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攀，文学博士，现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多有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出版著作《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等若干，参与主编《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等大型丛书。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一]

人物是小说的灵魂，也只有人物具备真正的灵魂，因而，小说在处理和塑造人物时，需要特别的敏感，也须有特别的敏锐。小说到底是要塑造形象，而不可单单考量语言有多机巧，结构有多完备，情节是多么出人意表，意象如何完好生成，情绪何等晕染到位。当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不管怎样，我们读小说，还是要塑造一个个能够立得住，同时让人记得住的形象。立得住是艺术的饱满度，记得住是人物的传播度，这里将通过杜斌的小说来谈谈这个问题。

杜斌的小说一直以来都讲究结构上的专注和完善，精心打磨的人物性格，交织并生的情感关系，在人、景、情几个方面的书写及其融汇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乍一看这属于很传统的写法，甚至是较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但是细细读过他的小说，又会发现很多习焉不察的叙事形态，很值得去玩味探究。正如丁帆所言：“现实主义并不是时代的弃儿，问题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去抚养和培育过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时代里，我们向往的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我们耻于谈论现实主义，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从来没有真正懂过现实主义的本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从来就没有真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生根过。”⑴真正的“传统”事实上并不会轻易消失，而需要以更具创造性的写作将之延续下来。联系杜斌所触及的传统的“现实”，特别是其中写人的笔法，塑成人物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主体性的建构，其得其失，都颇值得考察。

具体说来，杜斌的小说往往充满着气势，从环境到景象的营造，从欲望到个性的呈现，包括从抉择到命运的走向，都能够很清晰地体悟到其中的蓄势/叙事之状态。这点很重要，也很难得，小说要延续一以贯之的“气”很难，这不仅考验写作者的才情和道心，并且与叙事的整体性颇有关联，有的时候还需要特别的忍耐，喷薄而出反而容易，但是基于情势的耐心，铺叙过程中的克制，此与情感逻辑有关，在故事的走向与叙事的动向上，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发展到命运的临界点，在转圜的边缘，完成倾向性的叙说。杜斌不止一次谈及自身的经历，“我人生的长度和宽度，注定我个人的经历既多彩又丰富，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感谢老天赐给我的这份财富。我热爱它，珍视它，拥抱它，享受它，品味它，解剖它，探究它，恋恋不舍四十余年。情感的积累，想象的烂漫，错觉的惊悚，偶尔会把自己搞得脑洞大开，感情爆发，不能自抑。这时候的我，就屁股着火一般爬到电脑前，正襟危坐，庄严地按下开关，打开思绪的大门，猴急猴急地敲击键盘，脑海里的高山流水、风云雷电、千古风流人物、桃花红杏花白、追随身穿蜘蛛侠服的孔子、插上翅膀的老虎、头顶流浪地球的快递小哥，撒开蹄子，驰骋在文学的金光大道上。”⑵特别是其中提到经验的独异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宽度”和“广度”非常适切地转化为写作的资源，这是一般的写作者所不具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小说写作的基本准备，或说积累的精神资源，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人类经历与个体经验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结构性/隐喻性转化。从这个方面而言，杜斌小说的叙说更像是一根绳索，他更擅于在言语的推演中不断箍紧勒实，使得情节结构不断收紧，人物关系趋向紧张，直至处于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即最终形成情节结构上的扭结或死结，从而不得不通过必要的方式加以解决。中篇小说《风烈》最后主要人物走向了他的万劫不复便是突出的例证，鉴定站站长陈登第的步步紧逼，民营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刘国瑾等人的节节退让，将人物推向了不可救药，也使故事走向了不可收拾，在这种情境下，主体只能被裹挟着朝前走，不由自主地奔向新的趋势。人物遵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及叙事的内在伦理自然形成，这是小说塑造人物较为理想的写法。

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杜斌小说有意思之处还在于，其往往采取内部循环与吐纳的方式，以此避免落入俗套，事实上，尽管小说进入的是一种传统的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叙事模式，但是却并没有简单诉诸国家机器与伦理律法，而且交由人物自身去解决，从而使得小说始终依循内在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地引入外部的公检法进行干预，这在《风烈》《天鸽》《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等文本中均是如此，杜斌的小说总有一种内在的机制和生态，或者说他总是试图让位于故事的趋势与人物自身的逻辑，因而也使得小说获致了独立的价值场域，在这样的空间中，人物的行动-结果、精神-反应、善恶-惩戒都是自成一体乃至自成一格的，故事的转换与转圜的过程便能够交由主体之间及文本的讲述完成。

除此之外，杜斌小说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以反面人物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体，在《风烈》里，新上任的李站长一登上自己的政治舞台，便开始兴风作浪，在谋取私利的道路上无往而不做，挖空心思，徇私舞弊，无恶不作。叙事者将巨量的甚至是一个小小站长所难以承受的罪愆加诸其上，忘乎所以的鉴定站站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人性的黑暗倾泻而出，欲望的深渊难以尽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则会使得人物刻画单向度，偏于脸谱化，人性的丰富度以及在此过程中性格的变动，将会付之阙如。《风烈》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在《天鸽》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后者在故事达到高潮处，台风势如破竹、愈演愈烈，然而人心却得到沉淀，人的境地在被逼迫到绝处时，灵魂固守的成色却得到显露，利益的驱动性在自然与人性中，却出现了显有的回撤，这是人物自我的内在循环/询唤，同时也意味着小说在构筑人物主体意识中既放任自然不多加干涉，又通过隐秘的暗线进行整体的牵引。

[二]

值得一提的是，杜斌是非常擅长营造氛围与环境的小说作者，又或者说他常常将外在的“自然”植入人物的塑造与故事的讲述之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当代小说已经对于环境描写表现出一种淡化，甚至摒弃的态度，作家似乎只注重一种叙事的先锋性，侧重语言的高度节制和零度写作；又或者多以精心设置的结构，传导人物隐微的内心。因而环境描写和氛围营造似乎成为了叙事中的累赘，这就造成了在小说写作中，要么是简洁而洗练的叙述语言，要么就是干枯的，没有任何嚼劲和回味的言语实践。“无疑，当今世界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狂风暴雨般的涤荡中，不仅让原始的自然生态文明遭受到了严重的摧毁，而且连延绵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形态也遭到了破坏。但是，人类文明的进程又不得不付出这种血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用达尔文主义就可以解释的世界难题，目前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把这种破坏降到最低值，达到人与自然基本和谐共处的状态。于是，在林林总总的人与自然冲突中，我们的作家作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就决定了他的写作高度、广度和深度。”⑶在小说《天鸽》里，杜斌便将自然的描写推向了一种极致，一方面是紧张的人物关系和商战现场，另一方面则是无处不在的台风肆虐。“王群一声令人丧胆的惊叫，护着张得一，并按下陈中的头。汽车飞过他们头顶，撞在前面三米远的护栏上。护栏被撞断，随风飞起。他们又被扔进台风中，进入了台风的频道。他们跟着台风从空中飞过立交桥，飞奔在柠溪路上。他们失去抵抗能力，四肢完全脱离了身体似的在空中胡乱舞着，在台风里一路狂奔，一路呼救，喉咙因恐惧而发紧、变形，声嘶力竭，似鬼哭，如狼嚎。”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形象的树立，随着自然的描绘尤其台风的渲染推至高潮，最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之中，人性之善念大获全胜，在三人奇迹般地到达医院之后，参与救援的众人震惊了，“他们惊奇拦住的三个几乎裸体的人，奇怪地扭在一起，怎么也无法分开。众人只好把他们捧起来，快速送进急诊室”⑷。但也令人产生困惑，也就是小说似乎过于依赖外在的环境，以至于人物性情与抉择缺少足够的酝酿机制。也许这也是杜斌小说的特点之一，愈是繁复的心性，愈是脱繁入简以转换至新的境界，尤其是在台风的冲刷和洗涤下，在绝对化的危机与险境中，以及在极度的恐惧里，返璞归真的叙事反而成为可能。

从这个意义而言，杜斌的写作就显得饶有意味，一方面，他的外部描写总是与人物的性格、命运、关系相互纠合，由书写自然转化为气氛美学或曰环境美学，并作用于人心和人性；另一方面，我更倾向于认为杜斌的自然描写并不只是作为背景，也不单单是环境的描摹，或是处于一种次要的地位，而是有其自成一体的美学指向。“刘国瑾顶着大雨艰难前行。红墙绿瓦的隐云寺被泼墨大写意，似云如雾。上山的小路被雨水开膛破肚，刘国瑾一脚下去绽放一朵水花，下面是泥是沙是石？他一步三趔趄，滑倒了再爬起来，成了一尊泥塑，成了一只落汤鸡”⑸。但是也不得不指出的是这样的描写，有时却显得用力过猛了一些，当然在相得益彰处则会显得景/人、景/物与景/情的交汇相融，在特殊的景象与情势面前，形成人物主体的情动效应。

杜斌小说基本讲述的都是蛇城的故事，“熟悉的人一看即知，蛇城在实际中即山西省会太原，太原古称龙城。杜斌小说中，蛇城是一个重要所在。蛇城所蕴含的，不仅是太原，而是整个山西，三晋大地、三晋文化的精髓。”据此，李晓东认为，“传统文化在山西人的骨骼血脉之中源远流长，至今潜而不绝。《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就是情且义之，兼相爱、交相利价值观的当代文本”⑹。小说《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中，陈少志和王九九是蛇城建筑大学培养的青年才俊，与杜斌一贯的商战和商场写作中常常显露出来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个小说显得闲庭信步，家庭生活的恬静平和，与人物内心的柔软细腻若合符节，故事围绕着九九要不要回自己的伤心地蛇城——那里有她的前夫刘青山——为开始，牵引出两人的情感历史和内心创伤，“九九大学里的初恋是少志，可鬼使神差却嫁给了青山。后来在珠海的新婚之夜，她扑闪着丹凤眼问少志：那天，我告诉你我要嫁给青山，你不恨我吗？”在现实中，受尽创痛的王九九还是回到了陈少志身边，深爱着她的少志也接纳了她，志同道合的两人成了生活的伴侣。他们对蛇城的建筑文化充满了忧虑，“陈少志说：我们蛇城过去是一座美丽的大园林，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和意境。现在我们在建筑质量、材料、技术、投资等诸多方面，一点不比西方差，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已经超过了西方，但我们建筑界，没有产生有力的思想碰撞和文化影响。我们缺乏发展各类思潮，缺乏不断反思和提炼自身的文化价值。我经常想，我们这些搞建筑的，要了解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看懂自己后再做自己，明确责任感和使命感，付出热情，付诸行动。”⑺于是，在他们的母校及校领导面前，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更试图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文化传统是断裂还是接续，取决于一代代人乃至一个个人的所能与所为。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现实书写与历史叙述的穿插，人物的心绪情感在不同的两个空间交叉切换，少志与青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男性，也代表着两个迥异的情感世界，“夹在少志和青山中间，她熬煎、纠结了一年零三个月。她曾想，她如果是女娲，会把少志和青山两个人捏成一个。无奈现实和梦想，总是银河星汉。和少志在一起时，她自觉不自觉地就收敛起性子，变成一个矜持、傲娇、很有思想的女人，手捧一本精装厚书，和少志面对面地品味。和青山在一起，她就像一只放到山坡上天真、调皮的羔羊，撒开蹄子狂欢，想笑就笑得花枝乱颤，想哭就哭得稀里哗啦。”⑻但人性易变，刘青山为了张倩背叛了她，而她则为此耿耿于怀，始终难以摆脱内心的阴影。情感的世界仿佛便是如此，小说传递出了一种毛茸茸的现实性，人们都以为表面的现实很柔和、很柔软，但是常常被历史或现状猛地一下，却是如此扎人，刺痛感遍布全身，甚至在灵魂的深处留下暗印，直至故事最后，刘青山的苦心孤诣才显山露水，原来是他早知自己罹患绝症，想心爱的九九能够重新生活而不得不出此下策，以抛弃她的名义让她重获新生。这样的叙述感人至深，而且在小说中掺杂着对于建筑的理解，既有着形而下的城市建设的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对人的内心的重建。最后，刘青山的墓碑的照片下面一片空白，“碑上刻什么”，对于九九而言，是对于精神的虚空、悲恸和再造，这与建筑师们所思虑的在贫瘠的缺失文化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应该建什么，俨然有着内在的关联。文化的传统，与情感的延续，两者是相与糅合的，面对现实的或生命的“空白”，如何着色，如何建造，小说固然没有给出答案，现实也似乎从来没有现成的解答。而在《马儿啊，你慢些走》等小说里，大体关注的都是区域性的商业生态，从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状况，试图撬动当代中国的经商环境以及经营主体也即民营企业家的心灵史。

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杜斌言及自己的“童心”，这与他自身经历的丰富性，以及小说人物的复杂性，似乎又是相冲突的，我想这里也许构成了某种张力。“童心成就了我的文学梦，让我的精神生活丰富、强大。在我心目中，除了文学，全世界都是那样地轻、那样地轻……童心又让我一直长不大，直到今天，看见每个人都是谦谦君子，至善至美；觉得所有的事都花团锦簇，龙凤呈祥；认准的路，就高歌猛进，坚信前面一定有彩虹；遇到难，碰到坎，遭到劫，就看作是老天爷为了磨炼自己的心智，增长自己的智慧，是为成就自己而安排的。我在生活中，自己的事是自己的，别人的事也是自己的，天真烂漫，高义薄云，不知天高地厚，到处两肋插刀。”或者可以这么理解，复杂与丰富是写作的准备或说资源，而“童心”则不仅是写作者的心性使然，而且代表着处事的原则与叙事的姿态。“我的童心的外层，裹着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清高耿介，却喜欢金钱的铜臭，爱金钱的同时又视它如粪土，囊中羞涩时还会厚着脸皮借别人的钱来打肿脸充胖子。我有猛志，好挺立潮头，却又常常采菊东篱下，寂寥山水间。我经商是商界的另类，数十年，不饮酒，少应酬，不进歌厅，不会跳舞，有事谈事，没事走人，讲信用，讲义气，宁愿自己赔得穿裤衩，不叫朋友为难生气吃亏……我有一颗童心，这颗童心为文学而生。一颗童心胜过金庸笔下上百位大侠的盖世武功。因为有童心，我常常得以远距离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让大千世界在我胸中风卷云舒。”⑼这样的矛盾体现在小说中，则是人物内在的纯粹以及由此透露出来的精神的整一性。在小说《雨啸》里，“一小时零四十七秒后，核聚变清洁能源无人驾驶车便悄无声息地停在离蛇城120千米的平遥监狱停车场。他们是来接苟永清出狱的。一年来学校和监狱沟通多次，苟永清也希望再能回到学校。看着苟永清从监狱大门走出来，刘国瑾老泪纵横，他不愿告诉别人的是，这些年他频频梦见他，他仍爱着那个充满阳光的影子。”⑽杜斌塑造的人物有一点特别有意味，那就是这些主体尽管多有变化，甚至经历了自身的曲折和悲剧，但是他们却往往难以忘却自身的来路，也难以摆脱传统的意识。如《风烈》中李登路执意要与情人生出一个儿子，以回应那个所谓的民间的和家族的传宗接代之“传统”；《清明吟》中的张宝贵尽管充满了血泪的奋斗史，但是始终不忘回乡祭拜祖先，当然内地里是想平息内心的以及现实的焦灼；《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则是王九九尽管遭受心灵创伤，却执意回到蛇城，对前夫刘青山也始终难以释怀。如是等等，杜斌笔下的人物常常在变化中寄寓着种种恒常，也由此形成了精神的根脉，也凸显出性格与心绪的流动。

[三]

事实上，从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始，《狂人日记》便以“狂人”的形象名世，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狂“人”，以一个倒错的主体传世，“人”物在“新”文学之初，便奠定了自身的形态，新“人”的塑造成为现代中国小说表述自身的重要范型。小说塑造人物当然是个宏大的命题，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也往往将重心倾注于新的现代主体身上，包括《阿Q正传》、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叶圣陶《倪焕之》、张爱玲《金锁记》、老舍《骆驼祥子》，等等，无不是以主要人物贯穿其中，现代小说名篇更是树立了人物书写的形态，“文学是人学”，小说则更是“人”学的典型。更重要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写作摆脱了古典小说的程式化写作，是对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人物塑造的反拨，现代小说开始挖掘人的内心，解剖深层人性，展开多层次的内心世界，从而进入了“现代”的轨道，也开启了新的意义探询的征途。

直至当代中国，从“典型人物中的典型形象”，到无论是余华《活着》里的福贵、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和孙少平，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等，贾平凹《废都》的庄之蝶，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尽管很多小说不再以具体人物命名，但是小说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早已深入叙事的深层结构。现代中国小说的人物谱系已然成型，人物形象逐步走向丰富多元，也在历史、现实、民族、地理、生活等多重维度的参照和互渗中，不断增益自身。关键在于，在后革命与后现代的当下，人的绝对主体化不断面临挑战，形象塑造似乎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这从当下小说越来越少以人物命名可见一斑。而且当前的小说创作，尽管人物还是重要，但是已经成为某种背景式的或基础性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好也不好，好在人物已成为小说的共识；不好则在于事实上很多时候搁置了人物的主要位置，甚或说人物实际上常常是被自觉不自觉地架空、隐形、淡化，让位于故事、结构、情绪、语言等元素。

对小说和人物的考察，实际上涉及的是不同的个体及其汇总，好的小说却能从具象和琐细中，演化出普遍性的议题，也就是说小说在人物的身上，能够构筑总体意义上的精神命题。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处境，人在关系中的作用，人在制度化存在里的位置和命运，都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那么我想跳出来谈的一点是，人固然无往而不在关系之中，那么在协同或对抗的过程里，人固然为种种制度装置所规定，甚至是所决定，然而也要考量的是，在这样的状态和境况下，人的价值或曰主体的意义何在？在杜斌的小说《天鸽》中，人物之间尽管因为商业上的竞争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甚至说在商场如战场的环境里，这样的个体/主体可以说是在挣扎中战胜了规定性的存在，然而似乎《风烈》里的人性来得更为真实，而在另一个小说《雨啸》中，同样延续着《风烈》的人物及思考。在制度化的与关系网的错综复杂里，这里我想探讨的问题是，小说对人的关切与构成，实际上指示着每一个个体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都会存附于关系之中、世界之中，如何在主体的内部克服那些价值的悖谬，在个体的协同与自我的反拨里见证价值的生成，这是一个或一种形象能否站立起来的关键。我始终觉得，时代大潮的裹挟也好，制度体系的缠绕也罢，又或者是来自环境以及他者的影响，最终还是有一个对象化的过程，如果没有对之进行充分的审视、反思乃至对抗，那么真正的主体性是很难建构起来的。

进一步说，小说的人物还有若干更值得玩味儿的地方，其在一种虚构的场景和情境中，时常要面临极端化的与特殊化的考验，特别是寄身在集中化的矛盾里，符合小说一贯性的叙事伦理，最重要的，虚构的主体往往需要对应着外在的现实，在传统的与历史的序列中探询意义的所在或不在。在小说《清明吟》中，张宝贵、凤仙、张海福和张章一家三代人，一起生活在城市里，但是那里没有他们安身立命之所，简言之他们在城里没有房子，可以说居无定所，然而却心有所企，想在城市里扎根下来而不得，一家人常常陷入苦闷与无助，甚至仙逝的父母都来托梦问他们要钱。他们尝试过各种努力，但是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先人，“第二天晚上，宝贵和凤仙两口子相跟着，在沟口大石头下，找块平地，看准北斗星的位置，款款跪下。恭恭敬敬地烧了两叠一亿元的钱，一边烧一边说一些想爸想妈希望爸妈快快乐乐保佑张家发大财的贴心话。”⑾一家子状似滑稽的背后，无不是辛酸和血泪。事实上，这是城乡分裂的一种表征，同时如果对照张宝贵老板等人的奢靡生活，也是现代生活的贫富悬殊的重要表现。“房子，房子，噩梦一样的房子。当爸的，临死之前，不能给后代留下一座房子，真是要死不瞑目呐。他死之前，能给海福解决房子问题，让儿子成为正儿八经的城里人吗?他心虚得像天空的一朵云。他翻个身想，回到珠海，拼死拼活也要多挣点钱，在珠海给儿孙买套房子。况且，眼下自己和凤仙的岁数大了，何以为家，何处安身?”⑿关键在于，杜斌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是这样的鸿沟的难以弥合，也就是说，阶层的固化和城乡的裂变在张宝贵一家那里近乎无解，这不仅是时代的症候之一种，也对应着人的心性灵魂的诸多变化，这是时代的伦理状况，更是几代人的精神历史。而更悲戚的是，不仅难以在城里立足，回到乡村中更是显得格格不入，甚至难以融入原来的那片土地，小说最后，张宝贵甚至不记得父母的坟墓在何处，也没有人记认得出来，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宝贵以安长爸的坟为一边，把后面所有的坟都转了个遍。每个坟前都有一堆纸灰，每个坟头都压着一张白纸，在风中哗啦啦地唱着后继有人的安魂曲。”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后现代的虚无，而更多是现实主义式的反思。于是，在荒郊野坟中，张宝贵再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的无处安放，“一手提着冥币，一手提着铁锨，望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坟地，束手无策”⒀。

[四]

这里谈小说和人物，是老生常态，也是大而化之地谈。不期待能够面面俱到，但是对诸多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希望得以有所触及。纵观杜斌的小说，写满了个人的奋斗史、情感史、生活史，甚至不乏血泪史。无论是在商场上，生活场里，还是在情感的历程中，最不缺乏的就是内心繁复，他们或许精于算计，乃至无所畏惧；或者多情缱绻，难忘过往，以至难以走出历史的阴霾；又或是百般努力挣扎，却始终走不出他者或自我划定的怪圈……但他们中的为非作恶者，到底是经历了人生的跌宕和惩戒，而那些纯粹的怀抱“童真”的人们，他们没有汲汲于功名，不在尘世浮华中丧失自我。这是小说传递出来的价值认同与伦理观念。

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小说，尽管还是过于“传统”，但这样的传统却使得诸多人物显山露水；尽管这个过程的戏剧化还是偏于明显，有的情节略显简单与直接——或许也可将之视为某种“童真”吧——如何将之与人物的塑造更好地整合，使之兼具繁复与纯粹，这是小说一直以来都不得不直面的命题。也因此，透过杜斌的叙事，我更倾向于将小说的人物充分地历史化与现实化，一方面在时间的流动与审美的流变中考察个性形成的缘由，并且以此探究关系与命运的既定走向；另一方面则是在当代性的环境自然与意义系统里，考辨主体性的处境及其应对的姿态。

注释：

⑴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⑵杜斌《创作谈：给读者一点点享受》，《小说选刊》公众号2020年3月23日。

⑶丁帆：《当代作家应该如何书写自然》，《光明日报》2022年8月28日。

⑷杜斌：《天鸽》，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51-52页。

⑸杜斌：《雨啸》，见杜斌《风烈》，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184页。

⑹李晓东：《兼爱思想的当代文本——评〈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黄河》2020年第3期。

⑺杜斌：《碑上刻什么就等你来定》，见杜斌：《风烈》，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199-200页。

⑻同上，第213页。

⑼杜斌：《谈杜斌的中篇〈风烈〉》，见《小说选刊》公众号2019年7月5日。

⑽杜斌：《雨啸》，见杜斌《风烈》，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188页。

⑾杜斌：《清明吟》，见杜斌：《风烈》，作家出版社2022年，第263页。

⑿同上，第300页。

⒀同上，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