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贺小英老远看见一个女孩儿朝这边走来了。女孩儿右手拉着一个行李箱，左手拎一个帆布包，她昂头挺胸，东张西望，在踌躇中行走，在行走中踌躇。午后的太阳没有深秋凉爽的味道，依旧温热而明澈。贺小英抬起手臂，将被风吹乱、散乱在面颊上的头发掠了掠，——她刚刚洗毕头，趿着拖鞋走出了厂子里的生活区。她只是觉得睡的时间有点儿长了，有些郁闷，才走出了大门。

贺小英没有溜街道或者逛商场的习惯——人越多的地方，她越觉得孤独无聊，只有独处的时候，她才最清醒。她之所以没有轻易丢弃视线里的女孩儿，是因为，女孩儿那一身包裹得很严的衣服牵住了她的目光——不是她的穿着不合时宜，而是和深圳的气候不搭界。由此，她断定，这是来自北方什么地区的女孩儿。直至女孩儿走到贺小英跟前，她张眼打量，女孩儿的上身是一件女式夹克，从领口看，贴身的是一件淡红色的秋衣，牛仔裤似乎是才上身的，有一种刻意而任性的崭新。贺小英目光中的女孩儿体态苗条，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眸子尤其黑，眼角眉梢恰到好处地向上挑着；她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光洁的额头上沁出了汗水。女孩儿用学生见老师那种尊敬的目光看了看贺小英：贺小英是一副慵懒的样子，她的上身是一件洗得发了白的淡绿色T恤，下身的白色超短裤短到了不能再短——假如再短几分，也许内裤就露出来了。她的率性似乎不只是在身上穿着，而是从身体上的每一个毛孔渗透出来的，自然而不做作。虽然女孩儿手中的行李箱是镇静安详的样子，可她本人却有些局促不安，也许为她这一身和贺小英身处两个天地的穿着而尴尬。她自言自语：深圳的天气还这么热？她没有想到，节气过了霜降，深圳的天气可以和故乡的夏末初秋接轨。女孩儿用方言版的普通话问贺小英：姐，这里是烽火无线电厂吗？贺小英嘴一张，地道的关中西府话出口了：就是，就是烽火。女孩儿一听，似乎为她那带着酸味的普通话而窘迫，她即刻换了频道，用纯粹的关中西府口音说：姐，你也是咱宝鸡人吧？哪个县的？还没等贺小英开口，女孩儿抑制不住兴奋，抢先说，我是凤山县松陵村的，我家就在周公庙跟前，去过周公庙吗？女孩儿的声音鲜嫩、甜美，她那无遮无拦的方言，消除了两个人用语言交流的别扭，拉近了她和贺小英之间的距离，也把贺小英带到了故乡院门前的核桃树下，带到了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带到了山坡上一群牛的铃铛声中。贺小英一怔，干巴巴的目光变得柔软而丰满：我家在千阳县，杨家山，一个小山村。千阳和你们凤山紧邻着。女孩儿说，是的，我去过千阳。你也在这个厂子里上班吗？贺小英说，是的，我叫贺小英。女孩儿说，我叫顾晓月。贺小英说，我有一个表妹也叫晓月，只是和你不同姓。顾晓月说，姐，我认你这个姐，愿意吗？贺小英没有直接回答她，一笑：你看你，还穿这么暖和。顾晓月伸手在额头上抹了一把：真没有想到这里的天气和咱们那里大不一样。贺小英说，不一样的地方多着哩，你是来烽火上班的？顾晓月说，这个厂子在咱关中西府各县招工，我是来报到的。贺小英说，还不知道，又在招人。她出其不意地抓住了顾晓月的臂膀，摇了摇。顾晓月双眼一眨，咧开了嘴唇，似笑不笑。还没等她开口，贺小英说，看你，细皮嫩肉的，在厂子里干，能行吗？顾晓月说，姐，我能行，农民的娃，啥活儿都干过。贺小英说，那就好。

贺小英领着顾晓月去厂办报了到。

贺小英要请顾晓月吃饭。顾晓月说，把衣服换了去吃饭，你看我穿的这一身衣服，叫这里的人看，好像成数不够。贺小英说，咱们那里的人第一次来深圳，不知道南北气温相差这么大。也好，去我的宿舍换衣服。贺小英拉着顾晓月的行李箱，两个人来到了贺小英的宿舍。厂子里的住宿条件还可以，三个架子床，六个人一间房。休息日，房间里的其他姐妹大概逛街去了，空无一人。顾晓月打开行李箱取了一件连衣裙、一件内衣。顾晓月刚脱下上身的夹克、内衣和胸罩，贺小英在顾晓月精赤的身上滑了一眼——目光搭不住似的，从胸部滑到了小腹。快换衣服，换了衣服去吃饭。顾晓月两只手捏住小裤头的裤边，却没有向下抺，她的脸泛上了一缕红晕：姐，你转过身去，我换。贺小英一看顾晓月那羞怯的样子，一脸的鄙夷和不屑，她哼了一声：二十多岁的女人了，还害羞？没出息。唉！贺小英叹息一声：女人啊，天生是叫男人收拾的。好，我转过去。你呀你，比我还可怜！贺小英这么一说，顾晓月不等贺小英转过身，抹下了内裤，换上了新的。

换罢衣服，洗了一把脸，顾晓月跟着贺小英来到厂子的西门外，走进一家北方面馆。贺小英给顾晓月要了两个小菜、一碗扯面。顾晓月要争着买单，贺小英却生气了：晓月，你小看你姐了，得是？你要给我当妹子，以后这些小事，就听我安排。顾晓月一看，贺小英拉下了脸，就依了她。她看得出，贺小英是真性情、热心肠，不是虚情假意。她没有想到，她第一次出远门，就遇上了这么好的一个乡党，一个姐姐。临行的前一天，祖母和父亲还千叮咛万嘱咐，要她如何提防坏人，如何与人打交道，生怕她走错路、上错车。他们根本想不到，在两千公里以外，在深圳，有一个好心的姐姐在等着她。人生无常，命运难测。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顾晓月确实累了、饿了，她吃完一碗扯面和两个小菜，还觉得欠一点，于是又要了两个菜包子。顾晓月吃得很贪婪，风卷雪一般。她刚站起来，不由得打了一个饱嗝——想掩饰或压抑下去也来不及了。她自己把自己惹笑了：姐，你看我，好像八辈子没有吃过饭，得是？贺小英说，人，就是这样，在家里，整天饱着，不想吃；出了门，整天饥着，吃不饱。真应了我妈活着时说过的那句话：有了嫌饱，没了才知道饥。顾晓月一听，又坐下来，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妈她……顾晓月对贺小英只一瞥，把“走了”两个字咽下去了，换上一副探询的表情。贺小英并没有在乎顾晓月的表情，她岔开了话：我陪你去街道上走一会儿，回去洗个澡。顾晓月说，好，谢谢姐。贺小英说，有啥好谢的，以后不要这样客气，太客气就显得生分了。顾晓月说，好，听你的。

贺小英和顾晓月走进职工澡堂的时候，洗澡的人还不多。站在淋浴的喷头下，顾晓月的目光偷偷地在贺小英身上游弋：贺小英确实没有她白皙，也没有她高挑，贺小英比她更丰满，尤其是翘起的臀部和那一对不是很丰硕但线条明朗、圆得好看的乳房把女人的美扬上去了好几个音调。顾晓月刚刚收回偷窥的目光，贺小英走到了她跟前，贺小英叫顾晓月给她搓一下脊背。顾晓月接过贺小英递给她的搓澡巾。当她手中的搓澡巾顺着贺小英的脊背搓下去，挪到了臀部的时候，顾晓月看见，贺小英大腿内侧的两条伤痕——左右腿上各有一条；两条伤痕不是很端直，但很醒目，伤疤上的皮肤皱起了难为情的褶子。顾晓月一愣，手中的搓澡巾停在了脊背。贺小英扭过头来：咋了，晓月？顾晓月连忙搪塞：我的手重了，得是？我怕把你搓疼了。贺小英说，你尽管使劲搓，谁活着还不褪几层皮？你姐没有那么娇气，身上的皮褪过几层子了。顾晓月说，难怪你身上紧绷绷的。贺小英笑了：练出来的。

那天晚上，顾晓月就睡在了贺小英的床上，两个人睡一张床虽然有点挤，顾晓月太疲倦了，她一上床就睡着了，而贺小英却入睡很晚。

二

睡着了，确实睡着了。可是，她的心醒着。记忆的流水从心里淌出来，她泡在其中。

在贺小英的童年记忆里，嗅觉比画面来得更早、更刺激——牛粪的气味如同拴在牛脖颈上的铃铛，从早到晚，在耳旁响动，直至上了炕，搂着那胖胖的味道，才能睡得着。牛粪就堆在院子里，堆在眼睛所及之处，牛粪的味道醇厚、粗放，和土地的味道一样，无孔不入，肆无忌惮，令庄稼人陶醉。父亲开初只养了两头牛，很快的，就由两头变为四头，由四头变为八头了——牛和人一样，是苦命，繁殖得快，死得快，套在犁上，走着走着，趴在犁沟里就起不来了。

天还没有亮透，有几颗星星还赖在山头上，舔动着黎明的露汁，父亲就吆着牛出坡了。等她吃毕早饭，踏上去学校的山路的时候，父亲和他的牛已经在对面山坡上了。尽管牛在勤恳地吃草，父亲还是要吆喝的——他是在吆喝牛，也是自己给自己吆喝——把积郁在胸腔中的沉闷、不快、痛苦乃至高兴、受活宣泄出来，给牛听，给青草听，给山坡山沟听；父亲吆喝牛的声音如同风中的雪花，飞过山沟，飞过河水，灌进她的耳朵。她张眼去看，被薄纱般的雾岚罩住的父亲似乎在天上，在十分遥远的地方，在模模糊糊之中。父亲给她留下的印象不比母亲，父亲留给她的印象在摇摇晃晃的声音中飘荡，在几头牛遮出的阴影中摇摆。母亲的记忆是温馨的、明朗的：高高的个子，头发在脑后挽一个发髻，嘴角时不时地闪上来一丝笑，晶亮晶亮的丹凤眼中好像隐藏着使她捉摸不透的什么东西。母亲两只手整天忙碌着：切菜，擀面，拉风箱，给猪搅食，给牛拌草，给一家人纳鞋底、补衣服。进了地，她和父亲一样，不停歇地挥动着锄头；直起腰抹汗时，才和父亲说一两句话——母亲一整天只和父亲说三五句话——她的言语好像沟渠里的河水，被岩石夹住了，只有细细的一缕没有断流。母亲这么漂亮，为什么要从平原上嫁到山里来？她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每隔一阵子，母亲总是要长长地吁一口气，或者轻轻地叹息一声。父亲的记忆，和牛粪味儿勾挂牵连，他身上的牛粪味儿先于形象——他老远走来，牛粪味儿像阳光一样，赶在了他的前面，扑过来，披了她满身。父亲像牛一样整天劳作，他的言语像母亲一样金贵，一旦开了口，就伤人——他骂母亲的时候，充分地展示了其运用语言的天才，他使用最恶毒、最具杀伤性、最粗野的关中西府方言，三五句话，就将母亲骂得号啕大哭。父亲很少发脾气，一旦发了脾气，天摇地动，吃饭的锅也会被他摔成八瓣。如果说父亲是暴躁的，母亲就是温顺的；父亲是简单的，母亲就是深沉的；父亲是开朗的，母亲就是忧郁的。

母亲的忧郁，是由于哥哥失败的婚姻而加重的。父亲和母亲原以为，给哥哥娶来的媳妇是同村人——家就在山梁北边，女孩儿看起来腼腆、乖觉，因此也就很放心。女孩儿进门七个月就生了一个女婴，这女婴，如同一个硬核，卡在母亲的喉咙里，母亲总是咽不下去。父亲扫了孩子一眼，头一扬，好像对着天空说，生在贺家门里，就是贺家人，谁爱说啥，叫他说去，我就权当他们放了个臭屁。母亲说，雀儿也有指甲盖大的脸，弄下这事，叫我的老脸往哪里搁？哥哥出于无奈，给母亲说，这女娃是他的。母亲当然不信，母亲只能咽下这口憋屈。当哥哥的媳妇丢下女孩儿出走之后，一家人才知道，这女人说是在西水市的发廊里做理发员，其实不是这样的，她是坐台小姐。16岁那年，她就在渭河南岸的眉台县给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女娃娃；18岁的时候，又在凤山县农村给另一个男人生下了一个女娃娃。她给贺小英的哥哥做媳妇，已经是第三次当新娘了。母亲痛心的是，在眼皮底下被人忽悠了，颜面丢尽了；父亲心疼的是他的三头牛——父亲卖了三头牛，给人家送彩礼，给儿子办酒席，把这女孩儿娶进了门。母亲抱怨自责，捶胸顿足，还是袪除不了心病——她本来就有高血压，不能情绪波动，偏偏遇上了波动情绪的倒霉事。母亲犯病了，她去县医院住了十多天，回到家，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地。

十一岁的贺小英读小学五年级了，她从父母的言谈中听得出，哥哥的媳妇是鸟儿一样的女人，飞来飞去，随意下蛋。从那时候，她就明白，她不能做飞来飞去、四处筑巢的女人，不能做祸害人的女人。她要做好女人，做母亲那样的女人，像母亲一样，一辈子只守着父亲一个男人。

生活不是拴在牛桩上的一头牛，牵出去就可以使役。生活是浓稠的大雾，你很难看清它的面目。生活的残酷性难以预料，即使最简单的愿望也会被措手不及的生活粉碎。对于贺小英来说，这是最不愿记忆的一天，可是记忆却牢牢地把她定在了十二岁的那一天；那一天太锋利、太尖锐、太深刻，贺小英很难将它咽下去，消化掉。

山里的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夜幕就从山头上罩下来了。刚刚下了一场雪，亮光反照着，天地间尽管朦朦胧胧的，脚下的路还是能看清的。从学校里回来，贺小英吃毕晚饭，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只做完了数学题，还没有做语文。贺小英推开了作业本，跑出去了。没有院门，她径直跑向了村子里仅有的一家小卖部。小卖部在这山村的最北头。开小卖部的是一个年过五十的光棍汉，村里人叫他老三，小孩子喊他三爷。贺小英进了小卖部，叫了一声三爷，说，给我买一支钢笔。那个被叫做三爷的老男人抬起眼看了看贺小英——十二岁的孩子，分辨不出金老三的眼中是刀子还是蜜饯。她只听见金老三说，你进来挑。贺小英走进了柜台里面。三爷出去了，他站在门外边，张望了一下。清冷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远山近树，埋在雪中雾中。阴沉黯淡的天空倾倒下来，雪好像也是黑的。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比人的哭声还凄凉，被雪捂住的小山村安详静谧——好像屏住了呼吸似的。三爷第二次进了柜台，他进来的时候，掩上了小卖部的门——贺小英没有察觉。贺小英还在挑钢笔。三爷从身后抱起了她，他像拎一捆麦子似的，将贺小英拎进了连着小卖部的房间。因为这举动来得太突然，贺小英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在懵懵懂懂之中，她不敢出声。当她意识到危险之后，正要张嘴呐喊，三爷的一只手捂在了她的嘴上：不要喊！你喊一声，我就掐死你！贺小英张大眼睛一看，这个平日里笑眯眯的三爷，眼睛斜挂在额头，咧开的嘴扯到了耳朵旁，他的面孔狰狞可怕。贺小英浑身哆嗦着，她不能出声，也不敢出声，任凭金老三摆布。金老三毕竟年过五十了，毕竟胆不正，心里慌，他几分钟就把罪恶的种子种在了孩子的心里。

天黑尽了。偶尔飘落的雪花，如同黑色的标点符号，落在小女孩人生的白纸上。

贺小英跑回了家。

贺小英坐在桌子跟前，看着作业本，发呆。母亲问她，你咋了？贺小英含混地答了一声。她想哭，哭不出来。她上了炕，只脱了棉袄，没有脱棉裤，钻进了被窝。半夜里，贺小英惊醒了，她在梦中呐喊：疼！疼！母亲从梦中惊醒了：咋了？你咋啦？英英。贺小英哭了，她的哭声仿佛是油坊里挤压菜油那根千斤重的大梁里压榨出来的油菜坯，碎了一地，带着苦味。贺小英一句也说不出来，下意识地伸手去捂裤裆。母亲这才意识到了什么，她立时心跳发慌，颤抖着双手，脱下了贺小英的棉裤，血污将贺小英的内裤污成了硬的，棉裤也未能幸免。母亲呼吸急促，脸色发白，她哭了：谁干的？谁？贺小英从嘴里挤出了三个字：三，三，爷。母亲一听，伸手打自己的耳光、抓自己的头发。她半裸着跳下炕，鞋也没穿，净脚在地上走动着——好像要奔向一个地方，又不知该去哪里，她尖叫着：老三！老三！贺小英哭喊着抱住了母亲。

睡在隔壁房间里的父亲被惊醒了，他走进房间一看，女人披头散发，抱住贺小英，被扭曲的脸贴在贺小英的脸上。父亲问女人是咋回事。女人站起来，抓起贺小英的内裤，叫了一声：老三！老三把娃糟蹋了。父亲一听，提着一把斧头，要去砍金老三。母亲和贺小英一起抱住了父亲。

第二天，一辆警车进了小山村，金老三被铐走了。

贺志祥的女儿被金老三糟蹋了。这一句话，如同砖头一样砸过来，把母亲砸倒了。母亲在炕上躺了三天，下炕时，一头栽倒在地上，再没有醒过来。

安葬了母亲，贺小英的父亲神情恍惚，他去放牛，没有把牛赶进草坡，却吆向了人家的玉米地，牛吃了玉米苗，被主人骂了个狗血淋头，还给人家赔了青苗款。他去犁地，犁铧是什么时候掉了的，他不知道，一个早晨，拖着犁，在地里空走。半夜他起来撒尿，不去茅房，把尿撒在了炕跟前。他的目光呆滞，两眼无光，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父亲去放牛，一脚踩了空，从石崖上掉下去，当即摔死了。

接连不断的不幸，是从贺小英记忆中的那个傍晚开始的。冬天里的傍晚，地上有一层雪，人走上去，脚下发出的响声如同破衣烂衫。屋瓦、院畔、小路、山头、树木，全被雪捂住了。雪花好像从山头上、山路上、村庄里，向上生长，长成了一棵树，把根须扎进了贺小英记忆的深处：五十岁的老男人。可怕的面孔。扒下她棉裤的大手。好大好大的雪，雪花疼痛似的抽搐。雪花覆盖了干枯而丑陋的冬日，却盖不住贺小英一家人心中的创伤。

三

顾晓月在雪地里奔跑着。

飘飞的雪花，歌声一样嘹亮；堆积在地上的雪仿佛在燃烧，从院门前燃烧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母亲的背影很坚定，她坚定地朝她的命运走去。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母亲的一个又一个脚印。坚定的脚印把月光一样的雪弄脏了，母亲的脚印仿佛带着眼屎的眼睛，冰冷地注视着清寒的天空。

顾晓月脚下的雪，烟雾一般缭绕。她的力气太小，双脚不可能将雪蹬起来。她脚下的雪，仿佛稚嫩的青草，干净，孱弱。祖母在后面追赶着顾晓月。顾晓月一边奔跑，一边喊叫着妈妈。她越跑，母亲距离她越远。她眼睁睁地看着，火红的羽绒服被雪淹没了；她眼睁睁地看着，漫无边际的雪把母亲带走了。祖母的喊声，如同苦寒的雪片从身后飘过来：月月！月月！五岁的顾晓月记得，母亲是下雪那天走出了院门，走出了松陵村的——1989年冬天里的那场雪，出走的母亲，以及她在雪地里的奔跑，把记忆的根须深深地扎在了她脑海里。

毕竟年幼，对于母亲的记忆，是破碎的画面，如果要将画面拼凑在一起，顾晓月看见的是母亲乌黑飘逸的长发、母亲冰冰冷冷的眼神，母亲面部阴云密布的表情——许多年后，顾晓月这样想过：母亲本来很漂亮耐看的面庞，硬是被她的表情伤害了、糟蹋了。女人的漂亮是形象，也是一种内心生活的映现。母亲无论是和她，还是和祖母以及父亲的对话中，硬挤也挤不出温柔这个词汇。母亲一旦张口，不是说，而是喝喊，喝喊她，喝喊祖母，喝喊父亲。母亲好像有一肚子的冤屈，不吆喝出来会被撑死。

母亲有一个很普通叫起来很上口的名字——娟子。这个叫娟子的女孩嫁到松陵村的时候，松陵村人当着父亲的面给母亲唱赞歌：顾顺义的媳妇是个好女人，个子高，身胚大，脸蛋儿好看，至关重要的是，她有一身蛮力气，一天可以割一亩半小麦——比顾顺义还能干。顾顺义似乎并不高兴村里人对娟子的褒奖，面对彩旗飘飘般的言语，他牙疼似的哼哼两声，模棱两可的语气中好像包裹着难言之苦。

进了地，瘦小的顾顺义确实不是娟子的对手，他不只是力气小，耐力也不如娟子——娟子虽然刚过二十岁，她的耐力似乎和久经锻炼的中年男人不相上下。娟子只读了三年书，十几岁就跟着父母亲下地劳动了，手中的镢头、镰刀、架子车给手上磨出了茧子，也敲打出了她的耐力。她的身体好，精力充沛，荷尔蒙分泌旺盛。结婚后，娟子的欲望一旦被点燃，火势熊熊是必然的，这对顾顺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生下儿子之后，顾顺义还可以对付娟子野草一般旺盛而茂密的激情，当顾晓月出生之后，顾顺义便难以招架了。在县办砖厂打工的顾顺义，一月半月不回家，守空房的娟子，尽管激情澎湃，也只能苦撑苦熬。

娟子第一次出轨，是在凤山县城里的凤阳宾馆。

顾晓月两岁时的秋天里，来了一个的苹果贩子，在松陵村招收分拣苹果的雇工。娟子去给商贩打工，两个人分不清是谁先勾引谁的，似乎也不必分清。那天晚饭后，娟子走进了商贩在凤阳宾馆包下来的房间，两个人折腾了两个小时。秋夜里，娟子骑着自行车回松陵村的时候，星光满天，秋风拂面，余韵犹尽的兴奋在眉眼里、在脸庞上，更在心里——心里舒坦得如同鸡毛扫。原来和男人在一起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不是和顾顺义那样的。活着的美好，如同头顶的繁星一样闪烁。商贩在县城待了十天，娟子往他的房间去了十次。当她回到家里，打开房门，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她心中的愉悦感荡然无存。她真担心顾顺义这时候突然回来——假如顾顺义站在她面前，也许她会坦白她的不贞。她心中一酸，眼泪下来了……两个人的偷情，顾顺义没有发觉，一家人谁也没有发觉。一个冬天里，娟子难以安宁。商贩给她留了联系方式，有几次她想去找这个中年男人，当顾晓月哇哇大哭时，她又不忍心丢下女儿不管。偷情让她难以克制自己——人性的弱点，如同面庞上的靥子，要去掉，必须忍住疼痛。娟子有事没事向县城跑，她在凤阳宾馆去转一圈，心里空荡荡的，宾馆还是那个宾馆，他们欢愉过的房间还是那房间。说不定，那个商贩，又和另外一个女人在另外一个宾馆、另外一个房间。娟子这么一想，跨上自行车，飞快地蹬动着，回到了家。正在她煎熬难耐之时，南堡村化工厂招聘一个做饭的女工。娟子得到消息，去报了名，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在那家化工厂干了两个礼拜，娟子就和厂长勾搭上了。本来娟子可以在化工厂一直干下去的，她手脚麻利，做饭也内行，可是，没多久，就出事了。化工厂毕竟人多眼目多话也多，娟子和厂长偷情的事传到了厂长的女人那里。厂长和娟子被厂长的女人堵在了厂长的宿舍。厂长的女人并没有闹，她通情达理，宽宏大量，她站在门外，叫两个人穿好了衣服之后，给娟子说，回去和你男人好好过日子，再不要来了。还不到春节，娟子卷起铺盖，回到了松陵村。

对于娟子的不安分，顾顺义虽然已有耳闻，但他依旧装作不知道，眼见为实——他相信他的妻子；退一步说，即使他目睹了娟子和其他男人偷情，他能怎么样呢？

可以说，顾顺义是最后一个知道娟子和住在他们隔壁的史小铁偷情的。小铁的媳妇知道，顾顺义的母亲知道，唯独顾顺义不知道。小铁的媳妇之所以没有张扬，是希望小铁能够回心转意，不必砸了锅；而顾顺义的母亲知道儿子娶个媳妇很不容易，如果把事情闹大，娟子走了，儿子肯定会打光棍的。当容忍变为怂恿之后，罪恶难免疯长。

一天晚上，夜阑人静，上毕夜班的顾顺义突然从砖厂回来了，他打开房门一看，娟子和小铁相拥相抱地睡着了。他把两个人叫醒。他没有骂一句，更没有动刀子，他明白，动了手，有两个他也抵不住娟子一个。他放走了小铁，只给娟子说了一句话：咱俩明天去离婚。连娟子也没有想到，唯唯诺诺的顾顺义，瘦小懦弱的顾顺义，竟然斩钉截铁，话一出口，不可改动。娟子求他，求不动，她并不想离婚，她明白，只有和顾顺义这样的男人才会容忍她、原谅她。顾顺义确实对她不错——说不上有多爱，但能体贴她、照顾她，对不起顾顺义的是她。母亲劝顾顺义不要离婚，顾顺义不听；母亲骂顾顺义，骂不动。顾顺义只有一句话：离，一定离。这一生，他不会再娶了，对于女人，他失望了。

冬天里的一场大雪过后，顾顺义和娟子离了婚。法院判决：顾顺义的儿子和女儿由顾顺义抚养。从此，顾晓月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了，她的人生之路因为父母的离婚而改变了。

四

刚到厂子里的时候，顾晓月和贺小英没有分到一个宿舍。贺小英给管后勤的那个中年男人买了一条烟，在贺小英的要求下，两个人调到了一处。贺小英把下铺让给了顾晓月，自己睡上铺。一到睡觉时间，贺小英就从上铺下来，和顾晓月挤到了一个床上。两个年轻女人，紧紧依傍，面对面，肉贴肉。开初那几天，顾晓月很不习惯，尤其是当贺小英伸出手臂揽住她、抱住她的时候，她浑身燥热，很不自在；尽管隔着内衣，她总觉得，有人在她身上挠、抓，好像钻进了麦糠堆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难受，顾晓月毕竟只有二十四岁。在家里，她独睡一张床，没有和任何人挤在一起睡过。她独处惯了，即使孤独，也是渴望异性的那种孤独，而不是内心深处的孤独；她的孤独如风中的雪花，是飘动的，一见阳光就消融了。贺小英毕竟是结过两次婚的女人，她不只是年龄大顾晓月四岁，不只是和不同的两个男人在一张床上睡过，她的孤独来自内心深处，带着失望的印痕。她的孤独仿佛茫茫无边的雪地里的一棵树，根须扎在心灵的土壤中。只有紧紧地傍着她以为贴心的人，贺小英才能睡安稳、睡踏实。当贺小英要搂住顾晓月的时候，顾晓月很直白地说，小英姐，不要搂我，你搂住我，我难受，睡不着。贺小英说，难受啥？你是我的妹妹，还有啥难受的？顾晓月说，说不清的难受。贺小英说，那好，我不搂你，咱说话。于是，两个人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一直聊到呵欠不断，两个人才入睡了。

每天晚上，贺小英和顾晓月放肆地说、放肆地笑，寝室里的其他女孩儿被影响得难以安睡，她们一齐抗议顾晓月和贺小英。顾晓月已经闭上了嘴，而贺小英却不依不饶，她下了床，走到对面那个床铺跟前去，挥着拳头威胁那两个女孩儿，那两个女孩儿知道贺小英很蛮横，不吭声了。

一天晚上，贺小英和顾晓月上夜班，凌晨两点下班回来，推开门，还没来得及开灯，贺小英一脚踩进了一盆水中，摔倒在地。贺小英大叫大喊：谁干的？哪个狗东西干的？起来！贺小英暴跳如雷，喊叫声如同刺目的灯光，全寝室里的人都惊醒了。贺小英打来两盆水，要给其他女孩儿的床上泼水，顾晓月抱住了贺小英，劝她不要闹了。贺小英不听劝，非要弄明白是谁干的。其他四个女孩都下了床，睁大眼睛，握着拳头，要围打贺小英。顾晓月再三劝阻，她们才没有打起来。

第二天，隔壁住的女职工把她们告到了厂办。

贺小英和顾晓月搬出了厂子里的生活区，她们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厂里每月给她们一些补贴。住在厂区外面，两个人每天晚上反而不能按时睡觉了。一旦说起往事，贺小英的语调深沉了，带着几分伤感，带着几分悔恨，她的情绪由衷地流淌，流得满地都是。说着说着，她突然停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好像她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就挂在窗外的楼房角，挂在树梢上、月亮上；好像她的生活在别处，在遥远的他乡。贺小英突然坐起来，注视着窗外，自言自语：下雪了。她恍然看见，山坡白了，树木白了，山路白了，白亮白亮的。顾晓月说，天这么热，下啥雪？你做梦吧？贺小英说，窗户咋那么亮？顾晓月说，那是月光。月光？贺小英又躺下了。顾晓月不知道贺小英想什么，只是看着她。她收回目光，惨淡地一笑，似乎在问自己，也是问顾晓月：我们这样辛辛苦苦地上班，为了啥？顾晓月哧地笑了：姐，我看你呀，越来越多愁善感了，是不是准备做个诗人？顾晓月伸出两臂，举起来：啊！平原呀！大海呀！生活多么美好呀！贺小英没有笑，顾晓月自个儿笑了：不要妄想做诗人了，据说，走在街道上，一砖头可以砸到三个诗人。不要想那么多，今天过去是明天，明天过去是后天，一天天，一年年，不再年轻；人活着，啥也不为，活着就是活着。祖母给我说过，人还没生下来，命运就给你确定好了。我也不知道，祖母的话对不对。贺小英抱住了顾晓月：妹子，你真好，比我好，开朗，明白事理，总是乐呵呵的，好像活着就是高兴。我这后半生，就和你在一起，和你结伴。顾晓月挣脱了贺小英的搂抱：啥后半生不后半生？你才二十八岁，刚开始活人。顾晓月的身子挪了挪，离开了贺小英一点：和我在一起？笑话！你会和你心爱的男人在一起的。贺小英一听，坐起来了：男人？以后不许你在我面前提说男人。后来，当贺小英给她叙说了她两次结婚、离婚的过程之后，她才明白贺小英为什么对男人抱有偏见，固执的偏见。

休息日，贺小英和顾晓月一同去商场。本来她们每人想买一件上装，可是她们什么也没买。凡是能看上眼的春秋装，动辄五六千块钱一件，一双好的皮鞋也要一两千，一件一把抓的内裤没有三五百元不行，而她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四五千。当她们问毕价格，售货员小姑娘向她们投来鄙夷的一瞥时，贺小英抬起头，瞪了那姑娘一眼，甩了一句：啥货色嘛？那小姑娘似乎没有听懂那地道的关中西府方言中的意思，垂下眼，没吭声。

从商场出来，贺小英本来就情绪不好，她走了几步，把口中的唾液唾了出去，仿佛是要吐出心中的不快——其实她只是干唾，并没有唾出什么。她和顾晓月拉着手，刚走出几步，一个戴着红袖章、个头不高、干瘦干瘦的男人快步到了她们跟前。干瘦男人说，随地吐痰，罚款三十，掏钱。贺小英一听，先是一怔，随之争辩：谁吐痰了？没有呀。干瘦男人说，你，吐了嘛，不要不认账嘛，这是规定，交三十算了。顾晓月一看，干瘦男人拦住不叫她们走，打开包取出了三十元，说，姐，为三十块钱，不和他争了，不划算。顾晓月两只手指头捏着三张钞票，正要交出去，被贺小英一把夺走了：不给，这不是讹人吗？凭啥叫他讹咱三十块钱？有这三十块钱，还不如给要饭的。她向干瘦男人跟前走了一步：走开！她厉声喊道。贺小英拉着顾晓月只管向前走，干瘦男人抢先一步，又拦住了她们。贺小英站定了，她提高了音调，用关中西府话说道：你的眼窝瞎实了，得是？谁吐痰了？我吐的痰在哪里？政府养活你们这些人，是为这个城市服务的，不是欺负老百姓的，你看清楚，老娘不是好欺负的。让开！你不让开？得是？干瘦男人站着没有动，嘴里只重复一句话：交罚款。凡是干瘦男人出具了罚单的，没有哪个人敢抗拒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遇到的是一个不按规矩办事的女人——管你吐痰没吐痰，他说吐了就吐了，这就是规矩。贺小英向干瘦男人跟前一靠，几乎贴住了他，贺小英锐声呐喊：抓流氓！有人耍流氓哩！干瘦男人一听，撒腿跑开了。顾晓月一看干瘦男人那狼狈不堪的样子，放声大笑出来。贺小英对顾晓月说，你看见了吗？出门在外，尤其是在城市里，做人千万不能软，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你要学会抗争，和欺负弱者的人抗争，不能叫他们赚便宜。顾晓月算是见识了贺小英的另一面，尽管她并没有吐痰，可她的撒泼，使顾晓月觉得吃惊。也许，是生活改变了她，是生存迫使她这么做的。

中午饭，她们是在街道上一家四川人开的川菜馆吃的。像前几次一样，贺小英不让顾晓月买单，她自己买了单。顾晓月觉得，贺小英的慷慨大方是性格的一部分，不是虚情假意，可是她总觉得欠了贺小英一笔人情债。她说，下一次你再买单，我的嘴肯定就烂了。贺小英一听，笑了：好，为了叫妹子这张好看的嘴不烂，下一次，由你买单。顾晓月说，这才像个当姐姐的。

很少逛街道的贺小英和顾晓月没有当即回去，她们都来了兴致，逛到了傍晚。她们没有坐公交，步行而回。

两个人走出了有站街女的一条巷子。她们几乎是小跑着到了大街上，站在一家商场门前，喘着气，都放声笑了。顾晓月说，真吓人。贺小英说，有啥可怕的？来这种小巷子的，大都是农民工。你看看这些男人，女人在家给他们养孩子管老人，他们到这里来吃野食。顾晓月大概知道，贺小英接着又要诅咒男人了，就说，这些女人看起来挺可怜的。贺小英扭头剜了顾晓月一眼：可怜？我们不可怜？我们整天被机器捆绑着，像牛马一样干活，谁可怜我们？她们比我们快活多了。没有那些狗男人，就不会有这些女人。贺小英狠狠地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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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青年作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