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拜读了马伯庸推出的一部展现中国近代医疗故事的作品——《大医》，颇多感慨。医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尤其是这几年经历了疫情之后，大家深感公共防疫工作的重要性。那些先驱们是如何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辟公共卫生事业的？公众对此所知甚少。而马伯庸的这部小说，围绕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和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成长，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大医》这部小说，讲的就是一代大医的成长史。何谓“大医”？在药王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这样一段话：“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这段话点明了何谓“大医”。马伯庸在《大医》中频繁引用孙思邈的这段话，无疑是在强化主题。他自己对书名也进行过解读：“‘大医’不只是‘医’，它还是‘大’。就像金庸笔下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是一个意思。”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与此殊途同归，苍生大医，不分国界。可见医生的品德与责任是人类文明的共识，盖因其工作事关生死，不可马虎。

在《大医》中，马伯庸以三位身份背景不同的人物作为主人公：方三响来自东北农村，在日俄战争中成为孤儿，他代表中国本土医生、底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孙希是一位广东少年，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他是一些早期接受过国外精英教育、接触过国外文化的群体代表；姚英子来自上海，是一位莽撞的富家大小姐，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张竹君、林巧稚等女医务工作者的影子。在学医之后，方三响选择了内科；孙希选择了外科；姚英子专攻妇科和产科。这样的设计最大程度地呈现了人物的差异化，使他们更具有代表性。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三位主人公，从各怀目的、懵懵懂懂进入慈善医生行列，到不断提升医德、医术，改善医患关系、改变民众的医学观念，一路升级打怪，最后成长为一代“大医”。

除了三位主人公，这部小说还刻画了数量庞大的“群像”：于腥风血雨中奔走救援的慈善家，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革命者，胸怀拳拳之心的爱国商人……众多人物纷纷登台，有人浓墨重彩，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比如革命党人箫钟英，他的牺牲让不少读者为之落泪；有人则只露出一鳞半爪，但仍不缺少闪光点。在书中有一个人物——曹主任，我印象十分深刻。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多么高洁的思想品质，他性格保守，畏首畏尾，有时也比较自私。但是最后为了保护孙希，与日本人同归于尽。在他的身上，恰恰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在编织情节方面，马伯庸无疑是一位高手，驾驭长篇游刃有余。三位主人公的命运从一封电报开始交集，犹如三股丝线牵动着整个情节，时而分散开来各自展开，时而聚合起来共同成长。故事开始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未来会走上怎样的道路，并没有从医的理想。在跌宕起伏的时局中，在上海鼠疫、皖北水患等一个个事件的推动下，在战火的洗礼和淬炼中，他们终于成为出色的医生。小说中的前后呼应十分巧妙：在“破晓篇”中，三个人初相识，一起来到白渡桥看日落；到了“日出篇”，三个人已近暮年，再一次来到白渡桥，这次却是看日出。他们缅怀过去，惊奇地发现彼此的命运早在相遇之前便交织在了一起，历经四十六年的风风雨雨，最后形成了一个闭环。在小说的结尾，马伯庸写道：“一个炽热的天体在远方一跃而起，耀眼而崭新的光芒，洒在三个人的身上，一如当年。”这耀眼而崭新的光芒寓意着什么，在文中不言而喻。

这部小说延续了马伯庸的一些创作特点。与《长安十二时辰》类似，在这部小说中，“时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只不过不像《长安十二时辰》中那么紧迫，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范围内展开。“破晓篇”的时间线比较集中，主要是在1910年到1911年间发生的事情；“日出篇”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1911年到1950年之间，经历了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战争、抗战时期、解放战争等。经过时间的筛选和提炼，事件变得更加紧凑。如果我们平时形容一个小说是“高潮迭起”，那么马伯庸这部小说可以说全是高潮。它由一个个的限时任务组成，一个个困难横亘在眼前，一个个危急时刻剑拔弩张，最后又一个个暂时被消弭。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可以让读者时刻保持紧张高亢的情绪，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节奏太快难免会让人疲累。小说中有一个地方凸显了张弛有度，那是在战火中难得的温暖瞬间，大家用音乐疗伤：柯师太福拉起了小提琴，峨利生弹起了吉他，王培元拉起了二胡，还有医生唱起了粤剧。医院里原本压抑凝重的空气，被这些医生硬生生撕出一道口子来，透出几许鲜活。

这部小说有一个关键词是“时局”。正如书中《申报》记者农跃鳞屡次强调的那样：“你不去关心时局，时局也会来关心你。”医生本就难以脱离时代和社会独善其身，慈善医生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又与时局息息相关，很多问题不是单纯的医学所能解决的。农跃鳞曾经说：“如今这个时局，最大的慈善，无过于拯救吾国之命运；最高明的医术，无过于拯救吾民之灵魂。”第一代慈善医生们，不仅在努力救治病人，更参与到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之中。在枪林弹雨和风起云涌的时代，承担起了社会的责任。

还有一点是马伯庸颇为擅长的，就是对微观与宏观、虚与实之间的度的精准把握。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他自称是“三明治式”写法，简单来说就是上面一层是大的历史，坚持真实；最下面一层是生活细节，也力求真实；唯有中间一层的故事和历史人物可以虚构。但是这个人物所生活的整个历史背景，以及他的日常生活细节，都符合真实，这样使得整个故事更为可信。按照这种模式，我感觉马伯庸甚至可以把历史中任何微不足道的小文件、小片段拿出来，构思成一个故事，让其再现和复活，并真实可信。

这部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互文性，它力图与其他历史或文学文本互相关涉。比如上海的瘟疫结束之后，方三响在报纸上读到了一段简短的报道，提到了东北的瘟疫。此时作者指出：“他们可不知道，上海的危机虽已敉平，但数千里之外的哈尔滨，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劫；他们也不知道，这次劫难的元凶，和他们所熟悉的腺鼠疫大为不同；他们更不会知道，一位孙希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见过的老师，将注定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国士。”这位国士是谁呢？熟悉历史的人肯定知道是伍连德，这也是一位值得我们探究的传奇人物。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小说的可读性得以向外大大延展。

《大医》也有一些悬疑的成分，其阅读过程可以使读者得到类似《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抽丝剥茧、破解谜题所带来的满足感。有一个很棒的例子：方三响来到陕北以后发现了当地流行的一种怪病，追查之下得知是肉毒杆菌。他又去寻找传播肉毒杆菌的源头，发现是腌菜。一般人可能停在这里，直接提出解决方案：让当地老百姓不吃腌菜就好了。但是方三响从群众角度出发，发现陕北太穷了，老百姓不吃腌菜就没有别的可吃，所以腌菜还是要吃的。于是他继续深入调查这个问题，试图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他发现有的腌菜感染了肉毒杆菌，有的却没有。最后经过一系列调查，终于揭开了真相：原来是每年陕北的大风把肉毒杆菌的芽孢吹到了腌菜缸上，导致了感染。如果把腌菜坛子封好，不让风吹到，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方三响的这种调查精神不像是一位普通医生，而像是一名侦探。而如果我们去探索是什么推动他去展开这一系列调查，就会发现答案：是对当地老百姓的发自真心的爱。而决定三位主人公最后成为“大医”的，正是对普通人的爱、对生命的珍视、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书中还有很多让人感动的瞬间，在这里就不剧透了。总之一句话：没看的赶紧看，入股不亏。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

李英，博士，博士后，副教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委员，科学文艺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化研究、文学评论工作，在《文艺报》《北京晚报》《纵横》等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出版各类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