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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刘心武《也曾隔窗窥新月》一书日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在书中回忆了他与巴金、冰心、茅盾、夏衍、丁玲、陈梦家、汪曾祺、陆文夫、周汝昌、启功、孙犁、严文井、王蒙、孙维世等55位文苑名人的交往。

刘心武与文化界有一种奇妙的联系。他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城区钱粮胡同35号的海关总署宿舍，而隔壁34号住的是陈梦家。陈梦家是新月派的诗人，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的母亲曾是冰心热心的读者，与少年刘心武谈起新月派的诗人陈梦家来，竟还记得几十年前读过的“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父母的亲戚和友人中，有不少文化界的，像他称作“娘娘”的胡兰畦、称作“兰姑姑”的孙维世。更奇的是，他的妻子小时候住在无量大人胡同时，曾和歌唱家张权共一个院子。歌唱家美妙动听的歌声、琴声，曾让那个小女孩如醉如痴。

于是，他从事文学写作和研究仿佛成了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

在刘心武看来，历史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它那筛网的网眼儿是很大的，它经常要无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牺牲掉许许多多真实生动的细节。但作为个人的忆念性叙述，越是尊重、敬畏历史，便越应该如实地给历史以细节的补充。这是一般读者所企望的，也是史家所不拒的。”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文学史是概括的，凝练的；而个人性忆述正可以做细节的补充。

谈到茅盾时，刘心武说：“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原来，在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给予了当时还是文坛新人的刘心武赞许与鼓励。这在茅盾的一生中并不算什么，但刘心武说：“我得承认，在《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也是我发愤结撰的原动力。”

而对于周汝昌先生，刘心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如今被一些人认为是'红学家'，其实是汝昌师拼力将我扛在肩膀上才获得的成绩。”“我以为，汝昌师对我的无私扶植，正与胡适当年的学术风范相类，我将永远铭记、感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化人特别是文学家都是脆弱的、情绪化的，但在刘心武笔下，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都是温和、澹真、通透而睿智的，有时候还是有趣的。他至今还记得王小波谈到《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时所说的话。王小波说：“说不，这不好。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王小波认为，在再苛刻的条件里，也还是要包含“不”以外的容忍和接纳。因此，人类应该聪明起来，提前在对抗里糅进对话与交涉，在冲突里预设让步与共存。

不仅如此，刘心武还说：“人生的意义，于大多数人而言不是'轰'的一声雷响，而是蜜蜂般'嗡嗡'不息地采撷花蜜；人从暗寂的子宫中来，还要渡到暗寂的彼岸去，那中间的历程，惊心动魄的事未必多多，真多了也未必是福，而常态的日常生活，以其平淡枯燥磨砺着我们焦虑的灵魂。倘若我们能消除娇嗔暴戾，而终甘于平凡，把有限的生命融入能与真、善、美相连的事体中，那可能便是缔造了真福。”这对于当下一些“躺平”或者过度焦虑的年轻人而言，还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让人感觉到在面对人生的各种境遇甚至磨砺的时候，需要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境。

文学家的笔触是细腻的、温煦的，善于描摹和抓住人物本质的。这些叙述既彰显了历史的进程，体现了文人的风骨，也折射着生命的哲学，这就是该书面貌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