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与新时期现实主义的话语建构（1979 —2000）
内容提要：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文艺报》曾引领探索文学的潮流，是纵览文艺新潮、理论争锋的主要阵地，对作家和批评家观念的调整，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新时期以来，《文艺报》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呈现出几个高峰，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和观念的反思，可以窥见“现实主义”在不同话语秩序下呈现的“启蒙意识”“现代意识”“现场主义”等多种“理想型”，这些“理想型”成了镶嵌在精神史坐标上的特殊编码方式。把握“现实主义”观念在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流变规律，返回到历史的“话语场”中，还原和构建新时期“现实主义”话语建构的一些理论轨迹，有助于对“现实主义”问题的再认识和再思考。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文艺报》 现实主义 话语建构
关于“现实主义”的源流考证还有很多观点，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主义”进入文学史之后，整个文学史便因“现实主义”而变动，“现实主义”成了催动文学发展以及文学研究的一个强大动因。在当下，重新反思“现实主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源流考证，而是回到“现实主义”的发生现场，把“现实主义”置于其言说和发生的场域，尽最大努力去还原不同的话语场。《文艺报》作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流变的一个当代史料库，以其为中心的研究考察，有助于重新认识与反思“现实主义”的发展。
一、“人”的重写与典型的重塑：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的启蒙意识
新时期初期，学术界致力于恢复现实主义的繁荣态势，“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它的发展进程中终于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这条广阔的道路来之不易，而且在它前进的征途上也仍然会有曲折和斗争”①。新时期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和讨论短时间内依然没有脱离权威话语或者官方话语的影响。“政治性”“阶级斗争”“典型论”这些关键词仍然是创作者和批评家所关注的对象，但是也应该看到文艺界重建文艺的真实，剥离政治冗余的努力，文艺创作中的革命话语式微是一个历史曲折发展的趋势，也是文艺工作者们反思过往创作的一个结果。
文艺批评界开始现实主义文学遭遇的问题之时，创作界也迅速掀起了“市民文学”“暴露文学”“潮头文学”的浪潮，看似合理合情的此类文学潮流，却遭到了不同声音。这类声音用“现实主义”的内涵切入来反对走向人民生活的文学创作，无非就是“不典型”“脱离本质”“不利于向前看”，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是却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萧殷将这种教条主义归为三类：一类是把典型视为社会的平均数，一类是能反映本质、主流的才是典型，一类是认为时间上必须是普遍存在的，才有典型意义。从对典型的扭曲出发，他认为：
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扛着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不遗余力地推销极左思潮的黑货，竭力反对“双百”方针，对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不感兴趣，对一些带着蓬勃朝气的新作品，不是浇冷水，就是吹冷风，其气势，大有不抹掉这三年的创作成果决不罢休似的，这是为什么？值得深思！②
“典型”作为文艺创作领域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恩格斯那段关于典型的经典论述被人不断重提：“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③蒋孔阳在执笔的《文学课堂》第一讲中说道：“典型的根本意义，还不在于代表性，而在于通过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形象，来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④从典型的基本意涵来看，它指向了另一个关键词——“真实”，即“典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真实”，只有在真实的书写之下才能去谈典型。文艺作品的真实性来源于何处呢？是从某种政治观点中来的吗？“当然不是，归根结底，它只能从生活实践中来，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中来。”⑤真实性要来源于人民的生活实践，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学自然要走进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去，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处境。
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⑥
愈来愈多的政治举措对文艺进行“干预”，但又不同于过去将文艺捆绑在政治之上，完全使其沦为错误路线方针的“工具”。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在此时发出了文艺回归人民、回归生活的号召，恰恰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引导的弊端，将文艺和政治这一敏感的关系凸显出来。
《文艺报》刊发的《力求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和政治》分别论述了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是将政治性的初衷落实到人民，落实到生活实践中去。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倡导真实性才能把走了弯路的文学拉回到正轨。“一切进步文学的政治性，总是同它的真实性或多或少地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文学的进步性，总是由其政治性和真实性结合的程度来确定的。”⑦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具有真实性的文学创作，真实性的核心概念又指向哪种创作？
围绕着文学的真实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关系，《文艺创作中的艺术和政治》一文就列举了十项“文学等同政治”的倾向，这些倾向大多混淆了文学和政治，比如“人物身份、职务等同于阶级的典型”的倾向就会走向一个非常狭隘的教条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人物的身份职务将会成为一个虹吸点，将现实中的同等身份职务的人“对号入座”，这违背了文艺创作“为人民”的初衷，也是典型教条化的表现；再如“典型环境等同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看似把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国化了，实际上是一种将典型环境简单化的做法，这样既将那种真正的每一个人所处的多种多样的环境埋没，也不利于真正塑造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我们把典型环境抽象化、简单化、单一化的结果，那就只能产生一种或几种类型化的人物，而不能写出真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⑧由此可见，“文学等同政治”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常化发展，但是对于“文艺等同于政治”的批评并不是否定文艺的政治性，而是将文艺从政治的范畴中剥离出来，从而更好地发挥文艺本身应该具有的作用，而不是将文艺直接从属于政治。“一切进步文学的政治性，总是同它的真实性或多或少地结合在一起的。”⑨文艺和政治并非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一种共生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文艺发展的需要，卫建林所强调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是将真实性作为一个前提，而“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基本内涵，而不是文艺为了从属于政治而必须遵守的一个规则。“政治性”向“真实性”转向是解决文艺陷入政治泥潭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正确地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发扬艺术民主，严格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这无论从历史的经验看，还是从现实的经验看，都算得上是现实主义文艺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⑩只有正确处理好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塑造出真正的典型，开辟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在这样一个相对纯粹的维度上对“典型”予以考察，才可以追溯“典型”的历史经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论述的典型性格、康德的“美的理想”、黑格尔个别与一般在艺术形象中的统一，才能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从而认识典型的否定与肯定的辩证。遵循“真实性”原则的典型创作势必是正确的政治倾向，而政治施压之下的“真实”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典型。
当然，“现实主义”对“典型”的热衷为文学和政治的融合提供了契机，也很易被意识形态征用。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是由非绑定的、未捆死的因素构成的，是由‘漂浮的能指’构成的，它们的同一性是‘开放的’，完全依赖于它们与其他因素之间的链接——即是说，它们的‘字面’含义依赖于它们隐喻性的剩余蕴涵。”11新时期初期，既有对过去成就和不足的反思，也有对改革成果的期盼。所有被纳入现实主义范畴的创作，借助于“创伤记忆”“改革热潮”“上山下乡”等内容来修复创伤，其中的“典型”也是被“缝合”于主流话语的麾下。尤其是在改革文学中，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的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看似脱离了政治，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但事实上仍然没有脱离主流话语的引导，只是其目的由为政治服务变成为经济建设服务，即政治话语的式微并不代表主流话语的式微。“现实主义”在此作为一个“缝合点”，它作为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刚性指示符”，不断有新的指导意义附着在这一指示符之上，从而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质疑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新的典型观。这种新的典型观从文学史和文学经验和理论融合的思路出发，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像人物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12“讨论”热潮开启了重新思考现实主义的序幕，“现实主义”相关的“典型”“新人”等概念的讨论是基于文体修辞视域的呈现，即“现实主义”处于种种权力关系之中，理论家、批评家参与了“现实主义”学说的建构，伊格尔顿称这些学说的供应者为“话语的监督人”。在伊格尔顿看来：“修辞学从古代社会直到18世纪一直都是批评分析的公认形式，它考察种种话语是如何为了实现某些效果而被建构起来的。”13这种修辞学的视野，或者说话语理论的视角，乃是福柯所说的“话语实践”，“现实主义”的这些具体呈现则是新旧双重话语纠结中的“突围”。一方面推崇理性和知识，建构启蒙立场；一方面也在创伤记忆中寻求救赎，为再度启蒙助力。
典型在此变为了话语的载体，“人”的重写在此是被规定的。《文艺报》在1981年第24期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关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关系的讨论综述》的文章，该文聚焦于“什么才是典型环境？”“典型环境与本质”等核心问题，文艺界关于“典型”的讨论似乎已经将政治剥离出去，试图在复归现实主义的同时，深化和发展现实主义。但从实际效果和表现来看，鉴于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等同政治”等观念的根深蒂固，文艺依然附庸于主流话语，只是随着社会发展重心的转变，现实主义所服务的对象也随之发生改变。不过，关于典型的讨论，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有了反思和觉醒。
二、历史认识还是当下经验：新时期后期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意识凸显
新时期初期，文艺界就专门针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口号重新展开了讨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之所以必须纠正，因为它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成唯一的、全部的关系，这样的文艺观，将导致文艺与政治的等同，因而是一种取消文艺的文艺观，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14这场讨论热潮告诉人们，文艺的真实性是政治性的前提，并不是为政治而服务，而是文艺的良好发展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良好政治生态的一部分。
这种复归现实主义的努力，用了五到七年的时间，而当人们意识到文艺应该继续发扬现实主义路线的时候，改革开放带来了域外理论的译介，刚刚回归正轨的“现实主义”又受到了“现代主义”这一模糊而又热潮的概念的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质疑，讨论、商榷、回应成为了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常见的主题。当然，随着新潮理论的译介传播以及创作新方法的开放性发展，“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众多争论中逐渐剥离了原本不属于文学艺术或者过度施加于文艺的东西。
1983年，文艺界出现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崛起的诗群》，它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不可遏制的现代文学潮流所具有的艺术特征，并借助新诗这一载体概括性地总结了现代倾向中所使用的新的表现手法，对现代倾向的发展前景抱以很大的期待。“这种以反古典艺术传统面目出现的新艺术，注重主观性、内向性，即注重表现人的自我心理意识，追求形式上的流动美和抽象美；他们反对传统概念中的理性与逻辑，主张艺术上的自由化想象，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在意识。”15徐敬亚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来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变化归结为现代艺术的新萌芽，尤其是在诗歌中，一系列的现代主义特征呈现得淋漓尽致，包括诗歌认识世界的方式，诗人的心理加工、总体情绪、自我等，一套新的表现手法也正在形成。徐敬亚的长文肯定了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崛起的一股现代主义思潮。
在《崛起的诗群》刊出的同年11月，《文艺报》刊出《非理性主义和“崛起的诗群”》一文，加入到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讨论之中，对当时“崛起的诗群”的诗作进行分析，进一步将现代主义倾向肯定为“纲领”，该文还将“非理性主义”明确为这一纲领的哲学基础。“非理性主义”致力于突破“文艺反映生活”的原则，由现实深入到内心层面，由物质深入到精神层面。当然，这只是现代主义冲击现实主义的一个开始，“崛起的诗群”如同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的号召下，传统的现实主义在召唤现代主义的新方法，现代主义如同雨后春笋般将现实主义纳入到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话语之下。
另一股值得关注的讨论是肇始于1986年的“向内转”的讨论，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文艺报》刊登以后，形成了一个围绕着“向内转”倾向的讨论热潮。1987年的《文艺报》理论板块刊登“向内转”的讨论性文章和商榷性文章达十余篇，“向内转”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向内转”是否构成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否定，换言之，是否可以将“向内转”文学定位为新时期前十年甚至是未来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从争论的形式上来看，《文艺报》的“争鸣”专栏，长达十几期皆有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其中有学者间的商榷，也有个人观点的阐发，加之《文艺报》在1985年之后改刊为报，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这股关于“向内转”的讨论之风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
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将“三无小说”和朦胧诗归结为新时期文学发生的极端现象，所谓的“三无”表面上看是说小说没有“情节”“人物”“主题”这些要素，但在鲁文看来，“‘无’只是在小说割裂了情节的戏剧性、人物的实在性、主题的明晰性之后，换来了基调的饱满性、氛围的充沛性、情绪的复杂性、感受的真切性”16。基于小说和诗歌创作的观察，鲁枢元将“向内转”明确为一种文学艺术观念，这一归纳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就存在着问题，以至于杨劼从命题与概念的维度上对“向内转”这一词语进行了质疑，在其看来，“向内转”的一个核心就是“内”，鲁文并没有阐释“内”这一核心用语的内涵，这也就使得“向内转”这一用法始终是一个模糊不定的概念，当然所谓的“向内转”是理论家赋予文学创作的一个名称，这一后发性的命名是基于研究者或者评论家视角的归纳。换句话说，“向内转”的讨论，是理论界发声并争夺话语权的一个场域。
“向内转”的讨论中，多数都提及现代派或者现代主义，鲁文阐释“向内转”产生的一个前提就是世界现代文学的影响和诱发，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是民族文化意识、主体觉醒等因素的影响。现代主义重新进入到1980年代的学术讨论，带来的更多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焦虑，重要原因在于概念的模糊以及争锋中的话语权的争夺。“自从现代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之后，即使是对它抱有成见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也不可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写作下去了。”17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主义已经进驻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现代主义的主张自古以来就存在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之中，只是当现代主义思潮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冠之以现代主义之名；另一种可能则是西方译介而来的现代主义自身带有一些新的内涵。将肇始于鲁文的“向内转”文学现象回到文本本身，则是那种“小说诗化”“诗歌意象化”“语言情绪化”“结构音乐化”等变化，无论是将其冠之以“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还是“心理现实主义”，总之，“向内转”的文学倾向构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冲击。
“现实主义已经‘向内转’，不再具备客观性不再强调客观性了吗？否！客观性依然是现实主义在20世纪深化与发展的一大特点。从根本上取消了它也就等于从根本上取消了现实主义。”18“崛起的诗群”确立了一个现代化倾向的纲领，其哲学根基在于非理性主义传统，而“向内转”则是这一纲领在整个文学领域内的进一步体现。但是“向内转”是真正构成了与“向外转”的对立，还是本身这一对立就不成立？这需要从话语的偏见回到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回答。文学作品是作家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客观实际生活是前提，作家的主体性受制于客观存在，依赖于此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了文学作品。“向内转”的肯定与否并不影响现实主义的本身意涵，反而这样的讨论会加强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意识。
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和鲁枢元的《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所产生的争论，是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两个事件，它们的事件性意义远远大于其讨论内容所带来的影响。二者的讨论终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文学创作始终都是现实主义的，所有的新的文学现象皆在为现实主义的发展而服务。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也不得不遵循的前提。改革开放伊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致力于总结经验和不足，机遇和挑战并存。文艺创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逐步走向正轨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着“外来世界”的冲击，文艺创作者的视野中看到的是眼下充满生机的“现实”，却又不得不去处理新潮的思想与观念。
现代主义思潮在五四进入中国后，新时期十年又再一次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这种文艺思潮与社会发展不相符的不平衡现象造成了现代主义命名上的错乱，以至于“伪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这样的名字出现在了文艺界的论争中，这些都是“现实主义”发展的主潮下不同话语交锋的体现，也是文艺政策开放的结果。包括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文艺报》刊载的许多名家关于“现实主义”本体论层面的思考，都可以归结为现代主义冲击的结果，诸如“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存在论”19“承认现实主义的多种形态”20“艺术真实性为最高审美原则”21等，“现代主义”冲击“现实主义”的结果就是文艺界开始转向对“现实主义”本身内涵的重新思考，文学创作试图找回被客观化挟持的主体欲望表达，理论界试图重新调和客观写作和主观写作的尖锐对立，“现实主义”褪去了过往浓郁的政治色彩，逐渐转向文学艺术与理论本身的争锋。
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敬亚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自我批评；《文艺报》于1984年第4期刊载了关于“崛起”论争的综述，并以“一场意义重大的文艺论争”为题。之后，“崛起”的讨论的主阵地——《当代文艺思潮》于1984年第3期的“坚持四项原则，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栏目中转载了上述两篇文章，标志着关于“崛起”的讨论暂时作结。《当代文艺思潮》在编者按中这样总结：“《诗群》一文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鼓吹现代主义艺术主张，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我国革命文艺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在文艺观点上有许多错误。不仅如此，文章在政治观点上也有重大错误。”22由此可见，“崛起”讨论的谢幕因为其在当时被认定为政治上有了错误指向，现代主义的涌入在此后尤其是1980年代后半期成为一种必然，只是囿于1980年代前期的时代语境，它呈现的方式由激进，最终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走向终结也理所当然。1980年代中后期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逐渐松动之后，也就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中逐渐回到文学和理论层面的正轨之后，先锋文学、意识流、寻根文学等多种文学样态也相继登上文坛。
“崛起”的讨论是诗歌领域尝试发起对传统创作理念的一次挑战，它试图恢复的是创造活动中由情感推动的想象、移情等诗性思维，把长期遮蔽于诗性思维之上的冗余话语用现代主义的一些主张予以冲击，显然这种操之过急的理想化行动遭到了质疑和批评，那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现代主义的主张已经不再被冠以虚无主义或异端思想，随着“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讨论的深入，主体性、以人为思维中心等概念或提法被予以重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基本潮流不会改变，但是学者们开始为现代主义辩护，试图冲破一元的发展模式，呼吁多元，文学创作应该趋向于多元，批评和理论也应该随之多元化发展。经历过思想禁锢的一代人在论争、争鸣中终于迎来了一个理想的时代，他们把激情和理想投入到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中，让“现实主义”从文体修辞视域往前推进至诗性智慧的视域，在“真实”“反映”“再现”这样简单的维度上施以感性、想象，用理性思维统摄人的内心。在1990年代的“后新时期”或“后寓言时代”到来之前，“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话语场，被注入了激情和理性，承载了一代人的精神寄托。
三、日常生活转向：后新时期23 现实主义的“现场主义”
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末期，正是社会转型的时期，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被迫纳入到“市场”之中，逐渐被消费主义所主导，原本具有精英旨趣的文化主流随之解体，代之以高雅文化、大众文化等文化的多元化。原本现代主义的冲击已经让传统的“现实主义”面临着概念的压力，消费主义的到来又让陷入泥淖的“现实主义”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面纱，“现实主义”之“新”则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的调整，而这一调整则是一次过度的调整，过度的调整是指在把悬置的“现实主义”试图拉回正轨的时候却适得其反地走向了“现场主义”。
1990年代，文艺界出现了两个“新”的概念——“新写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两个“新”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冲击和中国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结果。“在不少人眼里，‘现实主义’已经和为政治服务、急功近利、缺乏想象力等画上了等号。这固然是出于一部分人的偏见和误解，但在‘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下，现实主义确实陷入了困境。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改造上，为现实主义加定语成了时髦。”24这一“加定语”的做法实际上正是现实主义本身“不自信”的一个表现，“不自信”主要是指“现实主义”在自身概念上的模糊以及在与其他思潮的对抗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怀疑。虽然存在内涵上的模糊，但是研究者们依然根据作家们的创作总结出了“新写实主义”的基本主张，即创作要淡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追求描写生活的“原生态”，竭力隐蔽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思想倾向。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偏正词组：由“新”与“写实主义”构成。“‘写实主义’亦即‘现实主义’——他们是‘realism’的两种译法。可以看出，这个偏正词组力图呈现出两方面的涵义：新写实主义一方面与现实主义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对现实主义加以修正。”25从评论家的这种论述来看，新写实主义试图在创作方法上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倾向直指“原生态”，一个关键词就是“还原”，还原现实的真面目，还原事物本来的样子，将作者的主观情感排除在外。这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向内转”指向、主体性指向、人道主义呼唤等理念是有所不同的，理想和激情随着形式上的“还原”逐渐消弭，文学的危机是理想失落的具体呈现，“现实主义”急于构建多种新形态，用形式上的潮流热潮掩盖精神危机和心理危机，多元的文学样态来填补精神失落的空缺，“现实主义”的“新变化”既是危机的呈现方式也是将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成因之一。
紧随“新写实主义”而来的是肇始于1996年的“现实主义”新浪潮，以及众多围绕着“现实主义”重构而召开的讨论会。所谓的新浪潮和重构论所谈论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样的，其内涵又是什么，其“新”意在何处或者说其重构的又是哪一维度的现实主义，这种讨论和新浪潮是由什么推力来推动的，是源于文学自身的意涵还是源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大众化多元倾向的结果？关于1996年的文学新潮，有这样一段表述：
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吗？不，它是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学精神。新时期文学与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96年出现的现实主义新景观（即第三阶段）是水到渠成的文学选择，而非对前两阶段的“复归”。26
张韧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主要注视点经历了社会——家庭——社会的变化，1990年的文学新潮正是属于第三个阶段，其注视点又回到了社会。现实主义在此被定位为一种思维方式或文学精神，这一定位或论述彻底将“现实主义”纳入到了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之中。在叙事学的层面，语言是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天然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语言有其独立的结构规则和逻辑体系。“只要叙事话语存在，语言的权势则不可被祛除。”27既然语言不可能完全被客观收编成为其附庸，那么“现实主义”之“新”更是一种刻意的、被强加于“现实主义”之上并对其的“伪饰”进行再次伪装的话语建构。
于是我们再一次回到了1980年代初期关于文学和政治关系的争论之中，作为一种精神的“现实主义”是旨在指导文艺创作并发挥纲领性作用。但是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回流却有着不同的指向，《不敢苟同的“回潮论”》《现实主义的“多路出击”》《人性关怀：现实主义的永恒命题》《对现实主义的想念》等文章在《文艺报》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栏目刊发，这些文章表面上有一个“现实主义”核心概念作统筹，实际上，这一栏目已经不同于新时期初期或者1980年代中期甚至是1990年代初期那样有着明显的文学创作与“现实主义”概念交融，这一系列的文章有的关心“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有的关心“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有的关心“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甚至是对“现实主义”的召唤，均不再深究“现实主义”的内涵，即研究者不再关心“现实主义”是什么，仿佛在他们的论述中“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概念，一个在记忆中尘封许久的固定的东西，而非随时代变化的开放性议题。理论的阐释离不开文学作品，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讲，“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构成了“现实主义”发展的话语体系。这一阶段“现实主义”理论层面的探讨呈现这种多元化，与文学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的世俗化是随着19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的文学创作的一种解放。
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本位的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定程度上的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解放。然而，过于强调消遣性、娱乐性而忽略文化中精神与理想的追求；过于关注百姓生活的庸常生态而忽略对崇高与宏大境界的描写，这就使文学在对于现实生活“真”的反映中，常常忽略了“善”，忘却了“美”。28
伴随大众文化的兴起而来的是文学的世俗化，对于“现实主义”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于“现实主义”本身，而在于对“现实主义”构成冲击和影响的外在因素。无论是对“现实主义”的召唤，还是重申“现实主义”的典型观，愈是不停地召唤，就越能凸显出“现实主义”创作及其理论阐释在混乱中的盲从。这些召唤只是在多元语境中的回瞥，并没有真正把“现实主义”的讨论推向更高的维度。多元一方面代表着繁荣，一方面也代表着中心的难以把握，“现实主义”在此时走进了一种迷失的境地。无论是回望还是迫于文化的压力而前行，无论是“新写实”创造的“中间地带”还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肤浅”与“可疑”，都是“现实主义”的“调整”，只是这种调整是一种脱离了“现实主义”内涵本身的调整，这种调整更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遭受挑战的背景下进行的。
当1990年代，知识分子在召唤“人文精神”，大谈“失落精神”的失落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的错位之势愈来愈明显，作为话语争夺场域的“现实主义”观念此时已经不再为某一群体或者某一利益集团所主宰，其本身作为话语场的地位已经有了淡化乃至消弭之势。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在应对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上应该有一个最低的承诺，那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学形式和内容皆在走向多元的过渡阶段，树立一种属于自己的新理想主义29。知识分子逐渐从社会中心走向边缘，迫于经济压力和“失势”的窘境，文艺界依然没有忘记“现实主义”这一强大的概念所具有的可塑性和黏合力，“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重构论”的提法看似比以往任何时期的口号更具号召力，实际上这些提法不仅仅是脱离文学实践的理论错位，更脱离了“现实主义”在本体论层次上的意涵，呈现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现场主义”。
四、重回话语现场的思考——作为编码方式的“现实主义”言说
话语论是“法国理论”中影响最大的理论观念之一，福柯的话语论一度掀起中西方理论研究的热潮。“话语论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力图揭示话语后面的权力与知识共生关系。”30在此，将话语论引入到新时期“现实主义”的思考中，并非是文本分析对理论的套用，而是站在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借助话语论切入，去发现“现实主义”这一观念的流变，即这里的话语是一种在文学实践与理论分析的张力之间形成的对新时期文学艺术创作的建构。即福柯所主张的，“作为现实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意义，而是深蕴了隐而不现的强大建构力量”31。话语论暗含了权力对人的规训，在新时期“现实主义”的流变中，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主体，居于不同的时代，都在对“现实主义”进行言说。“现实主义”在概念和外延上本身就具有模糊性，或被描述为一种方法，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精神，一种态度，甚至是一种理念，自始至终，人们一直没有在“现实主义是什么”的维度上达成共识，而是在对“现实主义”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定语来界定它，也就是一直在“话语”的维度上来对“现实主义”言说。
“现实主义”文论是多重话语博弈下的产物，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论是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中创造性转化的产物，这一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同话语博弈建构的过程，因此它可以视为‘话语构成’（discursive formation）。”32“现实主义”的话语建构涉及多个主体、多重权力、多种立场的交织，事实上，关于“现实主义”创作和讨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即我们的文学创作都是现实主义的，只是在对“什么是现实主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样的问题上不断来进行争论。我们姑且用三种话语来概述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观念的流变：一个是革命话语；一个是国外理论话语；一个是中国古典传统现实主义话语的复归，来调和前面二者的矛盾。
革命话语式微之下，“现实主义”虽然有恢复其“启蒙”功能的迹象，却依然受制于主流话语；国外理论思潮的冲击之下，“现实主义”在重归正轨的同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古典传统的召唤之下，“现实主义”在文学理论自身层面作出了“过度调整”。不同话语建构起的现实主义言说形态不同，并不代表它们的指向或者目的难以达成一致，相反，生活在呼唤真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一直在话语的喧嚣中陷入了本来就含糊不清的概念阐释之中，只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种阐释以达到呼吁真正现实主义的目的。
杰姆逊在《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中借助19世纪被标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实现某种批判意义，即“现实主义”的内容充斥着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及日常生活相联系，现实主义叙事甚至参与了资产阶级的构成。杰姆逊这样的研究范例，为重新思考“现实主义”提供了借鉴。新时期初期，文艺界急需修复累累伤痕，文艺创作在掩饰和暴露的张力中书写和表达现实，“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在新、旧话语的对立中以一种焦虑的姿态推进，重提或再议“真实”和“典型”都是为了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宏大的编码方式将收编功能发挥到最大，以在文体修辞维度上实现“现实主义”的救赎和修复功能；19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文学内外语境的变化，“现实主义”为题的争鸣论战，是理性、激情、理想的融合，“先锋”“意识流”等现代派手法像楔子一样钉入“现实主义”的内部，这是思想解放后人们精神世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呈现方式；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兴起，消费文化在重塑整个社会的同时，也同样影响着文学，文学的崇高性和宏大性被淹没于大众文化的洪流之中，1980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启蒙随之消弭于利益的追逐中，“现实主义”在短暂的回归文学之后再一次向体制话语靠拢，粉饰现实的同时也预示着文学向商业化的妥协。
“现实主义”的话语流变是某一特定时期内对欲望机器的编码收编，这里的欲望可以是对修复创伤的迫切需求，也可以是理想激情的崇高想象，也可以是掩饰利益追求的粉饰，“现实主义”作为编码机器消解各种欲望的同时，也在功能性上获得了合法性。“现实主义”的话语流变及其动机和成因的思考只是在当下重新思考现实主义的开始，“生活长在，现实主义长在；生命常新，现实主义长青”33。“现实主义”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探索的观念。
注释：
①⑩晏政：《堵塞不住的广阔道路——重读〈现实主义的广阔的道路〉想到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②萧殷：《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文艺报》1979年第10期。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1页。
④蒋孔阳：《典型、典型化、典型环境》，《上海文学》1978年第7期。
⑤郑伯农：《现实主义——曲折的道路》，《文艺报》1979年第10期。
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报》1979年第9期。
⑦⑨卫建林：《力求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文艺报》1979年第9期。
⑧韶华、思基：《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和政治》，《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11[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2熊敬忠：《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13[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14本刊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15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16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17曾镇南：《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文艺报》1987年10月31日。
18彭启华：《二十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3期。
19“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存在论”是朱立元在《现实主义问题的哲学反思——兼与王若水、杨春石等同志商榷》一文中论述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时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既不是直观反映论或能动反映论，也不是单纯的实践论（王若水）或单纯的存在论（杨春时）或单纯的主体论（刘再复），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存在论。参见朱立元《现实主义问题的哲学反思——兼与王若水、杨春石等同志商榷》，《文艺报》1989年1月7日。
20严家炎在《还是承认现实主义有多重形态为好——答何满子先生》一文中的主张。参见严家炎《还是承认现实主义有多重形态为好——答何满子先生》，《文艺报》1989年4月15日。
21朱立元在《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一文中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历史性、普遍性、共同的审美特性，朱立元认为，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即执着地追求艺术真实性，以真为美，以艺术真实性作为文艺的最高审美原则。参见朱立元《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文艺报》1992年3月14日。
22参见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编者按，《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3期。
23这里的“后新时期”是指198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整个1990年代这样一个阶段。“后新时期”这一概念引起学界的注意是在1992年10月谢冕主持的“告别新时期”座谈会，谢冕认为：“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新时期文学内部便有新质产生并开始它的裂变：后新诗潮以反对崇高和幽雅为目标的向着新诗潮的挑战；先锋小说对于传统艺术方式的强刺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创作的渗透；以及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大步进逼。”（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白烨、王宁、张颐武、徐贲、曾艳兵等学者的著述中都有涉及“后新时期”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论述，如《“后新时期”：一种理论的描述》《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反寓言／新状态：后新时期文学新趋势》等，这些学者的论述有的从后现代的视角切入，有的从中国文艺实践所发生的具体变化着眼，通过对于这些学者著述的考察，可以看到“后新时期”的相关论述大部分都聚焦于19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
24丁永强：《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4期。
25 27 南帆：《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
26张韧：《’96现实主义小说的回思》，《文艺报》1997年3月5日。
28杨剑龙：《大众文化与文学的世俗化》，《文艺报》1999年11月2日。
29陈马林执笔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纪要》中，总结了理论家对于1990年代文学处境的观点，其中孟繁华认为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话时代的终结”“批评尺度的缺失”“审美批评的缺失”等特点，这些变化要求知识分子树立“新理想主义”以应对文学批评中的不足。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处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5年1929—2004》（2004年），第139—140页。
30 31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32汪一辰：《作为话语构成的现实主义及其历史化考察——以秦兆阳“广阔的现实主义”为中心》，《江淮论坛》2021年第3期。
33彭启华：《现实主义反思与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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