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草树，本名唐举粱，1964年12月生于湖南。1985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已著有诗集《生活素描》《勺子塘》《马王堆的重构》《长寿碑》等诗集四种，评论集《当代湖南诗人观察》《文明的守夜人》两部。参加《诗刊》社第十二届青春回眸诗会。2012年获得第20届柔刚诗歌奖提名奖。2013年获得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奖。2019年获得第五届栗山诗会年度批评家奖。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一

一群小孩冲上山顶。

陡峭的山坡沙土哗哗。金黄的松针随着他们蜻蜓点水般的脚步扬起。树枝上有几只斑鸠，忽然拍翅飞去。蚂蚁遭难了，被他们踩进沙土，不知要费去多少时光，才能慢慢爬出。几颗松果飞起老高，落在半坡上，然后无声无息地滚下去。这帮大人嘴里的“小鬼崽子”“半化子”，总是刮风一般不会自在。他们登上峰顶，在几棵松树下，停下了，踮着脚，或爬到树上，眺望远方地平线上的火车。时值黄昏，山脚一带是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田里禾苗还长得不深，隐约可以看见水光。更远处连绵起伏的小丘陵，在夕阳下闪烁着绿光。火车就在丘陵间的凹口出现了。

哇——火车，火车。其实他们看不到火车，只看见火车突突冒出的浓烟。他们模仿火车的声音：哐当，哐当。这群小孩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这么多年过去，无数次坐火车，从绿皮车到快车，从特快列车到高铁，我依然不能忘记火车留在我记忆里的初始印象。也许正因为看不到火车本身，只看见它的烟和听到它的声音，无形中平添一种巨大的神秘感。

与我去看火车的大部分小孩，我已经记不得几个了。但是有几个人，就像那股突突的浓烟，即便烟消云散，我也不会忘记。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长一辈，我叫他毛叔叔。不久前家乡一个堂叔过世的时候，我在丧礼上见到他，背驼得有些厉害，头发大半都白了。邋遢的胡须，不怎么讲究的衣着，显示他的生活并不怎么富裕。在灵棚前的气拱门下，他看见我，说：“你也回来了。”我说：“三叔儿子打了电话报丧，肯定要回来。”他笑了笑，低头走过去了。我记得小时候在山里玩“爸爸妈妈”的游戏，就是他发起的。那时我大约六七岁，还不懂这游戏的意思，只是按照他说的做，让一个女孩躺在松针上，然后一个男孩扑上去。在我的身体下面的那个女孩，我至今记得她的名字，但是自从我考上大学，或者更早，就再没有见过她了——对了，她的爷爷奶奶去世后，她在城市工作的爸爸妈妈就把她接到城里去了，因此，准确地说，我是八岁以后就再没有见过她了。三十多年以后我见过她父亲一次，我问她怎么样了，在哪里？她父亲说她在银行工作，丈夫也是做金融工作的，是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我说：“那挺好。”他说：“他们拿死工资，比不了你。”我说：“哪里，哪里。”其时我下海近十年，有了自己的公司。

三爷灵棚的北面，不到一里路的远处，就是那座我们看火车的青山。现在灌木长得密不透风，人都进不去了，更不要说去山顶。山顶上屹立着一个高高的移动信号塔，它和山脚下的水泥路，是两个鲜明的现代性符号。除此之外，村子里房屋基本上都翻新了，坡屋顶，瓷砖外墙，砖混结构，都是按照城市的套间设计，只不过每家比城市的房子多了一个堂屋。毛叔叔的房子依然是过去的砖瓦房，显得破落，寒酸。当年在毛叔叔下面傻笑的女孩，是我的堂妹。她嫁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子，丈夫在城里的批发市场做生意，育有三子一女，早早就在县城买了房。每年春节回来拜年，我都会遇到她。她看上去精神很好，只是比原来胖了，衣着非常讲究，总是系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五年前，她的丈夫突然心肌梗塞走了。孩子都成家了，父母也不在了，她像整个地被悬空了。傍晚时分我看见她从塘岸上走来，仿佛换了一个人，颇有点老态了，脸上长满黑斑。她看到我亲切依旧，老远就喊，不过也仅此而已，似乎没有更多话题，聊上几句就会出现多少有点尴尬的沉默。

三爷就埋在那座青山的半坡。出殡那天，我们都再一次上了那座山，除了去了城里再没有回来的。站在三爷的金井上方，我试着朝火车站的方向眺望，下面的田野大部分都撂荒了，只有稀疏的几丘玉米在风中摇曳。前方的丘陵被工业园的厂房遮去大半，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再看不到火车突突的浓烟——它在天空拖长，变淡，直至成为一片蔚蓝的虚无。

二

火车，作为一个词，它因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语境，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它首先是一个工业文明的符号，第一次半遮半掩，像个女人衣领半开，出现在古老的农耕文明视野里，它带来的是惊奇，而不是马贡多的恐慌。当然，它同时意味着，此地和远方的沟通有了可能。当代社会流行一个词：诗和远方。它几乎成为无所不在的心灵鸡汤，仿佛一贫如洗，揭不开锅了，我们还有鸡汤。我们对幸福的向往被寄望于一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同时把诗也搭进去。政治家总是擅长用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来统治他的臣民。俄罗斯的未来主义，就是一个短命的诗歌流派，“穿裤子的云”只给人一时的时髦，未来主义终是安慰剂。诗发生于“此时此地”，即便在超时间的维度，亦有“此时此地”的倒影。

中国古代人的幸福观是世俗主义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我的记忆里，二者都不如我幼年的一次经历所激发的幸福感，来得那样强烈。当然我也没有真正体会过“洞房花烛夜”，没有足够的底气去说“不”。在我们家，记不起什么时候，父亲在一次家庭会说，送我上大学后，就一概不管了。不是他具有某种类似西方的伦理观念，而是实在太穷了。我和妻子像过去的革命夫妻一样，凭着一间出租屋、一张床，就结婚了，没有父母、亲友的祝福，没有红囍字，当然更没有任何仪式把幸福推向一个高潮。幸福是以溪水汩汩、润物无声的方式表现在每一天的日常里。至于后者，当年在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是否算“金榜题名”？当然。放榜那天我在学校的报刊栏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红榜上，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不真实的感觉，虽然经过了漫长等待，却依然觉得突然。我跑到校办去问学校有没有和我同名的人，那个戴着老花眼镜的主任，从老花镜的上沿看着我，“除了你，还有谁？”得了！我几乎像一朵云一样飘回家，而对我身边那个可怜的落榜者——我们曾经扶肩搭背，被班主任命名为“三把叉”——居然视若无物。

这一切似乎与火车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即将发生关联。在我人生经历中，那种超过“金榜题名”的幸福感不但和“火车”有关，还有“远方”。大约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一个与往日没什么不同的星期五，班主任老师宣布了一个通知，说第二天学校组织同学们坐火车去参观八四一一。火车，那时候在我的意识中还只是一个闪烁的词，我还不能建立确凿的名实关系。“八四一一”是什么？一个军用机场，停了很多飞机的地方。在我幼年时，久久仰望天空，一是大雁飞来的时候，一是出现飞机的时候。当飞机拖着长长白烟掠过天空，我的目光会久久追随它细小的身影。有几次，飞机从天上撒下传单，小孩们在大地上追赶那些飘飞的纸页。我已经记不起上面印着什么了，但是那种幸福降临的印象却十分深刻。现在我们要去那个停着很多飞机的地方了，坐火车去，你想想。

接下来就是兴奋，焦灼；焦灼，兴奋。焦灼，是因为时光走得太慢。门口的椿树在田野上拖着长长的影子，仿佛一动不动，我在屋里转一圈出来，它才爬到土墙上。夕阳照在墙面上，几只蜜蜂在墙上的小洞口扇动翅膀，慢慢收拢，钻进去。换个时间我会拿一根手指堵住洞口，然后用另一只手，抓住它那脆薄、有些瑟缩的翅膀——那一刻我对它已经毫无兴趣。母亲站在门口呼唤鸡，几只母鸡迈着慢悠悠的步子，一只公鸡忽然跳到母鸡身上去，张开翅膀，一阵咯咯——这曾经让我兴味盎然的场景，也不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了。像一个丢了魂的人，母亲大喊我回家吃饭，她喊了半天，我才听见一句。

一夜未眠。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那时候，我和弟弟是睡在爷爷房里。在爷爷的雕花床斜对面，放着一张被称为“兜子床”的东西，说它是东西，是因为它太简陋，实在不像床：搭在砖头上的木板上铺着稻草，随着我翻身不停地发出窸窣声。弟弟很快睡熟了。爷爷的鼾声传来，像吐火。床底下不时有老鼠倏地蹿过，接着发出一阵唧唧声。我知道那是我们家的那只大黄猫得手了。我的心思不在它们身上，一双眼望着透出淡淡月色的窗纸。大约到了下半夜，老鼠在楼板上弄出更大的动静，像有人在大步行走。我没有半点恐惧，爬起来走到窗边，扒开一块破损的窗纸往外看，院子静悄悄的，四周传来叽叽的虫声，一轮皓月高悬淡蓝的天上，月光照得院坝明晃晃的。它让我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没有天亮。是啊，鸡还没叫头遍呢。“你这伢子半夜还不睡，在干什么？”爷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赶紧爬上床，睁着一双眼，对着窗户。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这和火车有什么关系？当安娜回忆往事，沉浸在意识流中，从车站摇摇晃晃走向铁轨，卧倒下来。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火车代表着死亡、命运、绝望和恐惧。我不知道火车最初对安娜意味着什么，无法猜度。它对于我，就是幸福，或幸福的代名词，就像燕子飞进灶屋，引起燕窝里雏燕一阵喧嚣：那一圈像绽放两片嫩叶的嘴张开，露出粉红，呀呀一片。或者一缕阳光穿过树枝，照耀水洼，墙上有个明亮的影子在摇曳，就像一个人在打秋千。神奇的是，这些幼年见过的场景，我在蒙塔莱的一首诗中再次见到，只是它是作为一种几乎难以企及的存在，指向幸福的代价、它的脆弱和与之相应的悲伤。历经人生的厄运后，我当然明白幸福并非那么简单——

幸福，为了你

多少人在刀斧丛中走险？

似黯然的幽光

你在眼前瑟缩摇曳，

似晶莹的薄冰

你在脚下战栗破裂。

世上的不幸人，

谁个不是最爱慕你？！

似柔美，烦扰的晨曦

激起屋檐下燕巢的喧嚣，

你刺过凄雾愁云

照亮一颗受伤的心。

唉，似孩童嬉耍的气球儿

高飞远逸，

徒自留下那

莫能慰藉的涕泣。

可它又是多么简单！天亮了！越来越接近幸福的时刻。后院传来锄头和粪箕的声音，干草的声音，以及鸡笼门打开的声音。父亲的咳嗽声。母亲的脚步声。往常我还在呼呼大睡，母亲在窗前喊了一遍又一遍，我总是翻个身又睡着了，这天早上我早早就起来了。母亲问我，你起这么早干什么，我这才告诉她原委。我早饭没吃，往学校走。母亲在后面喊，锅里有红薯。不吃了，我背朝她挥了挥手。我想我肯定是第一个赶到学校，不料走到教室门口，看到大半同学已经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了。刚刚过去的，远不是我一个人的不眠之夜！

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了！我们在站台上排着队，不断有人伸出头侧望，甚至有一个同学跳到铁轨上，俯下身子，耳朵贴着铁轨听，像个老师傅。这一惊人的举动把老师吓坏了，一顿呵斥。那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我已经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但是那一刻她涨红的脸，起伏的胸脯，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火车呜的一声，冒着浓烟，咣当、咣当进站了。我们的那个女老师更紧张了，不停地喊，排好队，不着急。当车门打开，乘务员走下来，我们像一阵风一样蹿上去。我第一个抢到了座位——其实车厢空空的。我奋力开窗，抬不动，就让紧跟我上来的同学帮忙。车窗打开，伸出头去，老师还在站台上招呼几个女同学，没上来呢。

绿皮火车徐徐启动，呜的一声，呼哧呼哧。车站，电杆，田野，丘陵，池塘，一切都移动起来。一双双明亮的眼睛紧挨窗口，坐在靠过道的也爬过来，一双双好吃的眼睛，开始贪婪地吞吃世界的美味……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一天，我在广州出差，接到父亲辗转打来的电话，让我回去相亲。他催得急，我忙完手头的事情，就赶往火车站。广州车站的广场，黑压压一片人头攒动，售票大厅排着长长的队，一直延伸到外面，直至广场边沿。倒票的黄牛如苍蝇，围着我团团转。我本能地排斥这些贼头贼脑的人，又忍不住问了问手续费。一百块，太贵了。我从缓缓移动、令人有些绝望的队伍出来，生出坐长途汽车的念头。我向一个穿制服的人打听开往湖南的汽车，他向旁边的一个青年一指，他可以带你去。那个青年看上去很瘦，像个吸毒鬼似的，当然我当时没有这样想。他有着一种冷冷的热情，并自我介绍说，他也是湖南人，道县的。也许因为心急，我完全放松了警惕，跟着他往电视塔的方向走去。我提着两只大包，里面装着衣服、书籍和资料，走得比较慢，他远远走在前面，不时和遇到的熟人说着白话。我开始感觉不对，就反复问他还有多远，也不肯跟他走小巷。快到电视塔附近，他指着一个地方对我说，原来发车点是在这里，可能改地方了，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吧。

我们开始往回走，转向他说的另一个地方。他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悠然而又风快，完全没有半点外来人的陌生和紧张，在我心里，他的背影越来越像一个疑问号，不断放大。我不知道在哪个岔路口开始，他身边多了几个人，五六个，都是两手空空的青年，穿着流行的廉价T恤，一边说笑，一边抽烟，偶尔有一个不时回望我一眼。我已经断定自己落入圈套了，放慢脚步，悄悄拉开与他们的距离，想着如何脱身。突然，那个道县人恶狠狠地回头说，快点走！他完全换了一副嘴脸，这让我更坚定了内心的判断。必须马上脱身，我心想。大街上行人越来越少，两边的高楼似乎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车流哗哗，像河流永不止息。我看见远远驶来一辆亮着“空车”指示灯的出租车，就迅速往马路中间走。他们发现了我的行动，就往回追，隔着一条车流，嘴里大声骂，你他妈的给老子站住，难道煮熟的鸭子还飞了不成？我几乎是冲往前面挡住那辆出租车，将一只包丢地上，手指着挡风玻璃。出租车哧的一声刹在我面前。我连行李一起滚进后座，在关上车门那一刻，那帮人离我已经不到两米了。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赶快开，遇到抢劫的了。司机挂挡，加油，车子启动之际，那个道县人的手几乎触到了车窗。这群气急败坏的人在后面东倒西歪，越来越远，直至消失，但我还是不断伸出头往后看，担心他们打车追上来。我到达广州车站，迅速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高价票：最近的一班，越快越好。我拎着行李一路小跑，越过检票口、天桥、月台，登上那趟快车，不到一分钟，火车就开动了。

车厢里塞满了人。我就着门边站立，望着向后退去的广州，气喘吁吁。广州和这趟从绿皮列车时代升级的快车，它们的上下文已经完全变了。“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闪现/湿漉漉的树枝上许多花瓣”，那是一九一一年，在巴黎的某个地铁站，一次大战还没有爆发，美国诗人庞德的浪漫主义想象，压缩在一个清雅、冷艳的意象里。广州在我的视野里退去那一刻，楼房，人群，电视塔，幕墙闪闪的酒店，一切都在黄昏中化作一副魔鬼的面孔。火车在我心中像天堂般的存在彻底崩塌了。我的眼前浮现的不再是树枝在纺线、河流在缓缓转身、轰鸣的隧道演绎柳暗花明，不是走在过道里，从纷纷投来的目光感觉自己年轻的存在，而是在过道里“金鸡独立”二十小时的辛酸，从车窗爬进去的无奈，任无数的脚掠过头顶的隐忍。不管怎样，我想，总好过那些开往奥斯维辛的闷罐车。我有理由相信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那首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车站》，有着强烈的历史感——

一列火车驶入站台。一节节车厢停在这里

但门没打开，没有人上车或下车

究竟有没有门？车厢内

被封闭的人群拥挤着来回走动

他们从坚不可摧的车窗往外盯望

外面，一个拎锤子的男人沿车走动

他敲打轮子。轮子发出低弱的声音。

但就在这里！

这里声音在不可思议地膨胀：一阵雷鸣

一阵大教堂的钟声，一阵周游世界的船声

将整列火车和地上潮湿的石基托起

一切都在歌唱。你们会记住这情景。

继续旅行吧！

那些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有门，对车上的犹太人，却已经失去意义。一路上不会打开，直接开往死亡。那个拎锤子走动的男人，在我国的铁路部门被称为安全员——这是我在郑州说起这首诗，在座的一个郑州铁路局的诗人告诉我的。检修列车的安全，敲击轮毂的声音，在诗里获得象征，它有一种巨大的拯救的力量。“一切都在歌唱”，我已经昏昏欲睡，太累了。中国诗人于坚《在漫长的旅途中》描述的，现在看来不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场景，也永远停留在一九八六，“黑洞洞的车厢中/有人在我身旁熟睡”，是的，但我发现有人在搜摸他们的口袋，和站在过道的其他人一样，我半睁着眼，陷入沉默。那人手里明晃晃的刀子，让我强打着精神。列车在夜晚的大地哐当哐当摇晃着，一个大摇篮，终于把我摇进没有梦的梦乡。当列车员报着站名，喊着，不要睡觉了，睡觉的醒醒，我惊醒过来，一摸，眼镜不见了，接着发现旅行袋的拉链也打开了……我被洗劫一空，包括我在广州替别人做技术服务获得的一笔丰厚报酬。

我站起来，问身边那些人，一个个都摇头，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告诉我，是车上那个劫匪半夜趁我睡觉干的。我转过头去，透过车门的玻璃望向外面。天亮了，窗外的房屋，墙上的标语，以及那些绿色的山岭，不再陌生。它们意味着我离没有魔鬼、只有鬼魂、有我父母在的、没有陌生的家，不远了。

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K3865次列车向西。

我在车站接到电话，返身就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连连说，看到了，看到了。我们的声音在手机和候车室两个空间同时传进耳朵，有了一种奇妙的共鸣。

他是我的表哥，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见面了。我去城里上大学，分配到单位工作，然后下海。他在家务农，我大学没毕业他就去外地做生意了。两个人像不同地域的火车奔驰在不同线路上。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就是过年去外婆家，也难得凑一起，何况他的母亲即我的姨妈和我母亲，是同母异父，到底没有那么亲近。

他比少年时胖多了，走路有点像洋鸭婆，脖子上一条粗大的金项链格外耀眼。他做生意早，大约捞了一桶扎实的金，但是他到底有多大身家，我也不知道。我们相约去西部某个城市，那里一个新成立的地产公司邀请我去做副总经理并要我入股加入他们。我从小管这位表哥叫鹏哥。这次鹏哥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就联系了我。我隐隐意识到他也想加入，但是必须有一个介绍人。

我们在车厢里坐下。车厢里人多，连过道都站满了。我们幸亏提前买了票——鹏哥买的，两个面对面靠窗的座位，可以悠闲地坐着聊天，喝茶，甚至喝酒。他还真带了两瓶酒，小瓶的劲酒，还有花生米。“鹏哥真是想得周到。”我说。他哈哈一笑，大手一挥。“我把车票钱给你。”我说，随即把早准备好的钱递上。他把我的手推回来，说：“老弟，你这么做太见外了，你把鹏哥当什么啦。”车里人多，众目睽睽下，我不好意思再坚持。“我们在外婆家门口那棵大樟树上摸喜鹊蛋，你还记得吗？”鹏哥说。我当然记得，那时他个子比我高一大截，他蹲在地上，让我踩着他的肩膀攀上去。那棵大香樟怕是有上百年的历史，树枝在风中晃动，主干稳稳的。我身子轻，像猴子般迅速攀了上去，他跟在我下面，也攀上来了，时刻护着我。喜鹊巢筑得高高的，攀到它的附近，树枝开始摇晃。他在下面喊：“你慢点，慢点。”当我把手伸进那垫着干草的喜鹊窝，几粒蛋的温热从手指一直传到我心里。“那时候真好玩。”我说。他看上去也很开心，朝我举起小酒瓶。

火车作为一个词，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常见的前缀：“时代”。“时代的火车”或“时代的列车”，意味着一个火车头拖着一列车厢，那车厢与无数的人形成自然而然的隐喻，尽管数字上可能不对称。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这不会构成障碍，不会怀疑它的精确性，艺术的精确性是另一层面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对“时代的列车”有着更为深刻的共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平等的机会，像行驶在一条铁轨上的不同的车厢，是水平的而不是垂直的——如果是垂直的，我们会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恐惧，不论在上面还是在底层。平等，独立，又相互联系，行驶在广阔的原野上，穿过河流、隧道、沙漠或草原，尤其在夜晚，每个窗口都透出亮光，就像黑暗里一串长长的花朵。但是，如果你深入其中，会发现它有着更为深邃的诗意，或许是诗意的残忍。在我成为那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后来是总经理以后，我时常想起我在车厢的连接处，听到它们之间挂钩摩擦的哧哧声，这种声音也发生在股东之间，只是呈现为不同的形式。这种摩擦不产生动力，徒然消耗自身。急剧的摩擦，发热，无比痛苦，但是在运行中又不能脱钩——脱钩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鹏哥顺利地加入了公司，当然离不开我助的一臂之力。像一节车厢挂入另一列火车，我完全进入另一个轨道。沿途风景随之一变。钢管的森林，比桉树林更笔直挺拔，直指蓝天，安全网为之着色。挖掘机是这一片丛林中的猛虎，脚步不那么沉重，但是那压着泥土、沙子和石头的咯咯声，就像人的骨节在裂开。铲车像大象，有着更为宽大的“鼻子”，有着永不枯竭的神力，但是有一天，它突然被床单厂的一群职工挡住，一个中年人纵身一跃，跳进它的“鼻子”里，它咕咕一声熄了火。无数铲子和挖机、铲车对峙，挖开的基坑被纷纷扬起的铲子填平。大雨中，市长打着一把伞，远远看像一座塔，暂时镇住了铲子的“暴动”。

“临时停车”，不论在白天或黑夜，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我不知道何时能够排除“故障”，一天的等待不是在火车上徒然消耗了时间那么简单，而是可以清楚计算的真金白银。我每天都往政府跑，那一段时间在政府大楼的走廊里没有谁的脚步比我的更急促。这与火车上的情形大不一样了，乘客只能“无为而治”，无奈等待。但我的“有为”，遭到鹏哥和其他股东的质疑，事实也明摆着：“故障”没有排除。股东会开到深夜，围绕着“故障”，又仿佛不是。鹏哥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两个股东附和他。我说，没有那么简单，必须依靠政府协调。摩擦开始了，发出吱吱的噪音。

铲车重新发动了。它的巨大的斗像大象的鼻子，又悠然地上下开合。鹏哥弄来了几包珍稀的大红袍，说是福建一个老客户送的，放多年了，舍不得喝，今天拿出来庆祝“故障”排除。茶壶嘴吐出一道深红而又透亮的液体，散发着一股清香。我喝了一口，端着杯子，说：“好茶。”其实我也不能辨别茶的好坏。他说：“你专业，有能力，不比我们这些土包子，但是你太书生气。”我知道他对我还是有些看法，也无法跟他沟通，头一次，我发现这个少年时代背过我的男人，坐得那么近，却离我那么远。“火车”在前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又是充满生机的沿途风光。搅拌机的汩汩声，就像泉水流淌在乱石中。振动棒的轰鸣有些刺耳，有时候像杀猪时，刀进入猪的脖子之前，猪被捉住的一阵汪汪。我不知道鹏哥听到有什么体会，至少我从他脸上的笑容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卷扬机启动时一阵噼噼啪啪，就像放鞭炮，又不是，而是带着一定节奏，它的停顿发生在吊篮里那个躬身搬砖或拖混凝土的人站起那一刻，他的一次工作完成了，拖着斗车，离开吊篮，卷扬机就又哗啦哗啦下来，进入下一个循环。瓦刀敲击多孔砖的声音就像群鸟啼鸣。小鸟的声音不能改变森林，或者说使森林的表象发生改变，但是瓦刀的声音，让一面面墙就像雨后春笋般突突地往上升。“再喝一杯。”鹏哥说。他换了一包茶，这是新的一泡。他进入某种悠然的节奏，前方似乎正在显露一片美景的端倪。我没有看他。我注意到卷扬机突然停了，钢丝绳剧烈颤抖，鸟群从周围的树冠射箭般飞出。开卷扬机的女人，全神专注吊篮和手里的长方形开关，没看到工地上玩沙子的孩子玩到了卷钢丝绳的绞盘上，她一按开关，孩子被卷了进去，发出一声尖叫。那是她的孩子。她自己按的开关。卷扬机在她手里头一次发生非正常停机。我们不得不离开“火车”上的茶饮时刻，进入“沿途风景”，迅速封锁消息，处理后事，以免停工整顿造成更大损失。那个女人的身份证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之前我们如果谈论到她，称之为“开卷扬机的民工”或“包工头的老婆”。我们中间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的名字。就是孩子。一周后我们又回到“火车”上，那个女人依旧进入“沿途风景”，在那里启动卷扬机，让另外的民工在一个简单的循环里循环，保持着单调的节奏。砰——哗啦哗啦……

我们谈论火车，是在谈论什么？

我和鹏哥像两节车厢。一个公司就是几节或十几节车厢联结在一起。火车头不是董事长，法人代表，是欲望、金钱、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杂烩，是之前可称之为理想其实很快褪色的东西，就是不是人。无人驾驶。每节车厢之间挂钩的摩擦声透出的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物质主义，熟人变成陌生人，陌生人变成熟人再演变为仇敌，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表面波澜不惊暗里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这辆小火车在中途不得不停下，解散，重组，我和鹏哥也脱了钩。不得已而脱钩。两节车厢已经产生太大的扭矩，不再是一股合力。有一次，我在高铁上看见一个小站废弃的一节车厢，一晃而过，到了另外一个小站，我又看见两节。倾倒在铁轨尽头的杂草里，锈迹斑斑。我突然发觉这些废弃的车厢，在敞开的空间又似某种隔绝，倾圮欲倒又像一个人在斜坡上挺住了向下滑行的惯性。我一直保存着鹏哥的手机号，他还是我的表哥，但是他是否留着我的，就不得而知了。我记得分别几年的中间，我打过他的电话，通了，无人接听。直到外婆去世，我们再一次见面。我远远看见他站在一面族旗下，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不冷不热，和我握过手，就转身去了灵堂。我跟过去，在外婆的灵位前烧纸钱。外婆在镜框里微笑着看我们，仿佛在说，你们都来了。

出殡那天早上，鞭炮喧噪，锣鼓声声，唢呐吹得震天响。鹏哥站在我的前面，我们都披着孝。当盖着毯子、绑着大牛的棺材缓缓移动，我和鹏哥，似乎又成了两节挂在一起的车厢，沉默着，共同的悲伤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而外婆的棺材，就像一个火车头，一列比绿皮列车更老旧的列车，驶向大地上的山岭。

五

小桌板上的保温杯，稳稳地立着。茶水纹丝不动，从里面透出淡淡的金黄。

这是在高铁上。从高铁站的宏伟、宽敞、智能化，到高铁的舒适、洁净、井然有序，绿皮火车仿佛是前朝的遗物。凭身份证一刷，两扇门就向你开启。不再要排队买票。长长的队伍。令你焦灼、绝望，两腿发软的队伍。不再需要长方形的硬纸车票，上面印着座位号，那时你上车前就会给你一丝丝幸福感和自豪感，如果打着钢印“无座”，你在上车前就会操心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漫漫长夜。“黄牛”彻底灭绝了。像苍蝇般围着你嗡嗡的“黄牛”。谁也不用担心座位，手机上一点就可以提前解决，且可以凭自己喜好选座位，或临窗，或靠过道。当然也逃不了票，至少我不知道有谁以什么样的方法逃票。有一年春节前，我和两个朋友从怀化回老家，在卧铺车厢，我们让孩子睡到上铺躲起来。列车员走过来，问我们几个人，我们中间一个人说，四个。不对！孩子的头从上铺冒出来，嘻嘻地笑着。

对号入座。不是过去的对号入座。真正的对号入座。高铁飞速而安静地行进，除了乘务员、兜售午餐或零食的铁路职工，或偶尔打茶水、上厕所的乘客，过道里空空的——这空空有如动中之静或一幅画的留白。不再是“济济一堂”：有人扶着座位靠背，脑袋耷拉着，不时往下一栽；有人嗖的一声钻进座位底下，在疲累中呼呼睡去，半夜突然被一只脚踩醒，在下面睁大谁也看不见的眼睛；有人爬上行李架，小心翼翼一边挪开行李一边向它们的主人说着好话，挪出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很快被走过来的列车员叫下，再要找一个立脚的位置，变得无比困难。

在高铁上，大件行李放在车厢入口的行李架上，背包或小箱就放座位上的行李架或座位下。不再是过去的混乱：过道挤满人和物，行李架塞得满满的，有人抱着大彩条包坐地睡觉，那个塑料包发生一点声响，他或她，就会立即惊醒。那里面通常放着钱。有些是把钱塞进长筒丝袜里，然后绑在腰上。我父亲去全国各地进中药材，无论新疆、陇西，还是亳州、安国，都是这样，回来一看，发现腰上出现了像带状疱疹一样的东西，母亲赶紧用一种什么软膏给他涂上。现在不用了，什么都是手机搞定。一人一个座位，不超员，人和物各得其所，井然有序，有了更大的舒适空间，扒手和小偷的空间不复存在。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临窗的座位，靠着窗，窗外的风景就像一幅印象画一样呈现在眼前。现在我喜欢靠过道的座位，方便走动、打茶水或上厕所，或站到车门边，一个人静静看更大视野的风景：田野，青山，现代风格的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一头栽进手机，还有无边无际的虚拟空间。你不知道邻座一会笑一会眉头紧皱的来由。交谈更少了，尤其疫情期间，人人捂着一个口罩。过去火车上的交谈，其实也不全然是谎言，大话，海阔天空。有一次，我挤在过道和第一排座位的一个小空间，人群黑压压的，车厢里散发着汗臭、狐臭和其他不知名气味的混合味道，我一抬头，看见一个眉目清秀的姑娘蹲在我面前，随着列车的晃动，她的膝盖会和我的轻轻一撞。我们开始聊起来，聊了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一夜畅聊，分别时已然有几分依依不舍了。

人到中年，你会感觉时光就像高铁，哗的一声就过去了，只是你坐在车厢里，浑然不觉，减速玻璃也制造错觉——不然是会产生眩晕的。我最后一次坐特别快车是数年前，从北京到长沙，直达，时间正好是傍晚出发，睡一觉，天亮就到了。那时已经有高铁，或许我心中仍有某种怀旧情结。上了卧铺车厢，四个铺位只有两个人，和我一个车厢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一上车就戴上耳塞，进入她的音乐世界里去了。我看了一会书，眼睛累了，又撩开窗帘，看看窗外。黑漆漆的一片。列车奔驰在华北平原上，过很久才看见几点灯火，一闪而过。我再没有兴奋、好奇，只有沉思。列车向家的方向奔驰，我是在回去，但是有很多地方回不去了。不再像一滴水那样具有兼容性，融入大地、河流、大海。我关上窗帘，熄了我这边的灯，睡了。另一边的灯仿佛是一个音乐世界透出的光，但离我十分遥远。早上，列车抵达长沙站，对面的女孩对我说：“你帮我拿一下上面的行李好吗？”我立即攀上去，把她的两个行李箱拿下来。我心想，她大约是个大学生吧。她推走行李，一声谢谢也没有，径直朝车门口去了。

到站了。从扶梯下去，走地道，过闸，一路畅通无阻。高铁站出口骤然紧张起来，人群被围栏挡着，导向回字形的狭窄通道。几个戴袖章的大声喊着“扫场所码，出门做核酸”。我仿佛从遥远的幻游中，又回到了现实：有序但被限制，仿佛又进入某种大战将临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