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间：2023年3月16日

■地点：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逝世，3月13日经由媒体报道后，在海内外引发了悼念热潮。大江是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作家，他多次到访中国，并做过多场演讲。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2000年大江健三郎访华时做过纪念演讲的场所之一。3月中旬，该中心特别策划了一次座谈会，邀请国内多位大江作品的译者和研究者，共同追思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精神与人格魅力。本版从中撷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编辑题记

大江当年的演讲，是写给青年读者的一封亲密来信

秦刚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大江健三郎先生曾经做过演讲的地方，2000年9月底大江先生访问北京，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清华大学做了演讲，在北外的演讲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纪念研讨会开幕的纪念演讲，也是日研中心历史上的重要一页。这里培养的硕士、博士的毕业生中也涌现出了大江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在座的张文颖教授、王丽华副教授便是其中的代表。

1994年10月大江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日本讲谈社的知名编辑、曾担任大江多部小说编辑工作的小孙靖先生，将其收藏的3000余册文学类图书捐赠给日研中心图书馆成立“小孙文库”，其中就包括大江健三郎的主要著作，以及大江先生赠送给小孙先生的十余部签名本。这些图书为阅读和研究大江文学创造了条件。数年后，小孙靖先生作为北外专家任教期间，带领我们一批日研毕业的青年教师举办读书会，阅读大江的新作《被偷换的孩子》。当时参加读书会的就有今天在座的王志松教授、徐滔教授、熊文莉教授等，主要成员还有清华大学王成教授、北师大林涛教授、已故北外应杰老师等。

2000年9月29日大江先生演讲的录音稿刊发于《日本学研究》第11期，重温这次演讲的内容，会发现这对了解他的文学思想以及面对中日共同问题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一篇重要而珍贵的文本。

他在演讲开始后特别介绍了同来参加研讨会的日本文学学者小森阳一先生。小森先生后来成为大江文学最重要的研究者和阐释者，还担任了大江先生等九人为捍卫和平宪法而发起的“九条会”的事务局长。在演讲中，大江先生谈到了如下话题：中日韩之间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隔阂与距离，1960年访问北京时的记忆，新世纪达成亚洲内部相互和解的可能性，大江自己所追求的日本文学，战前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幼时的反抗意识，由故乡的四国方言、东京的标准语以及战后开始接触的欧洲语言所构成的他的“语言世界”，正在计划的最后一部长篇作品的写作蓝图，脑部残疾的儿子大江光对音乐的感知，武满彻的音乐所展示的示范性与普遍性，小泽征尔对于西方音乐垄断性规范的突破，以及萨义德的音乐见解与武满彻音乐创新性的高度一致，等等。其中，提及了布莱克、石黑一雄、金芝河、鲁迅、茅盾、老舍、谷崎润一郎、巴赫金、武满彻、斯特拉文斯基、贝多芬、萨义德、小泽征尔、彼得·塞尔金等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化名人。与在社科院、清华大学的演讲相比，这次演讲涉及到了历史认识、亚洲和解、文学创作、语言世界、文学理论、艺术普遍性与创新性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体现了这位文学家的人文知识的丰厚和思考范畴的广博，而且所有的话题都非常有针对性。他充分意识到了是在一个学术研究机构面向日本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在做演讲。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是他谈到鲁迅时说，从战前到战后，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带来强烈冲击的文学家就是鲁迅先生。鲁迅异常尖锐的批判让日本文学者受到极大感铭，但这些日本知识分子却没能阻止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的知识分子有没有把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教诲再回馈给中国？有没有去诚实地落实？我认为是没有的。”这段话体现了大江先生作为日本知识分子与文学者的深刻的反思意识。今天的座谈会以“逆行于绝望的文学与思想”为主题，也正是想体现出大江文学和鲁迅文学之间的深度关联。在谈到他自己试图探索的文学时，他讲到“我对自己的文学所考虑的，是如何设法让自己从日本人的文学的束缚或封闭之中解放出来。而且，我希望自己的文学是通向世界的、通向普遍性的文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想成为世界上被挑选出来的几名作家中的一员。”

大江先生在演讲即将结束时说：“在中国的研究者以及通过学习今后将成为研究者的年轻的中国学生面前，我讲了作为一名日本小说家的多个具体层面，呈现了日本的一角，为此我感到非常满足。”可以说，这次演讲也是大江先生写给所有有志于研究大江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的青年读者的一封“亲密的来信”。

大江在回应诺贝尔文学奖问题时有他的问题意识

王志松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学院教授

2000年，我在日研中心成立15周年研讨会上有幸现场聆听了大江先生的演讲，其中谈道：“日本文学能成为世界文学吗？”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成为世界文学的标志。他到中国来被媒体问得最多的便是关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因此谈到这个主题，大概包含了回应中国媒体的意思。他说，真正的世界文学并不在于是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在于由个人经验创作的作品是否能通向普遍性。日本文学要成为世界文学就不能锁闭于日语之中，而是要向亚洲和

世界开放。在大江先生去世之后重读这篇文章才发现其中包含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日本文学向亚洲开放的说法在演讲中不是空洞抽象的主张，而是有具体的问题意识。他认为，日本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韩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心理距离。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日本近代侵略亚洲国家，但时至今日非但没有和这些国家达成相互和解，甚至也缺乏基本的信任。他强调说：“要达成真正心灵上的和解，文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其次，大江从创作者的角度提起翻译的问题。他说，日本文学向世界开放的前提是，作品的文体要能够很容易被翻译和理解。大江作品的文体以艰涩著称。他之所以采用杂糅故乡方言和欧式句法的表达方式，是为了对抗以东京语言为中心建构的现代“言文一致体”的权威性。这种表达方式本身无疑是其文学思想的体现，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带来了阅读困难。大江表示他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用一种很容易被翻译的日语进行创作，而迄今的创作都是为创造这样的日语在做准备。创造这样的文体是否具有可能性在此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大江说自己的创作离他所理想的世界文学的目标还有距离并不完全是谦逊之语，而是包含了他对自己文体的反思。

重温这篇演讲不仅加深了对大江文学的理解，其关于世界文学的设想，在文学遭遇危机的当下对于突破近代以来的“国民国家文学观”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大江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启了我的文学之旅

张文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教授

对我而言，大江先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中国的作家没有任何一位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影响。1994年大江获奖之后我才开始读他的作品，我觉得既然能获得诺贝尔奖，一定是很出众的作家。刚读的时候觉得很痛苦，因为他的初期作品充满着一种理念先行的味道，完全是存在主义的东西。当时我对存在主义也不太了解，所以很难接受那种怪诞式的写法，但后来《饲育》这部初期代表作品成了救命稻草，读了之后感觉很符合我的口味，后来又读了《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也很符合我的味道且很有先验性。所以，又读了一些他初期的、依然是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渐渐地好像开始能读懂他了。那时候我还接触到了他的代表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等于开启了我的文学之眼，让我忽然明白原来文学作品还可以这样写！不仅可以写得如此宏大，而且能如此地贴近个体的灵魂体验，令我豁然开朗！

我好像渐渐地能够走入到他的文学世界中去了。当然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过程也很艰辛，前前后后读了两个多月，因为实在太难读了，尤其是前50页，让我产生过无数次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坚持读完了。读完之后，我很感谢由于自己的坚持，而接触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之后，我也陆陆续续读了他的很多作品。我比较喜欢他与自身经历保持一定距离的作品，例如《燃烧吧绿树》《空翻》等。但将个人的体验掺入到作品之后，我反倒不太喜欢读。可能相对而言，那种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考验有点太高，而且这种写法我不是特别的认同。所以关于他后期的作品我评论和研究的不多。当然他有他个人要去挑战和要去挖掘的东西，但对我们个人可能距离远了一些，毕竟有他个人的一种战斗在里面。他的后期作品里也包括普遍意义的一些东西，但是总觉得离我的距离有些远。

说到这些，其实也是因为太喜欢他了，所以对他的后期作品，可能多了一些情绪性的东西。刚才也提到，我很喜欢他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他的边缘立场，我是非常欣赏的。作为一个边缘人，以边缘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这是任何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要具有的一种为人的姿态，所以这一点我也希望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们能够继承下来。

谈大江，也想谈谈加藤周一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岛札记》译者

首先，我对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因为工作关系，我跟大江先生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2009年1月19日，大江先生来北京大学做演讲，我被安排去做口译。这次演讲时间不长，包括提问环节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不过，大江先生为此做了精心准备，演讲稿也是再三修改。演讲稿的内容，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里面谈到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大江先生说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希望》，但他在演讲中多次引用“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句话，并强调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重要性。今天追思会的标题“逆行于绝望的文学与思想”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大江先生的这种信念。这篇演讲稿还被收入彭广陆教授担任总主编的大学日语教材《高年级综合日语》，这可以让有志于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年轻学子在学习阶段就能够通过大江和鲁迅文学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中日文学交流的重要性。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他跟加藤周一的关系。他和加藤先生都是“九条会”的发起人，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广为人知。但实际上，他们在思想或者师承上，都跟东京大学法文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法文系的渡边一夫教授，对他们两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就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在大江之前，还有一位受到渡边一夫教授影响的东大学生，就是加藤周一。大江甚至认为从某些方面看，加藤周一才是最好地继承了渡边一夫思想的人。经由渡边一夫译介到日本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对他的这两个弟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想如果从结果来看，那就是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以及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守护者。

最后，我想从译者的角度，对大江作品的语言特色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我非常理解并同意各位老师的意见和其他读者的反馈意见，由于大江作品的语言过于绕口，翻译后就更加艰涩难懂，以至于很少有中国读者能坚持读完他的代表作。其实，在日本，大江的作品也是曲高和寡。不过，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的句式、语法、修辞确实存在冗长、繁复、堆叠之感，但在用词上，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准确，或者说是谨慎。他会在使用日语汉字的同时，用片假名标注上外来语，有时候他会使用自己造的译词，有时候甚至会在文章中反复讨论选词的问题，他在诺奖获奖词中有关vague和ambiguous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追思会一方面悼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另一方面则要思考如何从他留下的鸿篇巨著中汲取养分。我想我的工作还是以翻译和研究为主，至于读者能从中汲取什么？学习什么？辨别什么？最后又能获得什么？那只有在你打开大江文学之门的那一刻，才会有无限的可能性展现在你的面前。

大江为何能在“世界中谈日本”？

陈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冲绳札记》译者

我进入大江的路径，是从他因《冲绳札记》跟日本右翼打官司的事件（史称“大江、岩波冲绳战役审判”）开始的。这本书正好涉及二战末期的冲绳战，跟我的二战研究形成了对接，于是我以《冲绳札记》为日语学习和二战史研究的范本，开始翻译《冲绳札记》。日语专家都说因为了解大江艰涩的文体而刻意回避，而我对这些压根儿不了解，就稀里糊涂地一头钻了进去，是真正的无知者无畏了。我翻译的《冲绳札记》先后于2009年、2010年、2017年在台北的联经出版公司、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那场“审判”在2011年4月迎来终审，以大江和岩波书店获得胜诉告终。岩波书店将本次诉讼始末及相关言论辑成《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于2012年出版。我后来组织学界师友将这本书翻译过来，2017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我学术生涯的成长期，大江先生以这种方式伴随着我，一直影响着我，给了我巨大的勇气。

他是个面向时代的写作者，不仅勇敢面对时代的重大课题与人类生存的困境，而且提出了解决方式。他本可以一生平静，却沉潜到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中，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兵荒马乱。所以当听闻大江的死讯，我的脑海里首先浮出的，是他站在被告席上，还有他长年为大江光往返医院拿药的衰颓之躯，那一刻，我想，太操劳的他终于可以安息了！庄子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随着大江先生肉体的消亡，我们就认真地去继承他的遗产吧，他留下的遗产足够丰厚。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当我们过多地强调大江与中国的关联时，我们还要看到他博物馆式写作中的西学素养，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中谈论日本”（而不是“在日本中谈论世界”）的根本，希望在座的青年学子能够凭借更为完善的知识结构来深入大江研究。

最后还想转告严安生老师的几句话：主持2000年大江先生的演讲是他最后一次履行日研中心主任的职务行为。大江先生始终为弱者发声、始终承担历史责任、他对文明的穿透力这几个方面，是严老师特别想强调的，他向大江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

“在抵抗中迎接希望”的思想

王丽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大江健三郎先生突然离世，悲从中来，难以释怀。他选择走了一条最艰难的路，这一方面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残疾儿长子的出生迫使他将个人、家庭面临的难题与人类生存的困境、灾难和危机联系起来思考，此外，和他所接受的当时知识界的影响也不无关联。1955年，大江如愿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科学习，师从渡边一夫教授学习法国文学。渡边一夫（1901-1975）是日本知名的法国文学研究者，通过翻译《巨人传》等拉伯雷的巨著，将人文主义思想从西欧移植到了日本。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大江健三郎特别提到自己是渡边一夫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他以两种方式受到了渡边一夫的决定性影响，一种是小说，另一种是人文主义。但反观大江健三郎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并未全盘接受渡边一夫“抵抗中走向灭亡”的末日指向理论，而是综合了鲁迅“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一充满希望的生存态度，形成了自己“在抵抗中迎接希望”的思想和文学观，这成为几十年来贯彻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生涯的感情基调。

另一个给予大江影响的老师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南原繁。南原繁（1889-1974）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是东京大学法学部的教授，战后不久曾担任过东京大学的校长。在南原繁担任校长期间，曾频繁地面向学生和普通市民发表演讲，晓谕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新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

大江健三郎在1963年12月1日聆听了南原繁题为“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言”的演讲，南原繁特别提到了核武器问题，他认为作为人类第一个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担负着重建和平新国家以及把战争残害无辜生命的情况和放弃战争的决心告知全世界的义务。这不仅是对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应尽的责任和应付出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出路，更是日本对亚洲、对世界的使命。1963年也是大江文学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江开始重点关注核问题，并坚持长达50多年的反核文学创作。大江文学中的核问题，不仅涵盖了广岛原爆、冲绳核基地和“3·11”福岛核电站事故等日本历史上重大的核危机事件，还对核时代人类生存秩序的重构与灵魂救赎进行了文学的求索，过程异常艰辛。

大江先生，是时代的灵魂。大江文学，是大于文学的。大江先生的离去，是日本文坛巨人的陨落，更是世界文学的损失。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经发言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