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〇一六年的十二月，《英格力士》前期筹备工作室从原先很小的空间，搬到了一个宽敞的复式公寓。我元旦休假后回到那里，客厅里的圣诞树还闪着红红绿绿的灯，好像要肆意将时间往回拨——因为一切还没有准备好，离准备好还差很远。

墙上贴满了参考照片和设计图纸。有一间卧室里挂满了到处搜集来的布料——碎花布、格子布、藏青布、草绿布……书架、桌面、墙角堆满了参考书籍和六七十年代的画报——《人民画报》《新疆画报》《工农兵画报》……好些书名我已忘记，但是记得有王蒙的《在伊犁》和金宇澄的《洗牌年代》。

“两个房子虽然窄小，老式的天花板和地板分别漆着蓝漆和红漆，窗台低矮的窗户临街，窗外还有一层俄式雕花木窗扇，室内全都铺有印花羊毛毡，墙上挂着一块鲜艳夺目的库车地毡和一块绣有三潭印月西湖风光的丝织壁挂。室内各种物品充份利用空间，像搭积木一样地堆砌在一起，巧妙、雕琢、雅气……

“……金针是那样高傲而热情，看来维吾尔人不吃黄花菜而把它作为观赏植物来培养是对的。还有马兰，它的小紫花有一种令人心醉的温柔。还有花盆里的四棵石榴，好像具有一种挑战意味，谁说生活不应该更加鲜明耀眼呢？连马马虎虎地用柴木绑起来的低矮院门，简陋中也包含着一种心安理得的怡然……”

《在伊犁》丰富了我对七十年代的了解，上面引用的细节为我们创造维族老街和阿吉泰的家带来了美丽的灵感。相比图片，文字不仅有生活细节的描述，还能引起更多意境上的想象。

“……她最多十七到十九岁，“童花”发式，身材娇小，虽是服装单调的年代，也能显示人身份的一二特征，可借此知道，对方是哪里来，到哪里去……看上去，她是注意修饰的，绿棉袄内另有藏青色的中式棉袄，戴鹅黄的领圈，那是上海流行的一种样式，细毛线织成四指宽的条状，两端缝有揿钮，围住脖颈（一般是中式的“立领”），既是装饰，也相当保暖……

“有一次，我独自与她在狭窄的舱内走廊相逢，她怔了怔，等着我侧身让她过去。她那么娇小，我们绿棉袄相互碰擦一下，留下一股小风。注意到她十分合身的黑卡其布长裤，裤脚露出内里一寸宽的鹅黄色运动裤边，高帮麂皮鞋，系着当时十分流行的白色“回力”篮球鞋带，如果是西方电影里的情景，这种际遇也许会使不名陌生产生对话欲望——而我们相遇无语，快照一样匆匆回眸，留住细部，还有那阵风……”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特殊年代，人们依然爱美，创造美。《洗牌年代》书中描绘的装束细节，为电影的人物造型提供了参考，书中七十年代知青的状态，也在日后为演员表演带来了启发。电影跟文学一样，不是讲历史课，而是呈现逝去了的时光。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凝炼，电影中的服装和造型是一种“重新流行”的“时装”。

举一个很小的服装例子，申总指挥的角色在剧本里一共只出现了三次，但他要有令人矮三分的威慑力。我们请了两米多高的篮球运动员巴特尔出演，并设计了他无论在什么季节都披着一件军大衣，轮廓像一扇门那样高大，个子再高的男主角在他面前也会生惧。这件“军大衣”有点像我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白大褂”，它是一个记忆中的印象，一个符号，它也使一个配角变得难忘。

英语老师王亚军是电影的灵魂人物，这个演员的选择关系到电影的成败。《英格力士》是一个成长的故事，开始时刘爱十二岁，结束时他十七岁。我在寻找刘爱的过程中看到今天的少年营养好、发育早，个子普遍比七十年代的孩子要高大。英语老师王亚军起码得有一米八五，在画面上才会给人大人和小孩的感觉。这个要求一下子缩小了选择范围。

同样难找到的是这个人物儒雅仁慈的气质。王亚军貌似文弱却心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道德勇气，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刘爱的人生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我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外公的影子，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尚的情怀和德行。

谁能演好王亚军？投资方非常开通，没有在选角的过程中施加任何压力，但我还是时不时接到一些建议，考虑一下这个或者那个当红的“小鲜肉”。我研究了选角副导演列给我的名单、视频和采访，没有看到接近角色的人。

一天，制片人何毓文问我，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王传君？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小何便给我看了微博热搜上王传君的“我不喜欢”。我和朴若木看了后，都觉得这个不崇拜权威、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很合适演王亚军——一个与媚俗的环境格格不入的人。

那时王传君参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正在院线上映，我们下班后就去看了。虽然他演的马仔在开场后没多久就被打死了，但是短短几场戏演得生动独特，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决定跟他见面。

王传君在一天里读完了小说，然后自己买了机票就来了北京。他不修边幅，中分的长发遮盖了半个脸颊，唇上和下颚留着短而浓密的胡子，完全跟同辈的“小鲜肉”们分道扬镳。

我们用上海话聊天，一见如故。我们聊了各自的生活和阅读，记得那时我正在看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重温特殊年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剧。王传君随身带了野夫写的《江上的母亲》，写了作者的母亲为了孩子，决绝地消失在了江水里。当时王传君的母亲患癌症去世不久，好友乔任梁也患抑郁症自杀了，他陷在悲痛和沉思中，已经很久没有接戏。虽然谈话很少提到《英格力士》，但我们触及到的爱与失去，正是我永远的也是唯一的主题——我的一切创作仿佛都是在企图留住爱，企图承受失去。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欲望的升华，来自对生命的爱、对另一个人的爱、对人类的爱。哪怕最愤怒、最黑暗、最悲痛的艺术也来自于爱——如果没有失去你的所爱，你怎么会如此痛苦、如此绝望？

刘爱妈妈的角色——从读小说和写剧本的时候开始——在我脑子里就是袁泉。春节我回上海探望父母期间，与正在拍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的袁泉见了面。她给我的感觉安静严肃、柔中蕴刚，气质和外形自带某种浓郁的色彩。虽然工作了一天面容有些疲劳，但是目光散发出一股顽强的生命力。我确信了这个角色非她莫属。

几天后，我坐着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开在离家不远的太原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了王传君，他正跟几个朋友拎着摄影器材走在街上。我摇下车窗大声喊他的名字，他不知声音从哪里传来，茫然地环顾四周，最后发现了车里的我，直呼其名地向我走了过来。就这样，我们在一座两千五百万人的城市里偶遇。如果再早两个星期——他来工作室之前，我们哪怕擦肩而过，也不过是陌路人。绿灯了，出租车加速往前开，侧镜里，远去的王传君比路人都高出一头。一只鸽子飞过光秃秃的梧桐树稍，我心跳加速，仿佛某种预感飞过我的胸膛。

春节后回到北京，袁泉穿着牛仔裤大毛衣，素面朝天地来到工作室。她跟我说，读小说的时候眼前出现的刘爱妈妈是我，而不是她自己。我说，这个人物让我想起我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内心隐藏了那么深厚的忧伤、温柔和渴望。袁泉说，她在《没有别的爱》中演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杀人魔，长期陷在阴郁中不能自拔，现在希望演些轻松的人物，而《英格力士》又是一个沉重的题材。我说，我要拍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时代虽然沉重，但它因为爱得到救赎。艺术的救赎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刻——将美丽带回人间。她问，剧本出来了吗？我说再过几天就可以给你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剧本，但是突然失去了给她的自信和勇气。当晚，我又把刘爱妈妈的戏仔细修改了一稿。

袁泉一直没有明确答复。那两个月有不少明星毛遂自荐，想来扮演刘爱妈妈的角色。但是除了袁泉我无法想象别人，只好在一棵树上吊死。有时候找演员简直像在谈恋爱，一旦陷入爱情，渴望的对象很难被另一个人替代。

四月中旬传来一个糟糕的消息：天山厂内有好几栋苏联味道的旧厂房，空关了好几十年。制片沈斌早就跟对方谈定，将这场地改建成刘爱和黄旭升家的宿舍楼，没想到此刻被拒绝了，即使多出一些经费也搞不定，不是钱的问题，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宿舍楼是全片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开始到处求人。我前不久换手机时把当年的微信都弄丢了，好多人名和具体的细节都已模糊。只记得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说这是小事一桩，没问题，但几个回合后都打了退堂鼓，而且不能拍的理由也越变越离奇，我们所有的努力终于在开斋节前宣告失败。我们只得放弃原先的设计，重新找景。

我望着窗外发呆，天色暗下来，玻璃上映出客厅那棵不合时宜的圣诞树，星星点点闪着喜庆的光，仿佛在嘲弄我的境遇。我完全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筹备了几个月，连一个演员都没定，现在又失去了这么重要的场景。我在这里干什么？处女作开拍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想起剧本中王亚军念的莎士比亚台词，“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人到底只有这样一个选择。我只有继续。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在一个采访里说过，最令人兴奋的创作，往往产生于你觉得脚尖够不到水底的时候，觉得自己要被淹没的时候。艺术创作是一种求生，是把全部的、最纯粹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就是答案本身。

我低头看窗前的长桌，上面放满了精制的、比例完美的模型，那是我们要搭建的景，以及景与景之间的地理关系：这里是“八一中学”，它正门有个大操场，侧面有个室外舞台，背面坡上有坟地、树林、溪水；坟地边上的小路一边通向锅炉房和洗澡堂，另一边通向宿舍楼，刘爱家在三层，黄旭升家在四层；这条老街上有面馆、羊蹄馆、小卖铺，还有阿吉泰的院子和家。我久久注视，让那个梦想中的“西部世界”，变得比现状更为真实。

我生日那天，袁泉又一次来到工作室，跟我谈了对剧本和人物的意见。她仍然认为自己跟刘爱妈妈的角色不那么吻合，而且“文革”时代也离她的个人经历有些遥远，怕很难演得像。我告诉她，当年姜文让我去演《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时，我也觉得自己跟人物不像，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有盲点的。

聊了一会儿，我的助理从厨房端出一个大蛋糕，全剧组人一起唱了生日歌。唱完歌朴若木跟袁泉说，你如果能来参演，就是给导演最好的生日礼物了。袁泉不好意思得脸都红了。吃蛋糕的时候，我跟她聊起王传君，他们在《罗曼蒂克消亡史》有过合作。袁泉特别欣赏王传君，也觉得他是王亚军的不二人选。

临走的时候袁泉说，再给我一天吧，我明天一定答复你。我说好吧，我都好多天睡不着了，多一天也没什么。这下她更不好意思了，说，也弄得我睡不着。

袁泉没有让我再等一个晚上。下班前我发现有个她的未接电话，马上回里屋给她拨了回电，她答应了来演刘爱妈妈。屋外安静下来，好像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手里的活，嘴里的话。等我聊完走出去时，看到黑板上写了四个粉笔字：申奥成功。我们终于签了第一个演员。

听到霍思燕有兴趣来扮演黄旭升妈妈的时候，我马上安排了与她见面。正好我们刚定了演黄旭升的项玥雯（雯雯），她俩长得很像母女。小霍说话的模样生动妩媚，举手投足都散发出性感的魅力，令工作室里所有的小伙子喜欢。聊天时，她多次把话题引到老公杜江的身上：他刚拍完《红海行动》从摩洛哥回来，他在拍片时受了伤，他为了角色每天健身……慢慢地，我意识到她原来是在用自己当诱饵，推荐老公来演王亚军。

第二天，我见了杜江。他有健美的体魄、无辜的大眼睛、干净的板刷头、阳光的笑容。这个英俊的暖男很有魅力，但不是我想象中的英语老师王亚军。

我约了霍思燕在我下榻的酒店见面，她开门见山地说，经纪人劝她不要接黄旭升母亲的角色，演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妈，还是个配角，往后的戏路就变窄了。但她回经纪人说，我去看看能不能给你杜哥争取个角色。我跟她分享五十年代上海风尘女参加兵团的故事，解释了我将如何呈现这个人物，并答应把黄母的角色改得更加丰满。聊到凌晨，她终于被说服了，唯一的要求是这角色得有个名字，不能叫黄母。我当场就给她起名“张永红”。我说，永红听上去既像名妓，也有当年革命名字的感觉，也是祝你永远走红的好意头。小霍听了直笑，然后叹口气说，唉，我就知道今天来会被你搞定的。

事后我们谈论起霍思燕为了老公牺牲自己的事，何毓文说，我好像又相信爱情了。

六月初，外联发来了一批照片，那是克拉玛依郊外一片废弃的宿舍楼，所有居民都已转移到了新区。废弃的楼群像巨兽骸骨，矗立在荒漠灰钙土上，岁月和风沙侵蚀了木门和钢窗框。朴若木看了非常兴奋，他指着一张照片说，楼房贴上一层红砖墙面，这里加上小区的大门，这里加一个景片，这批楼比天山厂的厂房更接近我们追求的视觉风格。从电脑合成的模拟图片看，新的景给人一种封闭式的压迫感，也更像计划经济时期的楼房。

该地离塔城不到三小时车程，比转点比去乌鲁木齐要方便和省时许多。我们因祸得福，转危为安。记得我拍处女作的时候，也是因为失去了第一个外景地，而找到了一片完美的天地。上帝似乎总是在歧途前面设置了障碍，把我逼到一条更光明的大道上。

六月底，主要场景都落实了，主要演员也都签下来了。王传君演王亚军，张翊峰、项玥雯和盖帝演刘爱、黄旭升和李垃圾，袁泉和王志文演刘爱父母，霍思燕演黄旭升妈妈，戚玉武演校长。七月初大部队抵达外景地塔城。几天后，三个小演员和扮演阿吉泰的苏比努尔也进了组，紧接着王传君也到了。

刘爱的戏很重，几乎每场都有。选角时我们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海选，最后挑中了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张翊峰。演黄旭升和李垃圾的演员之前客串过一两次戏，但基本上也是一张白纸，没有染到不好的习惯。我希望在开拍前一个月的时间，为他们培养一些年代感、地域感和准确的人物关系，然后由他们放松地自然流露。

戏中黄旭升迷恋英语老师王亚军，生活中雯雯是个学霸，英语比王传君好许多。王传君第一次在工作室见到雯雯时问她，你看过《爱情公寓》（剧中的关谷神奇是当年让王传君成名的角色）吗？雯雯一脸的不稀罕，说，我不看电视剧。看到这一幕我还真有点担心他俩在电影里的关系。

幸运的是，演员们在塔城有足够的时间培养感情。摄制组包下了一个叫“华悦旅游”的政府招待所，大门进去是一片很大的柏油操场，估计原设计这块空地是停车用的。我们每天在那里打羽毛球、踢足球、跳绳、踢键子，不亦乐乎。雯雯虽然智商一百四十二，但运动不是她的强项。她又天性好强，只能赢不能输，所以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她常坐在招待所门前的台阶上看。别人邀请她打，她一般摇头，唯独王传君叫她时，她会欣然应邀，因为王老师总是给她喂好球。

那时日照很长，十点半天才暗，我们常在晚饭后去冰激淋店，可能因为这里的牛奶质量高，做出来的冰激淋特别好吃。吃完后王传君会带孩子们和苏比努尔玩狼人杀，我有空的时候也跟他们一起玩，水平极差，只是很偶然地因为会装傻而赢一回。

我给孩子们布置了看老电影的任务，比方我小时候爱看的《地雷战》《地道战》《英雄儿女》《芙蓉镇》《牧马人》《蓝风筝》以及《日瓦戈医生》。我想让孩子们从影片中感受到革命年代的气氛，以及人们欲言又止的神情和拘谨的形体语言。比方，当代人之间的拥抱在当年从概念上就不存在。

苏比努尔是个南疆人，她的皮肤光洁黝黑，眼睛明亮深邃，一笑起来露出两只稚气的虎牙。她的美那么天然，好像田野里的麦穗或者果树上的苹果。第一次看她的试演视频时，我担心她太不会演戏了。朴若木说，她多练练一定可以的。见他那么有信心，我就决定赌一把。苏比努尔到塔城后，我在客厅里架起一块黑板，让她跟在电影里那样，每天给孩子们上维语课。从第一次排练起，孩子们就叫她阿老师，我们大家也都跟着叫，也都跟她学说简单的维语。拍最后一堂维语课那天，她说到“我也不想走，但学校下学期不教维语了”的时候，眼圈红了。她真的不舍得走，看得摄影师在镜头的那边也流泪了。

这是多大的奢华啊。我想起自己十五岁的时候，跟着谢晋导演在东海舰队体验生活和做小品，感慨万分——四十年后，绝大多数演员不轧戏就不错了，哪里肯提前一个月进组？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