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晓苏短篇小说居住空间的人性隐喻和话语内涵
内容提要：居住空间和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为人类提供居住的物质空间，也能与居住者的身份形成互文，折射出居住主体的精神空间和心灵空间。论文从晓苏的短篇小说出发，以康德、巴什拉等人的空间理论为阐释工具，对晓苏短篇小说中的居住空间进行分类和考察，探究其背后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性隐喻及其话语内涵。在晓苏的短篇小说中，居住空间作为现实生存空间的物质载体，不仅是对主体的庇护，也是对主体的约束，更是对主体的重塑。对居住空间的描绘、装饰、想象乃至寻找，都是晓苏对当代人在错综复杂的空间隐喻中所面临的身份困境以及普遍存在的情感需求所作出的探索。
关键词：晓苏 居住空间 人性隐喻 话语内涵
居住空间作为文化的一种表征，有着独特的艺术功能，它不仅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是“动态的”叙述元素，负担着呈现居住者生存面貌和精神需求/刻画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精神和心灵的重要作用。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对居住空间的叙述，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比如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盖公寓、曹雪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小黑屋”以及残雪“山上的小屋”、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等等，可以说叙事中的住宅已经成了具象化的空间写照，被作家赋予了丰富的审美内涵，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审美镜像。目前，对于晓苏短篇小说的研究，大都围绕着乡土叙事、性欲书写、叙事策略等展开，而对其文本所凸显的空间隐喻关注者甚少。然而，晓苏短篇小说的叙事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空间性结构，这也是他探讨人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理应成为我们破解晓苏小说文本结构的重要文化语码。本文从三个维度出发，探究晓苏在居住空间书写中所隐藏着的丰富的人性内涵与话语隐喻，以期对晓苏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解读思路。
一、呈现回归与难归之间的悖论
家宅之于人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其居住意义，从农村的老屋迁往城市的高楼大厦，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对自我空间拥有感的确认，而对于已经习惯了乡村生活的老一辈来说，居住空间的迁移却可能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伤害，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失落感、虚空感和无助感。这时，记忆中的家宅，就被赋予了特定的价值，成了个人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提供着庇护与安全的重要作用。
《让死者瞑目》中刘元福被儿子刘开荒接到城里住了十来年，但是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三个字还是老家的“火砖房”。刘元福的火砖房在油菜坡，“上下两层，青砖黑瓦，飞檐翘角，屋脊耸得高高的，形状像一条龙。四周还有院墙，连院墙上都盖了瓦”①。这栋房子刚建起来的时候是全村最好的房子，人人看了都羡慕，连刘元福自己也为之感到欣慰和骄傲。
经验往往会强烈地影响一个人对住宅的感情，这栋房子是在刘元福亲手建造的，它身上包含着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元福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验和情感。所以拴住刘元福的是他在这栋火砖房身上所消耗的精力和所寄托着的感情，从烧砖到砌墙再到盖瓦，刘元福都亲力亲为，为此他还从墙上摔下来，险些搭上自己的一条命。遗憾的是这栋房子也给刘元福引来了灾祸，火砖房刚盖好，就遇上了土改，他被错划为地主，他一砖一瓦辛辛苦苦建好的房子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分给了贫民马自宝。所以，这栋房子对于刘元福来说，既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遗憾，直到死他都放不下。比起后来建造的红瓦房，火砖房对于刘元福来说是回忆更加持久的梦中家宅，这栋得不到的梦想的家宅汇集了一切刘福元认为是“惬意的、舒适的、健康的、稳固的，乃至令他向往的东西”②，所以，当护送刘元福的救护车开到火砖房院墙外时突然就熄火了，司机使尽浑身解数也打不燃发动机，按照送死者的解释，这是刘元福的魂想要回老屋去看看。
人与住宅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和情感联系，刘元福虽然在红瓦房断了气，但他却一直不肯闭眼，原来他还是想回火砖房。回到火砖房的代价太大了，刘开荒用红瓦房外加二十万才从马自宝手中换回火砖房，回到火砖房后，“没过多久，刘元福的右眼就慢慢地闭上了”③。在此，梦中的家宅也可能会与后来的家宅发挥着相反的作用，比如红瓦房的存在就一直提醒着火砖房的过去，因此，只有回到火砖房而不是红瓦房，刘福元的心灵和灵魂才能得到满足。火砖房的存在对于刘元福来说，不仅为其心灵提供一个庇护之所，更是对其心理的一种补偿，所以为了重新得到火砖房，他甚至可以不管儿子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这一系列看似灵异的事件，都说明了刘元福虽然嘴上说着死也不再回这个地方，但是他骨子里却深深地眷恋着这个地方，尤其是他的火砖房，刘元福的一系列行为都表现出他对火砖房的爱和忠诚。在这里，火砖房被当作形象的载体，给他“以安慰的理由或者说幻觉”④。晓苏在这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分析和透视底层人民对家宅的割舍不掉的深厚感情，通过剖析他们的内心情感，去展示他们沉重而艰辛的人生。这个貌似荒诞的故事背后，传递给读者的是人的无情与多情，历史的错乱以及人性的变幻莫测。
在《我们应该感谢谁》中，大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但就在他患了高血压卧床不起后，面对城市，他充满了恐惧感，他非常害怕死后被送去火化。因此，他变得暴躁不安，吵着闹着要回老家。“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⑤，也即是说家是一个具有特殊情感效力的物理场所，关系到人们的体验、回忆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小说中的父亲之所以要回油菜坡，是因为他在油菜坡生活了很多年，那里有他的回忆，有令他牵挂的东西，更有他从特定人际关系中才能够获得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就算这个家早已不存在，或者仅仅只是存在于他的回忆中，但这个家却符合他的原初认同，因此，父亲才会把农村的家当成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早早就在妻子的坟旁预留好了自己的位置，希望死后能跟妻子一起合葬。
然而，反讽的是，在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给他提供安全和庇护的，却是哑巴金斗的土屋，而不是村主任尤神家那栋三层高的新楼房抑或是钱春早那干净整洁的的家。在大树的眼中，金斗的土屋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气息，床也是“由两块门板拼起来的，差不多占了半个土屋，而且床上还放着两个枕头，分别摆在床的两端……我又看见了一个板栗色的塑料盆，它紧靠一面墙放着，在塑料盆旁边，我还看见了一个木头搓板，也许是搓板用得太多的缘故吧，上面的许多齿斗磨秃了”⑥。通过大树的眼睛，读者看到了金斗土屋内的布局，到了这个时候，读者才恍然大悟，发现原来土屋里传来的特殊味道、大床上的两个枕头、板栗色的塑料盆、磨秃了的搓板，恰恰都验证着哑巴金斗才是那个真正晚上陪父亲睡觉、给父亲端屎端尿、洗这洗那的那个人。晓苏以金斗的土屋为线索来安排小说的结构，通过对土屋的描绘，推动了叙事的进程，巧妙地把真相摆在了读者面前。
小说在对金斗的土屋进行描绘的同时，还写到了村主任尤神家的那栋三层高的小楼，这是尤神推倒教师宿舍后重新建造的，“从设计到施工都挺讲究的，看上去像一栋别墅”⑦。也写到了钱春早的家，钱春早家虽然比不上尤神家，但也并不寒酸，“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客厅，一张木头的条桌摆在对面的那道墙下，条桌上盖着一层彩色的塑料布，看上去很干净很整洁。我还看见了一台收录机，它醒目地摆在条桌中央”⑧。这都与金斗破旧不堪的土屋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虽然金斗的土屋从空间上或者经济意义上来说都是拥挤的和狭窄的，但是从心理意义上来看却是宽敞的，与尤神和钱春早都谎称自己是照顾父亲的人不同，金斗是沉默的，是善良的。可见对居住空间的多次描绘是晓苏的有意安排，通过这三个居住空间的并置和对比，晓苏进行着特定的文化批判与人性反思。借助于居住空间的描绘，晓苏呈现了不同居住空间之间的割裂感，从而将回归与难归之间的矛盾与尴尬更加生动地传达出来。
在《麦芽糖》中，肖子文的父亲肖大叔在进城前就一直住在肖家的老屋里，就算后来去了城里，但待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了肖家老屋。老屋在这里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文化风景，显示出“民族/民族主义是如何通过融入风景的文化方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的归属感”⑨。作为身份认同的浪漫化象征，肖家老屋寄托着肖大叔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认同、皈依和维护。
且看小说对肖家老屋的描写：“肖大叔一走，肖家的老屋就开始破败了，房间一间接一间倒塌，蒿草疯长，野兔也在草丛中乱跑，昔日红红火火的肖家老屋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眼下，这里只剩下肖大叔住的那间堂屋还没倒，看上去像一座城堡。”⑩在对居住空间的描写中，晓苏看出了时间前进的征兆，肖家老屋仿佛保存了压缩的时间，野兔、废墟和被荒草包围的堂屋都是令人忧郁的光阴似箭的提示。并且从外形上来看，这是一个简陋、破败、荒凉的老屋，但对于肖大叔，它却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无与伦比的意义，是一座永不倒塌的精神的“城堡”。
就算这个屋子颓败和荒凉，也不具备城市住宅的舒适性，但它将风雨挡在了屋外，能够使肖大叔受到庇护。所以，居住空间的价值也在于它是一个保护着自我的非我，肖家老屋在这里的关键意义在于赋予了肖大叔更大的情感寄托，而不是居住等实用意义。与此相比，城市的家宅却剥离了家宅的原初价值，里面缺少了原始家庭聚集在一起的淳朴体验，肖大叔好心给孙女编的猪牙手链，却被儿媳妇拒绝了，理由是猪牙不干净，戴在手上会让孩子变傻。可以见到，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关系在异化一代的生活里是如此疏离，以至于肖大叔最终选择一个人返回肖家老屋。
遗憾的是，肖大叔在肖家老屋里也没有得以“重生并繁殖”11，回到老屋，随之而来的是寂寞和孤苦。他的堂屋是这样的：“左边摆着一张竹床，右边支了一个土灶，中间是一个掉了漆的茶几，茶几边上放着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后来，我的眼睛落在了一面墙上，那里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肖子文的照片。”12从仅剩的这间堂屋的布局来看，床是竹床，灶是土灶，茶几是掉了漆的，椅子是断了靠背的，独自一人守在那荒草萋萋废墟一样的老屋中，其空虚和落寞显而易见。借此，晓苏呈现了这样一个悖论：肖子文虽然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但他的父亲却一个人住在如此简陋的破屋里，只能看着儿子的照片过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这个没有出息的人，却能够每天陪伴在父亲身边，给父亲挠背煨酒。借助特定的居住空间，晓苏表现了家庭伦理的复杂情态，触及了人性的矛盾和荒诞。
二、居住主体困居与约束的隐喻
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指出了“宅”字的新旧两重意思，认为“宅”字在代表定居的同时也代表了“墨守”的含义。这透露出居住场所的第二性质，也即是对人的困居与约束。晓苏的小说也关注居住空间对人的困居与约束。这首先表现为居住空间对女性的约束。在中国，女性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一直都在被强调，家庭一直以来家都被认为是女性最合理的生活空间，比如“宜室宜家”中的“家”和“室”，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生活空间的规定和要求。因此，相对于男性来说，家作为一个权力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女性的规训与禁锢。
晓苏的短篇小说写了这样一群留守妇女，比如《传染记》中的傅彩霞，《花被窝》中的秀水和婆婆，《我们的隐私》中叙述者的老婆，《坦白书》中的唐水，等等，由于她们的丈夫都在外地打工，所以她们滞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从晓苏笔下的这群人身上，可以发现女性长久以来被禁锢在一个封闭的、有限的家庭空间里。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法律的角度来看，在以丈夫为中心的家宅中，她们都被迫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和梦想，接受着来自家宅的“约束”与“规训”。
农村的老屋作为一个传统的空间，因其保存着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老屋的实质就是农村道德标准的可视化和空间化。在《花被窝》中，对于秀水而言，老屋就是道德标准的监视者，生活在这样的空间中，她时刻“被一种权力局势所制约”13，而她却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被窥探和监视，为此她感到惶恐不安。在小说中，当秀水洗完花被窝后，她并没有立马去晾晒，而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站在门槛上朝四周张望，但“很快，秀水的目光就越过水塘，落在了水塘那边的一栋土屋上”。14直到确保土屋的门是关着的，她才飞快地走到土场边，把洗好的花被窝晾晒在铁丝上。土屋在这里就是一个道德秩序的监视者，而生活在这间土屋里的婆婆秦晚香就是权力的执行者，间接地拥有着监视秀水的权力。所以，即使秀水有过短暂的四处张望，但实际上她的目的就只有土屋，飞快地越过土场看土屋，这个细节充分表现出秀水望向土屋时的紧张、恐慌和不安。
说到底，秀水始终逃不过居住空间所代表着的道德标准的监视。即使知道婆婆已经搬离了新楼房，但当她看见婆婆之前住过的厢房时，心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紧张。当她以为自己的事情败漏以后，在土场上坐了很久，并再次朝那间土屋望去，这时她看到的是“土屋的门已经打开，房顶的黑瓦上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15。在朱光潜看来，所有的颜色都有其性格，并由此生发出象征的功用，“概括地说，颜色的偏好一半起于生理作用，一半起于心理作用”16。与秀水之前打开卧房的窗口，往外看到的活蹦乱跳的耀眼的光斑所形成的暖色不同，老屋此刻呈现给她的是一片暗色和冷色。这映射着她此刻的心情，她失去了性苦闷刚得到释放时的那般欢快和兴奋，转而陷入了不安、担忧和惭愧之中。
在小说《坦白书》中，唐水也非常害怕道德监视者婆婆，“坐在半明半暗的门槛上说，纸是包不住火的！你妈一边说还一边对着我笑了一下，她的样子好可怕呀，简直像一头鬼”17。在传统建筑中，住宅的正门一般会有高高的门槛，因为门槛同房屋的正梁一样，不仅具有镇宅平安的效用，还是屋内一家之主的象征，对应着家庭地位的尊卑。坐在门槛上的婆婆，就是传统道德秩序的象征，她是在对唐水进行着道德的审判。一道门槛，就把唐水关在了道德的门外，时刻提醒着唐水所犯下的罪行。
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宅，不断地强化唐水作为有妇之夫的罪恶感，所以，她把坐在门槛上的婆婆比作是一头鬼，并最终决定坦白从宽，给丈夫写了坦白书。从文化层面来看，居住空间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秩序的监视者，不仅塑形着像秀水和唐水这类女性的身体和欲望，也监视和禁锢着她们的身份和心灵。在这里，居住空间成为了女性边缘身份的象征，晓苏借此揭示了当代农村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中的婚姻困境和身份焦虑。
就经济意义上来说，居住空间不仅是现代文明的符号，也是消费时代的抽象符码，比如人类就常常以居所来衡量和区别自我与他者。在《等冯欠欠离婚》中，杨耕田之所以三十八岁还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他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尽管他聪明又勤劳，但也娶不到老婆。为了盖房子，杨耕田跟人搞建筑，贷款买拖拉机，但每次都在临近盖房时出现了意外，房子也就没有盖成，三十八岁的他还是住在祖辈留下的土坯房里。这个土坯房是这样的：“墙上千疮百孔，几十处都用稻草塞着，不然风就会往屋里灌，夏天还会有蛇钻进去。”18这个居所就像是一个破窑洞，墙壁没有经过粉刷，墙上也结满了蜘蛛网。杨耕田家的土坯房是经济困窘/社会地位低的表征，而这恰恰就是他失去冯欠欠的主要原因。
为了迎接冯欠欠的到来，杨耕田家重新布置了新房，他亲自借了旧报纸来糊墙，他的母亲也把舍不得卖掉的挂历贡献了出来。对家宅的精心布置，表达了杨耕田对婚姻幸福的向往，可离了婚的冯欠欠却没有走进他的家，而是投入了治保主任马丰收的家。实际上，小说早已暗示了故事的结局，当冯欠欠得知要找马丰收开证明的时候，小说是这样描写的：“冯欠欠知道马丰收这个人，也听说过他住的地方。杨耕田一说出马丰收的名字，冯欠欠就飞快地朝那栋楼房看了一眼。”19就是这飞快的一眼，为后面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住宅是导致这一结局的根源，它霸权式地支配着冯欠欠的选择。马丰收的楼房无疑是现代化的标志，而杨耕田家的土坯房虽然被重新装扮过了，但仍旧隐藏着贫困和落后，无法与马丰收家现代化的楼房相媲美。冯欠欠显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这不经意的一瞥就暴露了她的本性。或许杨耕田也早就知道了冯欠欠的本性，所以当他看到墙壁上登着的住房广告时，他的反应就很强烈。这个广告宣传的是金碧辉煌的豪华别墅，文字之外还配有巨幅图片，这让他的母亲直呼是皇帝的住所，而他则“赶紧又贴了一张报纸，将那别墅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母亲疑惑地问，你盖住它干什么？杨耕田说，我怕欠欠看到了心里难过，她自尊心特别强”20。杨耕田的这个行为及其给出的理由，充分暴露了居住空间后面所代表着的物质和权势，也暗含着冯欠欠对物欲的追求。令冯欠欠眼热的是马丰收家楼房背后所代表着的物质和权势，所以冯欠欠最终才作出了有悖于良心的选择。在消费时代的冲击下，爱情的纯洁与忠贞产生了变异，这就是晓苏指出的人性中最微弱、最疼痛、最潮湿、最神秘的一个部分。在此，居住空间被赋予了更多的消费意义，被卷入权力、欲望的等级体制之中。对于居住空间的表现，暗含着晓苏对社会悲剧的反思。
居住空间是经济和身份的附属物，象征着金钱、权势、财富以及与此相勾连的堕落与沦陷。在《跪地求饶》中，晓苏借居住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尖锐冲突，揭露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沦陷。小说开头就写到了杨国风教授的书房：“铺着地板，那地板是进口的泰国红柚，差不多算是最好的地板了。不仅颜色好，古色古香的，而且木质也属一流，纹路细密，摸上去如美人的皮肤，光滑如水，并且还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与幽幽的书香融混起来，真可以让人陶醉。”21在杨国风看来，书房是文化重地、知识重地和学问重地，他非常重视书房的装扮，为保证地板看上去永远是新的，他每年七月都要请人给地板重新刷一次油漆。
然而，这恰好表现了他的虚荣心，与原始家宅所代表的人性价值相比，这间书房是已经异化的、非人格的居住空间，它的设计一味地追求精巧、细致、高端、豪华和外在美，这又令它陷入了消费主义的牢笼，反而不能满足妻子田梦的内在精神需求。因为在这之中，“人和空间的情感能量交换逐渐隐蔽，住宅成为‘居住的机器’”22。因此，田梦和万喜的情事在这间书房发生就是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了。
书房既是杨国风所创造的空间，也是他自我认知的空间隐喻，通过对书房的描写，晓苏将杨国风的形象刻画出来。这间书房背后所象征着的高洁和神圣，实际上与它主人的自私、虚荣、自大完全相抵触。清高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杨国风心理的变态，一开始任妻子百般哀求，杨国风也坚持要离婚，但当得知妻子怀了万喜的孩子并打算离婚后嫁给万喜时，他又变成了那个跪地求着不离婚的人。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万喜的身份只是一个小油漆匠，而他是著名的伦理学教授，这传出去有损他的身份和地位。在此，空间与主体形成了鲜明的互文，虽然杨国风的书房有着漂亮的外观，但却因其压抑性而代表了人性的自私、冷漠、虚伪与罪恶，这是晓苏对代表着神圣和高洁的书房的一种解构。晓苏借此刻画了消费时代下个体的困顿与物化，充分显露出他对消费时代下人文精神失落的担忧。
三、实现主体心灵的沟通与敞开
压抑的居住空间会对健全的人性造成伤害，长期生活在这种压抑的空间之中，人会因此变得苦闷、焦虑、不满，甚至会导致情感的越界和性格的扭曲。作为一系列经验现象的表征，晓苏小说中的居住空间传达出社会对人的约束，但是，晓苏笔下的人物在禁锢的环境中仍然以超强的韧性和乐观的情怀生活着。可见晓苏的本意也并非是要表现困居给人性带来的戕害，而是要强调在压抑的居住空间中，主体心灵的敞开和拓展，以此彰显着人性的魅力。
在《我们的隐私》中，男主人公和麦穗同在一个名为南岗的小镇打工，在互相取暖的过程中两人渐生爱意，并以夫妻的身份共同租了一间小房子。这间房子是在一个农家小院，房子的后面长着一棵高大的木棉树，两人刚搬进来时，正是木棉花开的时候。透过房间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满枝头的木棉花，“花朵很妖艳，有点儿像南方歌舞厅里那些女人笑翻的嘴唇。……我感到我的打工生活发生了天大的变化，换一句话说，我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找到了家的感觉”23。这是男主人公眼中的木棉花。
虽然妖艳的木棉花隐喻着这个重新构建的家庭生活只不过是镜花水月，但是这同时也暗示着他们对温情的一种期待和追求。两人的同居行为，是对居住空间所蕴含的幸福与温暖的渴求。这间房子对于他们具有强大的保护意义，有了它，他们不会再被外人当成一对野鸳鸯，也不必像以前在别的地方那样偷偷摸摸，慌慌张张。这间房子成为两人在苦难生活中的庇护所，赋予了他们以夫妻的身份，让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同进同出。正是这间屋子，才给了两个孤独的灵魂以温暖和慰藉，让他们飘荡的心灵重新获得了归属。这两个打工者的越界，实际上也是人性的使然，这是基于残酷现实背后对温情的渴望，也是痛苦中的精神慰藉和绝望中的希望寻觅。虽说两人的行为可能违背了所谓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如果从人情和人物的内心诉求来看，这种情感需求又是合理的和自然的。
这段同居的生活，也让主人公慢慢理解了寂寞中出轨的妻子，他开始同情起留守在油菜坡的老婆来，忍不住想“曾经把鞋子脱在老婆床前的那个人会不会抽空儿再去陪陪她呢？还想，要是那个人不去的话老婆该有多苦啊！”24最终，男主人公放下了愤怒、埋怨和指责，不仅包容了妻子在故乡的隐私，而且还选择再一次帮妻子向儿子隐瞒妻子的隐私。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救赎，南岗小院中的家实现了对油菜坡的家的救赎，南岗小镇中的男主人公，也是对油菜坡男主人公的救赎。
这或许就是晓苏口中“那些很微妙的，很暧昧的，很诡秘的，很幽暗的，带有人性颤音的故事。这类故事往往真假难分，善恶难辨，美丑难言，有时甚至让人无法做出有关道德与伦理的判断”25。麦穗的出现虽然破坏了叙述者“我”的家庭，但是同时也促进了“我”的家庭的和谐。对打工群体生活困境与情感困境的关注和表现，显露了晓苏对这一群体的理解与同情，他创作的目的并不在于传达意义，而在于通过描写有意思的故事，激起争鸣，引发思考。他没有去痛斥他们的越界行为，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关注他们内心的苦闷和情感的困境。在伦理的规范与失范中，显示出晓苏对他们的理解与尊重，也彰显出他对重塑家宅空间的深情呼唤。
在《花被窝》中，自婆婆一个人搬回土屋后，秀水就再也没有去过土屋，当她再次踏进土屋时，看到的土屋早已破烂不堪，墙壁上“大洞小眼的，像电视上出现的窑洞，墙边上支了一个土灶，灶台上放着半碗南瓜，一看就是秦晚香昨天吃剩下的。看着这些，秀水的心里猛地颤了一下，有一种酸酸的感觉”26。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它自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善良美好一面，秦晚香的土屋虽然是一个阴暗、破旧的存在，但也因此唤起了秀水心中的良知。抛开讨好婆婆的目的不说，单是看到土屋的简陋和衰败以及婆婆吃剩的南瓜粥，秀水的内心就已经受到了触动，愧疚之感也油然而生。此居住空间的出场，不仅起到了缓解人物矛盾的重要作用，也勾起了人性中的善，使秀水的心灵得到敞开和拓展，让她懂得了作为子女应有的善良和宽宥，并最终促进了家庭温暖的复归。这是晓苏对人性的张扬，也是晓苏对于家宅应该具有的人性价值的强调和重构。
在《养驴的女人》中，朱碧红家的红砖房既是矛盾得以爆发的场所，也是韩修竹和朱碧红由对抗走向同情和理解的重要场所。朱碧红和廖道言的妻子韩修竹原本是好姐妹，以帮植物人刁德大洗澡为由，朱碧红借走了廖道言。迟迟不见丈夫归来，韩修竹便也关门去了朱碧红家，透过红砖房的窗口，韩修竹看见了丈夫帮朱碧红洗澡。自这件事发生之后，韩修竹对朱碧红的态度一直都充满了鄙视和敌意。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在朱碧红帮她家的驴实现交配后，韩修竹拎了一盒礼品去朱碧红家还这个人情。韩修竹眼中的朱碧红家是这样的：“堂屋与卧室共一面墙，墙上有一个窗户。窗户上的玻璃掉了一块。”27这就是朱碧红的生存环境，简陋又破败，也正是透过这个窗口，韩修竹看到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却认不得人说不出话的刁德大，也看到了朱碧红是如何艰难地给他喂水、换尿布、擦身子的，更闻到了从窗户里飘出来的刺鼻的臭味。
“家宅的接纳是那么无所不包，以至于我们从窗口看到的一切都归属于家宅。”28从窗口中，韩修竹看到了朱碧红的心酸、苦楚和不易。朱碧红家的生存环境，勾起了人性深处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纠结与共同的渴望，于是韩修竹萌生了暗自帮助朱碧红的念头。晓苏说：“人性是不分年代的。物质元素变了，交流方式变了，心仍然是可以相通的。人生的价值也正在于此。”29晓苏始终把人性当作他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触及了人性的深处。
结 语
居住空间是现实的审美镜像，也是晓苏观察社会人生的一个重要窗口。晓苏短篇小说中的居住空间有着三重属性，首先，居住空间是一种心理需要，能够给居住于其中的主体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主体对美好人性的渴求。其次，居住空间也是一种文化的语码和消费的符号，也意味着压抑与约束，由此造成了人性的受难。最后，居住空间还是一种精神的图像，可以促进人性的沟通，实现人性的救赎。透过居住空间，晓苏对人性进行了全面的体察和反思，对居住空间的描写，显露出晓苏对原始幸福的追寻、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担忧以及对文化重建的呼唤。作为一个在不同社会杂语中激起争鸣的倾听者和探索者形象，晓苏以客观与开放的态度，尽可能地倾听和再现可能存在的他人声音，使底层社会的声音在被呈现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独立存在的自由。由此，神圣与邪恶、崇高与卑贱在晓苏笔下都拥有了平等的权力。这是晓苏对人性所激起的相关真理的探索，也是晓苏对生活复杂而深刻的认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媒介文学生产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5XZW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③⑥⑦⑧⑩12 14 15 17 18 19 20 21 23 24 26 27晓苏：《花眼时钟：晓苏短篇小说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8、38、91—92、80、84、98、105、177、181、196、160、157、162、645、322—323、325、184、348页。
②④⑤11 28[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64、16、5、152、70页。
⑨[英]温迪·J.达比：《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张箭飞、赵经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13[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6页。
16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22郑杨晓涵：《消费语境中现代家宅空间的“临在感”——以宜家家居为例》，《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年第3期。
25 29金立群、晓苏：《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晓苏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本期责编：王 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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