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那条棕黄色小路夹带砾石和沙，以对角线的形式穿过棉花地，通往不远处的沙漠。

十几天前，我从平原城市飞抵这广袤的西北边境，脚踩足踏之地整整抬高了一千多米，越往西北越高，直至抵达“世界屋脊”。在遥远的汉唐时期，这里是帝国的边境，再过去便是西域，“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此地。半年前，那个错过的电话便是由此拨出——姨母一开始以为是诈骗电话，待她犹豫再三拨打过去，对方告诉她，打电话的女人刚刚离开。

我从黄页本上获悉地址一路找过去，找到一家杂货店，各种商品胡乱摆放在货架上，林林总总，沾满尘埃，好似“三无”产品。一名瘸腿男子坐在门外台阶上喝着当地产的地瓜酒。我注意到玻璃柜台上有一本倒扣的书，封面画着黄褐色几何图形，有城墙、沙丘和烽火台。——后来，我才知道这本叫《鞑靼人荒漠》的小说写了一个军人在边疆等待建功立业，临死才等来敌人入侵的消息。街对面，一个小男孩蹲在角落里玩沙子，偶尔朝我们这边张望一眼；这里的街上到处都是沙子，风沙拂面，很像秋天里的落叶。

货架上陈列着一排墨绿色杯器，其颜色很是醒目。男人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这就是夜光杯，用祁连山玉石做成，倒入酒液后，还会变色。我不敢想象这就是唐诗里的“夜光杯”，那种神奇的杯子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里。

我并不指望找到她，但既然来了，总要问询一番。讲起半年前的那个电话，男人居然还记得，“她来打电话那天，带着一只小狗，她管那狗叫‘豆豆’，还给它买香肠吃。她和你一样，也对夜光杯感兴趣，捧着那杯子，看了又看。”“从那以后，你还在别的地方见过她吗？”男人摇头，退回角落继续喝他的地瓜酒。我买下他的夜光杯——那么美的名字，总能让人忆起过往岁月。

我在小城的绿洲旅店住下，每天跑到一个叫春花桥的地方看人酿酒，听旅店老板说，那一带住着很多来自江浙的生意人，或许可以打听到一点有用的消息，连着去了好几天，都一无所获。离开春花桥，我经常去桥头的王记面店吃面，此地的面食真是好吃极了，面质柔韧、劲道，很有嚼劲。待店里只剩我一人时，随口问那个包头巾的女人是否见过一个来自南边的女人，她想了半天，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可能见过这个人，也可能没有。

那天下午，我在旅店房间里休息，店主过来敲门，“有个狗狗娃找你，”此地居民称小孩子为“狗狗娃”，既是贱称，也是亲昵表达。打开门，一眼便认出是杂货店门前玩沙的男孩，他说要带我去个地方，我要找的人可能就住在那里。昨天，他们店里来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说起有个来自南边的女人帮她找到沙漠里的寺庙，让她的儿子转危为安。

我们穿过卖黑枸杞和香料的店铺、散发出奇异香味的酿酒作坊和驴肉黄面店，看到一些肤色黝黑、生性懒散的本地人，坐在杨树下喝一种叫“醴泉”的白酒。一年四季，他们不是喝酒，便是等雨。为了祈雨，有人不得不跑到沙漠里寻找传说中的寺庙，以此显示自身的虔敬。在男孩的带领下，我走到街道的尽头，再过去就是沙地了。男孩停在一棵核桃树下，指了指那间蓝色铁皮小屋，“她应该就在那里，你自己过去吧。”我来此地多次，但从未注意它的存在。

很多个黄昏，我试图走进那片沙地，哪怕仅仅是靠近它都异常艰难——好像那是大海或者陆地的尽头；每次，我都是犹豫地站立许久，再掉头回去，好像有个声音在我耳旁说，沙漠很危险，赶紧回头。

小屋里显然有人居住，床上物品叠放得很整齐，锅碗瓢盆看上去像是刚刚被人使用过。可能，主人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我知道钥匙在哪里。从前，在那个写满“拆”字的楼房里，她将它藏在门口地垫下。果然，它还在那里。眼前的这一枚，树叶般轻盈，拿在手里有种奇妙的质感。

我退了房间，将行李搬过去的那天下午，有人来敲我的窗户。一个小女孩站在窗下，仰头，踮起脚尖，好奇地望着我。她的眼睛介于琥珀色与肉桂色之间，很像是某种玉石的颜色；看到我的刹那，她眨了眨眼睛，很快跑掉了。

第二天一早，一个包彩色头巾的女人站在门外，她身上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机警的大眼睛，猎鹰一般。她从肩上甩下一个包袱，丢下一句话——“帮我交给这屋子的主人。”便气呼呼地走掉了。我打开包袱一看，里面除了面粉、土豆、白兰瓜、苹果外，居然还有一簇带露珠的苦水玫瑰。

三天过去，屋子里来了好几拨人，他们像是有求于这个屋子的主人，却因为某种原因无法说出。临走时，他们都说过几天还会再来。

那天早晨，我穿过什么也没种的荒野，来到被夜晚冷却的沙地里。这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有些兴奋，还感到莫名的担忧。沙子在脚下蔓延，就像水，但它们无法留住我的脚印，我完整的脚印还落在核桃树下。我没有走得太远，总在还能看到铁皮屋时及时返回。

我经常在梦里听见她回来的声音，赤脚走过核桃树，来到窗下，推门而入。或许，还有那条狗的身影，很多人都跟我提到它。好几次，我看见黑影从门外飘然而至，杵在我的床前，当睁开眼睛，眼前却什么都没有。

二

这一切还得从那个电话讲起。我还能想起那天早晨，电话那端，姨母带着哭腔向我诉说她的不是：既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她当然没有人间蒸发，她只是不想见人，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那次，我遵姨母嘱托寻到她租住的小区，找到那幢临河的房子，楼道很暗，有一股子潮腥气。门铃坏了。我敲了一会儿门，停下，犹疑着，再敲。我怕吵到左右邻居，这种房子墙壁薄，隔音效果差。我希望是地址错了，她应该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她不缺钱，她的丈夫很有钱——至少不该是眼前这种房子，铁门外还设有一道铁栅栏门，上面蒙着一层沾满尘埃的纱帘，就像一个洞穴。

可开门的人就是她。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洞口，怔怔地望着我。屋里光线很暗，所有透光的地方都有布帘遮挡着。空荡荡的房间，除了一只沙发、一张方桌、几只塑料椅凳，几乎没别的了。我的目光扫过光秃秃的墙壁，看见一两处铁钉存在过的痕迹，可能那上面挂过明星海报、世界地图之类的东西，属于一个叫小伟的少年。

见我目光游移，她开口道，“没什么东西了，都被我送人了。我买的那些东西，都被我送掉了。这些是房东的，不能送。”——她指了指沙发桌椅，忽然笑了。“表姐——”我讪讪地叫了一声，某种飘忽不定的情愫随着这一声叫唤似乎又回来了。

“是我妈叫你来的吧？你去告诉他们，我不打算回去了。”她一向快人快语。

我想着该如何说服她，说出口的却是——“方便的时候，去我那里住几天吧。”

“去你那里白吃白喝白住，直到有一天被你嫌弃？”她一双眼睛斜觑着我，好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那总比流落街头好。”我尴尬地说。

“不，我宁愿流落街头。”她笑了，看到我的窘态，似乎更得意了。从小到大，无论什么事，她总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这是中学毕业后第一次与她正面接触。这一年，她四十一岁，与十几年前相比，模样并没有改变太多，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从前，她可是个“乖乖女”，父亲早逝，不得不听从母亲建议，在一大堆追求者中选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人；之后为了顾全婆家生意，辞去教书育人的工作。孩子生病后，她更是独自带到省城寻医问药。母亲告诉我一些不得不相信的事，说她曾跪在某专科医生面前，求他救救自己的孩子；为了讨到所谓的秘方或偏方，被人骗去大笔钱财。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认为她能做的就是回到丈夫身边，过完平静、安稳的下半生，这也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孩子的女人所能获得的最为保险的人生。

那天，例行公事地劝说一番后，我就回去了。我根本没想要说服她，这很难。后来，大概还是她丈夫过来把她带走了。她在老家待了半年不到，便离开了。离开前，她办了两件事，一是离婚，二是把丈夫分给她的钱都留给母亲。此后，便从镇上消失了。

对她的拜访只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如果不是后来我们的生活再度出现交集，它早被我忘记了。那天，我在外面散步，竟然接到她的电话，说房子租期到了，想要来我这里住两天，等找到新的住处，马上搬走。我居然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没想到，她会给我打电话，血缘关系曾给过我们温暖和依恋的感觉，但早已随风而逝。当晚，她就过来了，除了皮箱和一只随身携带的背包，没有更多的行李。她瘦了一些，皮肤晒黑了，看着精神还不错。餐桌上，她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她已经找到一份好工作，没有老板管束，无需处理复杂的同事关系，不仅上班时间自己说了算，还绝不会被拖欠工资，很自由。“那是什么工作呢？”

“你猜猜看。”

“猜不出。”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隐隐的担忧。

“我在做外卖送货员，没想到吧？”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但当她这么说时，还是有些吃惊。

几天之后，在我出门办事时，她将我屋子打扫干净后，留下一纸条，走了。她的房子已经租好，在城郊接合部。我松了口气，以为她不会再联系我。没过几天，她却发来租房照片，说那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反正房租便宜，也不需要拼命干活来养活自己。她告诉我那里住着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她帮那些孩子补习功课。后来，我才知道她不仅帮他们免费补课，还给他们钱治病。他们都是以前她在医院里认识的。小伟离开后，她还和他们保持联系。

我一直想去那里看看她，但脑海里一旦浮现那种混乱不堪的场景，便本能地想要躲避。大学毕业那年，我在那种地方住过三个月，夜里睡觉也不得安生，随时担心有人破门而入，眼前总浮现出衣衫褴褛的人，心里非常害怕他们——实则害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七月半那天，她发了地址过来，邀我过去吃饭。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下车后又走了十几分钟，沿途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那幢砖瓦结构的灰房子，水泥外墙上写着一个个“拆”字，字形慌乱，没有样子。门前是荒草丛，半昏暗的光线中，蚊蝇乱飞。我沿着没有栏杆的楼梯往上走，一口气走了五层楼，热得直冒汗。一条狭长的走廊，两边房间依次排开，我寻着门牌号，一直往前走到底。煤气灶摆在过道上，她正在炒菜，看见我，努努嘴，示意我先进屋坐下。屋里开着空调，内机漏水，底下接着一瓷盆，正叮咚作响。只是一个单间，客厅兼餐厅与卧室之间以门帘相隔。小屋气氛诡异。除了灯光，还有摇曳不定的烛光，蜡烛燃烧的气味让我想起早年祭祀先祖的场景。黑压压的祠堂里，一桌子家乡菜，鸡鸭鱼肉，九大碗。她娴熟地焚香、点蜡，给死者添加饮料，用酒瓶盖子占卜。我站立一旁，恍惚看到外祖母的身影。

其实，从进门那一刻起，我就想夺路而逃，但终究没这么做。终于，她结束仪式，将祭品重新加热、上桌。我们围坐一起，听着空调内机的漏水声，狼吞虎咽。饭后，我帮着她整理、收拾，打扫卫生。她站在门外过道的水槽前刷碗。我等着外面的流水声停止，就告辞回家。我要赶在最后一班公交车收车前回去。

今晚，绝不能留在这里，滴水的空调内机会让我发疯，蜡烛燃烧释放出的刺鼻气味会不断往我鼻孔里钻。

“好了，我们出去走走吧。”她微笑着，挽着我的胳膊下楼。一路上，我都想着如何挣脱她，去赶那最后一班公交车。

“我该回去了——”，像有什么东西阻隔着，我始终不能将这句话说出口。

我们摸着黑在大楼里走。没有栏杆，楼梯好似在摇晃，要将我们甩出去。待终于走出楼宇来到地面上，有草叶擦着我的脚踝，有蚊蝇追逐、叮咬，我才感到落了地。不敢回头，生怕那黑暗中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

离开大楼，她仍攥着我的胳膊肘子，往街的那头走去，与公交站台完全背道而驰。她神情镇定，一言未发，好似重任在肩。到处都是未竣工的楼盘，塔吊和防护网随处可见，路灯通到看不见的远方，不知她要将我带往何地。

一截水泥管子横亘在路边草丛里，路灯打在管口处，好似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微型入口。管口地面上有一截树枝，断茬新鲜，还缀着几片叶子。她丢下我，踢开树枝，不假思索地钻了进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我。还未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从那里面爬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尘灰，带着那种沉醉的表情说道，“你知道吗？我曾在这种管子里待过一晚。”

“你过来看看，里面并没有那么糟。”

“怎么样，你想不想试一下？”她露出那种轻盈的笑，不像是恶作剧，更不是玩笑。

空气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好像要把我压成齑粉，脑子里的血液已停止流动，全身的血液好似也被冻住；就在我想着这个人是不是疯了时，她却再次挽着我的胳膊，哼着歌，若无其事地将我带离那里。

三

来这里后，我很少出门。白天，我躺在床上听风的声音，到了夜里，那些声音变得无比尖锐；它们携带碎石与沙粒，不断敲打窗户，好似告知我沙漠那边的消息。这个屋里，除了锅碗瓢盆、桌椅板凳和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可谓“家徒四壁”。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将这样的生活按在我头上，又会怎样？

我的职业是英语翻译，在此之前，刚刚译完一篇叫《往高处去》的当代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没有工作的底层女性，离开丈夫和家人，过着近乎流浪的生活。她热衷于在荒野搭建房屋，以废弃砖块，以任何能找到的东西。她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心一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有一天，有人过来向她宣布其所建的为违章建筑，必须马上拆掉。她蹲在荒草丛中大哭，眼睁睁看着推土机将她的“城堡”推倒，从大地上抹去。哭完后，她起身将衣物食品分赠给他人，别人问她去哪里，她仰头，凛然一笑，说，“往高处去……更高处去。”译到此处，我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好像那个女人不是虚构世界里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人，因为翻译，我们的命运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来这里后，无论看到何种景致，我总会无缘由地想起她。不知她在这个世上的哪个角落生活，又过着怎样的日子。这里的白日很长，夜晚姗姗来迟，且格外漫长。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铁皮屋子也有窗，窗外是一片少雨的土地，树木光秃，植株低矮，好似多年前便已停止生长；但我知道一旦雨水降临，它们马上就会变个样。类似的传说在当地流传颇广。比如，某处沙地一夜之间长出树木，并像热带雨林一样丰饶；比如，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如何在沙漠里寻找到甘泉，它就躲藏在十几厘米的地表之下，躲在旱柳、胡杨和丛生禾草的下面；还有一些更夸张的说法，说某处的山以纯银缝制而成，某处的黏土可以直接用来煮饭。总之，在别处绝不可能的事，在这里都变得顺理成章。

那天凌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她回来了，屋子里立即涌进一股沙粒和岩石混合而成的气息——她把沙漠里的风也带回来了。她推开房门，在那张唯一的床上躺下，就躺在我的右手边。不久，小屋里响起轻轻的鼾声。这个清晨似乎格外漫长，天迟迟没亮，我等着亮光穿过小屋的缝隙，照到我的床前。

不知过了多久，那个声音忽然从微茫的光亮中传来。“你怎么来了？”

“不好意思，希望没打扰到你——”我听见有个声音战战兢兢地回答了她。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这里什么都没有，沙漠里什么东西都长不出，那么荒凉，什么都没有！”她说着说着，似乎有些愤愤不平。

“不为什么……就是想过来看看。”我甚至没想过会找到她。

“你回去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挺好的，别再来找我了。”她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好像我的出现打扰了她的清静。

“告诉他们什么呢，说你在这里做向导，做得很好，不准备回家了？”

“随便说什么啊。反正，我又不在意这些。”她难得地笑了笑，也不知为什么笑。眼前的她，脸庞黝黑，颧骨高耸，含糊的表情，没有大喜大悲之色，对这一切完全是听之任之，大概也是满不在乎。

那几天，来找她的人很多。他们去沙漠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为了寻觅一块罕见的石头，有人只为见识某种濒临灭绝的鸟类，有人为了给患难中的家人祈福，更多的人只是想去里面快乐地游玩一番。看她这么忙碌，有这么多人需要她，着实让我意外。而刚来此地时，她连工作都找不到，不得不到餐馆里洗碗、刷盘子，“反正，我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工作。”她倒坦然得很。

“后来……姐夫有找过你吗？”来这里之前，那人还给我打过一通电话，叫我一有消息就告知他。

“找啊，怎么不找，天天打电话来让我回家，一天好几个电话，没办法，我只好连手机也停用了，任谁也找不到。” 她笑了，似乎为此感到得意。

“其实，他这人还不错的……”我知道她并不爱听这个话，但还是说了。

果然，她一阵冷笑，“呵呵，还不错？你什么都不知道，居然敢这么说。他现在没钱了，彻底穷了，赌博赌输了，被骗子骗光了！相好的女人也跑了，才想着让我回去伺候他，我才不上这个当！哈哈，你可能还不知道，当年，我就是为了钱才嫁给他的。那时候，我妈要死要活的，非得让我嫁个有钱人，我就听了她的。现在，我们离婚了，什么关系也没了，难道还要我跟着回去，来个破镜重圆？我可不是什么贤妻良母！从前可能是，现在早就不是了。”她的嗓门还是那么大，与之前一模一样，而脸上的表情完全是不屑。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如此愤愤不平，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我讪讪地笑了笑，不知该怎么说，或许事情不全是如此？

她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下去。

来这里后，她的态度总让人捉摸不定。某些时刻，她习惯性地沉默，另一些时刻，又滔滔不绝，恨不得把所有想法一股脑儿倾倒而出，毫不设防。那些天，在她略显絮叨的讲述中，频频出现一个叫芳姐的女人。自从结婚后，不用说异性知己，她连同性朋友都少得可怜。

“来这里后，我经常一个人跑到沙漠里玩。那种地方虽然荒凉，但让人感到踏实，你可以在里面做任何事，谁也不会来管你。当然，我也不做什么事，无非是到处走走、看看，打发一点时间。有一天，在那里，我遇见了芳姐。她的职业是沙漠向导，给人带路的。即使不是工作时间，她也喜欢跑去里面玩。见过几次后，芳姐邀我去她家里，我这才知道她也是一个人住。从那以后，她总是跟我聊沙漠里的趣事，比如怎样将一只迷路的黄羊送到绿洲，比如某个晚上的流星雨如何让她难忘。其实，她说的这些，我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奇怪的是，几次接触后，我居然被这个人吸引住了。她和别人不太一样，总是自由自在的，想走便走，想留就留。她从来不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也不问她的事。她每次去沙漠，总要三五天才能出来。那几天，我便坐立不安，老是打破碗碟，同事们说我像丢了魂。下班后，我带着她留给我的小狗，在小城里晃荡。后来，我请过几次假，跟着她一起进去，本来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没想到就此迷上了。

“芳姐告诉我，沙漠里的人大都不是渴死的，而是溺水或溺沙而死。溺沙而死我能理解，沙尘暴会把人埋在下面，连尸骨都找不到。可怎么会溺水而死，沙漠里又没有水，有水倒也好了，那就是绿洲啊。但我错了。在沙漠里，危险随时可能降临，大多是悄无声息的。那时候，我已经辞掉饭馆里的工作，跟着她一起做向导。那次，我们打算带一群摄影爱好者去看胡杨林。临出发时，我忽然发烧到四十一度，她只好临时找了个帮手。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场大暴雨在里面等着他们。短短一天之内，落下两年的降水量，落成了一个湖泊。据说是为了救一名游客，她让自己陷进流沙里，片刻之间，人就没了。也有人说，她是自己滑进去的，当时现场一片混乱，谁也没看清她是怎么没的。

“芳姐离开后，那只狗也紧跟着失踪了。有人看到它跑进沙漠里，再也没有出来。我知道一只狗绝不可能将沙漠视为理想的居住地。唯一的解释是，它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去完成。现在，每次经过湖边，我都有一种异样感，好像她还静静地躺在某座沙丘之下，就像考古史上著名的小河公主或楼兰新娘，等着有一天被挖掘出来。有一次，就在那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我在小学课本里读过关于“海市蜃楼”的文章，没想到有一天还能亲眼看见。我站在那里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脑子空空的，什么也没想。”

说到这里，她忽然闭上眼睛，好似进入隧道般的记忆深处。

四

那个遥远的早晨，她和一个男孩出现在外婆家的天台上。那是夏天，绯红的牵牛花攀在水泥外墙上，像一个个鲜艳的气泡。男孩躺在一条很窄的板凳上，双手交叠放于脑后，仰望着头上天空。而她倚靠在栏杆边，吃着金铃子果，橘黄色外皮剖开，露出鲜红的、汁液浓郁的果肉，那种红像是被什么东西持续照亮着，非常晃眼。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我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如此和谐的画面，它充满美感、希望、勇气——诸如此类的东西。当然，它很像电影场景，很美，很梦幻，并不长久。后来，我在文艺片里看见类似镜头，总忍不住想起当年。

我从未见过此人，他应该不是这镇上的，或许是她师范里的同学，难道是那个季老师？她跟我讲过学校里有个音乐老师，姓季，刚刚留校任教，教学方式很是特别，整堂课只让学生反复聆听不同曲目，让耳朵学习、鉴别，很少讲解。还说音乐靠的是听力和悟性，而不是嘴上功夫，多讲无益。

毕业时，季老师送了她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鼓励她报考音乐学院。她自小颇有音乐天赋，学习乐器的能力也强，但从来没有系统训练过。他们毕业不久，季老师也从学校里出来，据说教学能力太差，很多学生反应听不懂。他被解聘后，只好返回老家的小学教书。那时候，我总以为她会嫁给季老师这样懂她的人，即使不是季老师，也应该是外面的人，我们这个镇上的男人怎么配得上她。

记忆中，那年夏天似乎格外悠长，她被分配到一间乡下小学教书，离家太远，课余生活非常乏味。那时候，还没有轰轰烈烈的补习运动，她的同事们唯一热衷的便是打牌，三缺一的时候，她常常被叫去凑局。姨妈来过我家好几次，每次来都要在母亲房里待上大半天，出来时泪眼汪汪，叫我长大了一定要听大人的话，不要学表姐——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自从姨夫过世后，她就开始习惯性地皱眉，唉声叹气，一脸苦相，说的话也越来越没有人听。没想到，金秋十月，婚讯传来。她要结婚了，婚礼定在腊月初八，新郎来自镇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家族，有叔叔在县里做大官，家族产业包括一家茶场和若干店铺。婚后的她，着实过了几年好日子，姨妈也跟着一块儿享福，他们去过北京、三亚和新马泰，买过金子、玉石和玛瑙，大概也吃过山珍海味、满汉全席。

那个祭祀之夜过后，我们还见过一面。那时候，她已经不跑外卖，在一户人家屋里当保姆，负责一日三餐及小孩接送。平常住在主人家，假期则不管吃住。当无处可去，又不想花太多钱，只能找通宵营业的餐厅或洗浴中心凑合着对付一晚。那天晚上，她来我家已是后半夜。白天，她把城市逛了个遍，直到天降暴雨，所有亮灯的地方都关了灯、闭了户，才找到我这里。

她跟我说，等赚到钱，就去别处看看。我问她需要多少钱，打算去哪里，并告诉她姨母有一笔钱放在我这里，随时可以交给她。姨母当然没什么钱放在我这里，我只希望在她需要帮助时，还能照顾一下她的自尊心。但她完全置之不理，说不是钱的问题，她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她一直想过上不怎么花钱的日子——那也意味着，不需要赚很多钱，甚至可以不必攒钱。

可一个人活着怎么才能不花钱呢？

来这里后，她最满意的居然是，每个月只要花几百块就可以了。这个小屋是一个老太太送给她住的，只要每个礼拜去老人家里搞一次卫生作为补偿。我在那里时，还替她去过一次。老太太身体硬朗，并不需要一个勤快的保洁员，反而一个陪聊之人更能获得她的欢心。中年守寡，唯一的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沿海城市工作，并就地成家。偌大的屋子，只有她一人、一猫以及两三盆半死不活的绿植。“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外面发生的事。”我一落座，她便俯身凑过来，好像那些故事都长在我身上——它们像树上成熟的果实，只要轻轻一摇，便会自行坠落。

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精彩的故事，便随口讲起翻译小说中的女人如何离开丈夫和家庭，在外面过起流浪者的生活。有一天，她找到一个干燥的窑洞，用一根绳子将花花绿绿的衣物挂起来，准备就此住下。除了衣物，她还有一些很别致的东西，比如一只完好无损的搪瓷杯，一把红色带绒面的靠背椅，以及一个木头做的首饰盒，浑身漆了绿色。这些都是她在路上捡的。天气晴朗的日子，她把花花绿绿的衣服挂在树枝上晾晒。她还搬出那把红色丝绒靠背椅，一边看云、赏花，一边用搪瓷杯喝别人送给她的绿茶。

“慢着，她为什么离家出走？是她丈夫不要她了吗？”

“不是啊。”

“那是为了什么？是生不出小孩，被婆婆赶出来了？”

“也不是……是她不钟意她丈夫了，不想和他一块生活了。”

“可她连饭都吃不上，怎么敢这样？”

“她就是这样做的啊……所以才过得那么难。”

“了不起啊，这个女人了不起。”老太太分明有些激动，追着让我把细节再讲一讲，越详细越好。

真不知道她每次来这里都给老人讲什么故事，这可比打扫卫生麻烦多了。当然，为了省钱，她总有办法应付。

那些夜里，她带着我在这个毗邻沙漠的小城里闲逛，时间好像一下子回到很多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是中学生，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每到夏夜无法入睡时，谁都不会乖乖地躺在床上等天亮，去晒谷场漫步，去河里夜游或野地里捉萤火虫……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好转，还变得更加糟糕。

那天早晨，我们来到城外的河边散步，河水很浅，细流无声，好像随时可能干涸。果然，几天之后，我们看到一条干裂的、白花花的河床，就像伤疤。谁也不知道那些水去了哪里，还会不会回来，好像这里的一切随时可能消失不见。

杂货店里的男人和小孩离开了，一个染黄头发的年轻女孩站在店门口招揽生意。我在那张带扶手的椅子上坐下，等着她给我做指甲或修眉，她却主动跟我讲起那个故事。

“他带着孩子在这里足足守了五年。”女孩的诉说让我很快弄明白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原来，男人在此等待服刑的妻子出狱。监狱就建在沙漠边上，犯人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植树，那些树少部分活下来，大部分都死去了。尽管如此，沙漠上的树还是越来越多。现在，女人的苦役结束了，这一家人的苦役也告结束了。

“他们回老家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女孩告诉我。

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女孩继续站在店门口迎接当天的第二位顾客，我满脑子都是那本倒扣在玻璃柜台上的书，黄褐色封面，画着沙丘、城墙和烽火台，却忘了祝她生意兴隆。

五

她又去沙漠了。这一次，她没有带团，只一个人去，说要开辟一条新线路。她离开后，我才发现医药包、帐篷、睡袋什么的都还留在家里。她几乎什么也没带。可能，她有别的打算——我不让自己多想。她走后不久，我便打算离开，坐汽车、绿皮火车，或者徒步一段，再搭乘别的交通工具，都可以。

我想着各种离开的方式，但迟迟没有行动，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这么做。对沙漠的兴趣已然消退，我知道不是因为沙漠，而是她。她还在里面，一直没有出来，也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几天前，电话又打到我这里，这一次是姨母。还是那些话，叫她回家。她没有接电话，完全无动于衷，好像电话里的人与她毫无关系。

那个梦在她去沙漠的当晚自动跑出来。所有梦里都是相似场景，我试图遗忘，但很难做到。以铁皮屋子为圆心，方圆三公里内成了我的活动范围。有一次，我甚至走到沙漠深处。在那里，我遇见一名拾荒老妪，她用令人费解的普通话告诉我，她每天都来这里捡东西，总能捡到几样好的。老妪扬了扬手中的蛇皮袋，一脸骄傲地向我展示从沙子底下淘来的宝贝——丝绸衣物、饮料瓶、一截打磨精致的木头、好看的陶瓷器皿，真是什么都有。

老妪走后，我听到了风声，它们从沙漠的腹地刮来，也是那些夜里在铁皮屋子外面刮过的风。当天晚上，那个惊恐的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蓝绿色湖水，静寂不动地躺卧在沙滩上。醒来后，我松了口气，以为没事了。她成了沙漠向导、水源寻觅者、捡骆驼粪的，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而我也该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那条消息就像火舌，瞬间燃遍本地新闻圈。她救了一个想要轻生的男孩，只有十六岁，从外省一路坐火车过来，什么装备都没带，一心准备到沙漠里寻死。男孩冻僵在一个破房子里，被发现时已奄奄一息。她背着那个人在沙地里奔走，最后被发现晕倒在医院外面的马路上。

短短半天时间，这条新闻的阅读量达到了十万加。

我在医院里找到她，给她看手机里的新闻。

她很不满，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这样，那又怎样？她不过不想承认罢了，伤心往事如在眼前。记忆中最黑暗的一幕与此相叠在一起——我未曾亲见，只听别人说起，极为惨烈，任何经历过的人绝不会忘记。

自儿子得了那种病后，她便日夜陪在身边，吃饭、睡觉寸步不离。医生也不允许她离开。那天，男孩让她去外面买一杯奶茶，他看见同病房的人在喝，也想喝。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可以叫外卖的。男孩撒娇说，他还想吃甘蔗呢，买了奶茶，再带一根甘蔗上来，俩人可以分着吃。她隐约听医生说过，多吃甜食对脑部安定有好处……便没有细想，抬脚出了病房。他们住二十一楼，不是高峰期，电梯不堵，出住院大楼，左拐，再出医院正门，再右拐，买了奶茶，水果店就在奶茶铺隔壁，前后相加不过二十分钟。等她抱着奶茶和甘蔗原路返回，一路小跑着接近那幢白色大楼，已经晚了。人群正聚作一团，将现场包围，唯恐被她看见。她扔了手里的东西，像疯子一样冲过去，重重地摔倒在地。

那些年，我的脑子里不断回放那并非亲见的二十分钟，每一步骤，每一动作，包括下电梯的时间，制作一杯奶茶的时间，甚至小贩削甘蔗皮的时间，卯榫般严丝合缝，好似黑暗中有人导演了这一切。

那天，她在我面前喃喃自语，“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那又是怎样的呢？”

我去看她时，她正躺在床上挂盐水，脸色苍白，嘴唇仍有些发紫。男孩在隔壁病房里，吃着热腾腾的稀饭和包子。他的家人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男孩神色平静，胃口极好，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是他拯救了我。”第二天晚上，她仍这么说。我不知道她到底想说什么，看她的神情，并不像玩笑话。

“我说那个男孩，”她继续说。“是他拯救了我。”

新闻里明明讲得清清楚楚，是她把男孩从沙漠里背出来。事实也是如此。她为何要这么说？

“不是这样的。”她神情迟疑，好像这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越是如此，她越挣扎着想要将此解释清楚。一开始，她的诉说有些结巴，试图隐瞒什么，但很快就将这一切抛开了。

“其实，这一趟去，我已经做好可能回不来的准备。我对沙漠谈不上多少了解，有些经验还是从芳姐那里得来的。带队的事情，我早就不想干了，总觉得自己会出事。在那种地方，一旦出了事，便是灭顶之灾。我可不想害人。可芳姐走后，老是有人来找我，逃也逃不掉，真是心烦。他们认定只有我可以帮他们找到正确的路，这很可笑，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心愿胡乱寄托在别人身上呢。其实，我早就厌倦了，也不为什么，就是觉得没劲，做什么都没太大意思。很难说清楚那种感觉。但我想，要走便干干净净地走，谁也别告诉。我跟你说去开拓新线路，其实连指南针都没带，本来想着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要是走不动了，就地躺下吧，也算是死得其所。

“我第一次发现那个男孩的时候，他坐在一片栽着红柳的沙地上，低垂着头，看上去很累，除了身上的背包，什么都没带，连防晒衣和太阳镜都没有，就像从城市的街头空降到这里。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同伴呢？他抬头望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扔给他两瓶矿泉水和一些吃的东西。沙漠里尽管什么样的人都有，但这个男孩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显然，他并不属于这里，完全是误闯误撞进来的。一路上，我忍不住猜想他为何一个人来到此地，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对沙漠应该略知一二，至少知道如何在植物身上收集水分；看见他时，他正把一只塑料袋套在一簇灌木丛上。可这样做，又能收集到多少水，无非是自我安慰罢了。我觉得好笑，真是书本知识害死人。几天之后，我的存水越来越少，一想到会在大漠里全身脱水而死，还是有些害怕。可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希望到时候找个僻静角落藏起来，不要被蜥蜴、蝎子、响尾蛇和狼找到就好。其实，沙漠是世上最干净的地方，不允许藏污纳垢，不能容忍任何腐烂物质的存在。它很纯粹，比世上任何地方都纯粹。在那里，无论动物还是人，到头来都会变成一具白骨。这么想着，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

“那几天，我乱闯乱走，居然找到一个废弃村落，村子附近还有一个几近干涸的水池。没想到，我会在那里再次遇着那个男孩。他看着比前几天瘦多了，眼睛通红而凹陷，枕着背包，躺在一堵断墙的阴影里。一开始，我并没认出他来。他声音很轻，叫我阿姨，让我给他一点吃的。他喝了一点水、吃过一点东西后，马上就睡着了。我看着红蜘蛛在他身边爬来爬去，居然有一种亲切感。这些沙漠里的生灵，永远活蹦乱跳的，多好啊。而在漫漫黄沙和骆驼草之下，又埋葬着多少死去的生命，与他们相比，我们不过是暂时会呼吸的生物，迟早有一天会走上同一条路，既然如此，又何必急在一时。

“从那一刻起，我决定把他护送出去，他还年轻，不应该埋在里面。一个人只有身处那种荒凉之地，才会真正明白任何生命——无论美丽或丑陋、尊贵或轻贱都有追求生的权利，都不应该被轻易地伤害或消灭。自下定决心后，我的身体好像被注入一针强心剂，无端地充满力量，但我知道这个力量维持不了太久，我要趁它消逝之前赶紧行动。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拖着那男孩上路了。虽然没有指南针，但我知道大致方向。白天，我可以根据太阳和影子的移动来辨别方向。早晨时，太阳在东方，中午转到正南，而到了下午则位于正西。到了夜里，只能看北极星认路；先找到勺状的北斗七星，北极星就在那附近。这些都是芳姐教我的。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只要想活，就能活下去。这终归没什么问题。但我错了，当一个人想要活下去，那才是考验的开始。夜晚，脚底的沙子似乎在发光，一颤一颤的，谁也不知道会踩到什么，耳边只有单调的脚步声，甚至连风声也消失了。有好几次，我感到鞋底下好似触到白骨，不免有些害怕。我开始后悔之前白白消耗了太多的食物与水。在那种环境下，连后悔也是奢侈的，很快，我就什么也不想，脑子里只剩一件事：活着带他出去。他果然是沙漠发烧友，懂很多理论知识，但根本用不上。有一次，他忽然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原来，他是背着父母偷偷跑出来的，准备给他们一个教训。听到‘教训’两个字，我忽然想到小伟，脑子里一阵模糊的钝痛，很快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们继续赶路。我真怕那两条机械行走的腿忽然折断。之前，我听芳姐说过，有人在沙漠里赤脚感染了细菌，回去不得不截肢。”

说到这里，她有些后怕地望了一眼白色床单下伸长的双腿，第一次心无旁骛地笑了，好像在说：你看，它们都完好无损。

她叹了口气，转而以一种轻松、略带调侃的口吻继续讲述。

“这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反正，我们总算活着走出来了。出来之前，我们看到了湖泊。月光下，湖水很美，但谁也不敢久留。新闻上说我差点躺倒在医院外面的马路上，那是真的。但不是晕倒，而是我自己躺上去。躺在一条结实可靠的路面上，不会下陷，没有意外，那种感觉可真不错呢。

“有风，有音乐、美酒和喷泉，好像睡在春天的舞池里。”

——她旁若无人地诉说几天前的经历，神情恍惚，如在梦中。

草白，出生于1981年8月。写小说和散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天涯》等杂志。著有短篇小说集《照见》，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少女与永生》等。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上海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