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断魂枪》与三个“瓦西里”

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入魂枪》（载《收获》杂志2022年第3期），让我首先不由自主联想到的，是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创作这个完成于1935年的短篇小说，故事情节其实也并不复杂。主要借助于沙子龙这位曾经名震江湖的侠客改变身份成为客栈老板后的情节转换，强有力地凸显作者某种深沉而凝重的文化情结。因为沙子龙最擅长的绝招为“五虎断魂枪”，作品遂以“断魂枪”名之。虽然思想艺术旨趣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如果仅只从作品命名的角度来说，二者却也还是差堪比拟的。石一枫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入魂枪”，主要因为它也是小说主人公“瓦西里”在电竞赛场上被称之为“一发入魂”的一招绝技。所谓“一发入魂”，是电竞界从日本传过来的一种说法，“意为游戏者集中精力，打出不可思议的一击”。关于这能够“一发入魂”的神奇绝技，小说里曾经有过相应的精准描述：“‘瓦西里’的跑位方式完全不循常理，几乎是无遮无拦地暴露在火力网下，但在毙命之前，他已经射出了本局唯一一发子弹，将对方最‘硬’的带头大哥当场洞穿。对他来说，这一枪命中就算达到目的，本人生死则置之度外。他的手法也常是‘甩狙’，和当初替我打出的那一枪如出一辙。他能在晃动、跳跃甚至坠楼的过程中命中目标，但在外行眼中，那不过都是偶然罢了。”需要注意的是，“瓦西里”在电竞的过程中，一旦进入状态，不仅往往会“一发入魂”，而且还总是要追求最理想的“爆头”效果。如果达不到“爆头”的效果，“精益求精”的他宁可不出手。与“一发入魂”紧密相关的，是“瓦西里”射击时那种貌似松弛实则高度集中的特别精神状态。然而，能够以貌似松弛实则特别聚精会神的状态发出致命一击，不过是他人或者说叙述者“我”所观察的结果。在“瓦西里”自己的感觉中，他之所以能够“一发入魂”，却完全是因为“时间慢了下来”的缘故。时间到底能不能慢下来呢？即使依照现行的科学水准，这也恐怕只能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上的一个问题。虽然按照相对论的说法存在这样的可能，但在现实生活中要想验证这种可能，却也还不具备相关条件。既如此，这里的所谓“时间慢了下来”，也就只能说是一种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独属于“瓦西里”个人的真切感受。但由其中提及的相对论所引发的，反倒是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设定问题。虽然小说并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但根据叙述者“我”居然有一位名叫李正雄的专门讲授“理论物理”课程的老师这一细节来推断，“我”在大学里所就读的专业，八九不离十应该是物理学专业。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我”是物理学专业的大学生，所以才可以对诸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样的相关物理学理论信口拈来。关键问题还在于，很多时候，只有借助于如此一位拥有相关物理学理论的叙述者，石一枫才可能更进一步地展开关于电竞题材的深度描述与书写。

说到“瓦西里”，饶有趣味的一点是，小说里竟然先后出现过三个“瓦西里”。其一，是原初意义上的那个瓦西里。这个瓦西里是二战期间因为精准射击而被誉为英雄的瓦西里·扎伊采夫：“苏联战斗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具传奇色彩的神枪手。在被称为‘钢铁绞肉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潜伏战场，共射杀德寇225人……真正令瓦西里声名远扬的，是他在一次遭遇战中，曾经击毙贵族出身的党卫军上校、德国狙击手总教官海恩茨·托儿伐克。”虽然这位带有根源性意义的人物在《入魂枪》中并未正式登场，但因为他与另外两位“瓦西里”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渊源关系，如果没有他，自然也就不会有另外两位“瓦西里”的被命名，所以石一枫竟然把《环球电影》杂志1997年6期上关于瓦西里·扎伊采夫的一段介绍性文字，干脆放置在文本之前，成为了小说的题记。其二，是21世纪初叶曾经在北京的电竞赛场上一度引领风骚，以其标志性的“一发入魂”而在业界产生相应影响的，那位依靠出卖苦力维生的底层青年（又被称为力巴）的张京伟。张京伟之所以被称之为“瓦西里”，主要因为在完成了惊心动魄的“一发入魂”之后，他自己的签名就是“瓦西里”三个字。更进一步说，身为一个没有什么文化仅仅依靠出卖苦力勉强维持生计的底层青年，张京伟能够知道历史上的神枪手瓦西里，乃是缘于父亲的一封信。那是一封路途迢迢的来自于俄罗斯的亚列宁斯科亚的国际信函。很大程度上，正是父亲这一封不期然间的来信，不仅使张京伟知道了那个历史上的神枪手瓦西里，而且使他确立了力争在电竞领域里成为如同瓦西里那样的神枪手的人生目标：“他把他爸关于‘开枪’的比喻理解成了字面含义，那就是在游戏里扣动扳机。于是他废寝忘食地苦练，直到练成‘一发入魂’。于是他将自己命名为‘瓦西里’。”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有了这位凭借“一发入魂”而在京城的电竞界一时引领风骚的“瓦西里”。其三，是那位小说开始不久就以其神奇的枪法引人注目的“鸽子赵”。尽管“鸽子赵”这第三位“瓦西里”并非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他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更进一步地引发出那位拥有更重要位置的第二个“瓦西里”来：“当然，此瓦西里非彼瓦西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他们一个潜伏在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格勒，另一个则出没于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但世事流转，因果暗合，我又不得不想起了另一个‘瓦西里’。”请一定不能忽视这一段三个“瓦西里”很罕见并置的叙事话语。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段叙事话语构成了小说《入魂枪》真正的叙事起点。由二十多年后也即当下时代的“瓦西里”（“鸽子赵”），首先牵引出作为命名根源的历史上那位真实的瓦西里·扎伊采夫，然后又进一步联想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真名为张京伟的“瓦西里”。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说，作品所集中讲述的，其实是这最后一位“瓦西里”的故事。也因此，我们就必须明确，尽管文本中先后出现过三个“瓦西里”，但只有这个张京伟才被作家石一枫径称为“瓦西里”，苏联的那位战斗英雄是不带引号的瓦西里，至于另外一位“瓦西里”，则被称作“鸽子赵”。细细想来，那个根源性的苏联英雄瓦西里，只是偶有涉及，基本上没有进入小说的叙事流程。真正加入了叙事流程的，是另外两位“瓦西里”。如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二十多年前也看作是并不遥远的“历史”，那么，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整部《入魂枪》其实由两条或有交叉的结构线索组成。一条线索围绕现实或者说当下时代的“鸽子赵”展开，另一条线索围绕历史也即21世纪初叶的“瓦西里”展开。相比较而言，后一条也即“瓦西里”的那条结构线索因其更重要，因而可以被看作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前一条也即“鸽子赵”的那条线索处于次要的位置。而这也就意味着，虽然总是会时不时地回到现实之中，但就总体来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叙事是在一种循环往复地回忆往事的基调中进行的。

二 电竞题材与虚拟现实

阅读《入魂枪》，令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石一枫对处于急剧变化过程中的社会现实的分外敏感。当然，这里的敏感主要是针对小说所表现的题材而言。尽管在很多时候，当下时代的文学批评领域相较于“写什么”的问题恐怕更注重于“怎么写”的层面，但在我的理解中，“写什么”也即作品的取材问题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如何，反正或许与我的过于孤陋寡闻有关，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在阅读石一枫的《入魂枪》之前，真的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一类以游戏或者说电竞人群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作品。这一方面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是，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当下时代或许早已有了类似的作品，但我却毫不知情；但在另一方面，与那些仅仅满足于浮光掠影地关注表现类似题材的小说作品相比较，我更看重的，还是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那些真正抵达了相当思想艺术高度的作品，方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关注与批评视野。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特别看重《入魂枪》题材上的突破意义。一个相对陌生或者说全新的题材领域，能够借助于石一枫的生花妙笔得以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乃是《入魂枪》思想艺术价值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一种真实的情况是，早在阅读《入魂枪》之前，我就曾经对年轻人真正可谓是足不出户、晨昏颠倒的“无论有汉，不知魏晋”的网游生活有所耳闻，但或许因为自己与这种生活状况的距离甚是遥远，对于其具体的生活样态，只有在先后两次认真读过《入魂枪》后方才有所了解。这一方面，“我”和“湖里的鱼”（也即鱼哥）可以说都是极好的例证。首先是“我”，好不容易才考上了北京的名校，没想到却染上了难以戒断的网瘾（这网瘾，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代病，或者说时代的标志）。为了打游戏，不仅足不出户、晨昏颠倒，甚至还干脆就牺牲了正常的大学生活。如果说“我”的如此一种生活状态的叙述还稍嫌笼统的话，那么，“湖里的鱼”也即鱼哥的撒尿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细节。诚所谓不打不相识，“我”和鱼哥的结识，就缘于他的尿液。那一次，正在专心致志投入到游戏或者说电竞状态中的“我”，突然感觉到天上下雨了。没想到，这雨到头来却是鱼哥那憋不住的尿液。打游戏竟然打到了连撒尿都顾不上的程度，那种“歇机不歇人”的极端投入状态自然可想而知。与这些年轻人的极度入迷状态相匹配的，是他们在参与诸如《反恐精英》这样的网络电竞虚拟比赛时的那种积极与主动。比如，“我”和鱼哥以及小熊（“湖里的熊”），不仅化敌为友地由原本的对手而组成临时战队，而且还强拉上能够“一发入魂”的“瓦西里”一起来与“康德姆”他们那个工科大学的战队在电竞赛场上展开了高强度的激烈对抗。这种网络上虚拟的激烈对抗场景，竟然被石一枫的那一支生花妙笔渲染得如同武侠小说一般紧张而极富吸引力。

关键处在于，通过对“我”与“瓦西里”他们热衷于电竞这一新生事物的相关描写，石一枫更是特别敏感地注意到了一种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真假莫辨”的新的社会现实的形成。当然，从根本上说，这种新的社会现实的形成，所依赖的主要前提就是科学技术那堪称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也才有了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石一枫在小说中，对于中国互联网的最早出现，曾经有所考证：“略加考证就能知道，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涯始于一九八七年——有个名叫钱天白的科研人员向联邦德国发了封电子邮件，其内容为‘跨越长城，走向世界’。”从一九八七年，到现在，虽然不过短短三十五年的时间，但如果断言互联网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却一点都不为过。从《入魂枪》所叙述描写的情况来看，早在21世纪初的时候，“我”和“瓦西里”这些年轻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就已经被明显改变了。请一定注意，我这里所强调的年轻人日常生存状态的被改变，绝不仅仅只是指前边已经提及到的诸如足不出户或者晨昏颠倒，而更是指伴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那个借助于网络而形成的虚拟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换言之，也可以说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到底有无界限，究竟何者更为真实的问题。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拥有着丰富的互联网生活体验的“我”，才会在面对老师李正雄副教授的时候，怅然若失地倾吐自己由于互联网所导致的关于“两个世界”的困惑：“伴随着怅然若失，也伴随着心头一热，我向他讲起了自己关于‘两个世界’的困惑：即使‘真实的世界’确切存在，但有没有那么一个刹那，当人把全部精力和情感投入到‘虚拟的世界’之中，于是虚拟也就代替了真实？如果这样的话，两者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这时，自我矛盾的就是我了。我虽然决意活得‘真实’，但又向‘虚拟’投去了依依不舍的一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面对着如此难以排解的困惑，所以，也才有了李正雄后来从理论渊源上对“两个世界”问题更进一步的探讨和阐释：“李正雄却跳回了一年多前，接续着我当时的话头论述起来：从‘量子力学’到‘薛定谔的猫’，从‘时空折叠’到‘多元宇宙’。按照那些神乎其神的理论，世界就更加难以揣测了——它很可能是由一层、两层乃至于无数多层皮心平行的维度构成的。如此一来，不仅‘真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真实，就连‘虚幻’也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实际存在。”因为“我”和李正雄所探讨的，是只有借助于高深的物理学理论才能够理解的人类未来的生活可能，所以，身为科盲的笔者，除了仰望之外，也还只能是继续仰望。但毫无疑问，伴随着科学技术继续的突飞猛进，“不仅‘真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真实，就连‘虚幻’也有可能在某个地方实际存在”的这样一种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界限的状况，极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绝对不可能无视的社会现实。但请注意，并没有过了太长时间，仅只是在二十多年之后，到了“鸽子赵”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这里，对所谓“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理解就已经更进一步了。这一点，在他讲给“瓦西里”的一段话语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按你的说法，世界很多，彼此分隔，你又凭什么说游戏的世界是假的，另一个世界才是真的呢？又因为我在内，世界在外，我得绕过自己才能感受世界，那么不就等于说，只有感受才是真的吗？既然无所谓真假，又何必非要回到你认为的真实之中？”大约也正因为如此，那位小说结尾处再一次神秘现身的小熊才会特别强调：“游戏是什么？对他、对你而言，它无非是幻象，是真实的附庸，我们躲进了‘那个世界’，于是暂时忘记了真实。但现在，情况变了：虚幻与真实合二为一，我们无须从‘这个世界’逃到‘那个世界’，相反却能推动‘那个世界’反噬‘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正是伴随着相关观念的根本变化，也才会有“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界限的彻底打破：“‘鸽子赵’告诉过‘瓦西里’，只有感受才是真的，‘真’和‘假’的区别并不重要。虚拟代替了现实，任何人都可以置身于永恒的新世界。”如此一番推理的结果是，到极端处，游戏甚至极有可能成为人类基本的生存状态。借用小熊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你只需设想一下，如果在城市里建造足够多的类似空间，那么游戏的形态将会发生根本改变。场所和时间的界限都将不复存在，电竞比赛将会永无结束之日，玩家可以随时随地变成另一个自己……生活是多么乏味，只有身处周而复始的游戏之中，人类才能找回自由……”

三 严峻的社会现实与精神分析

在承认石一枫的确凭借着自身过人的敏感，围绕“我”与“瓦西里”“鸽子赵”他们几位的故事，成功地捕捉并表现了一种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并置的新型社会现实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那一次最终导致包括鱼哥在内多人不幸死亡的地下网吧纵火案件的发生。那一次，尽管“瓦西里”曾经一度很不幸地被“我”怀疑为犯罪元凶，但最后警方调查的事实证明，真正的纵火者是那个长着一副螳螂板身体的男人：“新闻里说，他也是乡里的农民，早年受过一点刺激，精神不太正常……至于纵火动机，是他在网吧看门期间，也对游戏发生了兴趣，但又遭到了其他人的奚落，从此怀恨在心，终于一天从停在街边的‘摩的’油箱里抽了一瓶汽油，回来就把防空洞给点了。”他这一点不要紧，造成的后果却特别严重。活生生的十六条人命之外，更有防空洞里“黑网吧”内幕的彻底被揭开。如果说“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并置是一种社会现实，那么，这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网吧纵火案，就毫无疑问是与前一种情形并置的另外一种不失严峻的社会现实。在我的理解中，石一枫《入魂枪》的思想艺术成功，主要在于对以上所言两种社会现实的并置式关注与呈现。饶有趣味的一点是，与另外一种严峻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三位人物形象，居然还是“我”、“鸽子赵”以及“瓦西里”。

首先，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虽然“我”表面上看上去是光鲜亮丽的北京一所名校的大学生，却出身于一个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正常的普通家庭。父亲原本是当地最大一家国有机械厂的工人，因为工厂倒闭，只能在买断工龄后无奈下岗。尽管他能够在跑到南方后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最终站稳了脚跟，但母亲为了“我”的学业不受影响，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当地。也因此，一种可能的事实便是，假若母亲当年不管不顾地追随父亲一起去了南方，那么，他们的婚姻生活就不可能名存实亡。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母亲为“我”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恐怕却与父亲当年的被迫无奈下岗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无论如何，工厂倒闭后父亲们的被迫无奈下岗，同样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不管怎么说，“我”进入大学阶段后对电竞这个“虚拟世界”的无限迷恋，不能说与他那一段痛苦的成长经历没有关系。既然如此，等到“我”终于可以摆脱母亲的控制，一个人在北京“为所欲为”的时候，一个本能的选择就是“疯狂”地迷恋电竞世界。但“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如此一种对抗方式，“貌似获得了自由，使用自由的方式却是在电脑前画地为牢”，是陷入到了不仅更大而且还不自觉的不自由状态之中。但相比较之下，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更为本质更不容忽视：“那恰恰是出于对‘真实的世界’的恐惧。大城市的光怪陆离让我提心吊胆，与之相伴的还有对于手头拮据的无奈、对见识贫乏的自卑、对前程未卜的担忧……而我又不是姜咪那种意志强悍的人，我只能选择躲起来，把电脑屏幕当成庇护所。”却原来，在更为纵深的地方所潜藏着的，乃是“我”对于外部那个“真实世界”的极端恐惧和本能逃避。为什么要逃避？究其根本，恐怕还是与他那严重缺乏安全感的成长经历紧密相关。既如此，石一枫的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就是在揭示另一种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从所谓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把“我”这个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挖掘表现出来。

其次，是那位长期和姐姐相依为命的“鸽子赵”。如同“我”一样，“鸽子赵”也有着一段痛苦的成长经历。一方面是生身父母的极端薄情寡义，自己亲生的儿子，仅仅因为先天有一点毛病，竟然不仅被嫌弃而且还被变相地干脆就彻底遗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姐姐的情深义重。尽管自己的生存也特别艰难，但依然还是没有轻易舍弃对病弱弟弟的关心与呵护。身为发廊小姐的她，拒绝与人发生真枪实弹的关系，仅仅只是以提供用手“放一枪”的服务来打法律的“擦边球”，来勉力维持生存。但即使卑微如此，这位拥有“很会玩鸟”“美誉”的姐姐，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弟弟的那份责任。细细想来，其实很是有一点让人心生感动。

但是，无论如何，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位人物形象，还是事实上处于文本中心地位的原名叫张京伟的“瓦西里”。其一，是他的悲惨身世。按照他姥姥对“我”的描述，她们家其实算得上是“正经北京城里人”，曾经在西四牌楼那一块拥有三间大瓦房。她们家过去曾经一度荣耀的唯一见证，就是那一把总是伴随着姥姥的硬木圈儿椅。“瓦西里”的母亲虽然脑子不够灵光，但后来总算搭上了心思特别活络的他父亲。既如此，“瓦西里”虽然出生在西四牌楼底下，却因为赶上一轮拆迁的缘故，被迫跟着姥姥搬住到了相对偏远的海淀一带。西四的房子被拆迁倒也罢了，关键还在于，这期间却还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变故。那就是，这个“瓦西里”竟然还不太正常：“她只说她外孙子从刚一记事起就是这样，‘不太听得懂人话’。原以为他傻，再细一观察，非但不傻，有些地方还出奇的聪明。也找医生看过，远不够送精神病院的资格。”“他就这么不言不语地折磨着别人，自己则受着更大的折磨，让人觉得既可恨又可怜。”“瓦西里”打小就不正常，就“听不懂人话”不说，要害处在于，他的生身父母竟然因此而抛下他远走异国他乡。女婿女儿都跑掉了，万般无奈的姥姥，只好一个人独力承担起了管护外孙子“瓦西里”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姥姥之所以知道已经身患多种疾病，却顾不上打理自己，也是因为一心只是牵挂着“瓦西里”的缘故。行文至此，我们就需要专门来探讨一下“瓦西里”和父母的关系。前文曾经提及，“瓦西里”之所以不仅能够知道二战期间的苏联英雄瓦西里·扎伊采夫，而且还立志要使自己成为电竞赛场上的神枪手，主要是因为收到过一封父亲的来信。既如此，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既然“瓦西里”实际上已经被父母不无残忍地抛弃，那他为什么还如此这般地在乎父亲不期然间的一封来信呢？思来想去，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父母的远离已然构成了“瓦西里”根本无法释然的心结。一方面，是希望拥有来自于父母的关怀，另一方面，是父母远离后安全感的严重缺失，借助于父亲的远方来信这一细节，石一枫令人信服地写出了“瓦西里”内心世界的一种精神分析学深度。

其二，是他所罹患的那种孤独症或者自闭症。对于“瓦西里”的如此一种病症，叙述者曾经给出过这样的一种描述：“没错儿，‘瓦西里’患有自闭症，又称孤独症。其病因通常被认为以遗传为主，伴以环境因素的影响；表现形式则是与人交往存在障碍，难以融入社会生活。根据‘瓦西里’的表征，他大致可以被归入‘被动型’，也即‘能够接受他人的亲近，但不会主动与他人互动’。不仅‘瓦西里’，大约‘鸽子赵’也属于同一范畴。”“瓦西里”和“鸽子赵”之所以虽然只是萍水相逢，就能够相互间达到高度认同的沟通无碍程度，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同病相怜、气息相通、惺惺相惜的缘故。唯其如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这样带有温情色彩的叙事话语：“这孩子只在和‘瓦西里’对视时，才会绽开笑脸。他们都‘和别人不一样’却彼此一样。”事实上，在和“我”时间并不算长的交往过程中，“瓦西里”的自闭症或者说孤独症状况一直表现得非常明显。很大程度上，前文所叙述的他的“一发入魂”与“时间慢下来”之间的关系，也正缘于他的这样一种病症。

其三，与“瓦西里”其人紧密相关的，乃是一种多少带有一点强制性色彩的城市拆迁。虽然说“瓦西里”连同他的姥姥，已经被迫从西四牌楼迁居到了海淀，但在二十多年前，再一次遭遇到了拆迁的问题。先是“我”视野中那简直就是无处不在的“拆”字：“风从远方来，在写满笔力遒劲的‘拆’字的胡同里隳突穿行，我被吹得影子打颤，头顶忽明忽灭的路灯，面对着三轮车上稳如树桩的人影。”尽管说，“平心而论，比起后来发生在我老家的惨烈进程，北京的拆迁还算是相对平静的，政府牵头，要把那片胡同变成‘科技园’，大多数原住民们都和和气气地谈妥了条件”，即使如此，却也依然还是出现了格外令人惊讶的姥姥坐在房顶上抗议拆迁的撼人一幕：“不远处一间平房的屋顶上，摆着一张宽大厚重的中式椅子。扶手盘旋，在椅背处构成了圆润的弧形，又像一副展翅欲飞的翅膀。椅子里有个金光闪闪的老太太，她盘起双腿，端坐如钟，状若飞升，仿佛往天空中飘浮上去。”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姥姥面对拆迁队时那义正词严的责问：“可你们眼里有王法吗？端坐屋里，祸从天降，这是哪一条王法允许的？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又是哪一条王法规定的？”即使强硬如此，面对不可阻拦的拆迁大势，“瓦西里”和姥姥他们的反抗却注定只能是丝毫都不起作用的螳臂当车之举。到最后，在姥姥不幸去世后，“瓦西里”一个人还是被迫无奈地流落到了更为偏远的燕郊一带。这样一来，在带有传奇色彩的“一发入魂”的另一面，很显然是“瓦西里”们浸满血泪的被拆迁的残酷社会现实。

其四，在“瓦西里”的人生历程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一度被“我”怀疑为那一场地下网吧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我”发自内心的数度由衷忏悔。火灾发生后，自以为对“瓦西里”有所了解的“我”，不仅曾经主观臆断“瓦西里”为纵火者，而且还言辞凿凿地向警方进行了举报。正因为当年有过非常荒唐的举报行为，所以，等到二十年后再次面对“瓦西里”的时候，“我”才倍觉惭愧不已。但其实这二十多年间，“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自己极有可能有愧于“瓦西里”：“就这样，我检举了‘瓦西里’。他姥姥说过，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却致力于把他送进监狱。那段往事也成了我的魔怔。”“但每当夜里独处，‘瓦西里’的脸却总会在不经意间从黑暗中升起来，升起来。”等到一切都真相大白之后，面对着早已被生活的苦难折磨得面目全非的曾经的朋友“瓦西里”，“我”心里的内疚，自然会难以自控地溢于言表：“这时我才发现，多年之前陷入神智迷乱的并不是他，反而是我。我当初的念头越是笃定，此刻的愧疚也就越深越浓，如同雾化成了水，水填满了河床，又如同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自己正在回忆里溺亡。更让我自惭形秽的是，我从来没有把‘瓦西里’当成过‘正常人’，却用‘正常人’的标准怂恿了他；连我自己算不算得上‘正常’都不得而知，却代表世上所有的‘正常人’审判了他。”很大程度上，唯其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瓦西里”，才会陷入到一种难以自我原谅的状态之中。

不管怎么说，在《入魂枪》这样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中，石一枫不仅在揭示“虚拟世界”的出现和存在这种新的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能充分关注到一些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严峻社会现实，而且还能在人性的层面上真切表达一种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自我忏悔心理，的确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认可与及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