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西在哪里？西是相对而言。

过去，山西民歌有《走西口》，此处“西口”，从狭义的层面，是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的杀虎口。

杀虎口，杀胡口的变音，古时也称参合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北朝民歌对阴山下敕勒部落所生活的草原面貌的记录。明朝中后期，长城以南的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生民陆续到长城以北的草原牧场寻找生计，泛称“走西口”。从人类学角度，走西口是中国历史上历时较长、规模较大的民间的人口自主流动。晚清至民国山东等地农民，出山海关，到关外谋生，被称为“闯关东”，也与此类似。故土难离，背井离乡，流徙之旅充满迫不得已、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近年来我们能够看到的诸如《走西口》《闯关东》之类迁徙题材影视作品选择悲剧或悲正交加表现手法。这多少还是站在农耕民族角度省己察人，以期共情共鸣。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迁徙和流动可能就没有那么悲壮悲观了。

以蒙古族为例。蒙古族大概是迁徙最频繁的民族之一。今天，蒙古族大规模居住地是内外蒙古，但在新疆玛纳斯，在西藏靠近尼泊尔的边境，在云南怒江边，甚至在匈牙利等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我都听到关于蒙古族较大规模居住的信息。这里面原因，大多与蒙古族骁勇善战、长期出征戍边有关。这是战争等非常态原因导致的人口流动。千百年来，在半干旱地区，一个草场的牧草吃完了，牧民和他们的畜群就要寻找另一个有水有草的地方。留在草原上的牧民们，“逐水草而居”，像候鸟一样，也是一年四季都在搬家。

转场、流动、居无定所，用语言赋形，这些词纷纷被发明出来。

“一般天山牧场是这样的，夏牧场在高山上，春秋牧场在半山腰附近，冬牧场在海拔较低、地势平坦的地方，每当季节变换，哈萨克牧民就要搬到不同季节的牧场，有‘夏天羊赶雪，冬天雪赶羊’的说法，所以，哈萨克牧民是世界上搬家最勤的民族。”这段话，是新疆作家李娟在散文集《冬牧场》里对自己跟随哈萨克牧民转场生活经历的记录。文章用摄像机般诚实的文字，把西北边疆一种几乎已被淡忘的古老的生活方式，重新推到公众眼前。

人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没有人或人口质量不高的地方，是注定没有发展前途的。这个规律早被历朝历代参透，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和地区。无论是自由迁徙的游牧民族，还是长期固定在土地上耕作繁衍的农耕民族，从人口密度大的地方疏散到人口密度低的地方，从崎岖的山区搬到舒展的平原，从内地迁到边疆，从战火纷飞的家园逃到幽僻安静的深山老林，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最初都是“趋利避害”，最终形成人类活动的一种常态。“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流动中，人类社会通过通婚、结盟不断出现新的族群，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结构，产生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进入21世纪，随着大规模城镇化建设、户籍制松绑，中国由乡村进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打工潮、求学潮，等等，蜂拥而起，人口迁徙频率之高、规模之大，确乎前所未有。大中城市急速膨胀，传统乡村成为候鸟型家园，这种人口的单向流动，到了近几年，随着乡镇生态改良、后发展优势显示，又有新变，一些城市人口开始向乡村返流。城乡界限模糊，这一变化信息被敏感的作家捕捉到了，比如作家乔叶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宝水》对此就有所记录。近年来的这些流动，多是自主流动。人口自主流动的日常化，表明人类可以自由选择，社会开放程度提高。

人口的自由流动，有时候是不被允许的，甚至令人厌弃。

有意思的是，汉语中的“流”，属于中性字源。面对客观事物的时候，有美好积极的一面，比如流利、流行、流畅。也有不美好的一面，这一面往往是用来描绘某类人，比如流氓、流民。

秦王嬴政扫合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之后出台的“禁民二业”国策，明确禁止老百姓更改自己的职业。这就意味着，农民就是农民，牧民就是牧民，做生意的就是做生意的，一辈子都不能换工作。这个政策也是对人口自由流动的极大限制。《管子·四时》里曾有“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之类记录。什么是流民？离开家园，四处流亡者。宋代晁补之有诗题为《流民》，“生涯不复旧桑田，瓦釜荆篮止道边。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郎钱。”这首诗抓住了跟流民相关的一些特征性强、附加信息明确的元素如瓦釜、道边、荆篮、青荚，生动细致地描述了流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流氓”，原义就是指无业游民，后来延伸为从事不正当职业者。汉语里还有个词叫“二流子”，基本上与“流氓”是同一家族。汉文化对“流民”“游民”的态度，让我想起日本镰仓幕府时代出现的一个特殊人群—浪人。过去在日本电影和书籍里看到这类形象，总是感到疑惑。这群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一方面横冲直撞，仿佛很有势力，另一方面行为接近流氓无赖，不登大雅之堂，社会地位很低。在军国主义占上风的近代日本，同样是武士，为什么失去主子、失去俸禄的流浪武士与有藩属身份的武士差别那么大？不仅地位低，形象也不受欢迎。日本浪人后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先遣军，在中国大地上干尽坏事，不是偶然。生存没有保障的浪人，基本上属于“有奶便是娘”。

人口有自主流动，就有被动流动，而且占比不小。被动流动，多半因为战乱或政权组织的移民调控。人口管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策略，在这方面，秦朝统治者率先垂范。

为了维护边疆稳定，秦统一六国以后的十余年内，先后八次组织大规模移民。秦当时的移民，有两大重点，一是把秦统一之前的各诸侯国分散在各地的富豪强族统统迁到关中，也即置于皇帝眼皮底下，以方便管理；二是把平民和罪臣，或移民，或发配，迁到边疆地带，以安固边防。老百姓不能自主择业、自由流动，但朝廷让你往哪儿搬，你就立马得搬，否则就是抗命造反。仅从这个角度，与秦之后的汉唐相比，秦被史书称为“暴政”，一点儿不冤枉。因此，秦代统治者尽管用心用力，最终也只维持了十五年，是短命执政。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梦想的，是取秦而立的刘汉王朝。

一些历史学家本着历史理性，撰文“为秦说话”。秦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一政权，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确实有开天辟地之功，比如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这些制度奠定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被历朝历代沿用，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比如自秦推行的大规模人口移民政策，秦以后不断被“抄作业”，效果都很突出。秦汉时期，数万人迁往东部朝鲜半岛，也是较长时间能够保持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重要原因。国家移民的主要流向，还是漫长的边界线附近。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军屯，二是民屯。从西汉初年设置“使者校尉”到后来建立“西域都护府”，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行使国家主权，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西域都护府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前身，统辖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后来又升格为大都护府。设立安西都护府前后，经过充分军事准备，唐朝军队一举平定西突厥，将疆土范围扩大到如今的阿尔泰山以西，乃至咸海、葱岭东西各部。这也是中国疆土曾经到达的最西边界。

这样看来，当初如果没有秦及其后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大规模有组织的边疆移民，今天，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人口总量会更少，构成会更加单调。考辨今天的西部文化，从源头看，很多源流可以梳理。我就对今天分布在河西走廊上的汉民的来历特别感兴趣，河即黄河。

言归正传，就以杀虎口为“西口”，沿着地图，往西，曾经做过十三朝都城的长安—今天的西安，是第一个繁华都市。

汉高祖五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在秦都阿房宫北侧建新都，取名“长安”，蕴含“长治久安”之冀望。其间，除了“长安”，此地还有“西京”“安西路”“奉元路”之类名号。易名“西安”，是明太祖以后的事了。明洪武二年，太祖朱元璋改“奉元路”一名为“西安”，取“安定西北”之意。所谓名正言顺，汉字取名学问大，问卜问卦乃是常事，百姓小民难免，江山社稷更是如此。普通人取名，寄托了家族和长辈的美好祝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取名，寄托了政权组织的理想愿望。北宋以后，政权中心大多设立在东部地区，如开封、杭州、南京、北京。旧都长安改名西安，顾名思义，寄托了朝廷对西部地区和顺安平之愿。隔着兰州，与西安遥遥相望的西宁，是宋崇宁三年，由“鄯州”改为“西宁州”，也是取“西陲安宁”之意，与“西安”是类似表达。

秦以后的汉为了巩固政权，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经济上“修养生息”、政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其中，外交和国防上的最大举动是派使臣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沟通和加强中原与西域各国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汉代往往被表述为第一个黄金时期。汉时的这个东方古国也是世界强国，社会开放，国力强盛，疆土面积广阔，世界影响力大。东西汉共存续四百零五年，执政寿命排在老四，仅少于夏商周三代。自汉代以后，华夏民族逐渐被称为汉族。

身着中国的锦衣绣服，拥有中国出产的瓷器，成为当时欧洲贵族的时尚。丝绸和瓷器，是中国向西方输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今天，我们普遍习惯沿用的“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中，针对“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进行的命名。国际社会也很快接受了这一形象生动的提法。这条从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全名叫“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2014年6月22日由中、哈、吉联合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东汉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向东延至东汉都城洛阳。随着认识的变化，丝绸之路的内涵外延还在不断扩充。西路、北路、南路，陆上、海上，林林总总，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张辐射广阔、纵横交错的国际贸易路网。

走丝绸之路，正根儿还是要从过去的长安今天的西安出发。出西安，往西，到兰州。这条路，我实在太熟悉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兰州上学，来来回回，走了整整十次。187次，当时叫直快，是绿皮车，从南京浦口站出发到兰州总共要走三十六个小时。车到西安，行程过半，下车的人多，上车的人也多，经常会碰见由此转乘的同学朋友。从西安到兰州，火车是在黄土高原上向着西北方向走，要钻无数山洞，走近十五六个小时。其间每次路过天水，我都会想起中学地理教科书印制的全国年降水图。在西部各地年降水量几乎不足三百毫米之际，天水硬是把年降水量八百毫米这条线从东南沿海孤零零地拉到西北高坡上，坐实了“塞上江南”美誉。有水的地方，人类活动频繁。天水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除了考古发掘成果的支持之外，从人类发生学角度，逻辑也讲得过去。天水，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的故乡。我对天水最大的向往是麦积山石窟。

车过天水，还要走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黄河穿城、群山环绕的兰州。

西汉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兵出征陇西，大破匈奴兵。负责受降匈奴兵的大行令李息在黄河边筑城，以拱卫长安。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兰州当时叫金城，取“固若金汤”之意，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的确有战略优势。

在中国的地图上，地理位置的中心，当然不是北京，也不是西安，是兰州。黄河从兰州城的北面穿过，河上有座铁桥，叫中山桥。这座始建于1908年的黄河铁桥在中国建筑史上地位独特，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泰来洋行承建、中国工匠施工的合作模式建造，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座引进外国技术建造的桥梁。中国叫中山的地方名很多，中山路、中山码头，等等，其地名来历不详，但想来大多与纪念孙中山先生有关。孙中山先生与兰州的关系也有传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孙中山谈论建国建都时说，“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可都兰州；但要扶持亚洲各弱小民族独立，则非都新疆伊犁不可。”当时兰州有城墙，周边防御工事做得好，加上崇山峻岭的天然优势，河西走廊、陕西高原可作屏护，是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兰州成为内地与西北塞外的咽喉。在胸怀丘壑的战略家心中，无论向蒙古草原出兵，还是进攻宁夏、新疆、西藏，兰州都便利。

从中山机场出来，沿途满目苍黄，难见人烟。要走几十公里，才到兰州。坐火车进兰州则要好得多，除了要钻十几分钟的山洞之外。我第一次到兰州，是1987年9月初，碰到油罐车在山洞爆炸事件，187次列车为此停摆了好几天。学校派人在距离兰州城还有两个小时车程的夏官营接新生。我们坐着大巴车，慢慢地驶进兰州。

金城兰州是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控河湟—大致是今天的青海一带，北扼朔方—即今天的宁夏地区。河西走廊是条线，这条线的起点也可以定在兰州。出了兰州，沿着黄河，再往西，就是河西走廊。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才是最重要的路途。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上，“列四郡，据两关”。“两关”，指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四郡”是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武威、张掖、酒泉，别称凉州、甘州、肃州。河西四郡是中华历史文化地图上四颗光亮持久的明珠。

整个甘肃其实都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狭长走廊，东西总长一千六百五十九千米，河西走廊独占一大半。河西走廊北倚祁连山，枕黄河而卧，是早期中华大地上诸多民族生存繁衍的沃土。这条走廊是一条青春的走廊。玄奘最早由此去西天取经时的年龄才二十六岁，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第一次去西域刚刚二十四岁，王昌龄到边塞也才二十七岁。常书鸿、樊锦诗，许许多多的人，是在青春年少百样红的年华，怀抱壮志，来到这块土地，一待就是四十年、五十年，甚至一辈子。

流传至今的边塞诗，哪一首不是高才壮采，惊风雨、泣鬼神，令人不忍释卷？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汉家旌旗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生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很长时间以来，每每读边塞诗，都会被其中天高地阔的视界和壮怀激烈的英雄气激荡，所谓荡气回肠，不过如此。在王昌龄、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的笔下，阳关和玉门关都是常客。

最近在看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山水画史》。这本书的作者叫赵声良，自幼修习书画，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四十年浸染其间，对于敦煌山水画研究造诣独到。书中收录图片珍贵讲究，文字也雅致，读来甚是有趣。比如在第二章《敦煌唐代前期的山水画》里，以第三百二十三窟为例，讲敦煌壁画唐前期山、水、人物比例关系趋向合理，画面写实性大大增强，“远山若隐若现，水中泛出天光，山水相映成趣。同样的意境，在南壁的故事画中也可看到，南壁上部远景中有几处画出了小舟，表现了烟雨迷蒙的江湖景色”。此处的“江湖”指吴淞江。唐前期是中国绘画史上青绿山水的兴盛期。“此窟同样是在四壁及中心柱四面下部画出药叉的形象，药叉的脚下，自然就是连续的山峦。但此窟的山峦有了变化；山头与山头之间可以看出有绿水出现。”艺术是生活的镜像，在敦煌壁画中，即便叙述经变故事，山水也是空间结构的必要元素，这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早在北魏时期开凿的第二百五十四窟约见端倪。

敦煌这两年比从前更火了，以敦煌为直接或间接由头的出版物增多，影视、舞蹈、戏剧甚至新兴的短视频里，也仿佛随时都能看见它的形象或元素。敦煌旅游一直很火，是国际国内众多游客的必选项。身边不止一位朋友说此生定要去敦煌看莫高窟，甚至将此作为浩大的退休计划，仿佛敦煌比遥远的希腊还要遥远，需要漫长悠闲的时光才能抵达。

刘琼，艺术学博士，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居北京。曾获《文学报·新批评》 优秀评论奖、《雨花》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著有《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