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之国
福山福水福人家 卢一心 作
中国画，简称“国画”。在古代，没有“国画”之说，古代绘画常用朱红色、青色，故称之为“丹青”。《汉书·苏武传》：“竹帛所载，丹青所画。”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古代画工通常被称为“丹青师傅”。中国画之说，始于明末时期，随着外国传教士将“西洋画”带到中国后，与本土“丹青”形成对比，于是就有“吾国画”“中国之画”“中国画”之说。之后，中国画被简称“国画”。然而，中国画真正被称为“国画”，应该始于1919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北京，思想界氛围活跃，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联系在一起。国乐、国医、国菜、国画等相继问世，应运而生。1925年，广东癸亥合作社改称国画研究会，旨在“研究国画，振兴美术”，1926年，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足以证明。
然而，追本溯源，真正的“国画”应起源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或来自更早之前的各种图腾，包括由心理崇拜乃至敬畏所产生的幻象。旧石器时代，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以及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留下来的许多器皿已经证明。此后，各时期的陶器及陶器上的各种图案应该就是最原始的“国画”，图案上互相追逐的鱼、跳跃的鹿等，想象丰富，栩栩如生。青铜器物上的装饰画，表现方法更为丰富，堪称一绝，有人物、风景、场面等，极富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之后的禅宗，将“国画”表现得更加富有哲学意境，所谓文人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步形成的。《容台别集·画旨》道：“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可见，中国画和禅宗关系密切。
中国画流派纷呈，似乎也成历史必然。别的暂不说，且以花鸟画为例——
五代时期，中国花鸟画就分为“黄派”和“徐派”两大流派。“黄派”即“黄筌画派”。黄筌善于技巧，继承前人轻勾浓色的技法又独标高格，深得统治阶层喜爱。黄筌为宫廷画家，亦即所谓御用画家，其善写宫苑中的奇花怪石、珍禽瑞鸟，勾勒精细，设色浓丽，不露墨痕，所谓“诸黄画花，妙在赋色”（沈括），画成逼肖其生，故有“黄家富贵”之称。“徐派”即“徐家野逸”，同属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之一，然其代表画家为南唐的徐熙。徐氏为金陵（今江苏南京）人，虽江南一布衣，但志节高尚，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绘的汀花野竹、小鸟渊鱼、草木虫兽，皆妙入造化。所作花木禽鸟，形骨轻秀，朴素自然，清新淡雅，独创“落墨法”。他的作品注重墨骨勾勒，淡施色彩，流露潇洒的风格，故后人以“徐熙野逸”称之。黄徐两派对后世影响甚大。
不过，应该说中国画从一开始就自成体系，之后才渐变。这一点可以从人文和地理环境进行论证。关于人文方面，上述已经作了简单介绍，就是中国画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最原始的创作冲动和本能。地理环境方面，则相对封闭，北有草原，南有高山，东临大海，西接沙漠，且“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在长期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并存的文化结构中，一般处于先进地位，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以“中”自居，过着接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直至晚清，传统中国画开始受到革新派质疑，并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一批个性强烈、不拘宗派、多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如“四僧”、新安诸家、扬州八怪、海派等，这些画家追求自我，向往自由表现，特别是晚清画坛海派的繁兴，为中国画开创了新画风。
其实，自古以来“诗画同源”“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才是中国画成为“国画”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著名国画家，无一例外都有很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甚至集文学家、画家于一身。苏东坡诗词享誉古今，山水画也独步北宋；唐伯虎因画名闻大江南北，也以诗名博得才子美誉；徐渭画风奇特，底蕴深厚，气势非凡，被时人称为“画坛怪才”，其戏曲创作闻名于世；近代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还有现当代的李可染、潘天寿、黄胄等，其身上无不闪耀着极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光芒。由此可以看出，要想学会创作和欣赏中国画，就必须掌握并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从历史来看，历代尤其是元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大画家都能诗，如八大山人、郑板桥、徐渭等。
所以说，中国画本质上应该就是文人画。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历代文人把中国画传下来并发扬光大。近代著名画家陈衡恪说：“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中唐王维将机理禅趣引入诗画，在诗歌和书画创作上极力讲求空灵，其思想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许多著名的诗文作家和书画家。难怪当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曾出任北平女师、美专校长的姚茫父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中会这样评价：“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中国画还讲究“道法自然，物我合一”的创作方法，而这正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苏东坡说：“余尝论画，以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心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这又是另一种境界。说出了中国文人画家心中的禅学和哲思，此乃大境界也。
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的，艺术创作需要灵感，而现实生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但仅仅来源于生活是不够的，还要高于生活，只有融入时代性、时代精神，才会真正创作出好作品，这已经是被历史检验出来的真理。也就是说，见景生情、因物起兴，这是传统说法，只有将其上升为哲学思考和诗意，才会创作出更加精美和富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画并不断推陈出新，中国画的魅力就在于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学根基最为关键。当然，中国画分为人物、花鸟、山水、瓜果、虫鱼、走兽等几大类，但无论如何划分，中国画的特点和审美情趣以及价值取向是一样的。总之，中国画重在“国”字，只有读懂“国”字才会解中国画，也才能看出审美情趣和价值所在。而要读懂“国”字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以及各方面修养。
我向来认为，写作和绘画原本应该一体的，这才是文人画的真谛，偏离哪一方面都是一种遗憾乃至缺失。历代文人大抵也都能舞文弄墨，这大概就是文人画的真正来由，国画之说乃后来的泛指。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也向来把写作和绘画当成一回事。我把葡萄当成绘画主题，绝不是为画而画，我是怀着对葡萄原根情结的追问和审美冲动而产生绘画冲动，而非只是题材的选择。一边以作家的视角总结出葡萄精神的三种境界和哲学思考；一边以画家的敏感，采用新水墨技法，将国画的写意与油画的色彩结合起来，使光影、线条、色彩呈现出更加新奇的视觉效果，创作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葡萄国画作品，壮写西域风情，丝路情怀，敦煌情调，表达对新时代、新丝路的畅想与哲学思考。
文末，不妨也提一下，有人说，进入21世纪，“新文人画”画家群体已成为中国国画界的主导和中坚力量。所谓新文人画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或许，这确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另外，既然中国画被称为“国画”，那么，必将继承传统，发展创新，将国之精神和艺术情操发扬光大，才不愧为“国画”。 基于此，个人浅见，中国画应回归文人情怀，这样才更能体现国画之韵味和精髓。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漳州市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