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月26日，随着馆长李敬泽再一次把手与巴金先生的手模印重合，《文学馆之夜》来到了第四夜，节目从这一期起也正式宣告过半。如同清蒸鱼的中段，盛宴中最细腻醇厚的部分被送到观众面前。这一夜，李敬泽、汪朗、梁晓声、张泉灵四位嘉宾的讨论话题是“父与子，肩并肩”。父子关系——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更是百年新文学以来一个常读常新的母题。

在文学馆建筑群的后方，朱自清先生的塑像凝望着馆里的小池塘。夏季的夜晚，池塘水面倒映着月光，睡莲绽放，几多雅趣。设计师在借鉴《荷塘月色》的巧思进行布局时，恐怕没能想到，参观者和馆员们日常会取道先生背后，在观赏荷塘美景的同时，又能体味一重《背影》的意境。“背影”是一种现实，一种隐喻，一种象征。“我”和父亲之间那种关切与被关切、理解与被理解的感人场景，发生在无数个家庭之中。有多少人是那默默无言、不善表达的父亲，他们翻越旧时的铁轨，只为儿子买几只橘子，今日在土地上、车流间、电脑前辛勤工作，多半也只为能早点回家，看看素日里心头倏忽闪过的孩子的脸。清淡质朴、情真味浓，醇厚的父子亲情铭刻在中国人的血脉里，铭刻在我们共同的民族性当中。

当然，在父子关系的日常环节里，紧张与潜在的对抗往往是常态。几位嘉宾为观众们引述多部文学经典，其中的父子关系都可谓跌宕起伏。从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到巴金的《家》，父亲在整个世界近代文学的谱系中都关联着陈旧、腐朽，习惯性地成为着被批判和被淘汰的对象，父亲的形象很天然地与新旧文化冲突联系到一起，并成为这种装置结构的核心所在。可以说，在近代文学里父亲走到哪，儿子就要反抗他到哪。而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中，父权制内在要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在“五四”时期也遭到了来自文学思潮的猛烈冲击，《家》中“长兄如父”一般的觉新、《雷雨》中的周朴园、《子夜》中的吴老太爷等人物，都与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文化相关，而“子一代”的形象往往光明可爱，充满了朝向未来的新鲜感。

不过，这种文化上紧张的“父子”关系，也陆续随着现代性危机的自我纾解发生变化，汪朗和父亲汪曾祺的关系就是一个反例。汪曾祺先生在他的名篇《多年父子成兄弟》里写到，“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现实中的汪家父子还真是这样，儿子管父亲叫“老头儿”，汪曾祺有时挂不住了就说，“你们要对我好一点，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孩子们才不管这一套，集体把话折回去，“老头儿，就你？别臭美啦！”好吧，但汪曾祺先生也无话可说，因为毕竟他说过，“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先生强调“童心”，意味着他内心要打破传统意义上功能性的父亲，打破作为“父亲大人”的规矩，回到一个正常的“人”，并以这种“人”的身份和妻子、子女之间达成和平、平等的互动关系。不仅让子一代免于文化窒息的危险，也是为父一代卸除了精神枷锁。这多少也像梁晓声笔下的若干父亲形象，虽然也有着一个社会角色般的父辈威严，但他们既不教条，也不世俗，更没有包装和作秀，梁晓声笔下的父亲是真实的、健康的，拥有本真的、朴素的精神面貌。这原不是新鲜事，本来就应该如此。

但从现实层面观察，或许汪曾祺们对生活或未来的想象仍过于理想，尤其在当下，原生家庭的诸种问题被空前地放大，并在传媒语境里日渐表现出暗藏风险的夸饰。从许多改编影视剧中我们得以发见：贾宝玉须在最后完成向父亲重大的拜礼，以示某种精神和解（2010版电视剧《红楼梦》）；哪吒的影视形象也一变再变，最终一改冲破天地的孤勇而轻易地被父亲的行为打动（《哪吒之魔童降世》）……尽管父子关系被不断地从“对立型”简单地置换为“友好型”，但是其被符号化和不断征用的境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张泉灵说，“‘父爱如山’，就是那个如山的背影，不是一个笑脸说‘我爱你’。”的确，现实中的父亲是复杂的、多解的，即便就是“父爱如山”，也会如李敬泽所说，“‘父爱如山’同时意味着它是如山一样沉重和沉默。”百余年前，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中写下，“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如今，我们恐怕不能任由父亲成为那没有无从寻觅面孔的扛闸人了，在走向“宽阔光明”之地以前，还需听取他的诉说与经验，理解他的沉重与沉默。父亲啊父亲，儿子不能只注视着你的背影，还要迈出步子向前，让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恐怕只有这样，当代中国的父与子、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才能一起“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想到这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一期的“父与子”主题强调“肩并肩”。那么，朋友们，当我们下一次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请一同坐在或站立在朱自清先生左右吧，不要让他徒留一道历史的寂寞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