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祖父、外祖父两支家族的迁徙与离合，隐藏着后人命运的线索，家族血脉的烙印，或显或隐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余一鸣，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市作协副主席。已发表小说约两百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北京文学》双年奖，三次获江苏紫金山文学奖。

烙印（中篇小说 节选）

余一鸣

一

婚礼主持人说，下面有请新郎的父亲王先生发表讲话。我和老葛会心地一笑，果然老王的亲家也姓王，那么老王的女婿也姓王。我们仨是大学同班同学，我和老葛还是发小，我们仨同一年毕业，同一年成家，同一年当爸爸。因为生了女儿，老王在我和老葛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说，唉，老王家五千年的家族史到我这里，画上了句号。我俩只当他是玩笑话，说，你一个堂堂大学二级教授，脑子里怎么全是封建残余。按常规女孩子结婚应该比男孩子早，可老葛的孙子已经在大洋彼岸的草坪上满地跑，我儿子也在三年前成了家。老王家姑娘年逾三十，我们也替老王着急起来，这年头，小子易娶，姑娘难嫁，鲜花想插在牛屎上，牛屎还嫌鲜花碍手碍脚。谁的单位上都有一堆“剩女”，模样俊，学历高，找对象高不成低不就。老王不着急，说，你们别有歉疚感，姑娘有姑娘的主意。前半句当然还是玩笑话，孩子们小时候，三家常聚，我和老葛都抢着要王家女儿做媳妇。俩傻小子在我们的唆使下，都抢着喊老王“泰山”，一直到半大不小才改口。这俩小子言而无信，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溜之大吉。老王不舍得女儿离开，留在国内读书，生女儿和生儿子的父亲，想法毕竟不一样。王家姑娘的主意是什么？到今天我们总算明白，就是嫁一个也姓王的小子，延续老王家五千年的历史。这哪里是姑娘的主意，分明是老王的主意。

老葛说，一会儿老王来敬酒，得罚他，文明社会竟敢干涉女儿婚姻大事。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起来。我点开，是来自外市的陌生座机号码。座机号推销商多，我不接，将手机塞进口袋，任它折腾。

老葛说，如果真是这么回事，这老王还真是榆木脑袋。一个姓氏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本来应该姓陆，我父亲被我亲爷爷遗弃了，后来被大葛村葛姓人家收养，改姓葛。我儿子出生后，我专门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是不是把儿子的姓改回去。我父亲说，做人得讲良心，顶了葛姓的门户，世世代代就是葛家门的人。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秘密，我想起小时候的老葛作为大葛村小伙伴的领袖，带领我们打群架偷西瓜，原来他也并不是正宗的葛姓人，与我一样，根不正，苗不纯。

老葛现在是一家拍卖行的老总，据说身家已有几个亿，是我们同学中的大老板。我们这代人都只有一个孩子，他要是没有儿子，说不定也担心万贯家财随了别姓。

我正要接话茬，手机像一只网中的鸟儿又扑腾了，我点开，还是那个号码，我不耐烦地接了，说，你有完没完。对方是个男声，说，您好，您是刘家一先生吗？我是拆迁办小白。诈骗电话应该说，我是公安局，这小子换套路了。我正要挂机，对方说，我这里是淹城市天宁区拆迁办，您在本区柏树坟的房产在本次拆迁范围内，请您携带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前来办理相关手续。这消息有点突然，其实也不突然，几年前我去淹城办理祖屋租赁手续时，街坊就说快要拆迁了。等着等着一直没有下文，没想到这事说来就来了。

婚礼进入高潮，大厅里人声鼎沸。我看见老王脸上挂着喜悦的眼泪，笑成了一朵油腻的花。我存下了淹城那个电话号码，拆迁是个麻烦事，不是一手交房一手拿钱那样简单，至少有一个阶段，我得与这个号码，或者说号码后的那个小白常打交道了。

老葛说，你快看老王，掉泪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嫁女时呀。

我没顾得上说话，老葛说，你这家伙，这么精彩的时刻，你还分神，又想到你言情小说中的某个女主角了？我有个习惯，突然有某个场景触动我时，我会立即打开手机，写几行字发送给自己，备用。

但今天真不是。

二

小白是我想象中的小白的样子，微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恰当地掩饰了他不算大的眼睛，穿白衬衣，是拆迁办的办事员。以前都是开发商搞拆迁，惹出的事多，现在是政府负责拆迁，拆完了再把地交给开发商。小白这样说的意思我明白，他是代表了政府，是公职人员。他验看了我祖屋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拍下了照片，不是用手机，而是用照相机，然后给了我一张《房屋调查登记告知书》，整个过程郑重其事。他把那两证还给了我，说两证上的名字不是你。我说那是我父亲的名字。小白说，那不行，你必须带你父亲来拆迁办，当面签一个委托书，我们后面的程序才认你。我有点犹豫，我父亲年近九旬，老骨头老腿，这来回一趟，得坐五六个钟头的车，我怕把他那把老骨头震散了架。我央求小白，有没有通融的办法？小白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说，没有。我说，那好吧。我请求小白让我加了他的微信，年轻人喜欢玩微信，方便以后与他联系。我父亲耳聋，这对老年人来说，反倒是个不错的毛病，非礼不听，礼也不听，省了很多烦恼。他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退休后习惯把家人都当他的小学生，诲家人不倦。耳聋以后，他的精力转移到关心国家大事上，《新闻联播》一天不落，每次见面都要与我商讨世界格局和台海形势。可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继承了他当教师的衣钵，却没有他的世界胸怀，因此，在他开讲之前，老老实实扮小学生聆听状。他说美国总统拜登，我说你冰箱里的牛奶过期了；他说蔡英文，我说这女人心机太深。反正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见，只要态度端正嘴皮翻动，他就认为儿子在和他互动。都说盲人轻信、聋人多疑，我父亲在这一点上表现良好，作为曾经的小学教师，他把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看得像小学生一般清澈无邪。他的毛病是一旦遇上什么事，就会整夜失眠，担心某一个环节会出纰漏，比如说我儿子在美利坚旧金山，如果在电视上看见天气预报旧金山降温，他就整夜担心他孙子会挨冻。他独自住在郊县的老教师宿舍，我进了屋才告诉他，我要带他回一趟淹城老家，他听不清，我写在纸上。他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大声说，好啊，好。然后喜滋滋地找出身份证、户口簿，还有一堆色彩缤纷的药丸。

我家的祖屋坐落在柏树坟村，这村名不太好听，现在改称为柏树坟社区，但村还是个村，城中村，三十几幢破旧的小楼，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巷道，四周都被街铺和厂房包围了。我家是一幢二层旧木楼，父亲说这楼比他小五岁，他五岁那年，才有了柏树坟这楼。这楼坐南朝北，与别家的楼朝向相反，或许大门开在巷子边上，是为了方便进出。巷子太窄，小车进去就把路堵死了。我找到一处停车场，和父亲步行回家。父亲喃喃地说，变了，改变了，都换了样。我知道父亲的泪水又控制不住闸门了，脸上肯定老泪纵横。父亲的眼睛一直有个毛病，见了火光流泪。父亲解释说，他小时候，遇见过一场大火，从此眼睛就不敢看见火光。其实，不只是火光，他照镜子也会流泪，甚至和他孙子视频的时候，泪水也会滚滚而下，将他孙子吓得不轻。父亲到了巷子口，巷口坐着一位老妇人，白发稀疏，早已遮不住头皮，她闭着眼睛，对热闹的世界不屑一顾。我们走过去时，她突然睁开眼，说，二少爷，是二少爷吗？我肯定我父亲的耳朵听不见，但他却回头，说，是阿妹吗？老妇人颤巍巍站起来，伸出双手，频频点头，让我担心她一不小心会把仅剩的几绺白发抖落。我父亲在这个村子长大，少小离家老大归，遇见故旧，不仅流泪，而且哽咽了。

父亲站在祖屋门口，我掏出钥匙鼓捣了一会儿，依然打不开门锁，这屋子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进去过。我奶奶去世以后，这屋空了几年，后来我把它租给了一家外地公司做办事处，再后来，这家公司做大了，搬去了现代化大厦，这屋就空着。我的左邻右舍，从不放过一寸土地，在空隙处搭建起棚户，租给附近工厂的打工工人，赚点小钱不算什么，为的是等待拆迁，据说拆迁时违建也有赔偿款，这次终于让大家等到了。我早年来柏树坟时，邻居中就有人向我建议过，在后院搭一排平房，可我居住在几百里之外的南京，习惯了在高校混日子的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缺少鸟儿衔木筑巢的意志。那时我父亲耳朵尚依稀听得见，说，那种小市民热衷的事你少做，老刘家的房子越造越小，我们没脸去见祖宗八代。我父亲把小学教师剔除在小市民之外，他不知道，我这大学教师其实满脑子装的都是小市民思想，只是天生懒惰，行动上离一个合格小市民的标准尚有差距。我父亲自我奶奶走后再没有来过柏树坟，我绞尽脑汁想打开门锁，实在不行，我打算砸了门锁，换一把，我父亲却说，算了算了，我未必要进门。我和父亲直接去了拆迁办办公地点，小白告诉我，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他们早在村里临时租房办公。小白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前来办理相关手续，很是感动，讲了一大堆客气话，可惜我父亲一个字都听不见。祖屋的房产证上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在委托书上签了字，跑腿的事交给了我，从此就不需要他老人家长途奔波，一趟趟往这里跑只是我的事了。临走时，小白拉住我说，两证上写的是你父亲的姓名，你母亲可健在？我母亲二十年前就去世了。小白说，这房子是你父母双方的财产，你母亲的那一份，你得证明你是你母亲的儿子。我说，我找谁去证明？我母亲是独女，我外公外婆只有她一个孩子，没有七大姑八大姨替我证明。小白说，你外公外婆可健在？我外公外婆在上个世纪就去了天国。小白说，你必须开证明，必须证明你是你母亲的儿子，唯一的孩子。据说我本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可惜在来到这个世界前就夭折了，这是我母亲一辈子的痛，我母亲说，要是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我母亲希望我是什么样子，至今我还没明白。小白这样说，我一下子头大了，小白说，去当地派出所查原始户口资料，去当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其实很简单。我无奈地苦笑，我父亲正跟某位老邻居牵着手谈得兴浓，我拽一下他的衣袖，说，咱得回南京了。路过祖屋时，我用手指了一指，他坚决地摆手，说，反正要拆了，看什么看。有一条你要记牢，拆楼时我们自己拆，不要让拆迁公司的人来拆，听明白没？我用力点了点头，心中叫苦，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老头如何能拆得掉一幢楼，哪怕是幢小木楼。即使雇用人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我也是睁眼瞎，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的春节几乎都是在淹城度过。我奶奶有两个儿子，我的大伯，按淹城人的叫法，我称他为“大爸”，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我父亲是老二，他初中毕业后读了淹城师范，然后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做乡村教师，来到固城县一所乡村小学做了一辈子教师。据说他刚到这个叫葛村的村庄时，小学设在一家旧庙里，除了他，另外两位老师都是回乡知青。我父亲白天上课，晚上也住在庙里。大冬天放学后，他去河里担水。那时的小学生习惯了喝冷水，教室的后面有一大水缸，缸盖上放着一葫芦瓢，谁渴了就抡瓢灌一通。水埠其实就是一块架空的木板，他挑的是两只大木桶，桶沉板轻，他一不小心栽进了水中，好不容易爬上岸，在菩萨的慈目下钻进被窝中哆嗦了一夜，菩萨耐心地听他说了一夜胡话。这次落水事件，浇灭了我父亲想当校长的野心，他认清了自己一介弱书生的面目，从此甘心做一位平庸的小学教师，命运不忍心打击他，还是让他做了三十年的葛村小学教务主任。很多年后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半夜他见到了老白，老白说他注定是一辈子吃粉笔灰的命，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一场空。老白是谁？老白是他爸，我爷爷。从时间上推断，那时老白早已离开了人世间，我父亲显然是在高烧中梦幻了。我爷爷死得早，我大爸和我父亲算得上是孝子，每年春节都挈妇将雏回老家陪老母亲。

淹城人喊爷爷为“阿爹”，喊奶奶为“亲娘”，我至今弄不清这种称呼的出处，似乎降了辈分。我亲娘是个个头不高的老太婆，记忆中她总是颠着小脚在阴暗的木楼里忙东忙西。我一直疑心她是“资本家太太”或者“地主婆”，与我见到的所有老太婆不同，她抽烟喝酒，床头边上还有一圈佛珠，早晚都靠在床头上念念有词，我仔细听过，自始至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我当时有一个担忧，害怕她有一天被人揪出来批斗，幸亏这事一直没有发生。刘白说，亲娘的烟和酒都是他爸从上海捎过来。刘白是我大爸的儿子，我的堂兄。我的大爸仕途顺畅，先是做了所在工厂的厂长，后来又做了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他的手头比我父亲活络。他是最早出国谈生意的红顶商人，有一次他在饭桌上感慨，欧洲的动物内脏都丢弃掉，太可惜了。我和刘白都不相信，比如说鸭肫，比如说猪大肠，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舍得丢掉呢，外国人都是“戆大”。刘白说，他爸和他妈吵嘴，多半是为了给亲娘买香烟老酒。我一想也是，一到年底，我爸和我妈吵嘴，往往是为了给亲娘买鱼买虾的事。淹城人喜食鱼，尤其喜欢吃虾，摆筵席时无虾不成席。我父亲平时的口号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算是最早的月光族，因此我打小就吃成了个胖子。但一到年底，他开始存钱，为的是买鱼买虾，探亲时大包小包孝敬我亲娘。年聚人多，我和刘白俩小子只能睡到阁楼上，没有床，把被褥扔在黑乎乎的地板上，木地板就是床。阁楼上没有窗，只有两块明瓦，“明瓦”就是玻璃，可以给黑暗的阁楼透一点亮光。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除夕夜，基本是在这个黑乎乎的阁楼度过。第一次上阁楼时，我讨厌“吱吱”作响的木地板，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怕猛的一下踩出一个窟窿。我问我父亲，地板会不会踩塌？我父亲摇头说，没事，你使劲跺，这地板也不会折。刘白比我大两岁，懂得比我多，说，我爸说过，旧社会地主资本家都住木楼，木楼防小偷，小偷进了楼每走一步，地板就报警一次。我亲娘只是靠儿子们接济生活的穷老太婆，应该没钱可藏，最可能的原因是，她的儿子们没钱替她翻盖新楼，反正他们又不长住这楼。其实我怕的不是地板作响，怕的是阁楼上的黑暗，有刘白的时候，我一定要与他同上同下，后来刘白没了，尽管我已经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我死活也不肯上阁楼住，宁愿在我父母的房间打地铺睡，受大家的讥笑。我怕刘白半夜来捣我的胳肢窝，或者突然掏我的裤衩，说看看长毛了没有，这是小时候我们之间常发生的事。几十年过去，那样的场景至今仍会在我的梦中出现，提醒我在黑暗中坐起，默默怀念我亲爱的堂兄。

那年代我们回淹城，我父亲手头宽裕的时候，我们全家坐公交车。从固城到淹城，每天只有一班公交，早上六点半开车，要坐半天的公交车才能到达，鸡还没叫我们就出发，赶二十里路到县城汽车站坐车。那年代汽车开得慢，沿途停靠站多，我巴不得汽车再慢一点，我喜欢闻汽油的味道，我宁愿站着，站在驾驶位附近，贪婪时嗅那股汽油味，可能那时的造车技术不过关，油路的跑冒滴漏没解决好，汽油的味道总是飘扬在车厢里，车头部分最浓，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在乡下，汽车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我是我们全班同学中第一个坐汽车的人，而且每个年底都能轮上一回，我为此骄傲。在葛村的小伙伴眼里，我是城市人，作为城市人的标志之一就是坐过汽车。如果我父亲钞票吃紧——他多半是把钞票换成了鱼虾鸡鸭——他就带上我和母亲搭顺风车。固城是个产粮大县，有一个专运粮食的粮食车队，把稻谷运往各地粮库，其中有淹城的一处粮库。我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就在粮食车队做驾驶员，这个学生与我父亲关系不错，我们就搭他的车回淹城。我想坐在驾驶室，驾驶室暖和，最主要是能闻到汽油味，但驾驶室有押车员，而且常常还有别的人搭便车，我很少能如愿。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稻包上，稻包堆得很高，车一开动，寒风便加速了很多倍，我们一家三口抱成团，那风还如刀子般往脖子里袖管里钻，更糟糕的是那时的公路是土路，下车时我们三人满头满脸都是灰尘，我暗自叹息，车上仅有的一点汽油味，风一吹便无影无踪。司机把我们扔在公路边，我父亲千恩万谢地朝司机道谢，我母亲掏出一条手帕拍打我身上的灰尘。我们到柏树坟，还得在田野中走三四里的小路，这比起来时从乡下到县城的路途，已经不到一半，但是毕竟这时人已疲倦，我们一家三口肩背手提，步履匆匆，我母亲说，这哪里是回家，我们看上去分明是三个逃荒的叫花子。

只有在那样的时候，看见木楼的瞬间，我才感觉到祖屋的温暖，迫切地想冲进我亲娘的怀抱。

四

我得证明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怎么才能证明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母亲已走了二十年。小白说，你找出你父母的户口簿。我父亲现在的户口簿上没有我，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户口就迁出了。小白说，你回老家，找当地派出所，应该有原始材料。我说，房产证上是我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一定要证明我母亲是我母亲？小白说，你还是个大学教授，说出这话就是法盲。尽管证上只有你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但婚后财产共同拥有，这房产其实有一半属于你母亲。我哑口无言，我在大学混了三十年，至今还是个副教授，小白抬举我，是为了摔惨我。我把电话挂了，只能听令回一趟固城老家。

固城县因固城湖而得名，解放初期属淹城地区，所以我父亲淹城师范毕业后到固城做教师，后来固城县被划到镇江地区，再后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固城县又划为南京市辖县。这固城县就像江苏延伸出去的一个岛屿，三面都被邻省包围，历来是苏南的贫困县。我父亲当年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被分配到了砖墙乡，固城县最偏僻的一个乡，因为经常闹水灾，土坯屋浸水就倒，能盖上砖墙瓦屋是乡民的梦想，就有了“砖墙乡”这个乡名。我父亲最初到砖墙乡，却几乎看不到一间砖砌墙的房子，很纳闷。但接着他就顾不上纳闷了，本乡没有一所小学，我父亲当时心中没有失望，倒是有几分激动。他看过《乡村女教师》这部电影，越是艰苦越是磨炼人，一张白纸才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将葛村边上的一座寺庙定为小学最早的教室，他是教师，却找不到学生。那时候填饱肚子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孩子至少可以放牛搂草，干点轻活也没闲着，让孩子坐在教室里那等于少了一个小劳力。我父亲揣着干粮，一村村一户户死搅蛮缠，硬是凑到了一个班的学生，后来就有了几个年级，有了一所全日制完全小学。我母亲曾是卫校的学生，毕业后在县医院做护士，我外公是葛村的支部书记，她回家过周末时，一不小心认识了我父亲，一不留神嫁给了我父亲。在我父亲的忽悠下，她毅然调动，调到我父亲的小学做了一名小学教师。这要是在今天，是绝不可能的事。从城里到乡下，是水往低处流。从护士转行当教师，得有教师资格证，我疑心是不是我外公托人开了后门，我母亲说，哪里呀，那时代只要认得几个字就能当教师，有代课教师，有民办教师，我毕竟还有学历证书。那时候的人傻，让人看不懂。反正这样就有了我，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打小就在校园里滚爬。

我父亲所在的小学就叫葛村小学，地址就在原来祠庙的地基上。葛村有大葛村小葛村，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姓葛。老师大多数也是葛村人。读过私塾的称老葛老师，读过工农兵师范的称中葛老师，高中毕业做民办教师的称小葛老师，小葛老师有高个葛老师、小个葛老师、胖小葛老师、瘦小葛老师等等，我母亲被称为女葛老师。偶尔来人喊一声葛老师，办公室的老师应声一片，很是热闹。学生之间，年龄差不多，辈分却大不同，有高年级学生喊低年级学生爷爷或叔叔，喊的人认真，应的人坦然，辈分在那里，当然也不乏孙子把爷爷揍得鬼哭狼嚎的个例。我外公在解放前是“桌爷”，“桌爷”就是长工的头，力气大，农活好，在长工中有威信，解放初期他带领长工响应党的号召，打土豪，分田地，成长为一名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因为村里有玩伴，我在外公家待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弄不懂为什么别人姓葛，我却要姓刘，强烈要求我也姓葛，其时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我母亲看了我父亲一眼，给了我一巴掌，我外公把我抱到了腿上，我父亲仍然埋头吃饭。我外公外婆年轻时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努力很多年想生个儿子一无所获。我父亲一个外乡人，娶了我母亲，似乎等同于入赘，却又从来没明确过。我外公、我母亲怕伤了我父亲的自尊，不肯开口提这事，我父亲呢，每在关键时刻装傻。很多年后我给儿子上户口时，我父亲说，其实姓不姓刘并不重要，你爷爷就姓白。可在当时，他就不松口让我姓葛。

我驾车到了固城县城，离砖墙乡政府还有二十里。自从父母退休住到县城后，我已经难得来乡下。途中经过葛村小学，我泊了车，走进了校门。校门上“葛村小学”四个字还在，但学校早就合并到乡中心小学去了。校园里空荡荡的，操场上长满了茅草，据说教室曾经出租给一家服装厂做车间，但服装厂后来倒闭了，教室门上的挂锁长出了铁锈，校园成了一块荒芜之地。我找到我家的住处，那是两间旧教室隔成的房间，这样的宿舍，好处是窗子大，光线好，我从灰蒙蒙的窗玻璃看进去，原样基本没变。我家的土灶还在，只是挂满了蜘蛛网。门打不开，我坐在青石门槛上，朝远处眺望。小时候我从这个位置能看到大片的稻田，田埂上晚归的农夫，今天我坐下来，稻田还是稻田，田埂上没有一个人影，还没到农民收工的时辰。

我闭上眼，校园就喧哗起来，我看到了从前，看到了少年的我和我的那些玩伴。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