，却有五保户的特殊身份。“五保户”一说源于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该政策规定了农村有义务供养村民中成为“五保”对象的老人、残疾人或未成年人。因此，傅奶奶受庄民供养的合法性源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保障。而鲍五爷与小鲍庄的庄民们同族同姓，共享同一先祖，五百年前为一家，《小鲍庄》中队长会对他说：“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仁字辈的，都是你的孙儿。”鲍五爷虽保持了原型中的五保户身份，但受大家照料的合法性已转移到中国宗族文化中世代相承的敬老传统。基于身份之差异，“韩余娟-傅奶奶”与“捞渣—鲍五爷”，这两组人物的关系性质也全然不同。表面上，《小松树》中韩余娟与傅奶奶感情深厚，两人不仅同吃同睡，最后还共同经受了生死考验，这些经历在《小鲍庄》捞渣与鲍五爷身上几乎一一复现。然而在动机上，“党的小红花”韩余娟照顾“五保户”傅奶奶的仁义及最后舍命相救的义举，动因虽是傅奶奶老伴家的临终托付，其精神支撑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予的义务和责任，二者的纽带是强大的阶级情感。这种情感的联结力量在《红灯记》的李奶奶祖孙三代那里早已被验证可以超越华夏文明中最为原始与稳固的血缘关系。而在《小鲍庄》中，历史悠远的村庄，虽则出现了人民公社，传统的人际关系不免遭受社会主义新观念与新制度的冲击，但大体上依然是费孝通提出的由“差序格局”主导的熟人社区。17小鲍庄俨然一个超级家庭，捞渣家与鲍五爷之间多少沾亲带故，捞渣出生之际，也是鲍五爷唯一的孙子社会子去世之时，前者刚能行走与讲话就与鲍五爷特别亲近，而鲍五爷也总觉得“是在哪见过这鬼”。这类“投胎转世”的灵异现象，使一老一少之间与生俱来就存在某种特殊关联，两者依靠仁义维系的深厚情感，在王安忆笔下，被涂抹上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的色彩，最终归因想象性的血缘关系。不难发觉，《小松树》与《小鲍庄》的叙事分属两套符号体系构成的不同价值领域。相较于事实本身，王安忆更关注附加于事实的价值。从《小松树》到《小鲍庄》，生活原型中“阶级的人”被重新编码为“血缘与文化的人”，这一“纪实”向“虚构”的跨越，正是不同叙述话语之间实现转换的过程。

《小鲍庄》的叙事共时性地呈现出虚构与纪实的“两副面孔”。前文从纪实—虚构的历时转换这一向度，主要探讨小说的“第一副面孔”。而“第二副面孔”，则被王安忆精心隐藏于小说精致的神话面具之后。《小松树》叙事的终点是韩余娟的牺牲。在《小鲍庄》中，这一终点，恰恰成为起点。韩余娟/捞渣之死，终结了旧的故事，同时开启新的故事。以此为界，小说的叙事重心由“虚构”转向“纪实”。捞渣死后，“文疯子”鲍仁文分外活跃。“熬了几宿，写成了捞渣的报告文学。这回，他发了狠，一连抄了四、五、六、七份，发通知似的发给了好几处：省里的、地区的、县文化馆的刊物，报纸；青年报，少年报……”18 终于，上级有了反应。

他们收到稿子，先是看了一遍，压起来了。后来，过了年，临近三月份了。三月份是礼貌月。领导上要他们好好地抓一个典型，以配合五讲四美的宣传。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这篇报告文学，重新找出来看了一下，传阅了一下，都觉得事迹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文章还要润色，并且要更加充实加强捞渣几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这一情节。19

起初县里的《晓星报》来人，之后捞渣的事迹影响愈来愈大，省里的干部、记者、编辑相继造访小鲍庄，搜集材料，撰文出书加以宣传。于是，捞渣被省团委评为少年英雄，墓前摆满了花圈……

作为韩余娟事迹的重要采访人，王安忆亲身参与了1980年代的那场“推广”，构成了历史进程的一环。对照她的写作回忆与韩余娟的成名之路，《小鲍庄》这部分情节描述（包括五讲四美这样的细节）可谓高度还原历史现场。尽管在形式层，当时的王安忆追求“零度写作”，她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20小说叙述结构与视点的设计在有意疏离创作主体，“用现代意识现代手法写一个古老家族的艺术技巧，对一个古老的村庄展开了不慌不忙的叙述”（李劼语）21。但一俟涉及故事内容，王安忆还是不由自主地在创作中注入自身的经历与体验。在《小鲍庄》中话语生产者鲍仁文、老胡、省城来的编辑和记者身上，或多或少地暗含王安忆的自我指涉。这种纪实性的最终面向是现代性反思，它因此给小说增添了由“纪实与虚构”互融为一带来的别样效果。《小鲍庄》的“纪实”最终保存的历史档案是，一个仁义的孩子如何在意识形态询唤下被符号化为少年英雄而成为中国宏大叙事的形象注释。

三、由《小鲍庄》引发对文学之真的思考

当时间的列车驶入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在《乌托邦诗篇》中，王安忆写道：“怀念是件很好的事情，它可筛选我们繁杂的经验，留出那些最宝贵的，聚集在一起……具有一种很好的功能，它可使我们的经验，按照比时间空间更真实的原则，重新组织，让这些经验得到转变，成为最有益的记忆。”22在这篇回望性的散文体小说中，关于《小鲍庄》的人与事构成了王安忆1980年代写作记忆的重要部分。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何《小鲍庄》令王安忆如此难以忘怀？它对一个作家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去，王安忆屡屡苦恼于“怎样处理好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和大众经验的普遍性的关系”和“怎样处理好大众认识的无限机会与个人认识的有限机会之间的关系”23，而一度在经验领域陷于他者与自我互相倾轧的境地。《小鲍庄》是王安忆经验混沌期的产物，它的写作终又澄清了这样的混沌，为作家打开了新的写作窗口。《小鲍庄》的出现既牵引出“寻根”这一显在话题，又暗含了“纪实与虚构”这一隐性话题，二者作为母题皆在王安忆1990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得以延续和拓展。前者，在王安忆笔下由在群体经验中找寻“民族文化之根”演进为从个人经验出发追溯“自己家族之根”，在《纪实与虚构》的“寻母”与《伤心太平洋》的“寻父”中得以集中显现。而后者，则似乎更具理论思辨性，它在王安忆这一时段小说创作中经历了一个“解蔽”的过程。《小鲍庄》中，“纪实与虚构”仅仅作为一种故事内容的呈现，对二者关系的思考还潜隐于文本之后的主体创作层。《叔叔的故事》代表了王安忆对虚构的探索，叙事的自反对小说的虚构过程展开自曝，突破了作家—作品的固有界限，通过叔叔与“我”两代人的无法快乐，虚构的意义在虚构中完成了解构。再转而用高度纪实的笔法，以自己与陈映真的交游经历为中心，创作了不离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诗篇》，不可思议地在一系列真人真事之上，虚拟了精神的乌托邦。而当“纪实与虚构”两端都走向尽头，最后则推出《纪实与虚构》。在这部内容庞杂又带有终结性意味的小说中，王安忆既讲碎片化的故事，又谈系统性的创作理念，并将其“像大坝似的合拢”24，融为一体。吴义勤认为它“代表了至目前为止王安忆个人写作史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是“中国小说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次辉煌”。25这番评价或有过誉之嫌，却也彰显其重要性。尽管《纪实与虚构》在组织形式上，被明确划分为“纪实”与“虚构”一横一纵两部分，展开交叉叙述，“纪实”部分大体是王安忆个人成长的回忆兼及创作观的谈论，“虚构”部分则是她对母系家族历史的想象。但小说中“纪实与虚构”的关系远非像章节编排那样清晰明了。在叙事中二者互为因果，互相包含。虚构家族谱系的历史传说是出于对“纪实”中上海孤独生活的厌倦，而记录回忆中的现实生活又是源于对“虚构”之虚无的不满；记忆的不可靠与不稳定使纪实受制于建构自我的虚构，对家族史的虚构则不得不借助大量史料，行进于纪实的大道上进行想象，同时又不得不遭受历史歧路的反讽。小说中“纪实与虚构”的辩证关系，恰如二鱼首尾相连的太极图，在“纪实与虚构”的两极之间，王安忆的叙事终于在“排斥两极、吞噬两极，并最终从两极中升华而出从而包纳了两极”26之后，走向了“纪实与虚构”的一体化。

在谈及理想状态小说时，王安忆曾说：“我还只能从否定的一方去表述，就是说，我知道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27笔者以为王安忆对“纪实与虚构”的求索，某种程度上肇始于《小鲍庄》，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到《纪实与虚构》大致告一段落。但这一话题本身，并不会结束，它既可以在某篇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中被微观辨析，也可以延展为对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两大文类关系的宏观探讨。后者在当下的意义，小到作家个体，大到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不可忽视。且不论，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古拉格群岛》《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以及为王安忆所激赏的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等纪实文学是怎样在世界文坛引起经久不息的喧哗与骚动。在中国，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黄灯的近作《我的二本学生》等各种名目不一的纪实性文学，又有哪次不引起文坛与社会热议。这些年来，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的概念尤为走俏，这种基于社会调查的写作，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人民文学》在2010年开设“非虚构”专栏后，兼具平民性、社会性、新闻性的非虚构文体在中国逐渐流行。笔者认为，非虚构文学也是纪实文学的某种变体，其命名确立了它挑战现代意义上的虚构小说（fiction）的立场与姿态。尽管包括王安忆在内的许多钟情于虚构的小说家们表露过对某些纪实文学的不屑。王安忆曾宣称，成为作家就必须获得虚构的权力。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一方面，以虚构小说为主体的当代精英文学自1990年代进入新世纪以来似乎风光不再，呈现逐渐边缘化之势；另一方面，近些年以非虚构文学为代表的纪实性文学不断“逆袭”，不仅在读者和市场上备受欢迎，而且也迅速成长为虚构文学的竞争对手，有力地冲击着新世纪文坛的既有格局。以至于前些年像阎连科、余华这样的小说名家，也开始借鉴非虚构文学的创作路数。

本文无意也无力去比较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文学性之高下，只是想在此指出，它们其实是有共性的，那便是对真的追求。关于真的竞夺，在大众的常识判断中，纪实文学将毫无异议胜出。因为“客观”记录现实生活的人与事，使得纪实文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读者可以轻松而又直观地从中获得对生活之真的满足感。而对于以虚构为要的小说，王安忆过去曾断言：“小说的别称应当就是虚构，它从一出发时就走上了虚拟的道路，反正你看小说就别指望这是真的。”28王安忆对小说真或不真的判定，主要是强调小说虚构不应停留于对现实生活简单而机械的复制。实际上，自律的虚构往往都追求有别于纪实的艺术真实。早在数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为艺术真实辩护，他认为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真实经得起生活逻辑的检验，相比一般的历史事实更显其真。虚构小说中的真是丰富复杂的，它包含着多层次认知与实践意涵。职是之故，所以对同时期农村生活的描绘，我们肯定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具有历史现实意义的真，也不能否认柳青的《创业史》为社会主义理想意义的真，自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有关严酷史事的记叙亦是一种真。既然纪实文学有不容辩驳的真，虚构文学也有属于自身的真，那到底应该怎样看呢？

在《论文化》中，伊格尔顿说：“每个词都分别有描述的（descriptive）和判断的（normative）两种不同的用法。”29其实，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所求之真归根结底是基于各自立场的价值判断。关于真的判断，李松睿说：“‘真’是个唯我独尊的判断，不允许其他的‘真’与自己并存，这就使得视角与视角之间要论证/争夺自身的合法性，最终的失败者将放弃自己过去的观看方式，承认胜利者所信奉的‘真’，直到有新的挑战者出现，成功让其他视角相信一种全新的‘真’。”30这样的诠释或许可以讨论，但却揭示了真的意识形态属性。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什么能够充当真实世界的度量衡，其实并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31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影响力的纪实文学往往总是以各种形式介入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焦点问题，而虚构文学则有意无意地将笔墨指向非文学的政治或市场，与之形成一种富有意味的结构关系。

然而，在有关真的众声喧哗中，能有一种声音能触碰到原初的真相吗？叙述是否又会陷入“灰阑”之中呢？这涉及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关系，或如有学者所说的历史1、历史2、历史3关系，十分复杂，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审慎对待，予以辩证把握。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此展开探讨，而是选择西方艺术史上一起有名的“悬案”为例，从侧面略述一二。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有一段对梵高的《农鞋》极具诗意与思辨的论述。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者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皮革的鞋面上带着泥土的湿润与肥沃。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32

海德格尔认定梵高所画的是一双农民的鞋子。然而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的教授夏皮罗却不以为然，在作出一番考证之后，他批评海德格尔完全错解了自己的分析对象，这双农鞋的真正主人其实是梵高自己。海德格尔对此难以回应。而后，德里达登场，他既质疑了夏皮罗漏洞百出的主观化考证，也不赞同海德格尔借《农鞋》宣扬自己的艺术理念。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海氏判断梵高画的《农鞋》极有可能是两只无法成双的左鞋或右鞋。而夏皮罗和海德格尔把鞋子当作一双，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两人为求安心的自我安慰。三种不同的分析，显然都有各自的主观投射。而《农鞋》的真相究竟为何，随着梵高的离去，恐怕将永远陷入迷雾。

带着上述由“纪实与虚构”引出的关于韩余娟/捞渣的故事，以及关于真的争论，当笔者由《乌托邦诗篇》重返《小鲍庄》时，就再次发现《乌托邦诗篇》不同于《小松树》中的真。在该作中，王安忆披露了捞渣原型之死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这孩子以他的生命换来了乡间的繁荣景象。为孩子树碑立传成为热爱文学的青年们争先恐后的事情，当有人去采写孩子与死亡作斗争的一页时，才发现孩子的创口在当时没有受到负责的治疗。这几个人很想以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好立惊世骇俗之说。可这个念头被悄然制止，这将使一个光辉的学习英雄运动变成了一桩阴暗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这小草般的生命的冥灭，演绎出辉煌的故事，并且越演越烈。”33吊诡的是，这段文字里，韩余娟的“她”竟成了“他”。如果不是王安忆记忆有错，那便是有意为之。这不免让人重新审视《乌托邦诗篇》的纪实性。王安忆讲述韩余娟死亡的颠覆性细节，究竟是还原历史，还是出于文学想象？当然，在更具可信度的王安忆口述中，韩余娟负伤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离世这一关键细节得到证实。

然而在王安忆的叙事中，无论是纪实中有虚构的《小松树》中，还是虚构中有纪实的《小鲍庄》，她都隐去这一不无重要的细节，而选择在远离历史现场后以回顾的方式将其“召回”。或许正如王安忆所说，倘若有另一套叙事话语，对韩余娟死亡的真相穷追不舍，最后故事呈现的真将不再辉煌，而是黯淡无光。真的多元性、多层性和复杂性在此又一次得到显现。《小松树》以纪实为名有其真，《小鲍庄》的虚构亦有其真，一定程度上它们共同分享着韩余娟事件原初的真，各自提供部分的真，又各不完整。后续的《乌托邦诗篇》以及王安忆的口述史料看似是对真的修补，但作为经验个体的王安忆，面对他者的世界，其亲身经历与回忆中的真，相较于事件原初的、整体的真，又何尝不受限于个人视角，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

在当代文学史视域下，《小鲍庄》以文学经典的形式存在。但对王安忆而言，它不仅仅是作品本身，同时也作为文学事件嵌入了她个体的生命体验。在一次对谈中王安忆说：“《小鲍庄》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很乱的，完全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思路。”34当年，吴亮也敏锐地“感到《小鲍庄》装不进任何抽象的盒子”35。笔者以为，《小鲍庄》之于王安忆是可遇不可求的，它的“很乱”源于王安忆求真的困惑。韩余娟事迹的采访骤然敞开了如此纷乱芜杂的现实，但作为叙事的“纪实与虚构”，那又如何选择和提炼生活之真呢？在《小松树》中，王安忆的纪实选择了趋向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小鲍庄》的虚构，则在试图超越现实的过程中，记录了现实如何被叙事整理，从一种真转换为另一种真的过程。福柯曾一直强调对历史之真的寻找，应当高度警惕关于历史的叙事，而去关注疯人院与监狱这些直接展露的历史内容。然而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叙事却是其责任乃至使命。或许从《小鲍庄》开始，王安忆开始逐步意识到付诸叙事的“纪实与虚构”，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二者都难免受制于立场的建构，叙事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二者的求真之路，永难抵达历史本源或本体的真。因为文学这面镜子虽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镜像。“但镜像本身显然并非历史的本原，而是历史的形式化，历史的纵深化，乃至历史的审美化。”36

有批评家质疑，王安忆在《小鲍庄》之后写了一批不像小说甚至不是小说的小说。笔者以为，这反倒印证了王安忆的某种“觉醒”。既然小说的“纪实与虚构”具有相似的“虚构”本质，那么它为何不能成为一种心灵真实的记录呢？毕竟也有人认为，“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37。这也昭示我们，在谨防历史虚无主义同时，有必要对文学之真的理解持一种开放、包容和豁达的态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论-实践’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项目编号：22BZW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安忆、斯特凡亚、秦立德：《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6期。

②程光炜：《批评的力量——从两篇评论、一场对话看批评家与王安忆〈小鲍庄〉的关系》，《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③王安忆：《小松树，轻轻地响……——怀念小英雄韩余娟》，《儿童时代》1984年第8期。

④24王安忆：《纪实与虚构·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

⑤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⑥朱发平编《中国国情知识小百科》，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⑦13王安忆：《写作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短篇小说》（原创版）2016年第9期。

⑧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⑨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⑩14王安忆：《小松树，轻轻地响……——怀念小英雄韩余娟》，《乱世少年》，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编，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244页。

11[美]海登·怀特：《叙事的虚构性：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美]罗伯特·多兰编，马丽莉、马云、孙晶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引言第1页。

12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15据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反面人物——“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其原型是曾在阳澄湖地区打出抗日旗号的草头王胡肇汉。此人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草包”，而是集凶暴与阴险于一身的顽固反动分子。为了艺术典型化的需要，《沙家浜》对这个原型作了“一分为二”的处理，将凶暴一面给了胡传魁（再添加其“草包”的元素，来作为阿庆嫂与刁德一“智斗”的“挡风墙”），而把阴险一面给了刁德一（虚构）。使之彼此映衬，收到了很好的戏剧效果。

16王安忆：《〈小鲍庄〉·文学虚构·都市风格——青年作家王安忆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对话》，《语文导报》1987年第4期。

17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18 19王安忆：《小鲍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23页。

20王安忆：《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

21李：《是临摹，也是开拓——〈你别无选择〉和 〈小鲍庄〉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22 23 33王安忆：《乌托邦诗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5—16、39—40页。

25吴义勤：《反抗孤独：由敞开到重建——王安忆〈纪实与虚构〉解读》，《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6翟业军：《做梦、发痴与爱的可能——从作为“处女作”的〈雨，沙沙沙〉说开去》，《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27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8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29[英]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3页。

30李松睿：《三体人的惶恐与“真”的辩证法——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五》，《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

31[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 10页。

32[德]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4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4页。

35吴亮：《〈小鲍庄〉的形式与涵义——答友人问》，《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

36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37转引自艾以、曹度主编《废名小说》（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王　昉]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