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月27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联合《钟山》编辑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主办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有生》自从问世以来，以其鲜明独特的题材领域，气魄恢弘的结构格局，性格丰满的形象塑造和深郁沉郁深广的生命意识引发了文坛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先后入选了时段内的几乎所有文学排行榜，获得了众多文学奖项。

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在致辞中深入分析了《有生》的地方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暗示性与修辞性，以及哲理性与抒情性，甚至涉及到作品本身的思想关系。他表示，《有生》有成熟的构思，是一部辨识度很高的长篇。“作为一部将近60万字的长篇，胡学文从一开始就给自己树立了具有极高难度和挑战性的语言风格，那就是抒情。全书有很多对话、很多人物，但是没有用引号，所有的对话都是以一种叙事的口吻出现，在祖奶的章节里有她或者是别人的对话，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出现的，这种过滤要做到既恰如其分，又相得益彰，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作品中有社会，也有历史，更有历史的沿革、变化、转型对具体的个人、家庭，或者说乡土的改变，这是《有生》能在当前中国作家协会所倡导的新乡土小说的叙事当中站得稳，并成为一种具有启示性、代表性、典型性作品的重要原因。”

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彬彬教授在致辞中说：“《有生》是几十年以来，我读到的当代长篇小说中特别优秀的一部，不仅因为它的文学性、思想性，而且因为它的独特性。”

《钟山》主编贾梦玮在致辞中提到，《有生》气象正大，质朴而深情，因其丰富性和深邃性，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研究《有生》的学术论文已经有60多篇，众多学术刊物发表了《有生》的研究专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孙茜在致辞中介绍：《有生》已经先后加印十多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常销书；《有生》出版后获得和入选了诸多的文学奖项和文学排行榜单，并且实现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哈萨克文、泰文、西班牙文等8个语种的版权输出，今年预计会有20个语种的版权输出落地。

本次学术研讨会上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位学者、教授、作家，对《有生》进行了严肃而热烈的学术研讨。

一、中国气派的史诗性书写

在从整体上界定《有生》时，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在研讨中首先强调了《有生》的史诗品格。

作为小说家的潘向黎高度评价《有生》提供了一个真正的长篇小说教科书级的范本，提供了一整个世界，在家族百年和祖奶一个白天和黑夜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中，以非凡的功力构筑了出一个气象正大的文学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张柠教授认为《有生》是一种东方式的中国式的全息长篇小说叙事，并将之命名为“全息现实主义”。《有生》的时间是静止的，但是里面充满了风暴，人性的风暴，历史的风暴，全部在静态里面。他认为这种写法，有《红楼梦》的气质，这是当代小说里面唯一出现的写法，非常奇特，它是有探索的，但是没有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在阅读的时候一点障碍没有。《有生》是人生、是历史，更是“诗”。 《有生》中是人性自身把历史牢牢吞噬，因为全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同时他指出，《有生》不仅仅是解决了阅读的问题，也提升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品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认为《有生》是对自然史和生命史的回归，将大历史缩减到最低，每个人物自成一体，退回到生命和原欲最本初的层面，人的生命意志超越了历史，使整个小说具有了象征意味。如果用史诗品格来说，区别于被大历史所设定叙事路径，突破了家族史叙事，开辟了创造性格局，构建大写的人的史诗。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认为《有生》是一种一次性经验的书写，具有不可复制性。应该从人物命运小说进入到家族史或者是放到百年史史诗性的层面来考量它，从个人史的维度来深描历史，尝试写出百年风云变幻大历史、大时代，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又怎样由作家对个人性经验的沉淀和过滤，在《有生》的文本里结构里，来发现个人小写的历史，从而形成心灵史、灵魂史、情感史。

而在谈及正史和秘史之间的关系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小说通过写秘史解放了正史，而不是对抗正史，这不仅释放了秘史的文学能量，同时也释放了正史的能量。

北京大学副教授丛治辰认为“《有生》是终极之书，是中国的百科全书”，这“不仅仅是要求知识性，还包括超越知识性之外的生命的能量，有能够甚至超过作者本身的眼界，要求长篇小说的作者有与眼界相匹配的结构能力”。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有生》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小说，带着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理解来回望历史，切进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小说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河流。

二、生死之书

张学昕教授认为《有生》是一部生死书，也是一部“隐之书”。王彬彬教授也认为虽然人生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苦难，但生命又是必须被珍视的。《有生》一方面对生命的苦难做了深刻揭示，另一方面有对生命进行了讴歌。

何平教授将《有生》与余华的《活着》对比，《有生》呈现中国人的生活、生态和生存，而这其实是每一个汉语写作者都应该正视的现实主义之中国现实。当百年中国社会成为当代作家的母本和本事，生之艰难和坚韧自然会成为小说的母题。如小说标题所示《有生》首先指涉的是生之规律、生之奥秘、生之色彩，是一部生之书，写的是人的活法和解法。

潘向黎就生与死的描写问题深入展开，她认为《有生》很好地平衡了生与死的两级。她提到中国文学的主流，其实是比较少正面描写死亡的，或者说不常见。最经典的《红楼梦》写了不少死亡，但是只是简略的。《有生》对死亡正面强攻，令人非常震撼，让人看出历史上各个时期老百姓生存的艰难，以及人生的痛苦，命运的无情。正因为这个极，如此的强硬坚硬残酷冰凉，会让人担心另外一极怎么办，但是胡学文做到了。另一极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写得热烈有韧性，不可磨灭，完全跟死亡和绝望互相媲美，同时也是繁衍生的意志，女主角身份是接生婆，这里面有强大的繁衍的暗示和生的意志的概念，祖奶不停丧失，失去一个又一个丈夫、孩子，但是她坚持接生，其他人都渴望生存，生的意志很强大，同时渴望生儿育女，完全构成了死亡和绝望的另一极。

王彬彬教授认为，《有生》不仅书写了人生的质地，而且超越了生命，走向形而上，超越世俗的境界。整个作品洋溢着大慈悲，一种俯瞰人间各种是非善恶的精神境界。以祖奶为代表的人物形象，与《白鹿原》的人物肯定不一样，找不到可以类比的对象。《有生》在整个精神内涵上，整个精神气质上，整个对生命的态度上，提供了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人物也绝对是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面非常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

三、网状结构与伞状结构

就小说的结构问题，潘向黎认为《有生》呈现为一种充满了弹性网状的结构。她认为网状结构绝对优于线状结构，《有生》里有的节点轻轻一触几条线同时动起来，而且有时候还会突然延伸。随便的节点的触碰，一下子就会往前往后同时的延伸和收缩，就是它这种神奇的结构的效果。

王彬彬教授认为《有生》这么长的篇幅，结构的考验就分外严峻。要写那么多人，要写那么多事，故事的时间跨度那么长大，胡学文在动笔之前，一定在结构问题上费了不少心思。小说读到一半，我就感到这部长篇结构的独特；读到快终结时，结构的诡异性就愈加明显。小说的故事越写越精彩，阅读的快感越来越强烈，而故事以未完成的形式戛然而止。《有生》毫无疑问，让人感受到一种整体性的艺术力量，但它的结构是开放的，是一种正在生长着的东西。

何平教授认为《有生》的伞状结构，是对北方巨大型长篇小说进行了内部的穿透性的改造，因为使用了这样的一种小说结构，虽然大方向还是北方的宏阔巨大，但是使整个的小说内在的叙述细节上面显得轻盈灵动，腾挪自如。

刘大先则认为小说的形式模仿生活的形式，将《有生》的结构视为一种混沌型的生活结构。他指出小说的故事情节之间都是弱联系，并不妨碍彼此独立运行，但是之间所共通的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意志。

丛治辰教授认为在伞状结构中重要的是由祖奶和几个人物扯起来的是整个几个乡村的秘史的世界，伞布的部分可能是胡学文最关注的部分，重要的是在人物塑造像几个柱子连接起来怎么样一个建筑，这是胡学文通过绵密的叙述建立起来的东西。

四、女性、人性与神性

黄发有教授指出“《有生》其实是一部特别值得注意的，性别对话小说”，有别于一般女性小说，“《有生》这部作品非常难得的地方，真的是对女性，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尊重”。

潘向黎也认为，《有生》中的女性跟男性的关系，在心理能量级都是一样的，没有说我就是奉献，我就是低你很多《有生》里面没有这样的形象，女性是跟男人平等的另外一个生命命运，很“现代”，虽然写的是乡土上的命运。 作为一个女性的读者，我感到很欣慰，不像有一些男性的作者，总是情不自禁的把女性放进地下室，男性从三楼四楼五楼，登上了巅峰，把更多的女性踩在下面。这让人很欣慰很佩服。

刘大先也认为，《有生》历史变动中的恒常构成了具体历史内容，人们的生活的信念和生命的意识。祖奶既给穷人接生也给富人接生，既给中国人接生也给日本人接生，从这个意义来说，祖奶从一个普通的农妇成为一种带有原型意义上的地母，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这是一个人类意义上的包含爱和宽容，忍耐和坚持的人，这赋予她以神性。

五、地方性经验的超越

丁帆教授在论述中还强调了乡土性问题，他认为《有生》所描写的整个乡土社会的秩序进入了百年循环，从中能看清楚乡土文学的走向，因为那里面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都在里面，在人物和事件当中都有精彩的表现。

何平教授在论及中国的乡土文学如何处理地方性的经验时认为，《有生》因为面对的是人的活法和解法，因而没有走向卖惨文学和传奇化的道路，而是正视中国的生命状态，直面死，也正视生。

黄发有教授也在发言中提及《有生》乡土的神秘性书写与生命的神圣性之间的关联。

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认为，《有生》关注生命意识，对乡村的生命文化的揭示非常独特，也很生动，对乡村的悠久的文化，独特的生命观，是一个深度的揭示。

丛治辰教授认为《有生》是乡村终结的悲怆挽歌，也呈现了一种过渡状态。他说“胡学文不仅写了旧的乡村也写了新的乡村，胡学文的意义是他用了更长时间段的眼光来写了今天的乡村，是新和旧结合在一起的叙述，是真正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包含了新和旧，更为圆满”。他更进一步指出，“《有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总结性的东西，类似这样的作品可能是最后一部了，也不是危言耸听，最后一代有传统乡村经验的，大概就是由胡学文他们这一代人来做一个总结，《有生》也确实做了一个总结”。

刘大先则认为《有生》是乡土根性的铭刻书写，而不是挽歌。他提到《有生》虽然主要是以张家口为原型，但是它褪去了地方性色彩，并不以突出某种地方特色为目的，而是对有共通性质的乡土文化的铭写。不同于一般的乡土挽歌，《有生》中的祖奶所象征的乡土根性的离别是必然的，不是无可奈何的缅怀，而是认识到死之必然和生之常在的通达，正是因为有死的终结，才有生的新变，而文化的绵延不绝和格物鼎新就在这个根性当中。

《有生》能赢得世界多语种读者的青睐，与地方性有关，与中国气派有关，也与在此基础上的超越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