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尽管久远的历史早已盖棺论定，仍有一些偏僻隐秘的入口，供后来者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当马伯庸偶然一次机会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并被院史馆中的历史文献资料所吸引，产生探究历史的强烈愿望时，他就站在了历史的入口处。

百年过去，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渐趋沉寂，那些曾经鲜活的人和事，那些曾经真实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欢笑歌哭、生死离别，经过筛选、过滤、梳理、抽象、解读、诠释，以及大规模的遗忘之后，最终形成抽象的语言和冰冷的结论，变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小说家的努力，恰是一个反向的过程，试图越过那些冰冷的言语和结论，穿过历史的迷雾，将理性的结论置换为切肤的感受，通过文字经营，通过妙笔生花，重新还原那片浩瀚森林的一枝一叶，还原历史曾经鲜活的场景、灼人的温度、以及撼人心魄的现场感。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复活，也是对于历史的一次重新发现。

《大医》书写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发展史，试图通过这样一个偏僻微小的角度进入历史、钩沉历史、重述历史，书写对于历史的独到发现。这样的角度虽然边缘，却足以照亮历史。三位主人公的人生命运同时代的重大转折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国内战争，在动荡历史的细部，都有几位主人公的身影，红十字会的身份让他们总是出现在灾难的第一现场，亲眼目睹历史的惨烈，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转述者。三个人游走于时代的风口浪尖，深度参与了历史事件，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转折与一个民族的崛起。他们像是带领我们亲历历史现场的导游，在真实的历史片段间穿针引线，勾连出一幅中国近代历史的壮阔图景。

马伯庸并没有信马由缰戏说历史，而是细致严谨，小心翼翼穿行在历史的缝隙中，巧妙编织自己的故事，把他在历史角落里的动人发现讲述给读者。面对历史，小说持有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大的脉络和事件都遵照史实，书中那些人物，比如陈其美、川岛芳子、沈敦和、张竹君、王希天、颜福庆等，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就连红十字会赴日本救护医队同日本东京载仁亲王的合影都是取自历史真实。其余人物也并非完全凭空虚构，多有真实人物的影子。或者取真实事迹赋予人物，比如姚英子护送一百多个儿童前往重庆的故事，取材于艾伟德和蒋鉴两位伟大的女性；或者杂取多人，合成一个，比如农跃鳞这个人物就是杂取邵飘萍、史良才、黄远生、林白水等多人。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也都来自于作家查阅史料的发现。应该说，马伯庸并不仅仅为了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在精彩好看的故事背后，体现的是作家对于历史的严肃思考，是一种打捞历史、拯救历史的责任感。

除了大事不虚，小说在“小事”上也是做足了功夫，工笔细描，场景生动，细节扎实，描摹出细密逼真的历史风景。从清朝的政治体制、官员的职务，到晚清社会的运作方式；从上海租界华界各方政治势力的构成，到上海的地理布局和地方风物；从百姓的生活方式吃穿住行，到大量的医学知识医疗手段；从信史记载的历史人物到历史角落里的一张照片，马伯庸可谓是成竹在胸，如数家珍，他没有架空历史，凌空虚蹈，而是笔笔精到，落在实处。

历史小说真正考验小说家的，正在于还原历史现场的能力，再现一个时空，再造一个世界，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最能体现小说家的功力所在。在作家构建的小说世界里，一山一水都需要经营，一草一木都需要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蕴藏着作家的独到匠思。而且这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那些名字都确有其人，那些事迹都有据可查，这样的创作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因此作家不能坐在家里凭空构想，而需要花费大量的历史考据功夫，从现存的史料中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再一点点复原。

马伯庸为此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他爬梳史料，遍访医家，专题调研，实地走访，甚至一度想去医科大学学习，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严肃的创作态度。由此可知，好小说不仅是写出来的，也是走出来、问出来、调查出来、收集出来的。小说家不仅要笔头勤，脚下也要勤，只有深入生活，深入历史，才有好故事的诞生。在小说家苦于无灵感的时候，实际上有太多沉睡在历史缝隙中的鲜活故事等待被人发现和唤醒。

马伯庸将历史叙事和类型叙事糅合在一起，使用类型文学叙事技巧，让小说读起来紧张激烈，扣人心弦，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他深谙类型叙事的规律，每个细节都精心设置，看似阴差阳错，实则环环相扣。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不是偶然，而是精心布局，往往埋下伏笔，之后重又相遇，前后呼应，深度参与叙事，讲述历史的巧合和命运的耐人寻味。每个叙事单元都充分营造危机，再化解危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构建起情节张力，将读者牢牢吸引住。比如姚英子观音庙里救孕妇翠香，比如方三响远赴日本救援与日本军人斗智斗勇，这些场面如在眼前，带给读者沉浸式体验，也充满影视改编的可能。

马伯庸将小说情节编制得足够精巧，打磨得足够光滑，梳理出一条完整的因果链条，形成类型叙事的完整架构。小说的开头是一组平行蒙太奇，三个时空中的三个人被一封电报联系在一起，电报自孙希始，经过姚英子的接力，最终为方三响和他的乡亲们带去庇护，而这三个人也阴差阳错走到一起，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也成为一生相互支撑扶持的挚友。小说的结尾，三个人站在码头，一起眺望远方的日出，眺望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由此小说构建起一个圆满的情节闭环。

《大医》以全知视角去笃定地诠释历史，纵横捭阖，随意调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梳理出一条确凿无疑的因果闭环，从而确定无疑地写出来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圆满的情节之外，似乎少了一些留白。面对历史的开阔和苍茫，或许应该留下一些不确定，留下一些未知和犹疑，为波诡云谲的历史命运和深不可测的人性幽微留下不断言说的可能性。这不能不说是类型叙事的一种局限性。

对于小说中的人物，马伯庸更多运用类型叙事的技巧，书写人物的大起大落，在动荡变化的外部际遇中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内心的丰富层次，并在足够的时间长度中，呈现出人物的命运感。方三响、姚英子、孙希是马伯庸施墨最多用情最深的三个人。方三响深埋心底的仇恨，姚英子因一次邂逅而终身秉持的医者情结，以及孙希身上所具有的现代性，都构成人物深层的心理动机，也成为人物鲜明的色彩。三人有着穿越岁月的伟大友谊，同时彼此之间又有着微妙的爱情萌芽。方三响和孙希都爱着姚英子，之后方三响先从三人的爱情迷雾中走出来，跟林天晴组成婚姻。而孙希和姚英子虽然心心相印，但在历史的动荡中一生未真正走到一起，颇为遗憾。当然，这三个人物的塑造还可以有更为丰富的面向，还有更多的心理和性格层次值得开掘。在类型叙事中，要警惕让人物沦为推进叙事的工具人。如果人物更多依从于叙事和情节，便失去其完满自足的独立性，难免被工具化功能化，牺牲掉艺术性。比如邢翠香的转变过于草率，而那子夏这样的人物，要作为反派形成阻力，于是便一坏到底，失去了觉悟和忏悔的机会。

小说塑造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以英雄的群像致敬那些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国家的脊梁。张竹君、农跃鳞、沈敦和、项松茂、萧钟英以及峨利生、柯师太福，实际上他们都是一种人，追求世间公义，铁肩担起道义，扶大厦之将倾，救百姓于水火。乡亲们惨遭屠戮成为方三响永远无法释怀的悲伤，也让他不停追问出路到底在哪里。最终他和农跃鳞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选择了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一个年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说，从谋求苍生福祉，追求民族复兴的初心出发，方三响走向共产党是一种必然，因为他们志同道合，拥有共同的使命和理想。

所谓大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这样描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实际上概括其要义便是共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大医拯救百姓生命，而共产党拯救国家和民族。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直指古老中国之病症，猛药去疴，力挽狂澜，推翻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便是中华民族的大医，这也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一层思想内涵。

在波澜壮阔、泥沙俱下的历史河流中，隐藏着很多阴谋和不堪，也遮蔽了很多邪恶和不公，但是大河终将流向海洋，历史的大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这也是小说所反复言说的主题。小说写出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正如农跃鳞所言“你不关心时事，时事会来关心你”，人终究逃不脱自己的时代，人被裹挟其中，上演了无数悲欢离合，但时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推进。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上下求索，改变了时代巨轮的航向，推动时代不断向前。

经过马伯庸的努力，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的早期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生动故事和可歌可泣的人物，免于被彻底遗忘的遗憾，重新从历史的尘埃中浮现出来，再次进入读者视野。马伯庸善于在历史的转折处，选取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抽丝剥茧，以小见大，以一瞬见永恒，以个人视角呈现壮阔时代，“从一滴水中看到江河奔流”。同时他也竭力在波涛汹涌中分辨每一个水滴，欣赏他们的晶莹和圆润，还他们以个体的尊严，记录每一个渺小的愿望，致敬每一次伟大的牺牲。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

李墨波，评论家，文艺报总编室主任。文学作品、评论散见于《当代》《中国作家》《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