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雷平阳词典》《于坚论》“当代诗人传论三部曲”以及专著、诗集、散文集、批评集等三十余部，译注《笠翁对韵》。主持“诗人散文”出版计划，编选《天天诗历》《诗日子》《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先锋：百年工人诗歌》《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论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论集》等。

 

地图既是日常视域下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的融合体，又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和地理政治在空间想象上的缩影。“地图与测绘也是将空间转化为实物的方式之一，在明代文化中，地理空间的视觉图像十分盛行。这些图像中既有最负盛名的绘画形式‘山水画’，也有田契上黏附的微小的多边形图案，描摹的是被交易的土地的大致轮廓。明朝伊始，太祖皇帝便颁发了一道敕令：‘令天下州郡绘上山川险易图。’”（柯律格《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中国古代的制图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北宋的沈括就是一位制图高手，他独创了一门制图技术，比如“木图”，“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则不可为，又熔蜡为之”。

曾有网络平台把李白、杜甫、孟浩然、岑参、韩愈、苏轼一生的行迹通过地图的形式标识出来，让后人对他们的出生地、游历、升迁、流放以及动荡的行旅有更为直观的体认。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唐代诗人因为求学、干谒、出仕（升迁或贬谪）、出塞、交游以及求仙问道的原因，往往体现为“在路上”的状态，所以“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沧浪诗话》）。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以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唐代诗人的出行线路图仍然极其壮阔，甚至令人瞠目。他们把千里江山、溪山行旅的图景尽收眼底、胸壑和笔端。对于孟浩然这样的隐者来说，寄情山水、闲居草庐、参禅悟道以及拜访名胜遗迹，能够缓解内心的失意和不平，而山川风物也构成了他的精神乌托邦。

一

在永恒如斯的山水面前，在历史时间、自然时间、现实时间以及个人时间的交汇点上，画家和诗人往往会生发出更多的浩叹以及人生短暂的虚无之感。与此相应，他们的画作和诗文也就更多地发挥了精神慰藉的功能。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孟浩然属于典型的“超级背包客”，他给我们呈现了一部唐代的诗歌交通地图。

除了故乡襄阳的汉水、襄水、鱼梁洲、檀溪、万山、岘山、鹿门山、北涧、涧南园、高阳池以及附近的郢中、江陵（荆州）、江夏、鹦鹉洲、黄鹤楼，孟浩然曾到过长安、洛阳、汉中、扬州、镇江、溧阳、九江、浔阳、龙沙、庐江、宣城、亳州、当涂、杭州、富阳、天台、山阴（绍兴）、剡县、乐成（乐清）、临海、彭山、京山、安阳、京口、润州、犍为以及赣石、庐山、香炉峰、终南山、望楚山、天台山、明月峡、洞庭湖、湘水、钱塘江（浙江）、耶溪、渔浦潭、永嘉江、建德江、桐庐江、七里滩、牛渚、扬子津、彭蠡湖、嘉陵江等地。所到之地往往以名山名楼以及寺庙和道观为主，比如天台山、终南山、庐山、望楚山、紫盖山，比如岳阳楼、黄鹤楼，比如故乡的景空寺、凤林寺、玉泉寺、龙泉精舍、鹿门寺、岘山寺、精思观、岘山观，还有长安的总持寺和翠微寺，洛阳的香山寺、龙兴寺，吴越之地的云门寺、大禹寺、石城寺、桐柏观等，游历范围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唐代诗人，包括孟浩然、李白、杜甫，以大量的游历和诗作证明了伟大的诗人都是优异的地理学家，他们起到了重新发现和命名山水风物人文的作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白在长篇歌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近乎全息式地展现的地理景观，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景观及其描写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地步。李白全面的地理知识，已经远非一般的游记专家和地理学者所能及。

孟浩然的频繁游历，很重要的原因是科场失意而需要山水以及好友的安慰，这从孟浩然从洛阳往越中的游历中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自洛之越》

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孟浩然把自己的出游严格分为两个类别，一为干谒、科举和应酬这样的功利性交游，一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没有任何功利心的纯粹本真的游历。显然，孟浩然更倾心于后者，这也是他在诗中反复强调和渲染的，之所以要“山水寻吴越”是因为自己“书剑两无成”以及“风尘厌洛京”。只有真正地回归自然、人性以及自我的怀抱，孟浩然才能真正感受到山水之乐、求佛问道之乐以及开怀畅饮不问功名的隐士畅达之乐。

孟浩然生活的开元时期，最为重要的两大中心是长安和洛阳，即“两京”。隋文帝时期（581—604）著名建筑学家宇文恺（555—612，字安乐，鲜卑族）设计、营建了长安城（大兴城）。隋炀帝时期（604—618）他又设计了洛阳城，而洛阳城仅在十个月之内便完工。当时计有二百多万人迁入洛阳城，其中包括富商巨贾数万户。唐玄宗多次驾临洛阳，安史之乱后则很少有皇帝再来洛阳，东都从此走向衰落。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都是孟浩然的伤心地。他为了谋求功名在这两地干谒数年，最终无果。功名无望，孟浩然只能寄情山水，任岁月蹉跎了。

吴越泛舟和浙东之游对于孟浩然一生的行迹来说至为重要。在洛阳访友期间，孟浩然卧病，病愈之后离开洛阳前往越中游历。

至今在雁荡山比较罕见的唐代摩崖石刻中，大龙湫潭水前的一块石头上还可以看见三个字“审言来”。这个“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实际上，除了这三个字，还有另外两个字已被岁月磨洗掉了。明代王献芝《游雁山记》：“近崖有潭，潭畔乱石磊落，石上有题‘杜审言来此’字。”而到了清代，“杜”“此”二字就逐渐消失了。此外，唐代的太守夏启伯在开元二年（714）也到此游历，留下“太守夏启伯到此”七个大字。此外，在雪洞崖壁上还刻有关于夏启伯的文字。清代施元孚《雁荡山志》：“雪洞内石壁有古书数十行，石泐不可辨，可辨者‘夏启伯太守建寺’等字。”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几个字是：“开元二年九月□日 太守夏启伯到山”。

二

孟浩然三次游历吴越，具体时间一直有争议。大体为开元十三年（725）至开元十六年（728）、开元二十一年（733）以及开元二十三年（735）。第一次在越中滞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在浙东的“唐诗之路”上，我们能够比较多地看到孟浩然的身影。

孟浩然是非常钟爱吴越山水的，以至于在登故乡望楚山的时候，还忘不了将其与会稽作比一番，“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最高唯望楚，曾未一攀跻。石壁疑削成，众山比全低。晴明试登陟，目极无端倪。云梦掌中小，武陵花处迷。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

从洛阳至越地，孟浩然要走水路。回顾孟浩然的一生，大约一半时间都在路上或船上，正所谓“风水为乡船作宅”。唐代的水路状况以及官方水运驿站已经很发达了，乘船出行成为很多官员、商贾和文士的首选。按照《唐六典》，陆路和水路的行进速度有明文规定，“凡路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河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

孟浩然从洛阳往浙江走水路所经的基本路线是：从洛阳出发沿大运河通济渠段到盱眙，盱眙沿淮河到山阳（今江苏淮安），然后沿大运河邗沟段（山阳渎）到江都，江都沿长江往京口，从京口沿江南运河到杭州。

让我们回到孟浩然从洛阳启程的那一天。

孟浩然早上从汴河（通济渠）出发，黄昏时分到了谯县（唐属亳州，现谯城区）地界。此行他要拜会时任谯县主簿和少府的两位老朋友：

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

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

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

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

——《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

通过诗中提到的两位隐士梅福和梁鸿，我们可以知晓孟浩然的这两位老朋友尽管混迹官场但都有归隐之心。梅福（前44—44），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曾任南昌县尉，于王莽当政时辞官归隐青云谱，被誉为“茶祖”。宋高宗赐梅福为“吏隐真人”。梁鸿（字伯鸾）为东汉隐士，与妻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家喻户晓。申屠少府指的是申屠液。他于开元十二年（724）任亳州临涣县尉。唐代亳州下辖谯、临涣、酇、城父、鹿邑、蒙城、永成、真源这八个县。临涣县紧挨着谯县，所以孟浩然此行又往临涣访友。裴明府召集一众文友迎接孟浩然并设宴款待，“河县柳林边，河桥晚泊船。文叨才子会，官喜故人连。笑语同今夕，轻肥异往年。晨风理归棹，吴楚各依然”（《临涣裴明府席遇张十一房六》）。

三

辞别裴明府之后，孟浩然继续赶路。

渔浦潭位于富阳、萧山和钱塘三县的共管地带，在萧山西南三十里。通过孟浩然《早发渔浦潭》诗中“祭鱼时见獭”一句，可知当在孟春（农历一月）。“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礼记·月令》）

富阳向东九里是赤亭山，向东三十里是渔浦，钱塘西南五十里是定山。

关于渔浦和定山，不同时代的诗人江淹、沈约、丘池以及苏轼、钱惟善分别写有《赤亭渚》《早发定山》《旦发渔浦潭》《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定山早行》。渔浦，位于萧山西北。定山，又名浙山、狮子山，其上有定山寺，位于杭州城西南的周浦乡。定山因处在钱塘江的特殊位置而成为古代检阅和修练水军以及观潮的绝佳地点。当时此地设有将坛。

孟浩然的好友崔国辅时任山阴县尉，也曾路过定山并夜宿范浦，写有“月暗潮又落，西陵渡暂停。村烟和海雾，舟火乱江星。路转定山绕，塘连范浦横。鸱夷近何去，空山临沧溟”诗句。

在临安（唐属余杭郡）修整一段时日之后，孟浩然辞别李主簿等朋友开始浙东之行。

据统计，唐代到过浙东的四百四十多位诗人留下了一千五百多首诗。其中不乏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王昌龄、骆宾王、李商隐、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杜牧、韦应物、刘长卿这样的大诗人。唐代诗人游历的浙东范围大体是浦阳江流域以东，括苍山以北至东海这一区域。具体言之，浙东的“唐诗之路”从钱塘江畔的西陵渡开始，沿东晋时开凿的浙东运河至绍兴鉴湖，沿曹娥江、剡溪至新昌、天姥山、天台山，向东经四明山、宁波，西南向诸暨、金华。

唐代诗人之所以如此钟情于浙东，李白和孟浩然数次来游，其原因与浙东的佛道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兴盛有着密切关联。佛道的发展以及禅宗文化也使得包括孟浩然、王维等在内的唐代诗人的禅诗蔚为壮观，正所谓“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人切玉刀”（元好问《赠嵩山隽侍者学诗》）。浙东地区唐代以前佛寺多达三百多所，越州、台州和明州的寺庙就超过了二百多座。隋唐以及五代时期浙东又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寺庙。对于那些仕途失意、异乡寓居以及困顿没落的诗人而言，浙东的山水以及遍布的佛寺、道观以及僧道隐士群体对于抚慰内心和坎坷的人生遭际起到了重要作用。浙东的大禹庙、云门寺、桐柏观、石城寺、国清寺、沃洲山禅院、法华寺、华严寺、龟山寺等频频进入诗人的笔端，而求仙问道和归隐山林构成了唐诗的重要传统。

来吴越之前，浙东之路上的寺庙和道观是孟浩然最为心仪的“乌托邦”，这也是能够暂时将自己托付给山水、宗教以及回复本性、真心的精神慰藉之旅。

汉学家宇文所安以孟浩然在浙东之路上所作的《舟中晓望》作为切入点，非常准确地指明了孟浩然摆脱功利浸淫日久而寻求自由、洒脱、无为的灵魂之路和问道之旅：“诗人的注视和旅行都有着固定的方向，与其他人漫无方向地来往形成对照，那些人的唯一目标是获利，故只能生活于持续的不安之中，将自己交付给风潮。诗人的旅程是直线的，而导致其奔向东南方向的未指明地点的西北——长安及其所代表的仕宦生涯。诗人避开了那些不安全的事物，将自己引向固定的、安全的事物——一座石桥和一座山。这种固定和安全也是精神上的感觉，因为天台山和红霞都与神仙有关。当诗人期待地凝视时，鲜红的晚霞变成了赤城山的幻影，赤城山在天台山附近，其高‘标’吸引着诗人向前。”（《盛唐诗》）

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所安限于所见唐诗版本的原因，所援引的孟浩然该诗的题目误为《舟中晚望》（应为《舟中晓望》）。正文最后的“坐看霞色晓”也误为“坐看霞色晚”，以至于宇文所安在解读的时候也将“朝霞”误解为了“晚霞”。

四

开元十五年（727）惊蛰过后，孟浩然于病中告别乐城好友张子容之后，准备返回襄阳，途中在越地又逗留了一段时间。

唐代诗人中到过浙江次数最多且停留时间比较长的，非李白和孟浩然莫属。孟浩然三次入越，李白有四次越地之游且两次上天台山，一次是开元年间，一次是天宝年间。同李白一样，天台山是孟浩然此行的重要一站。“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念离当夏首，漂泊指炎裔。江海非堕游，田园失归计。定山既早发，渔浦亦宵济。泛泛随波澜，行行任舻枻。故林日已远，群木坐成翳。羽人在丹丘，吾亦从此逝。”（《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孟浩然提到的“羽人在丹丘”，让人想到东晋孙绰（314—371）著名的《游天台山赋》，“仍羽人于丹丘，寻不死之福庭”。丹丘，为传说中神仙所居之所，昼夜常明。

按照此次孟浩然从临安往天台山的行程，他诗中所提及的丹丘山应指天台的东横山，即覆船山。

孟浩然关于天台山的诗有《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越中逢天台太乙子》《舟中晓望》《玉霄峰》《寻天台山》《寄天台道士》《宿天台桐柏观》。

那么，孟浩然为何反复提及天台山呢？

天台山为佛宗道源，山岳神秀。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是智顗（538—597）大师，居天台山前后达二十二年之久，所以又被称为天台大师，其一生建寺庙三十多所。一千四百多年来，天台宗在海内外影响深远。天台山是历代诗人墨客寻仙求道的圣地。王羲之、顾恺之、孙绰、谢灵运、李白、孟浩然、苏东坡、朱熹、陆游等都曾到过天台山。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更是三上天台山。

天台山在唐代属台州，开元年间属江南东道的范围。天台山位于天台县城北，为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主峰为华顶山。天台山地处绍兴、宁波、金华、温州的交界地带，其东北方向就是舟山群岛。关于天台山的得名，《云笈七签》中有记载：“天台上高一万八千丈，山有八重，四面如一，顶对三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名天台。”与天台山相对的正是天姥山，天台山在天姥山的东南方向，由天姥山我们自然会想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关于天台山有很多传说。东汉明帝永平五年（62），刘晨和阮肇去天台山取榖树皮而在山中迷路。饿了十三天命在旦夕，突然巧遇两位妙绝女子，美酒美食款待他们，“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孟浩然对天台山这等绝美之地早就是日思夜想了：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

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

问我今何去，天台访石桥。

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

——《舟中晓望》

身未到天台山而心先至。孟浩然游访天台山的心情是如此之迫切，正如拂晓刺破了漫漫长夜一样。

孟浩然往天台山、赤城山，一个重要原因是寻访好友太乙子。孟浩然对太乙子一直是尊崇有加，“仙穴逢羽人，停舻向前拜。问余涉风水，何处远行迈。登陆寻天台，顺流下吴会。兹山夙所尚，安得问灵怪。上逼青天高，俯临沧海大。鸡鸣见日出，常觌仙人旆。往来赤城中，逍遥白云外。莓苔异人间，瀑布当空界。福庭长自然，华顶旧称最。永此从之游，何当济所届”（《越中逢天台太乙子》）。在《寻天台山》一诗中孟浩然再次提到了这位好友：

吾友太乙子，餐霞卧赤城。

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

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

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

孟浩然提到的华顶峰为天台山的主峰，海拔1098米，在天台县城东，因峰峦围聚如同莲花形状而得名。华顶峰有拜经台，相传是智顗大师求拜《楞严经》的地方。李白的《登台晓望》即写于此，“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凭高登远览，直下见溟渤。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

想天台、游天台、歌天台，对于孟浩然而言还远远不够，于是干脆借宿在天台山的道观里：

海行信风帆，夕宿逗云岛。

缅寻沧洲趣，近爱赤城好。

扪萝亦践苔，辍棹恣探讨。

息阴憩桐柏，采秀弄芝草。

鹤唳清露垂，鸡鸣信潮早。

愿言解璎珞，从此去烦恼。

高步陵四明，玄踪得二老。

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

日夕望三山，云涛空浩浩。

——《宿天台桐柏观》

在表达访道心情的同时，孟浩然于清幽之地也感悟着人生与世事的无常。

孟浩然夜宿的这座桐柏观又名桐柏宫、桐柏崇道观，系全真派的南宗祖庭。据传，此宫为三国时期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164—244）所开创。景云二年（711），唐睿宗下旨在天台山修建桐柏观，用于司马承祯修道之用，因此桐柏观周围四十里禁止采伐。孟浩然到来时正值桐柏观的鼎盛时期。其时宫观达三十六所，道士甚至多达数千人。桐柏观与唐代著名道士、上清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渊源很深，这里是他的修道处。

极其遗憾的是从1958年开始，桐柏山西麓建桐柏水库，两年后桐柏水电站建成。地形、地貌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落差三百二十多米、最宽处九十多米号称“中华第一高瀑”的桐柏瀑布（又称三井瀑布）因此断流，“瀑布飞流以界道”的场面不复存在。历史悠久的桐柏宫也沉于水底不见天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桐柏宫为鸣鹤观改建而成。

2020年，消失了六十年的天台大瀑布得以重现昔日的壮阔景观。世代更迭，山水形胜也近乎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诗人的伟大在于他们通过诗歌记录了一个时代，呈现了时间法则中人生的无常以及世界的多变。孟浩然的浙东之旅为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唐诗之路”。

五

天台之行对孟浩然而言，无异于一次精神洗礼。在山水风物和佛道之风的濡染中，他的功名无望与失意困窘暂时得到了缓解。

孟浩然从天台走水路往越州（绍兴的古称）。孟浩然一生对越州的感情极深，“清旦江天迥，凉风西北吹。白云向吴会，征帆亦相随。想到耶溪日，应探禹穴奇。仙书倘相示，予在此山陲”（《送谢录事之越》）。

孟浩然不会想到，他将对会稽的另一位伟大诗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山光渐淡川气昏，急雨乱打荷叶喧。小舟横掠湖边村，人家收网半闭门。吾庐未见见堤树，舟人指点孤灯处。蒲丛姑恶最可哀，冲雨飞鸣背人去。”（《小舟湖中夜归追和孟浩然夜归鹿门歌》）这位诗人就是陆游（1125—1210）。我们再来看看陆游这首和诗提到的孟浩然的《夜归鹿门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初八这天，孟浩然到了新昌大佛寺烧香礼佛。十二月初八，既是传统节日腊八节又是释迦牟尼的成道日，又称“法宝节”“佛成道节”“成道会”。在无比殊胜的日子，孟浩然参拜大佛寺，意义自然不一般。那天，孟浩然在寺中喝了“腊八粥”。

新昌大佛寺始建于东晋时期，最初名为隐岳寺，后更名为瑞像寺、宝相寺、石佛寺、南明寺等。在唐代，大佛寺之名还不存，名为石城寺。寺内有南朝梁刘勰（约465～约520）所作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记碑。

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

下生弥勒见，回向一心归。

竹柏禅庭古，楼台世界稀。

夕岚增气色，馀照发光辉。

讲席邀谈柄，泉堂施浴衣。

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

——孟浩然《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

这座弥勒佛石像，通高16.3米，两膝相距10.6米。当时孟浩然所看到的石像，我们可以通过刘勰的描述看看当初大佛历经三十年开凿的艰难过程以及最终的形象。

抵达绍兴后，孟浩然在此盘桓、停滞的时间很长。这里是他多年来一直想来的地方，“清旦江天迥，凉风西北吹。白云向吴会，征帆亦相随。想到耶溪日，应探禹穴奇。仙书倘相示，予在此山陲”（《送谢录事之越》），“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

在此期间，孟浩然与友朋相聚，畅怀山水之乐，疏解胸中不得志的郁闷之气，“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

这里提到的贺少府是贺朝。贺朝（生卒年不详），越州人，曾任山阴尉。看其诗作，他应该有过边塞或从军经历。

春天万物复苏，也是农忙耕种时节。身居异地的孟浩然看着田间地头农人忙碌的身影，倍感亲切之余也感慨颇多。渔樵耕读自古是文人的传统，然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并非那么轻松那么富有诗意，正如劳作时突然降临的一场大雨一样，“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予意在耕凿，因君问土宜”（《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

孟浩然之所以如此长时间滞留越地，与当地一些好朋友有关。除了会稽少府贺朝以及谢南池（一作谢甫池，生平不详），孟浩然与崔国辅（崔二十一）以及包融的交情也很深。

崔国辅不仅和孟浩然、李白交谊笃深，而且对杜甫有知遇之感。天宝十载（751），杜甫因为献《三大礼赋》而得以让唐玄宗诏试文章。当时崔国辅与于休烈作为集贤院直学士为试官，尤其崔国辅对杜甫的诗才大加赞赏。事后，杜甫非常感念这二位的赏识。崔国辅是山阴（绍兴）人，在开元十四年（726）中进士，同榜登科的有储光羲、綦毋潜。崔国辅、储光羲与綦毋潜都是孟浩然的好友。崔国辅曾任山阴尉、许昌令、集贤院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孟浩然与崔国辅在绍兴相遇时正好是崔国辅中进士的第二年，在山阴少府的任上。孟浩然与崔国辅、贺朝以及包融在谷雨时节一同游览了镜湖，“试览镜湖物，中流到底清。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帆得樵风送，春逢谷雨晴。将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府掾有包子，文章推贺生。沧浪醉后唱，因此寄同声”（《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鉴湖位于绍兴城的西南，又称长湖、大湖、庆湖、贺家湖，相传黄帝曾在此筑镜而城称镜湖。唐代鉴湖面积非常大，有“鉴湖八百里”之说。唐代中叶之后鉴湖逐渐淤积、缩减。开元年间，鉴湖东岸建起纪念东汉著名水利学家、会稽太守马臻（88—141）的庙，庙侧有墓。

当时孟浩然与贺朝、崔国辅、包融、谢南池诸友时常畅游于镜湖、云门寺、大禹寺等地，几乎已经到了“乐不思蜀”的境地：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

——《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六

由春入夏再入秋，孟浩然仍在此忘情游乐，“言避一时暑，池亭五月开。喜逢金马客，同饮玉人杯。舞鹤乘轩至，游鱼拥钓来。座中殊未起，箫管莫相催”（《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宅》），“谁家无风月，此地有琴尊。山水会稽郡，诗书孔氏门。再来值秋杪，高阁夜无喧。华烛罢然蜡，清弦方奏鹍。沈生隐侯胤，朱子买臣孙。好我意不浅，登兹共话言”（《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

《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中的包户曹就是包融。

包融与储光羲是同乡，即润州延陵人。与崔国辅、于休烈、贺朝、万启荣都有深交。开元初年，他与贺知章、张若虚和张旭被称为“吴中四士”。包融与孟浩然以及参军殷遥交往深厚。盛夏时节，孟浩然还与崔国辅、贺朝等人在包融的宅邸宴饮，“闲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门庭无杂宾，车辙多长者。是时方盛夏，风物自潇洒。五日休沐归，相携竹林下。开襟成欢趣，对酒不能罢。烟暝栖鸟迷，余将归白社”（《宴包二融宅》）。

我曾于2016年春天踏访云门寺。其时游人稀少，寺院幽静异常，连松针掉落的声响都能听到。树林深处不知名的鸟时时传来清脆的叫声。真有罗伯特·潘·沃伦般的“世事沧桑话鸣鸟”之感：

那只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认不出是什么鸟，

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

我站得那么静，头上的天空和水桶里的天空一样静。

多少年过去，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有的人已谢世，

而我站在远方，夜那么静，我终于肯定，

我最怀念的，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

（赵毅衡 译）

江南绚烂的春光里，我不由得想到了孟浩然以及他笔下的云门寺。

云门寺位于现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平江村，始建于东晋义熙三年（407），其在唐代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宋代陆游到此寻访时就曾感叹道：“云门寺自晋唐以来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时，缭山并溪，楼塔重覆、依岩跨壑，金碧飞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观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虽寺中人或旬月不得觌也。”（《云门寿圣院记》）

确凿无疑的是，云门寺本为王羲之第七子中书令王献之的旧宅，后来舍宅为寺。至于王献之居所改为寺庙的原因传说很神奇。话说晋安帝义熙三年（407），一天夜晚，王献之宅院的屋顶上空忽然出现五彩祥云而久久不散。王献之将此事奏明给晋安帝，于是晋安帝下诏赐号，将这个宅院改建为“云门寺”。门前的石桥，因为五彩祥云之祥瑞征兆而改名为“五云桥”。据说王羲之的七代孙智永和尚曾在此练习书法达三十年之久。传闻《兰亭集序》当年就藏在香阁的梁槛之上，后来监察御史萧翼受梦寐以求要得到此书帖的唐太宗之托，从这里骗走了天下第一行书。自晋代开始，云门寺高僧云集，六祖慧能曾在曹溪说法，云门寺高僧善现和尚其时围绕其左右。云门寺的高僧中湛然和尚与孟浩然是好友。唐代许多文人都曾在云门寺逗留并作诗，可见有唐一代云门寺的重要性。甚至“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永淳二年（683）三月上巳日模仿王羲之等人在永和九年（353）的那场兰亭春禊，此外还有秋禊。

极其可惜的是，唐武宗李炎（814—846）因为极度迷恋道教而排斥佛教，于是在会昌年间（841—845）在全国发动毁寺、灭佛、驱僧还俗的运动。会昌五年四月十六日下令所有五十岁以下僧尼尽数还俗，时称“会昌法难”。云门寺以及附近诸多寺庙也未能躲过此次浩劫，建筑遭到巨大的损毁，僧人也被驱散还俗。云门寺在五代后唐时期得以重建。现在我们看到的云门寺建筑基本为明清时期的了。

关于盛唐一代的云门寺盛景只能看看孟浩然的记述了：

我行适诸越，梦寐怀所欢。

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

台岭践磴石，耶溪溯林湍。

舍舟入香界，登阁憩旃檀。

晴山秦望近，春水镜湖宽。

——《题云门山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

通过首诗中的“上人亦何闻，尘念俱已舍。四禅合真如，一切是虚假”，我们可以断定孟浩然对佛禅的理解程度已经非常深入。

七

孟浩然曾溯游浙江。浙江为钱塘江的古称。

钱塘江可大体分为三段，即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新安江和富春江是钱塘江的上游。

钱塘江的喇叭口（出海口）因为极其特殊的地形而形成大潮的特有景观，即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

钱塘潮又称海宁潮、浙江潮。大潮涨潮的时间不定，因地形以及季节而复杂多变，所以还可分为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半夜潮、丁字潮、怪潮、鬼王潮等。农历八月十五至八月十八由于引潮力最大，钱塘潮的潮峰最高，场面最为壮观。八月十八还被认为是潮王的生日，所以称为观潮节。最佳观潮点主要有海宁的丁桥镇、盐官古镇、老盐仓、天风海涛亭以及萧山的赭山美女坝等。

孟浩然在钱塘江游历，自然不肯错过这一壮阔而撼人心魄的大潮景观。

我们通过两首诗来看看其时孟浩然观潮的具体情形——

百里雷声震，鸣弦暂辍弹。

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

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

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

——《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

水楼一登眺，半出青林高。

帟幕英僚敞，芳筵下客叨。

山藏伯禹穴，城压伍胥涛。

今日观溟涨，垂纶学钓鳌。

——《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

孟浩然此次观潮的时间正佳，即农历八月，“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浔。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孟浩然提到的“三江”并非诸多水道的泛称，而是特指吴江、钱塘江以及浦阳江。由此我们也得知孟浩然是先在杭州郡的钱塘县和临安县等地逗留，然后继续游历越州等地。

孟浩然此次观潮的地点非常明确，即樟亭（樟亭楼）。这里是当年钱塘县最为理想的观潮点。北宋钱俨撰《吴越备史·卷二》记载钱镠于“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潮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候潮门又名竹车门，正临潮水之冲，城门外即是樟亭驿。到宋代时候潮门附近已经非常繁盛了，“吴越城东四门，曰竹车、南土、北土、宝德。宋城东七门，曰便门、候潮、保安、新开、崇新、东青、艮山。其候潮即竹车基也。门外为吴越射潮处，宋时有花团、鲞团、如意馆、白璧营、雪醅库、椤木营、夫差庙、红亭税务、市舶务、护圣军寨、外沙巡检、修江司营诸迹”（《湖山便览·卷十一》）。

樟亭和樟亭楼所指即樟亭驿，又称南驿。据明代田汝成（1503—1557）所撰《西湖游览志》，樟亭驿大体位于今天杭州市城南白塔岭下的钱塘江滨。唐代末年，即887年三月的一天夜里，镇海节度使周宝被杀死在樟亭驿。

通过晏殊（991—1055）的《舆地志》可知樟亭在北宋时期已经废毁了，“在钱塘旧治南五里，今废”。南宋时樟亭改名浙江亭，“樟亭驿，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桥南江岸”（吴自牧《梦粱录》）。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柳浦在府城东南五里候潮门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桥，六朝时谓之柳浦埭。”

如今樟亭楼早已不存，其附近的白塔尚在。塔身刻有“乾德三年（965）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天下大元帅钱俶建”。

唐代诗人除了孟浩然之外，李白、白居易和许浑都写有关于樟亭的诗。

我们已经明晓孟浩然观潮的时候正是农历八月，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出游不便的情况下，孟浩然能够赶上如此盛景是可遇不可求的。孟浩然的“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让我想到李白的诗句“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

海宁盐官是钱塘潮的最佳观景地之一，而距此不远的硖石是“新月派”著名诗人徐志摩（1897—1931）的故乡。

1923年9月28日这天，正是农历八月十八日的观潮节。应徐志摩之约，胡适、朱经农、陶行知、曹诚英、陈衡哲、马君武、任洪隽等一行十人乘两只船在海宁盐官相聚观潮，“我原定请他们看夜潮，看守即开船到陕石，一早吃锦霞馆的羊肉面，再到俞桥去看了枫叶，再乘早车动身各分南北。后来叔永夫妇执意要回去，结果一半落北、一半上南”（徐志摩1923年10月1日日记）。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因为第三届徐志摩诗歌节的缘故，我来到了海宁并观潮，但这时已错过了最佳的观潮时间。

随着冬天的到来，江南天气渐冷。年底的寒彻时节孟浩然只身客寓富阳，“西上游江西，临流恨解携。千山叠成嶂，万水泻为溪。石浅流难溯，藤长险易跻。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游江西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

之后，孟浩然从富阳溯富春江往桐庐，“予奉垂堂诫，千金非所轻。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复闻严陵濑，乃在兹湍路。叠嶂数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乱奔注。钓矶平可坐，苔磴滑难步。猿饮石下潭，鸟还日边树。观奇恨来晚，倚棹惜将暮。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经七里滩》）。

通过五岳、三湘、洞庭湖、新安郡（新安江）、富春江、严子陵钓台，我们已大体知道孟浩然在一段时间内的游踪基本以水路为主。

七里滩，又名七里泷、七里濑、富春渚，位于浙江桐庐县境内，富春江流经此处，因东汉著名的隐士严子陵（前39—41）在此耕读垂钓而称子陵滩、严陵濑，“（严光）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后汉书》）。严子陵钓台也就是孟浩然所说的“钓矶平可坐”，位于桐庐县南的富春江侧，“坛下连七里濑”（《太平寰宇记》）。作为此际功名无望只能泛舟江海的孟浩然来说，严子陵作为隐士的标杆不能不令他仰望。

桐庐江即桐溪，经桐庐流入桐江。飘零异地的孟浩然夜宿桐庐江上。一轮寒月孤悬在夜空。江风彻骨、水流湍急，客舟不停地晃动，正是天冷人孤单。两岸的凄厉猿啼更是让孟浩然彻夜难眠，他不由得想起往日在广陵（扬州）交游的美好时光，竟至潸然泪下：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