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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陈年旧案侦破后，出逃多年的女嫌疑犯终于浮出水面。目睹荧屏新闻，季小鹏认出这个被媒体传为“蛇蝎美人”的孟云娇，就是当年的文英儿。女友李贞计划将孟云娇的故事拍成电影，准备参投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由此她通过季小鹏展开往事追踪，一步步解开事件中的问号：一场童年的夏令营究竟对季小鹏而言意味着什么？文英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孩？两个人约定的最后一面，她究竟是提前逃亡还是错过了约定时间？小说在季小鹏的讲述中，不断地跃入过往记忆的河流，在错综复杂的命运交轨之间穿行。其过程中的洞察与思考，让人窥探到生活隐秘的内里。

长 河

□三 三

艮其背，不获其身。

——《周易》艮卦第五十二

1997年夏天，我在一辆巴士里醒来。刚落过雨，云影阴沉，天色还未从一片幽暗里恢复过来。我用手指弹一下车窗，水珠大幅度地在玻璃上斜行起来。外面是高速公路，植物迎合时令，已然绿意深深。车厢里空调温度很低，我觉得冷，就把双手塞进前排座位的椅套。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处叫“太阳岛”的露营中心，驱车三小时，穿过一带湿地便可抵达。太阳岛完工于八十年代末，或因地势郊僻，即便逢旺季，游客量也只是差强人意。有一年，露营中心的市场部门灵光一现，与诸多学校谈成了夏令营合作计划。自此，一到暑假，源源不断的中小学生来到这里，踉踉跄跄下了大巴，跳进为期一周的集体户外生活。在那个年代，露营属于相当先锋的概念，大部分人只在外国电影里见过一些相关场景。我的父母当时还年轻，有能力为幻想承受一定的代价。所以学校下达通知时，他们第一时间替我报了名。

巴士开进太阳岛的停车场，热浪袭面，天气竟已完全复晴。我低头看一眼手表，11点不到，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前方的空地上等候。按照行政区划，参加露营的学生被分为七组，我们组一共十九人。只有四个男孩，其中数我年龄最小，开学也不过刚升三年级。我们的领队是一位女老师，皮肤白得剔透，满脸汗渍使她的笑容显得很费力。她伸手作出围拢的动作，向我们作自我介绍——她姓陈，我们可以叫她Miss Chen。她发“Ch”的音节时混着一种翻译腔调，别扭而动听，我们忍不住哄堂大笑。并且，伴随更意味深长的窃笑，背地里，那些高年级的男孩叫她“细腰”。

细腰把我们领到休息处。那是一座搭得很草率的棚屋，或许为追求乡野风情，刻意配了一顶茅檐。我们的队伍蜂拥进去，到处嬉闹，不时传出几声兴奋的尖叫。我环顾四周，一片嘈嘈切切中几乎无人落单。我们组里有些人本就是朋友，另一些也在漫长的车程中寻到了友谊。唯独我怔怔坐着，拨弄手表外层的橡胶制托马斯火车头。

“他们真无聊。”忽然，一个女孩坐到我旁边。

“谁？”我有些惊讶。

女孩比我略矮一点，梳着一对麻花辫，神情却露出一种意外的成熟。她的双眼异常清亮，聚焦于任何一处，看起来都别有深意。她对我下意识的提问置若罔闻，转而说道，“刚才我坐你前面，你一直动我的椅子。”

“对不起。”我顿觉面部烧红，想解释是为怕冷，又担心她因此小看我，不由得更窘迫。我磕磕绊绊地说，“回去路上，我一定会注意的。”

“算了。”她冷淡地说。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问。

“我们学校很烂，不说了。”她摆摆手。

“我听以前来过的人说，营地的北边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即使在半夜，照灯也会全开，草坪绿得发光，见过的人都以为在做梦。解散以后，我们可以去找找看……”我说。

她仿佛并不在意我说的话，没有直接回答，但察觉到我的目光正落在她身上。

“你看什么？”她瞥了我一眼。

“……你这边辫子松了。”我迟疑着告诉她。

她抬臂一摸，把一撮逸出来的发卷抓在手里，又站起来，往附近张望一番。烈日生烟，刺得她微微眯起眼睛。她大约想找镜子一类的东西，但终无所获，于是坐回了我旁边。

“我故意这样梳的。”她慢慢松开手。

入营第一餐，订在休闲区的一家酒店。我们跟着细腰走进大堂，只见十几台铺了绸缎桌布的圆桌，上面已摆好凉菜。四盏巨型宴会灯高悬在头顶，光线穿透琳琅的水晶装饰片，一道人造虹影被折射到白墙上。我望得出神，想告诉那个女孩，但没看见她。等我们开了饭，她才匆匆地跑进来，在旁边一桌入座。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打量那个女孩。她的身形很瘦小，坐在位子上，像围栏中因朽蚀而下陷的一根松木。她几乎不动筷子，也不参与周围人的话题。多数时候，她低着头，剥手上的肉刺。她的头发重新梳过一遍，此时，两条辫子齐整、干净，非常均匀地箍在粉色皮筋里。只是不经意地，她会伸手去摸原来松散的地方，反复确认这些发丝已改邪归正，全然听从了她的心意。与我不同，她似乎无意观察外界，任凭自我蜷缩在无形的盒子里。然而，当我吃完准备离开时，她跟了上来。

我就是这样认识文英儿的。凑巧的是，夏令营第一天，营地安排我们住别墅，我和文英儿因同组而分到了一起。别墅以全球国家命名，我们所住之处叫“土耳其”，而我幸运地入住了唯一的单人间。

“我有个叔叔在土耳其。”文英儿说。

“真的吗，他去那里干吗？”我正收拾行李，饶有兴致地停下来。

“做生意呀，赚钱。”她一副怪我没见识的样子。

“赚到了吗？”我问。

“当然，土耳其人特别喜欢中国人。他赚了很多钱，打算在当地买一座小镇。”她说。

“太厉害了，他会接你们去玩吗？”我半信半疑，那种生活过于遥远。

“会吧……会的。”她站起身，在我蓝色的床铺上留了一道褶皱。午后，室内外的温差高，窗玻璃上有一层细小的水珠。文英儿用手掌小心地擦拭，一片清晰的视野从中浮现。我们可以望见远处的树林，千万张绿叶当空细闪，容留暖风赋形。低处遍布着不知名的野花，是夏日了，一切色彩的灵韵在蒸腾中被唤醒。再往后，就是那块即将扎满帐篷的空地，我们的露营也会随之真正地开始。

到了下午，我懒散地踱到游泳馆。细腰已经等在门口，递给我一份储物柜的号码牌。小黄鸭造型，翅膀上刻着一个暂时属于我的数字，在我手心轻轻发烫。泳池是露天的，周围以人工沙滩造景，外圈还种了一些绿植。我认不出具体的种类，只是模糊地想到，它们在热带也许是常见的。为了吹起救生圈，我不得不长久地蹲在岸边。许多人从我身旁经过，沙滩上的足迹被一遍遍重置。其中也包括细腰的，她穿了一件印满草莓的连体泳衣，快步跳入水中。我有些晕眩，好在救生圈差不多吹成，于是堵上了橡胶塞。

泳池很大，靠一点想象力的弥补，它就能成为真实的海。我的泳裤是去年买的，穿在身上却已有点紧。稍划一下水，下肢崩得窒息，就停在了池中。有生以来头一次，我感到自己像一座小型岛屿，迟钝地浮在水上，承纳落下的光线、灰尘与寂静。就在这时，文英儿抓住了我的救生圈。水淹到她的下巴，可能蹚过来的途中呛了水，她咳嗽了一阵才开口。

“我想用一下你的救生圈。”她说。

“我这个气吹得不够，你问问别人……”我很为难地说。

“没关系，让我试试。”她说。

“可是我不会游泳，离开救生圈不行。”我几近嗫嚅。

“你又没在游。”她不仅没退让，反而变得更加蛮横。

“我刚休息好，马上就游了。”我说。逃离灾难似的，避开她的注视。

文英儿不再说话。咳嗽再度泛起时，她用一只手捂住口，另一只手死死抓着救生圈的一侧。我们僵持不下，我只好凭蛮力游动，以为她会被迫放开。谁知我一蹬腿，她抓得更紧了，整个人扑在救生圈的后方。没游几步，她仿佛发现了某种诀窍，也跟着我的节奏蹬——她搭上便车，把救生圈的一部分用作了浮板。见这样行得通，她大笑起来，喉咙里发出细钢丝拉扯般的嘶嘶余音。来露营中心小半天，我还没见过文英儿如此开怀。那层阴沉的面罩从她脸部化去，紧接着破壳而出的，是一张鲜亮的少女面孔。

我们不知疲倦地往前游。渐渐地，人更少了，日光把空气晒出一种微弱的咸味。突然，文英儿一失神，从救生圈上翻落下去。水面很快吞噬了她的身体，呼吸释放出的泡沫、双手扑腾时打出的水花纷纷涌起，向外扩散出无望的涟漪。我这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早已游进了深水区。近处没有一个救生员。我极力探出身子，往水下捞那具瘦弱的身形。有一两次，我似乎触碰到文英儿，但电光石火，根本来不及拉起她。我的眼睛胀痛，泪水快溢出来了。文英儿竭尽所能地挣扎，水的棱镜使她身姿更扭曲。某一瞬间，她终于攥住了我的裤腿边缘，继而是腰、上衣。知道她的位置后，我又一次伸出手，一把将她拎了上来。

一场小小的劫后余生，反倒让我们放松了很多。回去路上，经过一家小卖部，文英儿要请我喝汽水。

“我们现在是生死之交了。”她眨了眨眼，说，“这样吧，我们可以交换一个秘密。”

“我没什么秘密。”我想了想说。

“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秘密，也许有很多个。”她说。

“那你先说一个？”我开玩笑说。

“晚上告诉你。”她说。

我们挑了瓶装的美年达。结账时，文英儿从挎包里掏出一把硬币。面值都很小，甚至有不少一分、两分的。她数了半天，后面排起长队。我等得焦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十元纸币，但文英儿并不领情，坚持数出了相应的数目。

作为过渡，夏令营的第一天没有任何任务。晚上，由高年级的学生主导，我们一行十个人，在别墅里玩“你画我猜”的游戏。有一轮，文英儿抽到的词语是“欢乐”，轮到文英儿作画时，别人很快猜中了，她还马不停蹄地继续画着——在那个欢乐的人周围补上海鸥、礁石、发亮的藻类。文英儿画得很好，丝毫不比少年宫里参加美术比赛的选手逊色。然而，已经知晓答案的猜谜者们却不耐烦了。屡说不止，一个初二的女孩干脆夺走文英儿的铅笔，往沙发下丢去。由于两人身形悬殊，大女孩完全可以把这一切做得轻描淡写。至于文英儿，则被迫以虚弱的凶狠来回击——她抓起桌上的白纸，拼命撕扯，送葬仪式似的纸屑撒在他们头上。

“季小鹏，我们走。”她对我发出一道昂扬的指令。

可当我们回到我位于三楼的房间时，她的气焰迅速耗散了。她蜷缩在我床头，像一堆再无复燃可能的炭火。我们不开灯，半敞窗帘，往外借一些零星的光。她没有哭，至少没发出声音，幽静得以在房间里停留。不一会儿，有人踩上楼梯，我们不禁屏住呼吸。所幸，他们不是往三楼来的。

“他们都回房间了。”我小声说。

“随便，关我什么事！”她哑了，话音落在空气里，一把生锈的锯子。

“你饿吗？我带了泡面。”我忽然想到。

我蹑手蹑脚地下楼，好不容易找到热水瓶，里面滴水不剩。为了不让文英儿失望，我提起空瓶出门打水。一打开门，猛地看见许多陌生人聚集在外面。

冰冷的红蓝灯光下，两辆警车如喘气的野兽。细腰正与警察交涉，他们在我十米开外，听不清具体说什么。在警察身后，有一对苍老的男女。女人面部狰狞，好像要打细腰，被两个警察协力架住。男人则截然相反，始终不语。一件白色T恤罩住他佝偻的身躯，领口、袖口布满小破洞。鬼使神差地，一种诡异的预知力量从我身上焕发——这些人的出现都和文英儿有关。

我吓得连忙锁上门，当时是夜里十点半。

“你是说，当年，孟云娇就是这样被警察带走的？”李贞瞪着眼睛。指间的烟烧出很长一截灰，她浑然不觉。经风一吹，尘烬落满她的手背。

“文英儿……她本名叫文英儿。”我说。

“他们凭什么带走她？”对于我的纠正，李贞置若罔闻，只顾追问。

“她偷了家里的钱，私自报名参加夏令营。父母根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到傍晚还不见人影，报警才找到露营中心。”我说。

我想象警车在公路上驱驰，夏季的黄昏空前辽阔，云火燎原。文英儿的父母坐后座，光流自下而上涤荡他们的身体，循环往复，像一种抽象的洁具——但没有什么被清洁或改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黑夜将至。

“不过她只偷了两百。”我向李贞解释说，“夏令营的费用是两百七。就是说，有一部分钱是她自己存下来的。”

“嗯，她是个不错的女孩。”李贞敏锐地察觉到我的态度，故意说。

“也不能这么说……”我说。

“你们后来有联系吗？”她问。

“她被带走前，塞给我一张纸条。当时太混乱了，她远远地用唇语对我说，‘给我写信’。纸条里是她的地址，字迹很模糊。”我说。

“你写了吗？”

“没有。”事实比较复杂，但这个回答大体上是正确的。我说，“又过了七八年，应该是我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社会实践。每人拿着红十字会的袋子，去各个路口为小儿麻痹症患者募捐。我负责的路口靠近文庙，结束后闲逛，突然想到那里离文英儿家很近。我是说，她过去的家。那条弄堂早就动迁了，但房子还没拆完，拆到一半项目暂止了。残破的房屋定格在那个瞬间，有的被穿破墙垣，有的甚至被劈出了一个横截面。满地都是发黄的雨水沟，很脏。没走多深，我就想回头了。然而，转身看到的却是类似的画面。在我反应过来之前，我已经站在废墟里了。这时我想到文英儿，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跳出来：她留给我一片废墟——当然，那时候我也小，容易沉浸在恢弘的想象里，不怎么明白废墟的真正含义。”

在我讲话的过程中，李贞不时微微仰头，像要从高空中检寻某种神秘的信号。等我停下，她关掉录音笔，抱歉地一笑：“要下雨了，今天先到这里吧。”

我快速喝完剩余的咖啡，让李贞在露天卡座稍等，我则去停车场取车。十分钟后，我驾车回到原地，大雨从空中暗黄的裂缝间灌下来了。李贞匆匆跑来，坐进副驾时，灰色西装已沾上墨点般的雨迹。她压低了喘息声。

“一起吃晚饭吗？”我问。

“今天不了，孩子最近住家里。”她说。

我和李贞相识于两年前的圣诞夜。那是一场艺术从业者的集会，四处散发着奇形怪状的自由，人人亟待酒精与狂欢的重铸。我的天性与张狂相悖，对那些被幻觉浸泡过度的自我展示一贯警觉，反而注意到一夜缄默的李贞。当时，李贞刚离婚，但丝毫不曾受困于婚姻的崩塌。她有一个刚念小学的女儿，因工作缠身，由她父母代为抚养。

我们很快见了第二次，李贞来我家。她做了饭，重新叠好床边的衣服，把杂乱堆放的物品全部归类。接着是性，如此自然地发生，甚至罕有色情的意味。李贞比我大几岁，好像一个熟识已久的姐姐。她深谙我的诸种需求，慷慨地一并打理，而做这些似乎费不了她多少精力。自此以后，李贞大约两周来一次。相处日益长久，我逐渐察觉李贞的独特之处。她的性格中潜藏着一种硬朗，使她永远望向前方，奔跑的每一刻都令她安心。正是基于此，没有什么精神困境能羁绊住她，她也很少向我袒露私事。

不久前，市里彻底破获一起陈年旧案。罪犯疑有两名，是一对情侣。男嫌疑人于十五年前被捕，执行了死刑。女嫌疑人孟云娇一直在逃，隐姓埋名，终于在一次集体血液采集中暴露行踪。到处都在谈论这件案子，从早到晚，电视里轮播着昔日凶案的各种细节。

有一天下午，新闻里恰好放到孟云娇在看守所的录像。出逃多年的嫌疑人，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我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孟云娇长相很美，艳丽、娇柔，正属男性会为之血脉偾张的外形。让我惊讶的是，孟云娇的表情很特别，我好像从前在哪里见过。我盯着屏幕良久，神经元怦然跳动，脑颅涌起一阵轻微的疼痛。我意识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个被媒体传为“蛇蝎美人”的孟云娇，就是当年的文英儿。我把这件事告诉李贞，出乎我的预料，她大为振奋。原来李贞早有计划，要将孟云娇的故事拍成电影，参投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既然我与孟云娇有过交集，无疑是一座可开掘的灵感矿山。而我也是那天才得知，李贞在戏剧学院任教职，已拍摄过两部独立电影。

雨刮器重复擦着车窗，像一对鞘翅目动物的触角。晚高峰期间，我们移动得很慢，车灯、街灯、交通灯在水迹中晕开。雨势丝毫没有减弱。一片模糊之中，夜晚的信号不动声色地显现。李贞抱着双臂，尚在回味关于孟云娇的往事。

“你们后来见过面吗？”李贞问。

“没有。”我回想罢说，“其实有不少机会，好几次差点约见，但最终没成行。”

“哪一年的事情？”

“读本科时，我和文英儿再次联系上，她找到工作了。当年在营地，我一直以为她比我低一两级。她长得非常瘦小，看上去就像刚升小学——可后来我倒推出来，她那时已经念五年级了。”我说。

“难怪她表现得那么早熟。”李贞若有所思。

“她的外表太有迷惑性了。”我笑了，想到文英儿言行举止里卖弄的成分。时过境迁，那些已变得不再重要。在漫长的追忆中，事情表面的翳层脱落，我终于能看见更真实的一切。

“照你说的那样，文英儿谎言连篇，嘴里没有一句真话。”李贞说。

“也不全是，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我说。

“比如？”李贞挑眉问。

“我说不清楚。”

不知为何，我心中恍如升起一障水雾，难以名状。待它缓缓散去，我几乎触摸到那个时常抑遏着我的暗穴洞口。

李贞没有追问下去。我打开广播，一首叫不上名字的粤语老歌响起来。中途，李贞接了一个电话，是她的孩子打来的。她的语气异常柔和，假如不是亲眼见到，我甚至无法相信她有这样一面。我蓦地发现，一夜又一夜的激情，并未使我们更了解彼此——性是一条缠绕着幻景的虚线。临告别前，李贞想起什么似的，特意转身问我。

“对了，她晚上告诉你秘密了吗？”

“说了。”

“是什么？”

“她说……”话到喉咙口，我才感到说出来很费劲，“她说，她和邻居模仿过大人做爱。邻居和她差不多大，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当时我怔住了，没有细问。”

实际上，我给文英儿写过信。

经年累月，尝试了很多次，但没有一封是写完的。如今回想起来，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萌生过给文英儿写信的想法。有时是突发奇想，有时构思再三，一个念头在脑中盘旋数日，等静下心来才付诸文字。为防止父母窥看，那些写到一半的信都撕了。即使后来用电子文档写，情绪消失后，我通常也会删除。前几年，我去健身馆练习壁球。小小一颗黑球，与墙壁撞击后又弹回我的拍下，不断循环。当我大汗淋漓，蹲在一旁喘息时，忽然明白，从来没有真的收到过信的文英儿，就是那面墙。

有一回，我在一个中学时代常用的USB盘里，找到半封写给文英儿的信。在不同的信件里，出于一种儿童的游戏心理，我曾随意地为文英儿取昵称。而这封信的顶格，却赫然写了文英儿的全名。

文英儿：

好久不见。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六年。我现在在光明初级中学念书，初二了，成绩还算过得去。不知道你怎么样了？回望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时间是瞬息而逝的。然而，切实地去度过一天又一天，就会发现六年非常漫长。我仿佛坐在一条小船上，每一秒都离你更远一些，而那种距离是永远不可能挽回的。

最近，我们地理老师在课上讲到了太阳岛。你能相信吗，原来有一座真实存在的“太阳岛”，就在哈尔滨松花江的北岸。据说，那里有很多异国风情的别墅，是二十世纪初搭中东铁路进来的外国侨民兴建的。我们老师还放了一首颂扬太阳岛的歌曲，歌词里有“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小伙们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这和我们初次见面的露营中心多像啊！可六年前我们见面的地方，是一个仿造的假“太阳岛”。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你知道吗，我现在还能想起很多当时的细节。傍晚走在路上闻到洗发香波的气味、那间别墅木制楼梯扶手上的划痕；还有你走了以后，我们一群男孩去踢足球，草从小腿上划过的微刺的感受。怎么能说，那个太阳岛是假的呢？

这六年来，我更加明白你所说的那个秘密。当年你告诉我时，我其实有点害怕，而且要到几年后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许在潜意识里，我隐隐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罩在上面。它让我皮肤发痒，以至于六年以后，我仍然会经常想起你的秘密。希望你不要为此生气。至于我拖欠你的秘密，我现在想出来一个了。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从小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我觉得我们最终会失去所有东西，越在意的，失去得越快……

……

（全文详见《江南》2023年第二期）

三三，1991年出生，知识产权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作品发表于多家刊物，多有选载，曾获2020年“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1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新人奖、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俄罗斯套娃》《山顶上是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