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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往春天的家书》是张品成的又一部红色题材长篇儿童小说。作品“以一个孩子的视角，通过战地服务团这个切口，展现出全体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勠力同心、顽强不屈的精神气概。”小说在反映抗战时期国人的生存状态和民族命运的叙事中，表现出了全民抗战的真实战斗生活状况，释放出了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坚强意志，激荡起了他们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操。

小说的主人公是“小鬼”韩世得，在“上高会战”前夕，为了证明自己，他主动要求上前线。本来，他作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马夫，在后方可以不用吃苦，还可以跟着总司令出入大场面、光鲜场面，走哪里都是风光无限。然而，这种风光得意的日子并不是韩世得想要的，他认为自己也是个军人，军人就得上战场。他政治上满腔热血且义愤填膺，思想上不断进步且大智若愚。小说家把这种思想心理状态，放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中来描写，放在“上高会战”前夕支前民众同仇敌忾、百折不挠的精神状态弥漫在江西地上的具体社会环境中来描写，热情地歌颂了“上高会战”这样一个全民抗战的典范：“没有后方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在兵力、武器全面落后的情况下，想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后勤支援力量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随军征途中，通过多种形式宣传鼓动军民抗日、救护和慰劳伤病员、调解军民矛盾，做出了非常显著的成绩，是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是《寄往春天的家书》的神经中枢，是作品的灵魂，是小说家提炼和确定的主题思想，贯穿在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小说中写的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娄长官、李副官，战地服务团团长郑功南、服务团成员乐蕊红、白梦蝶、许葳莉、符敏兰、钱起凤，老秀才令狐从喜、陈光有陈四少爷、皮小贵、李羽凡、刘大奎，以及“小鬼”司丰兴、齐保、胡芸、易秀芬等次要人物，是韩世得形象的重要补充。

《寄往春天的家书》通过对主要人物形象和次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围绕着“上高会战”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从成员为女人和孩子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各个方面，来反映支前民众在抗日战争中勠力同心、坚定不移的支持。这种齐心协力的态度，就是小说家多年来一直想要讴歌的。张品成十八岁那年，作为知青被下放到“上高会战”发生地之一的高安县团山（后来改名汪家），从那时起，“‘团山惨案’和那眼古井中的几位无名烈士”一直萦绕在小说家的脑海中，四十多年过去了，最终在今天写进了《寄往春天的家书》这部小说中。因此，这部作品写得丰满而深刻，故事所选取的“照相”和“写信”两大情节的设置，也合情合理且令人信服。

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是小说家精心设计的、虚实结合地再现了当时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女人和孩子在会战中的感人故事，浓缩了小说家对历史的深刻感悟，以及“我们不应当忘了他们，我们的后人也不应当忘了他们”这一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与担当。当然，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作为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尽量不要出现有描写战争血腥的残酷场面。所以，小说家在《寄往春天的家书》中明写“为每位即将上火线的将士照张相”和“为他们每人写一封家书”，暗写残酷的大会战即将到来，两条线相互结合，不仅十分巧妙地避免了正面描写战争的血腥，而且也达到了表现战争残酷的目的。“照相”和“写信”这两个故事情节，典范地歌颂了全民抗战中军民团结一致对外的家国情怀。

张品成在《寄往春天的家书》中的每一个场景的设置和描写，都是置于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当中的。比如“看就是”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来到镇上（女兵），“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战前学习（培训），“说话还能治病”的心理疏导（谈话疗法），“刘大奎和易秀芬经历的事情”引出的团山寺惨案（火烧团山寺），“大战当前”的两个铁路工人趴地上听铁轨（情报收集），“匹夫有责”的照相和写信（家书）等。大会战前夕，镇上茶铺喝茶的男人们唠叨着从上海来了十几个“穿着洋气，连头发也弄出花样，身上发香，几丈地方之内那香气都冲鼻子”的女人，因为他们没见过女人当兵，哪怕这支由女人组成的队伍就出现在眼前，但在他们心里还是压根就看不起服务团的女人和孩子，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能干出什么名堂来。从镇上男人们的闲唠中，我们感受到由于乡间闭塞，乡人的思想还比较落后，就连日本人在中国杀人放火，镇子上的人也都认为那“都是命，人的生死祸福都是注定了的，由他们去吧”，这种千百年来的封建残余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在信息闭塞的乡人脑子中，以至于他们见到日本鬼子来了时选择集体躲进团山寺，认为日本人也信菩萨不会杀他们，从而酿成团山寺惨案。惨案发生时，几百难民在“都是命里注定”的愚昧无知的落后思想主导下，无人反抗，被日本人活活烧死，没烧死的也被当场逐一屠杀。正因为如此，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来后的所作所为，对乡人落后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冲击，他们由最初的“看不起”到后来称赞她们“了不起”，并勠力同心地支援抗日前线的官兵，最终取得了“上高会战”的胜利。这些反映社会本质的历史情况，在当时是可感、可见、可闻的真实事件。小说家在作品中设置的场景，生动地反映了以韩世得为代表的“小鬼”们在战火中的蜕变和成长。

《寄往春天的家书》不仅成功塑造了少年韩世得这一艺术形象，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群像。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和语言都很有特点。比如：“韩世得那头发就格外显眼了，油黑发亮，每一根都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人看得舒舒服服，熨熨帖帖，一丝不乱，看上去像个新郎。”在这段文字中，韩世得风光得意的性格很自然地就从字里行间弥漫出来。又比如：“有人发出一声惊喊，把大家吓一跳，人们循声望去，就看见一截花布被抛在半空中，那花布大家很熟悉，那是今天穿在白梦蝶身上那件旗袍上的一块布。”在大会战即将到来之际，白梦蝶把为结婚准备的旗袍剪掉这个情节，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瞬间高大起来，没有国哪有家，先国后家的家国情怀在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战中得以勃发。张品成的小说语言，既具有比较浓郁的江西客家方言的味道，又有比较强的个性色彩。比如：“村里的伢们都把头发弄得乱乱的”，“伢们”是方言，小孩子的意思；“令狐从喜每次都会往那桌上扔几个毫子”，“毫子”是方言，硬币的意思；“韩世得那天很高兴，他把一切都收拾得熨帖”，“熨帖”是方言，干净整洁的意思……类似具有浓郁方言特色的口语，都用得非常有韵味。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独特的地方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而且为小说在思想、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上趋于比较完美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为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提供了前提。无论是从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可读性的标准上来看，《寄往春天的家书》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反映抗战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