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起草与精神场域
内容提要：对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祝词》的认知不能止于文学史“常识”，需要作历史化分析。由胡乔木等同志负责起草《祝词》，是中央致力于办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的结果。《祝词》在当时受到了代表热烈的拥护，但会场内外也有人认为《祝词》思想解放过了头，或者对其精神能否落地心存疑虑。《祝词》用“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艺方向的调整也引发了争论，新口号也在争论中获得了更全面、科学的解释。《祝词》对党在新时期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文艺界对这种领导精神的理解与中央存在龃龉，党在具体的领导实践中也面临着许多难题与挑战。
关键词：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祝词》 起草 文艺精神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体与会代表作《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是第四次文代会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会议组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新旧文艺观念剧烈交锋的历史时期，文艺界亟需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出面，对“文革”结束以来一直争论不下的许多文艺问题，给出清晰的界定与解答，为正在重启的文艺创作指明方向。《祝词》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文艺状况和当时创作形势的清醒评判，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历史性扭拨，对未来党领导文艺工作新型方式的倡导等，凝聚了一个文学史的共识——“这个祝辞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战斗纲领”①。这种基于大历史观的评价当然是准确的，但它也容易引起人们对《祝词》形成一种简单的“破”与“立”的认知，忽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祝词》的起草及其精神讨论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罅隙”。作为新时期文艺创作和管理的一个原点性文献，《祝词》需要被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细致考察。
一、《祝词》的起草与大会反响
《祝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影响巨大，然而有关其起草的具体细节，却一直鲜有史料述及。张光年的日记记载，1978年年底文联为筹备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了一次办公会议，会议“决定抽调三、四人成立起草组”，并确定了“陆续起草以下几项文件初稿”，其中一条，就是“为中央负责同志提供讲话初稿”②。然而，随后包括张光年在内的众多文艺界领导，都没有再次提及这份初稿写作的具体情况。有史家曾就这一问题专门采访过当年大会筹备组的顾骧同志，据顾骧回忆，为准备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周扬一开始曾成立过一个起草小组，成员中有顾骧、唐因、刘再复等人。但三人写成的稿子却没有被中央采用，《祝词》是后来另行找人起草的。但是这个“后来”的过程，顾骧也不了解。③
由于缺少相关史料，有关《祝词》起草的详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学界的一个未解之题。直到2005年邓力群出版“自述”，有关《祝词》起草的作者及过程似乎有了一些眉目。“自述”对《祝词》的起草作了如此叙述：“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④
给文代会起草《祝词》，却不由文艺界的重要人士牵头并参与其中，邓力群对《祝词》起草情况的追述虽有些出人意料，但“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和“胡乔木作了修改”的说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较为吻合。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邓力群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至新成立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主要协助中央和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同时中央也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此后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主要转到了胡乔木手里。另一方面，从胡乔木、邓力群在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意见征集过程中的表现，以及当时胡乔木与胡耀邦在“思想解放”问题上存在较多共识的情形来看，中央将《祝词》交由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起草，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由于要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文艺运动，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胡乔木、邓力群在看完报告初稿后联合署名致信胡耀邦和周扬，就三个问题提出了意见：一、报告应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希望在新形势下作出新的、好的提法；二、如何界定新时期文艺的目标、任务和功能；三、文艺究竟需要什么性质、什么范围的领导，党将来要如何领导文艺。⑤信中对这些问题的诸多思考，不同程度地与胡耀邦的意见不谋而合。比如关于新时期文学艺术目的、任务等的界定，胡乔木在信中就明确提到“可加上胡耀邦同志提的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意思”。而且，从信中所提意见以及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报告的讨论情况来看，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胡乔木的看法较周扬更明确，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方面，胡乔木比周扬更坚决⑥。因此，在当时力促“思想解放”并全面介入第四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的胡耀邦看来，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负责起草《祝词》，或许要比周扬、顾骧等人起草的文稿更能体现中央的精神，这大概就是顾骧所说的他们“三人写成的稿子却没有被中央采用”的原因之一。程中原在一次与哈佛学者的对话中也曾提及，邓小平的《祝词》由“邓力群主持起草”，并“由卫建林执笔，贺敬之提了很好的意见，胡乔木作了最后的修改”⑦。对照后来公开发表的《祝词》可知，胡乔木、邓力群信中提及的不少意见均不同程度地被写入了文本之中。
依照邓小平的指示，《祝词》就不可能像周扬的报告那样洋洋洒洒地长篇论述，而是一种言简意赅的“顶层设计”。《祝词》虽然只有四千余字的篇幅，但每每落笔当时的文坛关切，包括如何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文艺工作者队伍，如何看待当时的文艺局势，如何定位和开展新时期文艺工作等。在那个思想观念充满分歧、国家中心工作正面临转轨的历史时期，《祝词》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既在整体上坚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又对它加以必要的发展；既体现着党对过去文艺工作的反思，又饱含着国家对文艺工作者重返岗位的热切期盼；既凝聚着党领导文艺事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又不乏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展望与设计。结合历史与现实，《祝词》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当时许多困扰着文艺界并迫切需要作出解答的问题。
《祝词》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排山倒海的掌声”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祝词》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当时文艺界的心里话，体现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拨乱反正的决心。许多与会代表对邓小平作《祝词》的一幕印象深刻。罗石贤说：“他讲话时声音宏亮，浑厚有力，显示出一个‘不倒翁’、‘铜豌豆’的顽强气概。掌声一阵接过一阵，如雷鸣，如海啸。”⑨张克在听《祝词》时“将鼓掌的地方作了记号”，当邓小平讲到要“保护作家、艺术家的权益和思想解放”时，会场“爆发了三次连续鼓掌”。⑩缪俊杰追述，大会召开时他与沈从文坐在一起，这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老者在听其他报告时“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11在随后的讨论会上，代表们更是难掩对《祝词》的激动之情。安徽代表说，邓小平同志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实在说得好，说得及时，说得有力”；湖南代表说，“这段话包含着许多辛酸血泪，是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文艺战线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有了这一条，文艺的繁荣就有了保证”。12种种情形，也自然促成了有关《祝词》大会反响的主流表述：“使三千多名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如沐春雨，感到无限的温暖和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干劲。”13
然而，思想解放的艰难与曲折，也决定了《祝词》在当时并不可能被一味地叫好。除了“热烈拥护”，会场对《祝词》其实还存在另外两种声音。它们虽然在当时的会议宣传或后来的历史讲述中较少被提及，但真实折射着那个时代文坛的特有气候。一种是对《祝词》的精神能否落地心存疑虑。这种声音在各种讨论会上其实并不鲜见。巴金在上海市代表团的讨论会上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他对《祝词》“没有不同意见”，“但三十年来我确实听了不少好的报告，也读了不少好的文件，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也还是要等着看”，“报告精神很好，但究竟能不能成为事实，我还是有些疑虑的”。14柯岩在小组交流时也说，听《祝词》时她“没有像当年那样欢呼雀跃，而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的”，因为自己“已不再年轻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十年血与泪的浩劫”，让她懂得了“思考”。15陈登科说，《祝词》让他心里“感到热乎乎的”的同时，又有一些话“憋不住地想讲一讲”。他随后提议：“必须把‘二百’方针，作为文艺宪法固定下来”；必须推行“著作权和版权”，作家“不拿工资，免得受长官意志的束缚”；必须“出台几条法律”，以“保护作家、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和人生不受侵犯的权利”。16陈登科这些“憋不住”的话，事实上都出于将《祝词》精神立法化、以确保其得以贯彻的考量。代表们的这些隐忧联系着他们的历史经验，也映射着他们对一个新的创作年代的珍惜与憧憬。
另一种声音是认为思想解放过了头。由于与大会力促思想解放的精神不符，这种声音虽不构成为某种显在的力量，但作为一股潜流始终存在于会场内外。它们表露在一些代表娓娓的发言中，如“既不要横加干涉，又不能放任自流，撒手不管”17；也体现在对一些热点问题的争论中，如对《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等作品的指责18。就像夏衍在致闭幕词时所说的那样：“在文联和各协会的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思想解放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人，我认为还是有的。”19现在来看，这种声音是难免的历史衍生物，折射的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性与复杂性。尤其是一些过去领导文艺工作的官员，让他们一下子从旧的观念中摆脱出来，并不现实。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刘锡诚就注意到，“外地有的地方的领导人，不同意文代会上通过的方针”，在一次《文艺报》编委会上他听说，“上海的陈沂说上海不贯彻文代会精神。黑龙江的宣传部长陈某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与北京不一致”20。这些情况说明，《祝词》的精神短时间内在文艺界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对一些观念转变相对滞后的人士来说，《祝词》的深入人心还需时日。
二、“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祝词》与党的文艺方向的调整
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配合政治的需要。这一集体意识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等说辞，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被作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圭臬提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1。此后在“十七年”的多个历史时期，虽然文艺界也曾尝试对“从属”“服从”等提法进行适度的调整22，但种种探索终究止步于各种随之而来的“纠偏”运动。“文革”时期，“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论断更是被极“左”文艺界化作“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僵死教条，成为江青等人主导“文革”文艺的行为准则。
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过程中，“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深深触动了文艺界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反思。1979年4月在京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上，与会人员普遍表达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不满，认为这一口号让文艺“成了政治任务的附属品，抹杀了文艺的独特性”，提出“文艺不是政治的奴仆”，“不能由政治任意摆布”。23随后，引发文艺界广泛关注的《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更为尖锐地揭示了文艺的“工具论”所具有的片面性和危害性。24 1979年10月召开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代表更是直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三十年来文艺上出现的许多弊病的根源”。25总之，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迅速升温，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声音汇聚成一种社会思潮，其“完全正确”的话语逻辑遭遇了现实的撼动，全面回顾与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历史节点已经到来。
作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祝词》必须对这一文坛重大关切作出直面回应。有两个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祝词》起草工作的面前。第一个问题是，大会是否仍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一问题不仅民间争论激烈，而且官方管理层的意见也不统一。作为“十七年”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并不反对“一贯如此”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表示必须警惕文艺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服务，以及重点应该考虑“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26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则主张“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因为它“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积累了太多的痛苦和委屈”，因此应该推出一个“使人一新耳目”的提法。27直到1979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大会《祝词》和主题报告时，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仍各执己见。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在听取胡乔木的意见时插话表示，“这个口号带来了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28，由此，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最终有了“不再提为好”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不再沿用已有提法，那么新形势下党在文艺方向上的新口号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事实上文艺界在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时就已有触及，也形成了一些说法。比如有人提出了“文艺为基础服务”“文艺为生产服务”等意见，也有人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意见，认为“今后应该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党的一切利益都是为人民的利益。我们社会主义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满足人民对文艺的需要”29。部分中央领导人对此也有一些大致的想法。比如胡耀邦就曾谈过文学艺术“要为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发生作用”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30；胡乔木也说文学艺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在培养新人方面，在影响人的世界观、政治观、道德品质方面，在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方面，产生影响、起作用”31。但必须承认，关于第四次文代会要具体提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口号，当时的情形并没有留给党中央足够的时间来酝酿和讨论。
虽然目前还鲜有史料可供细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祝词》起草小组在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连夜对文稿进行了最终修定。10月30日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作《祝词》时，历史性地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文艺口号。
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32
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转而明确指出“人民”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之“根本”，这是《祝词》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首先，“人民”此前虽未曾上升为党的文艺口号，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存在，从“政治”到“人民”，党实现了在文艺问题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重大变化，但它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并不构成越界或否定。《讲话》提出了“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但其解答这一问题的逻辑基点则是“为人民”，是毛泽东在作引言时所指出的文艺应该“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以及在作结论时援引列宁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33正因如此，《讲话》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表述。毛泽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即兴讲话，则更清晰地体现着“人民”在其文艺观念中绝对重要的地位：“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因为你们都是人民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34因此《祝词》提出文艺“为人民”而非“为政治”，在根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指导精神的。
其次，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也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作的必要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此时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会进一步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留下的各种“伤痕”记忆，也无益于抚慰他们当时痛苦或愤懑的情绪，这显然有碍国家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在那个特别需要国家发挥“顶层调度”功能的历史时期，《祝词》用“人民”来取代“政治”，彰显的是国家对“人民”时代主人身份的确认，暗合着党在新时期对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重返岗位、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的召唤与动员。因此，提出“文艺属于人民”是党面对新形势的正确选择，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性推进。
再次，用“人民”卸载“政治”，也是《祝词》极富政治智慧之举。一方面，相较于“政治”，“人民”的话语范畴显然要开阔得多，它给文艺创作以更大的主体性与空间度，为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振兴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人民”作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成为国家“政治”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对人民负责”，就使文艺自然与“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发生了关联。也就是说，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人民”让《祝词》获得了更富弹性与创造性的表述空间。诸如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35等措辞，虽始终不见“政治”二字，展现的则是党对文艺工作者“讲政治”的热切呼唤与期待。
需要指出的是，《祝词》提出的这一文艺新口号，在当时同样并不是被所有人完全理解的。有些同志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用了多年，也起过积极作用，现在突然不提了“会起副作用”36。有些同志则想通过扩大“政治”的概念，来保留“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认为“政治”并不仅仅指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需要都是“政治”，所以“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一个意思。37也有一些部门的领导，由于思想观念转变慢，一时难以解开旧有心结，在开会作报告时依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38这些同志的犹疑是可以理解的，很多时候，他们的难以释怀是真诚的痛苦，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毕竟，《祝词》在形式上没有给文艺留下“为政治”的直观表述；毕竟，“文艺是个特殊部门，政治对文艺的影响越少越好，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的声音在当时已构成为一种“现象”；39也毕竟，当时国家正面临“四化”建设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它亟需得到文艺工作者的支持。
种种认识上的分歧，客观上推进了对问题的探讨。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对第四次文代会文艺方向的调整问题作出专门解释：“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40随后中央决定通过座谈会、个别交谈等多种形式，充分研究新时期文艺工作总口号的提法问题。经过半年多的讨论，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新时期党文艺工作的“二为”方针。至此，“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获得了更全面、科学的解释，并历史性地融入了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征程之中。
三、“不要横加干涉”：《祝词》与党领导文艺方式的转变
在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意识到文化领导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践摸索，形成了一套相对自足的文化领导模式。这种文化领导模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党通过组建并运作一系列由其领导的文艺机构、部门与组织，来实现党对文化的思想领导。延安时期，党通过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创办“鲁艺”、召开文艺座谈会、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整风运动和文艺活动等组织化方式，成功地将“工农兵文艺”塑造成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共识，并开创了“工农兵文艺”实践的繁荣局面，在当时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组建伊始，作为历史经验，党领导文化的“延安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呼吁，“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去“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41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党实现了对新中国文艺的领导，大会不仅宣喻了“工农兵文艺”是未来新中国文艺“唯一正确”的方向，也成立了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如周恩来在作大会政治报告时所说的那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42
在“十七年”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这种领导方式有一定的历史优势，也获得了一定的现实效应。比如，它便于国家整合文艺资源，齐心合力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根据当时读者的文艺接受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文艺学习、教育、工农兵作家培养等群众性文艺活动；它也能有效配合政治建设，在巩固新生政权、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民主改革、实行男女权利平等方面，发挥文艺独特的功效。但这种文艺领导方式在客观上也存在“失范”的风险。由于强调“文艺服从于政治”，有时就会出现为了达成某种政治诉求而对文艺工作采取简单乃至粗暴的做法，一些创作现象或理论问题不是通过专业探讨或广泛争论来求得解决，而是借助行政命令、搞大批判等方式加以政治性裁决。这不仅无助于文艺的繁荣，而且制造了一些文坛冤案，给“十七年”文艺创作环境带来消极影响。尤其是进入“文革”后，“政治”的探索已经出现失误，此时这种“服从于政治”的文艺领导只会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进一步推向泥淖。
对党曾以简单的行政方式来领导文艺工作的不满，在“十七年”的文艺界就已有所展露，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双百”时期文艺家们在大大小小会议上的发言，都可见这方面的“牢骚”。这种不满情绪的公共化，则在“文革”结束之后。一开始主要以批判林彪、“四人帮”为平台：“‘四人帮’打着文艺评论的幌子，扣帽子，打棍子，搞‘一言堂’，不准争鸣。不批评则已，一批评就一棍子打死。”43随着思想解放的推进，不满之余多了反思，并且思考的触角开始向“十七年”文坛延伸。围绕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尤其是大会主题报告的起草与修改，文艺界人士对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意见不仅集中爆发，而且不乏尖锐。44就连脱离作家队伍多年的沈从文，也在给友人的信中大谈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主要问题，可能是对于作家要求成果过于迫切，且以为作家一下去体验生活，即可产生作品，而事实上主持其事的却居多缺少写作经验，不大明白此中甘苦，权力极大，能力却不大相称。”45
对文艺界这一热点问题，中央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文代会筹备之初，胡耀邦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就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瞎指挥”和“统得过死”的情况，“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46。胡乔木在这一问题上更是直言：“世界文艺历史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而发展起来的，就是社会主义文艺，也是文艺家本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而不是领导的结果，领导无非是某种帮助和服务而已……任何对领导作用的夸大都只能造成反科学、反哲学、反文艺的后果。在这些方面我们都亲历太多，不能再沉默了。”47作为“十七年”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当然肯定“我们的文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承认过去做了不少“错事”“蠢事”，错误之一，就是对文艺工作“不适当地采取行政手段运动方式”48。可见，较之于复杂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中央对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的认识更明确，意见也更统一。结合文艺界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祝词》对新时期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作出了让当时众多与会代表“终生难忘”，也是被后来文艺界和研究界屡屡援引的经典阐述：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49
这段被在场的记者描述为“小平同志讲话中反应最激烈的”50文字，不仅向文艺界表明了党要历史性改变文艺领导方式的态度，也蕴含着新形势下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丰富信息。首先，它界定了“领导”的含义：不是根据“政治任务”来“发号施令”，而是“帮助文艺工作者”更好地从事创作。其次，它提出了新的领导作风：是“平等地交换意见”，而不是“衙门”作派。再次，它指出了领导的原则：“行政”不多介入，“废止”行政命令，对作家的创作“不要横加干涉”。应该说，《祝词》关于新时期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表述，既切中了以往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曾出现过的问题，也为党振兴新时期文艺事业提供了领导政策的保障。它令与会代表“振奋人心”，也令整个文艺界“备受鼓舞”，在激发文艺家的创作热情、释放文坛生产力等方面，《祝词》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效应。值得一提的是，《祝词》在这一问题上的措辞特别坚决，多用“不是”“而是”“必须”“只能”“不要”等态度鲜明的词汇，而且“代表们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在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还特别加重了语气”51，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党在改变文艺领导方式问题上“不能再沉默”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精神在《祝词》里可以被表述得条分缕析、意旨鲜明，但在具体落实时碰到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首先，《祝词》传达的文艺领导精神与文艺界接受的领导精神并非完全一致的。具体讲，在对“不要横加干涉”的理解上，中央和文艺界是存在龃龉的。《祝词》提“不要横加干涉”是有底线的，在当时，这条底线就是被中央反复提及的文艺创作的“社会效果”标准，就是《祝词》中所说的，“要做思想解放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52。否则，对之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批评”——即一定程度的“干涉”，也是需要的。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一点邓小平在1981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53而当时的文艺界人士则受摆脱过去种种“创作禁区”的时代情绪的主导，更多的是从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角度去迎接“不要横加干涉”的。他们之所以觉得《祝词》在这方面“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主要基于《祝词》给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54提供了政策保障。因此，当代表们在分组讨论《祝词》的这一精神时，除了表示“热烈拥护”，他们也呼吁“国家对文艺立法”，“许多代表强烈要求对作家艺术家劳动的保护应该从法律形式上固定下来”，有些代表甚至“还就文艺立法提出了初步的具体的书面设想提交大会研究考虑”。55这种理解上的差异虽然双方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事实上为党随后文艺领导工作的开展预设了难度。
其次，如何区分“必要的领导”与“行政干涉”，这在文艺领导实践中也往往很复杂。既然“对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那么如何甄别有“错误倾向”的创作？领导部门认定的“错误倾向”是否被文艺界或作家本人认可？中央对某些有争论的文艺问题究竟要如何处理，才能使之既不成为文艺家眼里的一种“行政干涉”，又能有效地防止“有害”的文艺创作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腐蚀？这些确实都是难题。尤其在新时期之初，作为创作主潮的“伤痕”文学往往涉及历史与政治的反思，一些作品有没有触及“政治底线”？对其是作必要的批评，还是“不要横加干涉”？种种情况对于当时的文艺领导工作都形成了巨大挑战。《祝词》提出的文艺领导方式在现实运作层面并不可能被照搬照抄，它更像是一门学问，需要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不断去充实和发展。当然，第四次文代会后开启的文艺与政治交织并进的创作活动，为党探索文艺领导工作供了很好的契机。诸如对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女贼》、“苦恋风波”、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现代派之争”等的讨论与处理，都体现着党对文艺领导工作的具体思考与摸索，里面有许多细节，值得文学史家作“标本”式的分析。总之，“不要横加干涉”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种精神，在现实中需要辩证地加以看待和贯彻。碰到问题时，要对问题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56；处理问题时，也要“充分发扬民主，平等待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正面引导”57。这或许是我们全面理解《祝词》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精神的一个根本。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研究”（项目编号：19AZW01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7页。
②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12页。
③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④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博智出版社（香港）2005年版，第155页。
⑤26 27 47 48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5、210、263、265、208页。
⑥《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当时曾收到一份1979年10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稿，有关胡乔木对“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的意见，可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350页。
⑦程中原：《与哈佛学者对话当代中国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⑧51王灵丽、柳茂林：《1979：中国故事》，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50—251、250页。
⑨罗石贤：《生死一聚》，《百年烟雨图——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及知名学者回首自己在二十世纪最难忘的经历》（第2卷），吉狄马加、张同吾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⑩张克：《第四次文代会日记》，《走在贵州——我的回忆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1尹家民：《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12 13 50 55胡余：《当代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侧记》，《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
14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39页。
15柯岩：《为新诗和文艺队伍说几句话》，《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资料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62页。
16陈登科：《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资料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83页。
17《吉林、辽宁代表团学习和讨论邓小平同志祝辞》，《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8期。
18第四次文代会上，此前出现的《骗子》《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等作品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79期曾刊登题为《戏剧界代表要求大会组织观看话剧〈骗子〉》一文，并列专题“何慢同志对话剧《骗子》的说明”，其中就列举了“反对派”对该话剧“提倡骗、偷、抢”“反对老干部”等的指责。
19夏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20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2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创刊号）。
22比如：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曾在报告中提议文艺创作要考虑“人们对文学审美趣味的要求”；1956年周扬在《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又强调，“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不是机械地规定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作家在作品的取材和形式上，应当有广泛的自由”；1960年代初在周恩来关怀下诞生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文艺八条”）更明确地指出，“忽视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求，把文艺为政治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和宣传某些个别的具体政策；忽视和抹杀了艺术的特点，把政治和艺术等同起来，这就妨碍了文艺的多样性和独创性的发挥，妨碍了文艺作品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助长了千篇一律和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
23 28 3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27、348、348—349页。
24《上海文学》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25 29傅惠：《有关文艺与政治问题的几种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30转引自冯牧《冯牧文集》（第4卷），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32 35 49 52《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6、3、7—8、3页。
3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
34《毛主席讲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页。
36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37顾骧：《革命文艺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关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总口号》，《煮默斋文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8比如1980年3月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局长会议上，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在作报告时说：“党中央一再指出，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党在现阶段的总路线、总任务，是关系祖国前途命运的千秋大业，是最大的政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说文化艺术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要为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为这个最大的政治目标服务。”尹家民：《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39于黑丁：《在河南省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于黑丁选集（3）》（文艺评论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40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页。
41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10页。
42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2页。
43《本社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人民文学简报》1977年第3期（1977年11月19日印发）。
44比如：“四十年代，我们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我们文艺也发展得不错，为什么掌握了政权，却走了这么大的曲折道路？”“用庞大的文艺行政机构来管理文艺，这种一切‘官办’的体制，未必是领导文艺的好形式。文艺‘衙门’文艺‘官僚’多了，而且决定着文艺的命运，文艺发展是不可能的。”“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一律不要以组织名义、行政领导身份来过问。领导人应以平等的态度，以一家之言参加百家争鸣，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更不要以权整人。”“不在于单纯不再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而在于消除把专政手段直接搬到文艺领域。”这方面的详尽意见，可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310页。
4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428页。
46韩洪洪：《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1975—1982）》，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53 56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390页。
54[苏]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57《人民日报》评论员：《党领导文艺的良好方法》，《人民日报》1980年2月15日。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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