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传统的经典研究通常遵循两种思路，一是本质主义的思路，重在研究“什么是经典”（being canon），即经典具备哪些属性、经典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二是建构主义的思路，聚焦于“如何成为经典”（becoming canon），即经典生成的过程、经典内外各种要素之间的作用。这两种思路分别着力于经典的美学价值和社会学意义，对我们理解经典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然而，这两种思路共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把经典默认或预设为已然存在的“某物”，它蕴含了某种虽然难以清晰界定但却已经隐约构成共识的客观标准，我们探讨“什么是经典”以及“如何成为经典”，其实就是用这一套难以言明的标准去考量和评判诸多对象，把含糊的界定和准则清晰化，并反证出经典所以成为经典的“经典性”以及经典生成的“经典化”过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种思路既便利又有弊端，弊端之一是它很容易将我们带入一个循环论证、同义反复的尴尬处境中，弊端之二是这种逻辑思路中的经典还很容易被固化或被神化，因而也潜藏着教条主义的危险。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经典呢？经典的生成是可知的吗？经典是否必然会被固化或神化呢？本文将以黎杨全教授的文章《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后引此文不再标注）为参照，通过与其对话、商榷和辨析，来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一、固化的经典还是流动的经典？

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中，黎杨全教授指出，“经典的本质是固定的、独立的、封闭的、模范的和规定性的”，文学经典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追求永久的恒定性和不变性是经典内在的要求”。按照黎教授的论证逻辑，经典的固化特点根本源于经典是印刷文化的产物，常见的经典化手段是编订选集或进入图书馆收藏，因此经典往往被视为一个可拥有、可收藏的文本或客体，封闭自足，而且业已完结。

这个判断不可谓全无道理。众所周知，是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文化场域孕育并催生了经典问题，而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依据则是各民族的印刷语言，印刷语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也就是说，印刷术为差异化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以平等呈现的文化空间，在此空间中，民族国家成员通过共享传统和记忆铸造了经典，经典又被转译为合法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国家叙事的权威性以及民族国家成员对理想国家的认同。所以可以认为，经典的确立和构造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这个工程以印刷术为物质支撑，主要方式是对人类的历史经验予以提炼总结，实质则为借助权力和意识形态对人类的文化身份进行界定、区隔与规划。所以，经典本身必然意味着某种标准、规范和权威。

但问题在于，经典作为某种标准、规范和权威，并不是静态的和固化的，更不是封闭的和永恒不变的。事实上，即便是在印刷文化体系下，经典都充满了多种变动不居的可能性。按照黎教授的说法，经典化的手段主要是对作品的精选和编订，“被选中的文本被看成经典”。但毋庸置疑的是，所谓“精选和编订”，显然不是一个标准化、同质化乃至恒久稳定的行为。编选者个体的知识框架、阐释能力、阅读期待及审美理想，编选者群体的标准制定与文化协商，编选环境的政治要求、精神共识、社会风尚及舆论导向，甚至包括时代、地域与民族及所有这一切能够提供给编选者的素材范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对经典的判断，所参照或依靠的恰恰是动态的经典形成过程。在本质上，这个过程与国家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样，显然充斥着不同力量间的较量和各种权力关系的角逐。美国学者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把这个过程称为“分配政治学”，认为经典建构实质上就是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分配，或者说是文学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获取问题，经典所反映的正是具有复杂生产性的社会关系。学者周宪也认为“经典的形成过程决非自然选择的过程，毋宁说它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高度区分性的过程，……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复杂文化领导权”。由此可见，“经典性”的问题往往是经由“经典化”的过程得以明确展现的，这怎么可能是封闭的和静止的呢？

当然，黎教授所说的文学经典的静态观首先是指物质意义上的静态观。一方面，从经典的西方源头来看，作为“教会活动的标准与律法”，经典典籍就是“神谕的语言，具有神启性、真理性，由宗教机构勘定，要求绝对的准确性，杜绝任何随意的篡改与假托”；另一方面，从经典的现实发生来看，“印制出来的文本”也无法再做改变，比如删除或插入，因此“它不再是同外部世界的对话”。仔细追究，这个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印制出来的文本”显然不能与经典画等号。印制出来的文本是一个客观实体，是把经典现实化、具象化，是对经典予以物质表征的一种形式；而经典的核心则是“经典性”，是文本所蕴含的意味、精神、价值、信念等意识形态的属性。固化的文本确实不能改动，任何微小的变动都会使这个文本变成另一个文本，但抽象的理念却有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做出调整。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用颠倒的方式去看《形象的背叛》（The Treachery of Images,1929）。比利时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用烟斗的图像和符号来区分作为实物的烟斗，其中的神秘感和迷惑性所依据的就是法国学者福柯在《词与物》中辨析过的“相似性”（similitude）和“确认”（resemblance）。显然，图像在不言明的情况下是直指事物本质的，而语词则对这一指向进行确认。图像依据的是相似性，语词的功能则在于确认。就像经典的文本与经典性，前者有可能是多样态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后者才是令经典成为经典以及经典何以被认同的主导因素。比如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译本，但这个名著本身所传达的文学观念、精神理想或价值信条等不能随着译本的变动而变动，对后者的“确认”是赋予前者“相似性”可能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经典流传的基础。在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理解上述经典的“变与不变”或“动与静”显然并不难。

二、作为文学事件的网络文学新经典是否可能？

黎教授断言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伪命题，其依据主要在于网络文学的动态本质。因为流动，网络文学成了难以终结的开放叙事；也因为流动，网络文学突破了印刷文化体系下文学仅作为故事文本的局限性，变身为“活生生的、现场的社区行为”。窃以为，黎教授对网络文学的动态界定非常精辟，把网络文学的概念与文学事件或文学行动关联起来，这一见识也非常高远、敏锐。问题在于，是不是动态发展的文学实践就必然没有被经典化的可能呢？

众所周知，汉语的“经典”常常对应英语的classic和canon,classic意指“古典（的）”，即古希腊、古罗马或与其相关的文学文化，其经典性的核心是时间和经验；而canon则聚焦在规范、标准、尺度等方面，更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当我们讨论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时，我们所据以形成共识的概念显然更倾向于canon。

在《批判理论与文学经典》（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一书中，美国学者卡尔巴斯（E.Dean Kolbas）剖析了当代经典论证的两种主流观点，即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如其所言：“从本质上讲，他们要么从理想主义的审美角度来看待经典，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客观的历史和物质条件，要么为了政治或教学实用主义的目的而挪用经典，不考虑现代性中艺术的无功用性或中介功能。”卡尔巴斯认为，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对立的观点实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都把经典的作品神圣化和理想化，而忽视形成这种局面的物质环境和社会成本；又比如都把经典的形成理解为历史斗争和艺术竞争的产物，把历史持久性和广泛的文化熟悉度视为经典的必要标识，因而忽略了经典作品“独特的审美方面”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卡尔巴斯由此引入了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批评理论，倡导对经典的形成予以“物质主义的、社会学的和批评性的”探究。

卡尔巴斯讨论经典的方式对我理解“经典性”和“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问题启发很大，因为他通过对经典自身及其缘起进行“元批评”，揭示了在数字媒介时代界定经典的新维度。这一新维度既强调历史的积累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物质再生产”；也尤为重视复制、重复与不断的社会确认在经典形成过程中的无可替代性，包括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一新维度还对经典的审美特质进行了规定，复现了经典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所具有的强大的批判潜力。这就说明，经典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概念，有传统与记忆，有现实与需求，也有未来与导向。它是时间序列的产物，但它并不为时间所规定；它是经验的累积与表征，但它必然要超越经验、进入抽象的价值层面；它是“文化的物质再生产”，但它并不拘囿于“物质的牢笼”；它的生成有实用主义的根基，但它往往趋向理想主义，有对文化和社会的引领作用。总而言之，我们讨论经典，其实不是在讨论“什么是经典”（being），而是在讨论“怎样就成了经典”（becoming）。

回到我们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争论上来。其实，根据黎教授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中对经典演变的历史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印刷文化体系下的作品编选，还是对网络文学的物质化保存，黎教授所指称的经典始终是实物化的经典，我们或可将其概括为“经典作品”。套用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观点，这只是我们认识文学实践及其知识生产的第一步。作品，也就是书籍，具有物质性的特点，它占据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被安全地封闭在一本书的物质呈现之中，我们可以阅读它，也可以将之束之高阁、奉为经典。作品当然是静态的、完结的、可被静观的，作为印刷文化最成功的产物，作品是我们谈论一切经典的基础。但是，当作品被投放到市场、进入文化消费的环节中，当作者也不得不以“特殊读者”的身份介入到对作品的再生产过程时，作品就变成了文本。文本联结起了书写和阅读、生产和意指，允许歧义、允许意义漂浮，而且破除了作者作为本真意义来源的神圣性和唯一性，从而也颠覆了印刷文化体系下的“作品经典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作品到文本，经典的多义性和流动性日趋显著。

事实上不仅如此，我们要强调的重点是，网络文学（或者说数字文化）的批评语境甚至已突破或超越了“文本”，而进入了“超文本”“数字文本”的文化生态中，就像黎教授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这涉及文学观念的转变，需要从将文学视为客体，转而视为一种过程、互动的‘事件’。客体及其意义阐释适合于印刷文学，但对网络文学来说，重要的是互动实践。”简言之，网络文学不能仅用“文本”来概括了，网络文学本身就是生动鲜活的“文学事件”。

近二十年来，事件理论在中国学界日益成为热点和焦点，这当然与西方哲学史上长盛不衰的事件哲学有密切的关系，也与众多学者把文学与事件关联起来进行文学理论建构息息相关。这其中，有两位学者的事件理论对于我们讨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有重要影响，一位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Deleuze）的生成性事件理论，一位是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结构与事件。在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一书中，德勒兹讨论了生成性事件的含义和特点。德勒兹认为，事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无法被集中在当下的某一时刻，事件具有逃离当下的能力，并且是一种超越性的“纯粹生成”。如果借用到网络文学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整体的网络文学不等于具体的网络文学作品，也不等于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这样牢固划一的现实，它超越了具体的作品、生产和消费作品的物质环境，是一种体现多样性、差异性，并随着作者和读者交互式互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形成新事态的过程。对于作者来说，这个过程不是闭门造车；对于读者而言，这个过程也不是被动阅读。实际上，创作和阅读都变成了一种“操演”，甚至借助数字媒介的力量，这种操演有可能不断地修正和改变现实，更新作者乃至读者的期待和意愿。所以说，网络文学具有“非物质性的效果”，它总是“溢出”故事和（作品）和事实（文本）之外，处于一种“阈限状态”，即一种过渡性的、临界的状态，趋向完成但并未完成，是生产也是消费，在现实和理想、创造和接受之间逡巡往返。

再来看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伊格尔顿所讨论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重点不在“事件”而在“文学”，即文学如何发生并发挥作用。这一点恰恰适用于我们对网络文学的发生机理进行考察。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不是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结构化过程”，“在此过程当中，作品的每一个特征都必须通过读者来实现，作为结果又激励读者参与到全新的解释活动当中。”“和名为图书的实物对象相反，没有读者的‘具实化’行动就没有文学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文学是“一种行动的结构，根据自己订立的目标不断重构，在此过程中目标本身也在不断刷新，因此是事件性的”。文学“必须在永恒运动中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阅读行动中实现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把文学视为事件，伊格尔顿所要强调的，大概还包括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对网络文学的创作而言，“世界”的重要性就更毋庸置疑了。因为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媒介、技术，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或缺，任何一个因素也都无法独立形成文学。相比印刷文化体系下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文本的存在形态就是网络化，与其说它静态地存在于电子化的网络设备中，不如说它流动在无边际的网络时空中，就像学者陈静所形容的那样：“当它显示在屏幕上以后，阅读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只在创造文本的程序被击活的时候才发生的过程——需要与读者认知过程同样的操作。在这个意义上，电子文本比印刷文本更过程（Processual）一些。”

如果我们从动态生成的视角来看网络文学，如果我们按照“文学作为作品——文学作为文本——文学作为事件”的思路来理解网络文学，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更为宽容的结论。也就是说，网络文学的作品形态或文本形态是可以成为经典的，在这个意义上的网络文学经典化并非伪命题。因为作品与文本仍然是网络文学生产最具有标志性的产物，尽管媒介的差异导致作家创作方式、作品存在形态和读者阅读形式都与印刷文学系统有本质的变化，但当它变成书籍或以其他物质形式被固定下来时，那个最终呈现的成品却与印刷文学并无二致。

论述至此，我想要探讨的问题，或者说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争议的最大分歧，也已显而易见了。那就是：作为事件的网络文学，能否被视为经典？我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我认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当然也包括作为文学事件的网络文学，或许它正在生成为一种网络文学新经典。而关于这种新经典的生成，我们就不得不把“经典性”和“经典化”的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才有可能厘清其中的纷繁脉络。

三、经典的生成是否可知？

“网络文学新经典”这个概念不是一个伪概念，要基于两个基本条件同时成立。第一，从客体的角度（经典性）来说，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应当符合我们对经典的要求；第二，从主体的角度（经典化）来说，经典建构的标准要突破静态的作品中心论，充分考量由读者阅读、市场反馈、文化创意生产及产业改造等多方面构成的消费语境，实现对动态经典的动态评价。

关于第一点，已有许多学者对之进行了中肯而全面的讨论，本文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要重点探究的是，质量上乘的网络文学作品，作为所有文学行动的起点，是否有可能开启一场网络文学事件，并决定整场文学事件的发展走向。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品仍然是作为整体的网络文学的主导因素或核心要素。尽管网络文学的生产模式具有明确的市场导向和商业属性，但所谓“内容为王”，作品的品质可以决定它可被接受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以之为源头的产业运作是否顺畅，也能够决定网络文学创作是否可能超越低层次的畅销流行、对文学发展形成创新和推动，从而促成这一全部过程的经典化。比如说网络文学作家猫腻，他的创作以及对其作品的阅读、评价、研究、评审，包括各种跨媒介的征用、改造和营销等，甚至包括由此引发的各种文学争论和社会反响，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事件”。这一文学事件以文学作品为起始点，经过一系列的文学实践活动，如把某些作品确立为经典之作，把作家塑造为“网络大神”，使网络文学的媒介属性和交互式影响的特点得以充分彰显等，由此挑战了我们传统的经典意识，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于文学发展的想象和预期。这样的文学事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为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认为，不单单是猫腻的作品，这一场文学事件就是一种新的、典型的网络文学经典形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将此文学事件规定并建构为经典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也改造了经典的内涵，将其修订成了更适合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形态。经典，尤其是网络文学或数字文化时代里的经典，不再意味着厚重的历史感、权威神圣的价值典范、精英式的审美规范、永恒不可撼动的秩序意识等。网络文学经典比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更民主、更日常、更具现实意义，相比而言，网络文学经典意味着宽广的接受度和影响力、激越的想象力、原创性的艺术探索、开放宽容的阐释可能，以及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商业价值，甚至包括新文学共同体的不断生成。我们讨论经典的重点已从“判断”转向了“描述”，比如从“文学经典”转向了“经典的文学”、从“何为经典”转向了“经典如何”。这恐怕还不完全等于经典的开放或经典的扩容，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新的逻辑和机制，这说明一种与流动的、发展的、持续生成的网络文学观相呼应的新经典论正在形成。

这一切变化都根源于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21世纪的社会现实是数字文化和媒介革新，讨论经典或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话题必须要充分考虑这两个语境。前数字时代则有所不同。我们在文章开篇就讨论过一个关于经典的悖论问题，即用“经典性”支撑“经典化”、再用“经典化”反证“经典性”，这样的往返回旋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往往会造成经典的神秘化以及经典生成的不可知论。在前数字时代，这个悖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彼时的作者创作和读者阅读都是相对独立和私密的行为，文学不是一个公共事件，也不面向所有的公众开放。一部作品，从它在作者的脑海里孕育发生，到被完成、被投入市场，再被筛选、被考验、被接受，直至最终被确立为经典，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时间的序列里单向度推进，我们无从考察每个环节的来龙去脉，也无法锚定每个重要的细节，只能借助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和事件节点来勾勒经典建构的路线图，比如作品发表的年代、作品的印数和销量、获奖或评论记录、研究性文章与主题争鸣等。大概正是因此，在前数字时代，经典与记忆的异质同构性就尤为鲜明。简而言之，经典是对过去经验的承认和提炼，文学经典的生成就是一个选择和“驯服”的过程。确定一部作品是经典，一方面要开掘这部作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接纳和融汇这种价值，使之影响我们自身。通过记忆的展演（主要是教育），经典的地方性和特殊性被转换为共同性和普遍性，它包含共享且被认同的历史经验、规范化的历史解释、高蹈主流的价值信念等多种意义，与集体性的身份归属密切相关，最终也将形塑遵守同一性的“记忆共同体”或“道德共同体”。

而在网络文化的世界里，借助数字技术的加持，一切都变得“有迹可循”。网络是有记忆的，“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依据我们在互联网上留下的种种数字痕迹，算法可以回溯、描摹、理解乃至构造一个人的兴趣品味、情感偏好，甚至是个人思想、价值观念等构建自我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在前数字时代晦暗不明的某个事件过程，都有望被记录、被追踪、被分析，以致被抽象为某种规律或某个理论。在理论层面上看，经典的生成轨迹当然也能够获得。不仅如此，一个作者、一部作品、一场文学事件，其专属的数字记忆可以产生，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旧的数字记忆会自动添加进“数字记忆库”中，为新的数字记忆的生成提供资源，“用户画像”也会不断更新。经典的动态生成性会在数字文化时代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在这个时代，经典以及我们看待经典的方式确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更多意味着过去的历史和经验，意味着精英意识、主流意识及其强制性的“同一性”意识，那这些权威和标杆在现实生活中无疑是被削弱、被消解甚至被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基于时间和经验的认同感已经被时效和直觉所代替了，今天是一个提倡注意力经济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提倡慢美学的时代，以前的“精读”“细读”越来越不被欢迎，取而代之的是“快读”“泛读”，是“碎片化的阅读”。大部头的文学经典被束之高阁，浏览微博、刷微信、翻看电子书、听有声书、读批评家的批评而非原著等，这样的“速度式阅读”成了阅读形式的主流。因此，现在的“经典”几乎可以与“时尚”相提并论，它与瞬息万变的现实之间不再是一种脱节的尴尬关系了，经典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新的经典正在生成，这并不见得是个坏事。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固守旧有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新的问题和危机，要重新认识这个时代和社会，要有投向现实的勇气。过去，我们常常讲经典的传统向度，今后我们应当更多讨论经典的未来向度。经典是为未来而生成的，经典里蕴藏着国家记忆形成的奥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经典问题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承认这一点，从梳理问题语境和概念转型入手，我们急需迈出讨论新经典问题的第一步，这也许就是本文的用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