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观众被邀请作为旁观者“进入”虚构的故事，但同时又能感受到影片用心营造的历史“真实”，在抵达真相的最后，终被无名战士的情怀和信仰所打动

程耳执导的电影《无名》，得益于其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品质和声望、豪华的演员阵容、悬疑谍战剧的类型元素，拉升着电影市场的期待，预售一度排名第一。但在以“合家欢”为基调的春节档中，《无名》的冷峻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不如喜剧讨喜的题材类型，精巧的非线性叙述方式，以及复杂的谍战背景，难免会影响部分观众的判断。不过，程耳没有选择迎合市场，自嘲式宣传该片为“超级商业片”，作为该片导演兼编剧、剪辑，他将独有并坚持多年的影像风格一以贯之，为新作标出鲜明的“作者”印记。

《无名》缘起自程耳的小说《东亚往事》，故事背景和情节与小说类似，但电影最终呈现出的复杂深意，已非原作短篇所能涵盖。小说节奏的张弛有度，文字的精致、细腻，情绪的内敛、饱满，都被转化为银幕上的光影声色。纸醉金迷有之，尸横遍野有之，残暴血腥、深情凝噎、软弱逃避、威武不屈、国仇家恨、出人意料……《无名》如万花筒般绚丽多姿，讲述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特科在党的领导下与汪伪政权、重庆政府、日本侵略者几方势力展开殊死搏斗的故事。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无名战士不惧牺牲，最终铲除叛徒挫败敌方阴谋，迎来胜利的曙光。

影片如同缓缓流动的历史涓流，把观众慢慢带入1938年至1946年的广州、上海和香港，见证一段隐秘战线的壮怀往事。和常见的谍战题材影片不同，《无名》并不着重表现各方势力如何犬牙交错，而是以对战争期间城市破败全景和宏大庄重的俯视镜头，描绘历史的风云诡谲；并不侧重特科同志面对诱惑和威胁的心路历程，而是聚焦大时代中个体的抉择和命运。虽然也有剧情的“反转”，但影片的“烧脑”并不局限在人物身份的揭秘或彼此智斗设局的解密，而是对于情节顺序、因果关系的梳理。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观众被邀请作为旁观者“进入”虚构的故事，但同时又能感受到影片用心营造的历史“真实”，在抵达真相的最后，终被无名战士的情怀和信仰所打动。

《无名》的“真实”源自三个层面。首先，是对物质世界的描摹。演员的形象、气质、服饰、语音，以及面部细微表情、各具辨识性的形体和动作，都在尽可能地贴近民国人物的生活状态。影片取景地涉及上海九处保护建筑和三个区的旧改区域，此外还特意搭制了多处内、外景。包括汽车、手枪在内的各式器物都力求准确，盛放日料的餐具、榻榻米都来自日本。“有形”物质世界的日常细节容易唤起观众的某种认同感，并服务于“无形”的物质世界，影片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还力争从时代氛围、政治关系、人物情绪等多方面刻画动荡时代的历史质感。例如哀伤的日本艺伎和歌表演，点睛般展现出日方战败在即的颓丧情绪等大量寓有深意的细节，为观众提供了逼近真实的历史感观，打造出“沉浸”式的观影体验。

叙述结构的真实，是《无名》真正的用心之处。程耳自言深受现代主义作家博尔赫斯的影响，他的前作《第三个人》《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有着鲜明的风格：一是主题上关注掩藏的真相和人物的宿命；一是为了对应前者，影片形式上采取非线性叙述。《无名》延续了这种特征，正因为前述物质层面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观众并不知晓影片开端即进入故事的中段和尾声，也不知道全片情节被刻意打乱。整部影片好似一盒拼图，作者邀请观众进入其中，以重复的片段、突出的细节和点明时间的字幕为线索，逐步拼接出故事全貌，去“直面历史”（程耳答记者采访时所言），思考和感知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处境，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一个外在于自我精神世界的惊险传奇，以此形成某种更深刻的认知，真正对自身以及当下产生触动和反思。

关于影片的定位，程耳坦言拒绝使用“谍战”“悬疑”等类型化标签，认为作品是“关于无名者的史诗，是那个年代的挽歌”，表达了一种对于历史的缅怀和眷恋，他最想要表现的其实是时代风云里的芸芸众生。而影片叙述视角的真实，正是服务于这一初衷。尽管从人物视角展开的叙述，往往更容易进入其内心世界，观众也更容易产生认同，但当我们作为旁观者参与其中，并且只能跟随事件局限地进入影像世界，反而更接近了无名者的真实境遇。《无名》几乎没有主要人物的主观视角，多以在场者的交叉视角、叙述人的旁观视角、隐藏第三方的偷窥视角展开叙述，辅以上帝般悲悯的俯视全景镜头。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表达，才是多重身份掩饰下一个又一个无名者的真实世界，他们既无法展露内心，又无法全然相信或轻易接受自己得到的任何信息，只能在黑暗中踽踽独行。然而正如影片宣传片所言“隧道尽头终有光”，正是无数无名者的向光而行，历史终究走向了光明。

不过，《无名》的非线性叙述，对于部分观众而言，无疑具有双面性。对于习惯线性叙事的大片爱好者而言，《无名》显得破碎而晦涩，有些让人气闷；对于悬疑推理的爱好者而言，《无名》制造悬疑的方式更多依赖于“形式”，即作者有意打破事件顺序的蒙太奇剪辑，而非“内容”上的草蛇灰线，这种手法或许会让敏感的观众觉察到导演的叙事特权，创作者对叙述把控有意无意地僭越，或许会形成对观众的轻微冒犯。

然而，《无名》终究是一部充满诚意、值得尊敬的作品。影片的节奏把控、场面调度、演员表演，都很好地统一于影片的独特调性。就最终呈现而言，《无名》还是尊重观众的，并且在电影本体论的意义上，也表达出对电影的尊重。影片用“地表最强”摄影机阿莱65把“光”用到了极致，营造出层次丰富的光影世界，用讲究的对称构图、意象对比、内涵对白，兼具转场及抒情功能的配乐，和具有叙述意义的蒙太奇，探索了商业电影的艺术表达空间。“超级商业片”的重点在于“超级”，而“超级”的意义在于程耳坚持多年的创作初衷——以更纯粹的电影表达制作优秀的电影。

（作者刘春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