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3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青年作家国际传播高研班在四川成都举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作开班动员。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作家和20位来自出版机构的文学版贸经理人，围绕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影响以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文学版权输出的经典案例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平台建设、资源整合等，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坦率的交流。

文学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总是以直达心灵的力量在国家民族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无论是青年作家、文学批评家、研究者，还是海外汉学家、版贸代理人，大家一直关注并重点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进入新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真正实现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让更多中国人的形象被看见，让更多鲜活的文学声音被听到，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文学的风采与魅力。

走出去，青年作家需要“开眼看世界”

相隔几年后有机会再次相见，面对面探讨文学“走出去”的话题，这让来参加高研班的旧友新朋都格外珍惜难得的机会。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吴漠汀真诚地希望年轻的中国作家能抓住机会多参加国际书展、沙龙，与海外代理人直接交流，推荐自己的作品。他本人就抓住一切机会参加在中国举行的各类国际书展，因为觉得可以在书展上发现好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所以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对此，意大利汉学家李莎也深有同感，这些年来她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发现那些能反映人类共同情感的中国作家作品。“走出去的第一步是好的作品”，她说，无论是中国作家协会等机构搭建的平台，还是《路灯》这样的刊物，都是汉学家关注的重点。她希望中国的出版社、作家能与汉学家、外国出版机构间培养起更高的粘合度，“比如中国作家和意大利作家一起出书，或者给我们的杂志投稿，我们再请一流的翻译把作品翻译出来，直接发表。”

这样的认可让《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觉得自己和同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人民文学》外文版《路灯》自创刊以来一共推出了9个语种的外文版，实实在在地把中国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许多年轻作家的作品推向了海外。他也提醒在“走出去”上刚刚起步的青年作家们需要真正“开眼看世界”，要对自身的创作，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坛以及文学“走出去”等规律有所了解，大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既要埋头赶路，有时候也要抬头看天。

西班牙汉学家夏海明观察到，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的种类数目并不太乐观，他发现中国引进国外的书比较多，但是国外引进中国的图书没有那么多，主要原因在于海外还不够了解中国，相关翻译人才和出版人才也比较匮乏。在他看来，加强交流，利用各种有效介质向世界读者介绍中国文学，是当前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加强对海外传播格局的了解，才能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产生传播效果。已经有几部作品翻译到海外的作家阿乙认为，“走出去”虽然是关键的一步，但是怎么“走出去”，怎样在海外取得传播效果更为重要。这就需要作家本人有一定的读者意识、市场意识和受众意识，也要考虑对方的市场和影响力，不能白白浪费了“走出去”的机会，最好能既形成传播事实，又产生很好的传播效果。

打造文学“走出去”的坚实梯队 实现理解和共赢

“但愿文学能让四海一家，希望像春天那样”，最近刚刚推出新作《一千万人的密室》的蔡骏，用自己曾给日本读者写下的这句话表达了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期望。他介绍了自己的《生死河》等作品在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的传播，并坦陈其中确实充满了偶然性，比如翻译家无意间看到然后喜欢自己的作品，进而翻译好推荐给出版社，出版社再同自己签约。但这一过程让他觉得，翻译本身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翻译家的眼光和翻译的质量就更具有不可替代性。

这也印证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在题为《中国文学在英语地区的传播》的讲座中所谈到的，翻译家们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译介，在文学海外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翻译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对一部作品进行整体的宏观把握，同时文学翻译也不应太过简单化，应该更多地从其影响和对文学方面的贡献来进行考虑。“我们不能忽略某些文学翻译在特定情况的发生，以及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贡献。”

近些年苏州大学教授房伟一边从事文学研究一边进行创作，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翻译方面的工作。他在同国外翻译家的交流中进一步认识到，文学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实现理解的重要桥梁，而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扎实的研究。比如日本翻译家在翻译他的小说《中国野人》时，就同他进行了细致的交流，甚至一词一地的说法都要进行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在这个不断碰撞的过程中，双方不断修正各自的观点，通过各自的努力最终达成理解和共赢。

“在我们作家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是翻译，翻译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外研社国际合作部版权经理李丹认为，翻译直接关乎作品海外传播的效果。外研社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译介过程中会邀请专家对译作进行审读并形成专业的审读报告，从而保证翻译的质量和水准。此外，小语种翻译也是外研社的优势，出版社也非常愿意为有需要的作家朋友提供小语种翻译服务。

对此，作家王苏辛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她认为文学“走出去”需要建立真正的梯队，有一批真正懂文学、翻译、市场、传播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家和作品应该走出去，熟悉翻译家的水平和风格，同时掌握市场资源，这样我们的作品才会出现在书店的正确位置，否则即便推广出去也产生不了什么水花。”

来自广西的作家朱山坡笑称自己来自“边远”地区，不像在中心城市的作家那样能及时获得一些信息，因此他觉得这种梯队建设就很有必要，比如建立起海外传播的“国家队”，然后这支“国家队”可以加强对各地作家的指导。还要建立起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让全国各地的更多作家进入对外传播的视野，及时获得相关翻译、推广方面的信息。

作家赵志明听了许多同行的经历后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觉得对中青年作家来说，除了别人的力推，作家自己也要有主动“走出去”的精神。当今时代是一个自媒体时代，就像一位授课的老师所讲的“万物皆是媒介”——我们的作品本身是媒介，作家本人也可以成为媒介。“当你有机会认识一些汉学家和版权人的时候，当你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可以主动推荐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先让自己的作品被看到，这样走出去的可能性才会增大。”

主动出击 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朋友圈”

为了让高研班更加务实有效，第二届中青年作家国际传播高研班还专门邀请了众多专业出版人，他们多年来深耕在版权交易的一线，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实战”经验，对于未来如何真正推动当代文学“走出去”，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思考。

“文学走出去，就是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朋友圈，”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蔡欣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出版社、作家、版权代理机构其实都有欠缺。“今天许多作家也都提到，自己的作品翻译到国外是无意间被人看好，然后才翻译出去，这客观上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代理机制还不够成熟，是不是可以建立起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进一步完善这种机制，建立起作家、出版人、翻译家等各方之间的稳固联系。”

外文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窦强介绍道，外文社之前曾实施过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项目，总体而言是与对象国出版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推出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中国主题图书，推进本土化发行，同时构建形成符合国际传播特点，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出版合作模式，培养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精通本土化出版的外籍编辑发行人才，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地区、国家和重点语种的国际出版工作格局，这种深入的联系和交流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们都是大家的人脉和资源，在国外这叫做书探”，中图公司海外业务中心主任王宇燕说，这次高研班的交流让大家看到，汉学家跟国内的出版社、版权代理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较广阔的联系，其实所有这些人都是作家们的“书探”，他们会给作家带来更多海外传播的机会。另一方面，作家们也要相信专业的机构，抱着开放、共赢的心态参与海外传播。

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权经理鲁南说，中国文学走出去一直都是靠大家的通力合作，共进共赢。这么多年来，大家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了很久，终于走到现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建议可以整合创作、出版、翻译、传播的各方资源，形成合力。还有就是作家一定要学会同版权代理人打交道，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要相信版权代理人是最希望作家作品推出去的，因为他做了很多工作，最不希望所有这些无疾而终。”

来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徐玮一对此深表认同，尽量让每一部宝贵的作品都抵达契合的读者心底，这是出版社进行海外推广的初衷。作家花了很多心血创作，出版社在海外推广方面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的经验是尽量挖掘小而精的海外出版机构，探索一些合作交流的机会，同时注重跟踪分析作品走出去之后的一些效果，从效果再回归思考得失。

海外传播推广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后续的追踪管理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效果。作家出版社版贸项目专员汤茹洋谈到，作家社目前已经在加强项目的跟踪管理，定期向作者报告翻译出版到海外的作品版税收入的情况，通过法务进一步规范版权输出合同文本，强化版权保护。同时他们也在积极探索多元的版权输出方式，在保证翻译质量的基础上，加大电子书、有声书的版权输出力度，利用宣传推广提升翻译作品在输出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但在海外营销宣传还有市场推广和产品规划等方面，还是希望实现更多的合作交流，借助专业团队的力量推动更多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