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村庄的半径有多长？对蒋山人来说，这个问题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感觉每一个蒋山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就围绕着这个原点慢慢展开。他们的一生，都在不停地行走。有的人走了很远很远，有的人始终在原地转圈。但不管是谁，都走不出对村庄的爱与牵挂，他们最终都会原路返回。每一个人走过的路程，都藏在自己心中。

蒋山在湘东北，是连云山南端边缘的一个自然村落。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从洞庭湖平原进入山区的咽喉。往里走，是一个接一个的山间盆地，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和莽莽苍苍的林地。那里面尽管还有一个乡的建制，但进去后，似乎到了遥远的天边和世界的尽头。往外走，则是渐渐开阔起来的平原和越来越喧嚣的城镇，当然还有机会与梦想。千百年来，蒋山成为许多山里人人生的通道和命运的转折点。民国时期，这里是白区和苏区的交界处。杨森的国军驻扎在蒋山的杨家祠堂，傅秋涛的游击队活跃在连云山中。部分游击队员后来从这里出山，在嘉义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奔赴皖南，开创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在控制着山区人出路的同时，蒋山还与四个乡镇接壤，东边是思村乡，北边是安定镇，西边是长田乡，南边是芦洞乡——它又成了许多人生活的边界。这样重要的一个村庄，它的地理半径得有多大呀！

在我的记忆中，蒋山的面积确实是很大的。它似乎像一个巨大的背景，衬托出我童年的虚空和渺小。十岁之前，我很少走出过我家所在的牛角冲。蒋山分为公渡庄、发仕冲、蒋山、小水四个片区，每个片区有五六个村民小组，全村大约四百来户，一千多口人。牛角冲属公渡庄片区，但即使是这个只占蒋山四分之一的地方，也让我觉得无比宽广。我与小伙伴们翻山越岭去找野果、扯笋子，忙碌了大半天，始终没有走出牛角冲的地盘；我陪八十多岁的曾祖母，去她同属公渡庄片区的娘家山枣坡，她颠着一双小脚，颤颤巍巍地走了一上午，差点都没赶上中饭；我替班主任黄老师到公渡庄门口的杨泗庙代销店买肥皂，跑步去跑步回，累成了一条狗，还是没能在课间十五分钟内完成任务。至于说去公渡庄片区之外的其他三个片区，对童年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件大事。我觉得它们太遥远了，太陌生了，让我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和惊慌。我害怕某些不确定的东西生生将自己淹没。直到年龄大些以后，我深入到了蒋山的每一个屋场，认识了大部分村民，这种排斥的心理才渐渐消退。我开始慢慢接纳另外三个片区，并将它们与公渡庄片区视为一体。在我心中，整个蒋山如同一个广袤的王国，童年的我在这片疆域里纵情奔跑，但始终没有越过它的边界。

后来我像许多人一样，从这里一步步走了出去，走到了城市。三十年了，每每想起蒋山，我依然觉得它的地域广阔而且复杂，道路弯曲并且漫长。即使是驾车回乡，眨眼就穿越整个村庄，我也并不认为它过于窄小，而是认为速度缩短了长度，科技改变了世界。直到这次回家，我才惊讶地发现，蒋山的半径居然是那么的短小！我的记忆就像突然断裂了一般，发出沉闷的声响，瞬间惊醒了童年的梦境，颠覆了多年的认知。

这个结论，来源于我双脚的丈量。这些年来，人到中年的我日益发福，多项身体指标出现异常，向来不爱运动的我只好每天坚持行走万步。那天回到老家，吃完晚饭后我就沿着门前的水泥路走了起来。我家住在牛角冲的中部，往上走过两个村民小组，就到了村庄的边界关塘坳；往下走过两个村民小组，就到了片区的边界杨泗庙。在我的印象中，走到这两个地方都要不短的时间。小时候父亲要我去杨泗庙代销店买肉，动身稍微迟了一点，即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也买不到。父亲怪我贪睡，而我却觉得路途太远。关塘坳呢，因为我老舅舅家住那，感觉近一些，但每次去他家吃饭，也要提前不少时间动身。我先是下行至杨泗庙，然后又上行到关塘坳，再回到家门口，准备不走了。我觉得已经走了很远，但习惯性地拿起手机一看，天啊，怎么只有三千多步？我不敢相信，怀疑是信号不好所致，决定人工计数再试一次。十几分钟后，我得出了准确无误的数据：我家到杨泗庙是八百步、到关塘坳是七百步，关塘坳到杨泗庙是一千五百步。按一步六十五厘米算，我们这个片区的长度顶多也就一千米。蒋山的四个片区，几乎是平行排列的，它们的宽度还远不如长度，也就是说，整个蒋山的长度，充其量不过一千二百米。而我们村庄的半径，只有区区六百米！

这太让我感到意外了！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心中纵横了几十年的那个广袤世界，居然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它是如此的狭隘和局促，而我却一直以为它开阔且深长。我为自己的格局和见识感到羞耻。

那个晚上，我沿着门前的道路，一趟接一趟地行走。刚开始只是想让步数尽快达标，但走着走着，慢慢就沉浸到对这段道路的思考中去了。明明是一段很短的路程，为何会一直觉得它很长？想来想去也没理出一个头绪，只好肤浅地认为，孩童的眼睛太小了，总是把事物无限放大，并把它深藏到记忆之中，以致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仍是最初的印象。说到底，这是一个眼界的问题。一个人的眼界大了，世界自然就变小了。反之，则可能沉陷在自认为宽广的狭窄世界里，永远走不出来。然而，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蒋山人就生活在这里，当中的好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村庄。他们在这片狭窄且贫瘠的土地上，早出晚归，春种冬藏，生儿育女，繁衍生息。这块半径六百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也是他们人生的全部。

我想起了我的曾祖母。我不能确定她年轻时有没有走出过村庄，但她的晚年，没有离开过这里半步。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本村她的娘家山枣坡，离我家充其量不超过一千米；她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园里和对门岭，为的是去摘瓜菜、晒瓜菜，两地距离家中都不过百来米。她的一生，似乎就是在这些地方转圈圈。她活了将近九十岁，战胜了贫穷、疾病甚至是时间，是当时村庄里最长寿的人，受到所有人的敬重。但现在看来，她的人生是多么的单薄和苍白。她漫长的一生，其实只有可怜的六百米。

好在还是有不少蒋山人拓展了生活的半径。他们从这里出发，追赶着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地向前进。他们有的打着赤脚，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身着长衫，有的头戴礼帽；有的走路，有的骑马，有的乘船，有的坐轿；有的是外出经商，有的是出门求学，有的是当兵吃粮，有的是寻找信仰……他们翻山越岭，渡江过河，甚至是漂洋过海。他们就像是蒋山的一根根触须，伸入到一个个新的地域和领域，探索出一条条成功或失败的路径。这些人的前赴后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限地延伸了村庄的半径。

蒋山人历来有走出去的传统，信奉人“不出门身不贵”的古训。民国时期，村庄里的人最喜欢“走袁州”。袁州是江西宜春的旧称。我不知它与湘东北大山窝里的蒋山有何渊源，也不知是哪一个蒋山人第一个抵达此地，反正很多人爱往这个方向行走。他们翻过连云山，经浏阳的官道，几天时间就可到达江西。据说当时的袁州城里，常年有几十上百个蒋山人，至于往返于路途的，更是络绎不绝。这些人在远离村庄几百里的地方经商、做事、卖苦力。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讲只有蒋山人才听得懂的方言，做只有蒋山人才觉得好吃的饭菜，俨然袁州城里的另一个蒋山村。我常常想，蒋山到袁州的距离，既是当时蒋山人生活的半径，也是我们村庄当年的半径。

除了“走袁州”，蒋山人的去处还有很多，东南西北中，工农兵学商，似乎每一个方向和领域，都有蒋山人的足迹。近代以来，走得最远的三个蒋山人，是邱创成、周碧泉和邱载岳。邱创成是共和国开国中将。他出生于安定镇横冲村马头岭，稍大后其父邱实高带着他与弟弟邱雁南搬到了蒋山村发仕冲。他从蒋山开始闹革命，上井冈山，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安居北京。周碧泉，蒋山关塘坳人，除了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外，还曾远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邱载岳是我的堂叔祖，毕业于黄埔八期，曾受命阻击日军，行程数万里，转战全国各地……想起他们三人走过的路，我常常为蒋山感到高兴。作为蒋山人的一员，他们将蒋山的触须延伸到了遥远的地方。一个大山窝里的小村庄，能在七八十年前就与大都市甚至是外国发生直接关联，真的非常难得。我不知道他们远在莫斯科、平壤、台北时，是否会想起连云山中的蒋山村，在他们的心底，村庄的半径是否纵横万里？

不管初衷如何，走出去的一代又一代蒋山人，确实是延展了村庄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在村庄里，大家熟知很多外村人深感陌生的东西。比如莫斯科的气候和伏特加的特性，蒋山人谁都能道说一二，原因是周碧泉曾在那里生活了七八年；比如洞庭湖的各种船舶，蒋山人总是讲得头头是道，原因是蒋山人在那修了多年码头；比如深圳盐田港的弯弯窍窍，蒋山人全都清清楚楚，原因是很多蒋山人扎堆在这里开半挂车；比如北京四合院的构造与价位，蒋山人往往说得八九不离十，原因是多个蒋山装修队在这专事仿古装饰……这些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无一不与外出的蒋山人有关。他们不停地行走，一方面拉长了自己的生活半径，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村庄的文化半径。

我又想起了曾祖母。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庄，也没有读过书，但奇怪的是，她在村庄里却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信。很多人来找她拿主意、断是非，甚至挨打的女人还把我家当作避难所，因为只需一只脚踏入了我家地坪，打人者就不敢再动手了，否则老人家会大发脾气。我起先以为是因为她年纪大，别人尊重她，后来才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比村庄里的任何人都懂得多，比一般人更明事理。原来每一个蒋山人出远门回来，必定会第一时间来看望她，详细向她报告所见所闻。她也总是充满兴趣地问这问那，不露痕迹地引导对方讲出她想知道的事情，并默默地在心中进行横向的对比。这些人似乎就是她的眼睛和腿脚，或者说是她派出的使者，他们到达的地方，她也一个不落地间接到达了。这样长年累月地叠加，她的识见自然就远远超过了别人。我的曾祖母，是村庄里走得最慢最慢的人，但她这一生，却又走得很远很远。她的认知半径，远远不止六百米——比生活半径更加宽广的，是一个人的文化半径。

远行的蒋山人，将村庄的半径越拉越长，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精彩和丰富。最近几十年来，村庄里一直英才辈出，弦歌不绝。读书的，从政的，经商的，习武的，写作的，都各有代表，且多是行业翘楚。这些人如今大多离开了村庄，有的在岳阳，有的在长沙，有的在宁波，有的在深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北京，还有的在国外。他们与村庄的距离，少则几百公里，多则几千上万公里。他们的命运，完全有别于困守在村庄里的人；他们的人生，就像他们走过的路程一样宽阔。无数的事实让蒋山人越来越相信行走。他们觉得生活在远方，前程在远方，事业在远方。一个人是否成功，与他离开故乡的半径大有关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成为他们的共识。即使不会读书，那也要让生活的半径尽可能地拉长，只有这样，才可能让人生的半径足够长。

这些“走袁州”的蒋山人后代，从20世纪80年代末结伴到长沙贩菜开始，不断往外行走，而且越走越远。二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村庄里的青壮年大都出去了。但不管走多远，也不管站多高，蒋山人始终记着连云山里的这个山沟沟。没有一个人能走出对村庄的爱与牵挂，也没有一个人能挣脱村庄的文化牵引。无论生活在哪个城市的蒋山人，做起菜来肯定是蒋山味道，说起梦话肯定是蒋山方言，想起事情肯定是蒋山逻辑。而且走得越远，离开越久，内心与蒋山也就贴得越近。一个村庄的精神半径，真的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与长度。

周碧泉十几岁时离开村庄，此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回过家，但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莫斯科，他的心里都有蒋山的位置。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七旬的他终于止不住对蒋山的牵挂，毅然辞去要职，回到老家。这位俄语讲得顶呱呱的老革命，回来后讲的却依然是一口地道的蒋山腔。他在关塘坳又生活了三年多才去世。父亲曾多次带我去拜访过他，他给我们泡蒋山人爱喝的烟茶，给我的口袋里塞满壳上带泥的花生。我感觉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蒋山老头，根本看不出胸有百万兵甲，腹有万卷诗书。他的所有传奇，都悄无声息地消融在一个村庄的习俗中。

邱载岳最后也回到了村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隔着海峡遥望家乡多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策刚一松动，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回来了。乡亲们抬着轿子到邻村塔坳的马路边去接他，年近八十的他却坚决不肯坐，坚持要步行数华里进村。他这是对乡亲的尊重，也是对家乡的敬畏。他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到祖厅的神龛前，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表达自己对祖先的怀念和愧疚。他后来定居蒋山，又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102岁才去世。这二十多年里，他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村庄，死后就葬在他亲自选定的墓地里，永远关注着他热爱的土地。一个曾经远离村庄千万里的人，最后终于与村庄寸步不离，融为一体，成为它最坚贞的守护者。在他的心里，村庄的半径到底是无限长，还是无限短？

我自己在蒋山只生活了十多年，如今虽然离开已三十余年了，但闭上眼睛，这里的山水田园，草本木本，却依然清晰如昨。我去过全村的每一个屋场，走过全村的每一条道路，尤其对牛角冲，更是熟悉得像自己的老屋。哪里有一口水井，哪里有一方池塘，哪里有一棵古树，哪里有一株老藤，我全都清清楚楚。在贫穷的少年时代，牛角冲是我唯一的舞台，是我的整个世界。现在我人到中年，父母也已离开人世，平时没事很少回到这里。但我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它。在我的心底，长年隐藏着一条秘密的通道，每当在城里感到疲惫和厌弃时，我就通过这秘道随时潜回故乡。这些年来，我所写的小说，常用牛角冲这个地名当作一切故事的生发地；我的文字，更是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蒋山气息；村庄里真真假假的事情，被我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没想到，历经数十年，我最初生活的村庄，又成了我最后的精神慰藉；这个半径六百米的地方，依然是我的整个世界。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村庄的半径到底是变长了，还是变短了。

每到过年过节时，天南海北的蒋山人都会开着车匆匆忙忙赶回家。进村的水泥道路上，常常挤满了各种牌照的各色车辆。我想，车上的人都和我一样，没几个能说得清村庄的半径。因为每个人里程表上的数据，都不相同；心里的路程，更不相同。

一个村庄的半径有多长？这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它的地理半径也许相对固定，但生活半径却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并随时发生变化，至于文化半径、人生半径和精神半径，则根本无法用尺子去丈量。我想只有等到我终老的那一天，生命才会帮我交出准确的答卷。也许是六百米，也许是六万里。数据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追求与造化。

丘脊梁，男，1974年生于湖南平江。中国作协会员。出版小说集《沿着一条河流回家》《地下的辉煌》，散文集《锋利的预言》《一条河流的走向》《深埋的竹笋在唱歌》等。曾获湘江散文奖、梁斌小说奖等。现供职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