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虹，女，1948年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那是1994年父亲病重之时，他拉住我的手极其严肃地交代说：“我死后，墓碑上什么称谓都不要，仅‘教授’二字即可。”我惊讶了，惊讶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父亲的思考。按照他的个性，墓碑上的文字本不该如此肃穆，起码是——“这里长眠着一位大笑了一生的喜剧作家”，等等，毕竟他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话剧。

父亲为什么如此看重“教授”二字？——那是1978年的9月，他恭恭敬敬地接受下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三顾茅庐”后送来的聘书，以70岁的高龄前往中文系执教，并担任该系的系主任。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此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大地万物复苏，百废待兴，更何况阳翰笙频频来信邀请他回京出任中国文联的秘书长，父亲“重振雄风”的岗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这里啊！我深为他的决定感到不解与遗憾，北京毕竟是首都，更何况“文革”之初父亲就是从那里被“扫地出门”的！

父亲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是对着我们笑了笑。数日后，他便郑重其事地别上了那枚红色的校徽，穿戴一新地走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跨入了中文系的教学楼。那天他的“就职演说”非常简洁，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是向台下所有向他投以信任目光的师生们表示：“我即使是一块药渣，也还要再挤出点药汁来；我即使是一支蜡烛，也一定要将两头同时点燃！”匡校长也发言了：“你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后如果超不过你，就是你的失败！”

匡亚明校长的愿景是早已设计好了的：“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外国的不说，单就中国而论，鲁迅、茅盾、田汉、老舍、郁达夫、洪深等等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学府吗？”

面对如此的重任与厚望，父亲能够承担得起吗？几天前他在填写南京大学送来的教师登记表时，确实有些忐忑与不安。

论学历，他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只能算个大专生，而且1928年由于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竟连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南国艺术学院只办了半年，根本没有毕业生。但后来为了吃饭，我只好买了一张空白的文凭，跑去请田汉先生填写。他盖了学院的旧图章，并于‘校长’二字下面签了名。他苦笑道：‘这可是南国艺术学院唯一的一张文凭啊！’”

论外语，他更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英语水平曾让学校为此而蒙羞。那是在南国艺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上课不多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志摩先生，他教的是英国文学。一天他在课堂上想试一试我们的阅读能力，先叫起陈凝秋，要他读一首英文诗。陈凝秋满脸涨红，说他只学过俄文。第二个叫起的是我，连高中校门都没有进过的我，只能用谁也听不懂的发音，结结巴巴地读了两行，他挥手要我坐下，愤愤然地说：‘你们是些什么大学生！’以后便再也不来上课了。”

论科研，他根本不是学者，更非科班出身，剧本写了不少，论著则基本为零。2002年，我应邀为江苏省社科联编纂“江苏省学人丛书”时，颇感为难，一再声明对方是否搞错了，陈白尘是“剧人”，不是“学人”。但他们根本不相信，坚持说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怎能没有科研成果？最后只能东拼西凑，找了几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算是对付了过去。

是啊，这样的一张履历表交到大学的人事处，不要说当教授了，就连做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资格。

然而，他走马上任了，信心十足地走马上任了，以自己独特的思维与理念、独到的行为与方式，走马上任了！

他去听课，一天不落地听各位老师的课，结果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课堂纪律不理想，有睡觉的，有看课外书的，甚至还有旷课的。如果换了其他的领导，肯定是要严厉地处分这些学生。但他在全系教师的大会上，竟发表了这样一通“意见”：“如果教师教得好，有水平，有新意，教室里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教师照本宣科，敷衍了事，又何必去浪费学生的时间呢？我看是可以允许他们不去上课的。”

他去阅卷，一丝不苟地批阅学生们的试卷，结果提出了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评分标准——“要给那些有独立思考和新鲜见解的卷子打高分。比如说，其中有一道题答得非常出色，且有新意，就可以给个满分；反之，如果所有的题目都答得四平八稳，几乎是从教科书上背下来的，最多也只能给个及格！”众人不敢点头，却又暗自钦佩与赞同。

后来董健教授告诉我：当年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校园内，曾经有过一个由著名戏剧家贝克教授主持的“47shop”，专门讲授戏剧课程，培养戏剧作家。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剧作家奥尼尔，以及中国的戏剧大师洪深等人就毕业于这个“47shop”。于是身为系主任的父亲便大胆地在校园内建立起了一个戏剧研究室（后来改名为戏剧研究所），师生们均欣喜地称它为中国的“47shop”。它以培养戏剧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主要目标，这在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中实属首例。

父亲开始招收研究生了。他的录取标准与众不同：“宁稚嫩而不俗，勿老成而平庸。”翻译过来就是：有见解，有灵性，热爱生活，勇于探索。“我们培养出来的必须是有思想的、与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剧作家，绝不是躲避生活的暴风雨、单纯追求雕虫小技的编剧匠！”

于是乎，仅仅创作过“半”个剧本的下乡知青姚远被他选来了，父亲说他有丰富的生活底子，目前虽然还只是一张白纸，但一定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正被评论家批评得一无是处的黑龙江大学学生李龙云被他选来了，父亲咬定他的剧本《有这样一个小院》是香花而非毒草，将来一定能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一大批“编外”的学生也都纷纷跑来了：蒋晓勤是《带血的谷子》的作者之一，父亲看中他能够“不趋时”，能够“惦着无人问津的农村生活”，将其收入了“门下”；《人生不等式》的作者张莉莉，敢于挑战“禁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破例成为了“函授”的学生；远在吉林的李杰，由于在《高梁红了》当中能够“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也成了一名“远程教育”的对象；还有马中骏、颜海平、方洪友、邹安和、赵家捷、卢冬红……真是数也数不清。

不料，没过多久，父亲的名字突然出现在某大报的“内参”上。不是表扬，而是批评：陈白尘在招收研究生时公然大开“后门”！——原因很简单，爱才若渴的他想“破格”招收一名年轻学子，作为他的戏剧创作专业的研究生。

他的“破格”，破在了那一届的研究生考试已经结束，而父亲却通过匡亚明校长为这一学生特准了单独补考；他的“破格”，破在这位考生因为写了一出被错误批判的剧本，甚至为此被停发了工资；他的“破格”，更破在了他让自己的一位故交亲自到该生就读的学校去了解他的人品：“如果确实是个很有追求的年轻人，我就破例录取他；如果仅是一个名利之徒，那就算了。”回电来了，只有四个字：“无可非议。”于是父亲自掏差旅费，请中文系的老师专程去东北跑了一趟……

就这样，父亲“开后门”招进了这名研究生，就像当年匡亚明“开后门”聘请尚未摘掉“帽子”的“叛徒”陈白尘以及“右派”程千帆等人担任中文系的教授一样，他是坦然的，心中只有伯乐选中了千里马之后的喜悦和欣慰。

他的课，终于上起来了！

那是一次在饭桌上的谈话。一位学生接着之前的话题问道：“陈老，如果再遇上‘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办？”父亲开起了玩笑：“怎么办？——我带着你们一块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收起了笑容：“不，我们才不告别生活呢！作家应该是生活的真正拥抱者，作家总是在苦斗之中。你们走到这一步不会后悔吧？我们就是要为最广大的人民而写作！”

姚远的《下里巴人》终于完稿了，父亲命令他说：“不要心疼，回去试着砍掉一万字，砍掉六千字，再砍掉……最终就能懂得什么叫凝练，什么叫‘一石三鸟’了！”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获得了成功，父亲命令他道：“不要去做人间第二手！——凡是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你最好不要再用。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不要去做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要有这种志气！”

——这就是他的“创作辅导课”。

中国剧协召开剧本讨论会，父亲带上了他的学生。“话剧应该怎样创新？”他提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学习外国的流派。”“借用电影的手法。”大家议论了起来。父亲发言了：“我们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路子——为什么不能将中国戏曲中的优秀传统吸收到话剧里面来呢？这可是中国人自己的，外国人学不去的！如果把话剧‘嫁’到了人家那里，我宁愿做个老姑娘！”全场哄堂大笑。

——这就是他的“戏剧理论课”。

学生们有感于当前话剧的不景气，纷纷向父亲诉起苦来。他笑了：“怎么，悲观了？听我讲讲当年的故事吧。——1927年的冬天，田汉于上海艺术大学举办‘鱼龙会’。第一天一共才卖出了一张票，而且买票的人自己没有来，将票子送给了家中的厨师。但是这位唯一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被剧情感动得哭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个、第三个观众……”

——这就是他的“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课程。

……

父亲说过，当年在南国艺术学院，田汉就是用这种“十八扯”式的方法给他们上课的——“他可以从文学的起源扯到历史，从历史又扯到哲学，话题一转又能说到莎士比亚，再转又到了易卜生或梅特林克身上了……但是我们，甚至包括绘画科和音乐科的学生，全都喜欢听他这种‘十八扯’式的讲课，从他那渊博的学识里各取所需。”

如今，父亲也对他的学生们“十八扯”了起来。没有讲稿，却鞭辟入里；没有课本，却妙趣横生。一批批的学生们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在谈剧本，又不仅仅在谈剧本。他使你联想到人生、命运、历史、文化等等更加丰富的内容……促膝相对时，你能够慢慢感觉到在陈老那儒雅的外表后面所独有的倔强内涵，以及历尽沧桑的人生高度所带来的特殊魅力。这魅力从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的手势和略带淮阴口音的娓娓话语中散射出来，真是令人如坐春风，如饮醇醪，令人荡气回肠啊！”

因为好奇，我也曾去蹭过父亲的一堂课——那是他给全校学生开的一次讲座，题目是《戏剧理论》。他嘬了嘬嘴，悄悄地对主持人说道：“还是改成《戏剧空谈》吧。”对方一脸茫然。

可能是找不到能够装下数百人的大教室吧，那天的讲座安排在了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棚子里，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场内人山人海，拥挤得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一张张年轻的笑脸激动而又紧张，手中握着早已准备好的钢笔和本子，等待着，盼望着。哪知三个小时的课真的叫作“空谈”。“想要听‘戏剧作法’‘写剧入门’之类的东西，我是根本不相信的，也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他的开场白。那天，他围绕着什么是“戏”，连比带划地模仿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相遇、交结、碰撞、聚散……“什么是人物性格？什么是戏剧冲突？什么是情节发展？什么是跌宕起伏？……大家自己去琢磨，去理解吧！”没有答案的答案，没有结论的结论，实在是太精彩太生动了，连我这个“旁听生”都禁不住蠢蠢欲动起来。

说实在的，我多么羡慕父亲的那些学生们啊。姚远的《大树下》八易其稿，父亲就八次审阅并亲笔修改；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在北京公演，父亲就专程赶往首都去观看和指导……还有那位“编外”学生蒋晓勤，父亲通宵为他批改剧本《带血的谷子》，细致到了每个细节、每句台词。后来，剧本发表了，父亲又提笔为他写了序；剧本上演了，父亲更是冒着鹅毛大雪亲赴剧场观看，而且第一个站起身来为演出的成功鼓掌祝贺……

那年，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读的同样是中文专业，但是父亲不要说为我修改文章了，就连过问一下我的学习，也几乎从来没有过。母亲安慰我：“别怨你爸，他就是这样的人。当年我认识他时，听说他在国立剧专教书，便想去投考。他对我说，考什么，就跟着我学吧！哪晓得几十年过去了，他却从来没有给我上过一节课！”——唉，父亲的“后门”全都开到别人家去了！

数年之后，姚远毕业了，李龙云毕业了，赵耀民毕业了……他的一届届研究生们全都毕业了。就在中文系的那个三面都装有玻璃窗的明亮的会议室里，父亲高声地询问前来参加答辩会的各位评委们：“你们说，我失败了么？”评委们一致亮出了“优”。父亲兴奋极了：“我没有失败！我要告诉匡校长，他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超过了我……”那天，父亲腰椎病复发，但他站立在那里红光满面，没有丝毫的病容，就连上下楼梯，也坚决不要别人搀扶。

这应该就是匡亚明校长下聘书时所期望的：为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这应该就是父亲接受聘书时所暗暗努力的：“我相信在下一代的剧作者们中间，一定会出现关汉卿，一定会出现王实甫！”

那是1988年的3月1日，事先似乎谁也没有约定，但是从清晨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们——“编内”的、“编外”的、还有“编外的编外”的，络绎不绝来到家中，为父亲庆贺八十诞辰。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他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支插在那个巨大的蛋糕上的蜡烛，然后向所有在场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客厅中一片静寂，大家不知所措，全都默默地看着父亲，看着他那头如银如雪的白发……

整整十六个年头，从70岁到86岁，亦即父亲的晚年，他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奉献给了南京大学。

父亲的助手董健教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现在一般大学教师在60岁上下就退休了，陈老却在这十六年里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使自己生命的末端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

“编外”学生蒋晓勤道出了他的感动：“他像是大河中央的砥柱，在砥砺激扬起惊涛骇浪的同时磨蚀的是自己的生命之础；他又像是一只老蚕，在源源奉献着华美锦缎的同时抽取的是自己的血肉之丝。”

远在北京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为父亲题写了一幅立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后来他又在我儿子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你外公这一代人，就没有我们！”

父亲无怨无悔，也无憾无恨。他默默地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静静地阅完了最后一篇习作。他悄悄地收藏起自己的工作证和校徽，又悄悄地于一个寂静的深夜微笑着告别了人世。他留下的嘱托只有一句话：“墓碑上什么称谓都不要，仅‘教授’二字即可。”——这是他的欣慰，欣慰于自己的选择，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次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