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韩松，科幻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红色海洋》《地铁》，小说集《宇宙墓碑》等十余部，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京东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文字。

屠达一九五九年从美国回到中国。这年他二十四岁。他曾跟随唐纳德•迈克尔学习。迈克尔是自动控制论专家。控制论（cybernetics）是维纳在一九四八年创建的，而就在两年前的二月十四日这天，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屠达回国后，加入北京某机部的一个自动化技术所，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这是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服务。需要的计算量很大。没有计算机，仅靠人工，就不会有核武器。一九六二年唐纳德•迈克尔提出“赛伯化”（cybernation）。屠达知道后很兴奋。他觉得加上人工智能，就会创造一个新的世界，那跟核武器治下的世界不同。也是在一九六二年，约翰•麦卡锡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屠达花了很多时间去搜集资料。同事们觉得他奇怪。他们比他年长，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认为搞出一个所谓“新世界”，比起造核武器，并不是最要紧的。他们也不相信维纳提出的计算机是“思维脑”，觉得机器下棋、作曲、写诗是天方夜谭。他们看来，卡片穿孔机、分类机、复制机不过是当年实业救国先驱者将电灯电话引入的延续，也是如今钢铁、矿山、电厂、拖拉机，当然还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屠达却被自己的想法迷住。结果他靠边站了。一九六六年后他彻底脱离主体业务，下放到计算机培训班当助教。这反使他有了时间去研究他喜欢的。他其实还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他结识了食指、北岛和芒克，跟他们混在一起。食指出生于一九四八年，即维纳提出控制论那年。食指在一九六八年二十岁时写下《相信未来》。这年北岛十九岁，芒克十八岁。屠达比他们都大，三十三岁。这年首台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斯坦福诞生，它拥有类似人的感觉。屠达与诗人们在一起，倒也不谈机器，而是经常玩耍，到北海划船，到昆明湖钓鱼，也去看样板戏。这时他有一种神异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他忆及在美国看百老汇歌剧，也想到民国作家鲁迅。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殁于一九三六年。他主要写一些科学小说，还有花草鱼虫的散文，不算很知名。但屠达喜欢他，因为在那些科学作品中，有超乎寻常的技术幻想。鲁迅也写过看戏，但他似乎对传统戏剧没有太大好感。鲁迅如果活到那时，知道戏剧在七十年代有这番风景，会如何想呢？屠达希望跟诗人们讨论一下，但他们对这话题不感兴趣。他便继续做自己的研究。他重读麦卡锡的《感知机》和赫布的《行为组织学》。他联系到西南一家兵工厂出来的几个人，那工厂在武斗后没活儿干，技术人员闲着也是闲着，屠达便与他们一起造出一个智能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计算，还能仿照人类特点写东西。屠达把跟鲁迅有关的信息输入机器人的电子管大脑，让它模仿作家的风格。他坐在一边，看是什么结果。如果他无法根据机器输出的文字判断对方是机器还是鲁迅，那么就可以认为机器便是鲁迅。他为这个游戏乐不可支。后来他把机器升级为晶体管，并把它写的东西拿去找鲁迅专家看。他说是从别人抄家的物件中拾到的，竟让对方大为震惊，认定这就是鲁迅写的。屠达送去的文章是《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但他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鲁迅还可以写更多的。到了七十年代末，他读到北岛和芒克创办的《今天》，预知到这个刊物难以长久，而他做的机器人却会产生深远影响。一九八二年贝什克创造出cyberpunk一词，把计算机空间与摇滚乐结合到一起，让控制论与文化联姻。屠达得悉后很激动。一九八四年L公司成立，他找到创始人——是他原先工作时认识的，向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但对方心不在此，只想打开个人电脑市场。屠达就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招了几个大学生，在原先那台机器的基础上继续开发。这回他做了一个电子虚拟人。他不仅让它读鲁迅的更多作品，还汲取有关民国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活跃，有了很多以前难以想象的新结论。这样下来，机器不仅可以更好模仿鲁迅的风格，还能结合时代推演出鲁迅的思想，乃至深入他的潜意识，找到他的本我，据此写出新作。屠达也灵感骤发，又在机器的半导体大脑中加入更多因素，诸如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并配合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论，又有唯物辩证法和其他社会科学，乃至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医学遗传学。电子虚拟人在一九八九、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二年相继写出《狂人日记》《药》《孔乙己》和《阿Q正传》。屠达喜不自胜，认为这些才是鲁迅当年真正想写却没能写出来的。机器挖掘到了人的灵魂深处。他又打算把这些作品，拿给从前的伙伴看。但食指住进了福利院，北岛去了国外，芒克也在各国跑，不写诗了，而是去画画。屠达便向国内文学刊物投寄作品，但不敢说是鲁迅或机器写的，而说成是自己（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的习作，却都被退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已是另一番境况。像其他领域一样，它也被消费主义和利益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侵入。屠达很泄气。这时他年纪大了。多年来痴迷于研究，耗尽家财，孩子上大学也是借的钱。他决定不再搞文学，而用机器干另一些事情，主要是为企业写策划案。但这没能成功。机器提出的方案总是带有一股上世纪初的旧文人味道，令客户感到不适。后来屠达得了胰腺癌，无力再做研究。一九九九年他把这个产品低价卖给了成立不久的深圳T公司，所得收入用于治病。二〇〇一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十年后，二〇一一年冬天，屠达的儿子屠晓明在奥斯陆接待了一个国内来的文学代表团。这年他四十六岁，已移民挪威多年，平时承揽些跟中国有关的贸易、会展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业务。他带这个团队参观蒙克博物馆，又在易卜生剧院看演出，再造访奥斯陆文学屋。文学屋的负责人接待中国客人时，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上世纪六十年代，挪威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文学屋的负责人曾是运动的一名领导人。客人们听得目瞪口呆。屠晓明也大开眼界。该负责人又介绍了约翰•麦卡锡，他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所有人都获得自由的社会。挪威的革命者听了他的，便用人工智能来构建一种无产阶级的、大众的新文学，它大致属于科幻文学范畴。但挪威社会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末陷入低潮，新文学也没有继续下去。代表团里有一个女孩，颇引得屠晓明注目。她打扮鲜衣怒马的样子，如牡丹花逆季盛开，又在每个场合看得听得十分专心，还做笔记。屠晓明跟她交流。她讲到国内文学低落，先锋性丢掉了，那便是像易卜生那样的——是他给欧洲戏剧增加了莎士比亚以来一直缺少的心理深度和社会效果。“鲁迅写过他，是关于娜拉的出走！”她告诉屠晓明。但中国文学在九十年代好像变得没有了这种力量。她难过和失落。这不是文学的逝去，而是时代的逝去。留下的是皮毛、鸡毛。但她还是坚信文学不死。“文学即信仰，写作即坚守！”屠晓明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大为震动。国内来访之人基本都有较强的商业目的性，热衷吃喝玩乐。但这个女孩干净、真实、顽强，有信仰、理想、主见，还有股悲壮感，像是早年的父亲。他请她吃龙虾饭。席间她对他讲，她小时住上海绍兴路，那是文化的街，八十年代有很多咖啡馆与文人。她可以一杯咖啡一本小说坐一天。她读陈丹燕、何其芳，但读得多的是鲁迅，最喜欢他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但她读到时已是九十年代了。屠晓明知道，这两个小说是父亲用机器写的，没料到它们竟然成了年轻人的读物。她又说，鲁迅应该还写了更多的，只是没能流传下来。另外他还有未及写出的。跨越时空一般，她能感觉到鲁迅没有写或不能写的。“他为生计，放弃了一些。李大钊和邵飘萍遇害时，他害怕过，一度停止了写作。”她读鲁迅读到抑郁，想死。但她不能死。她要坚守的使命未完成。她打算做一个项目——找故事，找那些能逻辑自证而非隐喻的故事。传统小说乏力，便要到非虚构中去找，找那些写肮脏而美丽的，还有跟各种各样的死有关的。“这才有力！有多条岔路在前面，也可能根本没路，怎么走？这才是鲁迅真正想回答的。”她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学日语，日语里“走”是“跑”的意思。她对屠晓明说：“你可能觉得我在闲庭信步，但我其实是在风中奔跑！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体里仍然有光。虽然四分之一的火堆已经熄灭，但还有四分之三在燃烧……”屠晓明听得怔住，只是不停点头，饭也忘了吃。她说要办一个公司，研究自然语言技术，用人工智能“读”出小说的本质，用人工智能创作出无法归类的小说。单凭人力，好小说在现实中已难找到。

回家后屠晓明辗转难眠，心里有一股东西搅动。许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挪威这个国家早已高福利化。蒙克、易卜生、比昂森、汉姆生、温赛特、维格兰都变成传说，也不再能产生阿蒙森、南森，他们探索到了去南极和北极的路。屠晓明衣食无忧，虽没有大成就，但这样过日子也不错。但他平时总觉得少点什么。这个名叫王楠的女孩令他如梦方醒。他送她到机场，恋恋不舍。他喜欢上了她，确切讲，喜欢上了她的灵魂。但他只能把这藏于心。他比她大许多。她周边有好些成功的男人围着。而他已在挪威与当地人成了家。她只是像皎洁的极光降临，饱满纯正，锋利夺魄，有死气与生机的交织。他想要做点儿什么。一年后，他踏上回国旅程。离开前，他专程去市中心的诺贝尔奖授奖大厅看了看，在那些获奖者的挂像下面一动不动站了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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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全文请见《青年文学》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