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大历史与“RPG叙事”

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大意是今天的文学创作，要如何消化影视、动漫、游戏的影响。有一位前辈学者回答，这种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但落实到创作上，则需要有一个或几个特殊的作家来实现。这个回答让我思考良久，直到读完《大医》，我感觉马伯庸应该就是这样的作家。

表面上看，从《显微镜下的大明》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再到《大医》，马伯庸的故事都脱胎于史料中的反常、空白，或观察历史的不同角度。换言之，这些精彩的故事并非无中生有，颇有些“三分演义，七分事实”的意思。

史书就在那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作家在面对现实题材时，将自己的脑子的笔下的故事一样绞得枯干乏味时，为什么不去看看妙趣横生的历史？后来我意识到，不是谁都能把历史故事写出当代意义上的“好看”。

从历史中发现故事并不难，每一件值得记载于史书的事情，背后都有无数文学层面的巧合、冲突、欲望、情绪。但如何将它们真的变成有血有肉的作品，引得读者欲罢不能同时又承认“改编”不是“乱编”，则很有难度。

马伯庸成功的诀窍肯定在于下“苦功夫”，一如《大医》后记所说，用一年半将民国相关的城市、文化、科技、政治、军事、交通、医学史资料，以及几座医院的历史尽可能搜集齐全，穿插消化，但即便有这么多资料，历史也仍然是历史，而不是文学，更不是长篇小说。于是“巧劲”就很重要了，在我看来马伯庸的专长就是将角色扮演游戏（RPG）的任务设计思路，与史料中生发的故事和情节稍作了融合。

肯于在史料上下功夫的作家并不少见，青年作家中大概也有不少人在游戏动漫的滋养下成长，但就目前文坛的状况来看二者的结合极为少见，马伯庸正是其中代表。

《大医》写的是方三响、姚英子、孙希三位红十字会医生的一生。小说从他们少年时期一直写到暮年，大背景也从清末一直跨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穿越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一代“苍生大医”的成长历程。这种框架安排荡气回肠，但落在具体的章节中，必须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情节安排方式，才能支撑庞大的虚构工作量。

大概是在“破晓篇”的后半段，写到萧钟英拜托方三响将黎元洪写的劝降信带给萨镇冰时，方三响在一连串的“被要求找到某人”“引发误会”“为了解决误会又要找到某人”的安排中，似曾相识的“重复感”让我感觉到，作者虚构情节的方式和RPG游戏的任务设计思路颇为相似。

RPG游戏为了推动玩家操纵特定的人物形象，走完固定的情节流程，会为玩家设定一系列必须完成的“任务”，无论是爱恨情仇，都具体化为让玩家找到一个又一个的NPC角色或一件又一件的任务物品，然后通过对话或动画演出的方式交待剧情，以实现故事的推进。

一般来说，一部标准的3A大作，至少要提供数十小时的情节体验，如何有效地拓展情节线呢？方式就是要求玩家在找到A之前必须先找到B；而B又说想让我帮你找A，你必须先帮我找到C；C可能会说想让我见B，你要把D带给我。如此种种，无论是《巫师》《荒野大镖客》还是《战神》《刺客信条》，再优秀的角色扮演游戏也难逃这一套路。

在一些访谈和随笔中，马伯庸确实展现了自己作为“游戏玩家”的一面。RPG游戏结构故事的方式，能让玩家在不断的寻找中获得新鲜的体验，与明确且强烈的成就感。长篇小说和RPG游戏相似的地方在于，创作者必须让读者和玩家一样，在不可避免的、线性的阅读中获得刺激体验，避免倦怠，这样书中的情绪和思想才能有效传递给读者。

在《大医》中，皖北水灾、武昌起义、洛恩斯祛热剂、日本救灾等章节，都使用了类似的结构方式。虽然有迹可循，但这种写作却绝不简单，这需要作家以想象力作为驱动，以制度性史料和人性为依据，尽可能将任何一处冲突、反转都说“圆”了，让读者有与书中人同行之感，让人物的成长给读者带来成就感。

二、“成长”与“热血”，主流文化与亚文化

我一直认为马伯庸的小说可以当做成长小说来看。《两京十五日》里，朱瞻基和吴定缘都在从南京到北京的一路冒险中遭逢巨变，从自己的小世界走进了真实的大世界。《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五十二岁，在平均寿命不到六十的唐朝已算“老人”，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是因为关山飞渡式的荔枝押运而天翻地覆。马伯庸对于史料的运用、对于情节的虚构越来越老辣，但是字里行间的少年气息一直没变。

“少年”们在成长中需要认识和领悟的是什么呢？与少年气息相伴的，马伯庸的小说常常有非常古朴的精神内核——一种近似于仁义或人道主义的，很朴素的正义观，即弱者要不畏强权，强者要保护弱者，人应该爱自己所在的家庭和国家，当权者也应该将每一个人视作平等的个体去维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利。

这并不会让故事显得陈腐，因为这些“常识性”的东西时常被暴力、残忍、自私、贪婪践踏，被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遗忘。主人公会因面对当权者或既得利益者时敢于螳臂当车，而显得相当“热血”。

如果对文学和文化有过系统关注，就会发现“热血”这种美学特质所处的位置非常微妙。所谓“热血”，大致可以理解为主人公坚信自己有能力让世界向着自己认为更理想、且并非利己的方向改变，并坚定地实施行动，无视自身可能付出的代价。

曾经“三红一创”或“样板戏”很推崇这种精神与美学，并将其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现实和思想的变化，“热血”逐渐被当成不成熟、盲目、缺乏美感，而从纯文学中消失。

什么填补了这一空白呢？一方面，主旋律创作、主题创作试图延续十七年文学的精神脉络，另一方面则是武侠小说、少年漫画、电子游戏等以年青人为受众的 “亚文化”，将“热血”作为主要的美学特质。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脉络中艺术作品的受众几乎不重合，也并不相互认同。

如何理解马伯庸小说中的“热血”？以《大医》为例，书中有一个场景我至今回想起仍是热血沸腾。“日出篇”翠香刺杀汪精卫失败，腹部被霰弹枪击中，躲到孙希住处。孙希年纪不大已是外科圣手，为了避免与日本名医做“师徒手术”，他连续多天将自己灌得烂醉。师徒手术就在今晚，且翠香的情况刻不容缓，孙希铤而走险，在状态不佳的情况下以实践“联合急救”为幌子，同时完成了翠香的腹腔手术与另一台颅脑手术。孙希施展毕生所学，进入浑然忘我之境，凭借高超技术征服了一众日本医生后，又故意切断虎口的肌腱和神经，以拒绝为侵略者服务。

这段“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手术描写背后，同时藏着一骑当千、力挽狂澜的豪迈，深重的家国情怀与委曲婉转又浓烈炽热的儿女情长；主人公白驹过隙的人生经历与通向永恒的医学信仰融合绽放，因而成为全书最高光的片段。

《大医》中描写医者仁心、舍生忘死的段落非常多。客观分析，相关段落带来的感动中其实既有来自正义、慈悲以及家国情怀、不屈风骨等宏大叙事的精神共鸣，也有类似动漫、游戏等“亚文化”叙事中常有的极为“华彩”（不止是绚烂，更是在宏大环境中发挥个人能力）、甚至超越现实逻辑的情感体验。此二者的融合，意味着“崇高”与“通俗”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桥梁重新浮现。今天很多长篇小说都在将民族国家叙事融入到个体命运之中，马伯庸的创作提供了一种颇具看点的可能性。

还是回到成长这个话题中来。《大医》的三个主人公，方三响木讷、刚烈，从小背负血海深仇；孙希油嘴滑舌、公子哥做派，看似逆来顺受，实则对外科医学有着坚定的追求；姚英子是富家小姐，在很多场合、事件中有着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便利，同时也在面对“人间”时有最大的的认知偏差。这种“二男一女”的角色设置，在少年冒险类叙事中非常经典，例如小说中有英国的《哈利波特》系列、奥地利的《冒险小虎队》系列、中国的《校园三剑客》系列都是如此，日本漫画更是将其发扬光大，《火影忍者》《进击的巨人》中两男一女的主角团都让人印象深刻。这种人物组合中天然蕴含着人生道路的分歧，关于友情、爱情的考验，在成长叙事中有特殊的意义。《大医》的突破性在于没有只把女性形象放在陪衬位置上，相比之下姚英子的形象塑造，尤其是从少年到老年的性格转变，相比方三响和孙希来说更加耀眼。姚英子在少年时于皖北水灾中独自抢救孕妇、中年时将一百零二个孤儿从上海送到重庆，都是全书最精彩的段落。女人在岁月长河中的静默与回忆、在成长和世事中的无奈与顽强，于动静结合中为小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和唏嘘沧桑之感。

《大医》中还有许多引人瞩目之处。

比如“医术”作为介入现实的手段。马伯庸既往的创作中，在“感化”之外，最常用暴力或政治博弈实现人物对现实的介入，而在《大医》中，医术则成为新的角度。一方面红十字会得立场、“苍生大医”的信条都指出医生与医学是中立的，与现实保持距离。但医生的刀与手、药与针处理的都是生死问题，是在和患者和现实进行最“零距离”的互动。

又比如一种时间层面的“变速美学”。《大医》分成“破晓篇”和“日出篇”，同样四百多页的篇幅，前者从1904年写到1911年，7年时间跨度，后者从1913年写到1950年，37年时间跨度，叙事速度的变化构成了近似于人生的体验。少年时日子缓慢，每一件事都让人印象深刻，而到了中年，时间的车轮从山坡滚落，越来越快，直至死亡。尤其是在姚英子出现的章节，作者常会有意识提到她的年龄，以至于每个章节的结束与开启，都让人有种“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悲伤。这种通过篇幅来变速书写人生的效果，是中篇、短篇小说做不到的，作者抓住了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的优势。

总的来说，《大医》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同时兼具不同艺术范式的美感与力量，这当然也是马伯庸一直以来创作的长处。从《长安十二时辰》到《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再到《大医》，马伯庸以近乎两年一部的速度，在实践着长篇小说的跨栏长跑。他的创作资源来自渔经猎史，他的创作技巧则孕育于当下，有着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影子，他的创作是“故纸堆”中长出的“E时代”。历史是浩瀚无穷的，现实也是不断翻新的，相信《大医》虽然杰出但也只是一个段落，马伯庸今后还将写出更精彩的作品。

2022年1月完稿，2月改定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

刘诗宇，1990年生于辽宁沈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曾发表文学研究与批评文章九十余篇，评论集《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小说《阿梅的故事》于2015年获台湾师范大学“红楼现代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电影剧本《一顶军帽》《夜市》分别入选第八、九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