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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文艺》2023年第4期|陈蔚文:寻找
来源:《广州文艺》2023年第4期 | 陈蔚文   2023年04月25日08:05

编者说

十六岁的儿子通过文学书籍,寻找人生的意义。“我”作为母亲,在感慨他的人生逐渐丰满的同时,也陪同他一起寻找。作者文笔延宕至探讨人生意义的电影,对其进行解读,并阐发了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1

三月,因疫情停课从沪回家的儿子在家待得百无聊赖,要求回市区的老房子看一看——在那儿,他度过了童年至初中的时光。

在老房子一面墙的书柜前,他问我:“有没有太宰治的书?”

“没有,为什么想起他呢?”

“我前晚在想,以后上大学、工作……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回答,是太宰治的一段话,我觉得说得挺好。”

我没有问他那段话是什么,因为知道,有些打动过人的话并不宜再次转述或分享。我还知道,太宰治是位较厌世的作家,三十九岁投水结束生命。他会如何阐释生命的意义呢?

取了茨威格与尼采的书,我们离开老房子,走在我身旁的少年身材高颀,但比起身高更能说明他的成长的是——他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无论这意义是积极的,或暂且的消极,都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意味着那个无忧的、单纯而安全的儿童乐园悄然关闭,再也无法回头,他正迎着陌生而变幻的成人世界走去。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只要你这样问了,答案就肯定是:有。因这疑问已经是对意义的寻找”,史铁生先生说的。他还说,“人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本身”。

只要开始了对意义的追寻,通向根本性的路就有了发端。

2

一个在加尔各答车站等待哥哥,却迷迷糊糊地误上火车,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五岁印度男孩萨罗,经历了饥饿与各种惊险之后,进入了一所福利院。在那里,他被一对没有孩子的澳大利亚夫妇苏和约翰·布莱尔利收养。

二十多年过去了,长大后的萨罗遇到了女孩露西,开始了他的爱情。一次朋友聚会中,忽然,儿时吃过的熟悉食物“糖耳朵”开启了被他遗忘的童年回忆。已经拥有了新的名字、新的家庭和新的人生的他,通过现代科技,开始寻找亲人和最初的家园。

这是电影《雄狮》的剧情。我喜欢的演员妮可·基德曼在其中饰演萨罗的养母,一位善良的中产阶级女性。电影的前半部分很出色,画面与表演都有好电影特有的质感,剧情也惊心动魄。误上火车的小男孩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大声呼喊,奔跑,却无人应答。

呼啸的火车将他带到了千里之外。

成年后的萨罗被家乡的食物唤起血源深处的追寻意识后,有一次他无意间点开谷歌地图,找到了童年记忆残片里那座熟悉的车站,那个他沉沉睡去之后,再也没见到哥哥的火车站。

这部获得第89届奥斯卡六项大奖提名的影片,来自作者萨罗·布莱尔利本人的真实经历。五岁时,他在印度的火车上与家人失散,在加尔各答的街头流浪了几个星期后,他被送进了一所孤儿院,后被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妇收养。

这对富有爱心的养父母,给了萨罗一个被他形容为“天堂”的家。一家三口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厨房里永远堆满了食物,“我最喜欢站在冰箱前,它一打开就透出阵阵冷气”。

养父母还在萨罗的房间挂了张地图,在“加尔各答”上钉了颗小图钉——提醒萨罗,别忘了自己的家乡。

生活安逸舒适,但萨罗的确没忘记自己的家乡。他找回了故乡,和亲人团聚,虽然哥哥不幸去世,还好母亲尚健在,为了等失散的小儿子回家,她一直住在当年家的附近。

萨罗完成了对原初身份的寻找,那是他血脉的源头,是他解决“我从哪儿来”的重要人生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去向哪儿”对萨罗或许就成了一次无根之旅。

来处与身份,它指向一个哲学性的恒久主题:我是谁?

“我是谁”,根植于人生命体验的核心,“它将所有构成我生命的动力汇聚在‘自我’这个谜团中:基因组成、信仰、文化、生活圈层,给予我滋养的人、伤害过我的人、我对人对己所做的好事和坏事、爱与伤痛的体验——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寻找故乡与亲人,对萨罗来说意味着自我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3

有关“寻找”主题的优秀电影还有很多,《菊次郎的夏天》《漫长的婚约》《公民凯恩》《雾中风景》《尤里西斯的凝视》……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部,巴西电影《中央车站》。

如果说《雄狮》中主人公萨罗的寻找是更接近地理与血源意义的寻找,那么《中央车站》中,主人公的寻找则折射出更丰富的内涵。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门口,一脸冷漠的退休教师朵拉摆了一个书信摊,专为来来往往、目不识丁的旅客代写家书。写一封信收一块,如需代寄,再加一块。然而她常常在晚上将这些代寄信件带回家,和女邻居一起,将这些信拆开,尽情地奚落取笑一番,然后把认为重要的信寄出,其他的信则统统锁进抽屉或干脆扔掉。

有一天,女人安娜带着她十岁的儿子约书亚来请朵拉写信,因为约书亚很想见他素未谋面的父亲。第二天,安娜与约书亚又来到车站,口述了第二封给孩子父亲的信。然而安娜刚出车站,就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大客车撞了。

可怜的约书亚孤身一人,朵拉把他带到了家中,然后又把他交给了一个女人——约书亚并不知道朵拉把他卖给了人贩子。

朵拉对自己说,是为了让约书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良心的谴责让她当晚噩梦连连。未泯的良知使朵拉次日一早就去将约书亚救出了虎口。

也许在负疚感的驱使下,朵拉带约书亚到东北部去找父亲。一老一少,从南到北的旅程,伴随着大提琴厚重沉郁的曲调,他们一路争吵,发生矛盾,但随着长途车奔驰在广袤的巴西大地上,两人间的相处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

男孩约书亚不再憎恶这个老女人,朵拉也逐渐寻回了她生疏多年的温柔情感,一老一少之间萌生了亲人般的依恋。

电影结尾,朵拉终于找到了约书亚的家。那一幢矗立在土路尽头的房子,让男孩约书亚狂奔着扑过去,他的脚边扬起一道白色的灰雾,朵拉在他的身后,看着前面男孩奔跑的背影,心里是释然,也掺杂着失落吧——约书亚找到了亲人,她完成了这一路的寻亲任务,而她自己仍将孤身折返。

同父异母的哥哥告诉他们,父亲离家找约书亚和他的母亲去了,哥哥赛亚和摩西热情地收留了他,等待父亲归来。

黎明来临,朵拉欣慰地离开了,她将回到里约热内卢的中央车站,继续自己的平淡生活……在护送男孩寻亲的这一路,也是她寻找自我的一路,那藏在冷漠背后久违的温情,在与一个小男孩的相处中被激发。

诚然,现实没有这么简单,冷漠的形成与化解都需要时间,重要的是,观众看到了希望——朵拉离开约书亚的那个清晨,她穿上了约书亚送她的连衣裙,再次对着镜子涂口红,这支口红说明朵拉打开了心灵的窗户,对未来生活抱有的憧憬来到了她心头。

在越来越亮的晨光中,她踏上了返程的客车。在这段长镜头的记录里,朵拉的脚步轻快,背影坚定。客车上,她给约书亚写信:

你长大以后,开上自己的大卡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是第一个让你握紧方向盘的人……其实我很想念我爸爸,更怀念曾经的一切。

——曾经,朵拉怨恨了父亲半辈子,觉得他是个不负责任的酒鬼。这导致了她的冷漠。虽然电影没有交代她的具体生活,但我们知道,她单身,并且不幸福。这一刻她终于释怀。护送男孩的一路,是她与生活和解的一路,也是她从付出中得到新生的一路——对于新生,去付出是唯一有效的方式。就像推开一点儿窗,形成对流,向封闭中输送新鲜空气,以置换冷漠与沉闷。

伴随男孩的寻父之旅,朵拉一点点松动,释放出善意,她找回了“想念”这种温柔情绪,也找回与记忆的和解。

片中的寻找之路,伴随着沧桑与唤醒、怀疑与获得。一路的交汇中,朵拉和男孩逐渐靠近、信赖,生出坚硬外的温情——这本身是“寻找”赋予他们的馈赠。

“男孩要寻找他的父亲,老女人要寻找她的归宿。而这个国家,要寻找它的根。”大概这是导演用《圣经》中的人物为电影主人公命名的缘由之一。

能够让人类自我救赎的或许不是隐在云端的上帝,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爱,是他们始终抱持的希望。

4

与《中央车站》最终弥漫银幕的暖色调相比,曾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法国电影《流浪女》则布满寒冬色调。

影片中,有一段牧羊人与流浪女莫娜的对话。

“这样的坏天气已经不适合露营了。”牧羊人说。

“我从不选择天气。”莫娜回答。

“那么你选择道路?”牧羊人说。

“是的。”莫娜回答。

她只想远行,离开。她要寻找什么?她走向哪儿没人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有她的脚步声陪伴她。沥青上的脚步,沙粒上的脚步,枯枝败叶上的脚步,地板上的脚步,“一个孤独的人唯一能有的对话,就是和自己的脚步声。”为此,女导演瓦尔达仔细地研究了各种脚步的声音。

拒绝任何社会规则,一直在路上行走的流浪女最后冻死在荒郊水沟。女导演瓦尔达表示别问为什么,“实际上我们能否帮助那些说不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帮助他们?”

看过女导演瓦尔达的一张照片,穿着暗红色毛衣的她在火车上,短金发的脑袋靠着窗玻璃,玻璃映射出她的脸。一脸深纹的她闭着眼睛,像在梦中,也像是沉浸在某种思考中。光线在她的发顶激起一小片强光。

她在一个访谈中说,“影人这个职业很艰难,艰难而精致……我不是一个商业导演,放在影片里的东西总有一小部分会被观众接受。即使只是浪花的泡沫,也总会有浪花。即使只是一股气味一种感觉,也总有东西能够传达过去。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但我完全知道我是少数派,一个边缘人。我对话的对象是少数观众和电影爱好者,但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

她还拍过一部电影,风格有些奇怪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一个美丽女人一直活在被观望中,她听得最多的是“您真是美丽,维克多利亚小姐”。有一天,她受不了他人各种的观望,生气中,她扯掉了假发,走了出去,开始观望他人。她看到一个朋友,在一个学校做模特,“她看到裸体并不构成裸体自身的目的,她看见那些观察裸体的艺术家正在找某些东西,寻找一些并不存在于表面的真相。”

当从幻象的迷恋中走出来,使得她最后说出这句话:我好像不再害怕,我好像是幸福的。

一个女人越过外在对内在自我的追寻,使她从被注视的客体变为了注视的主体。

这让人想起大富豪马斯克的前妻贾斯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开始意识到我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交世界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女性都是富有男性的年轻妻子和女友,或者是为他们服务的私人助理。女性在三十多岁之后就消失了,除了扮靓、购物、料理家务之外,女性的所有抱负都变成了麻烦。我觉得自己重获了书写自己人生的自由。”

她和马斯克离婚了,“我现在感到踏实,对我的生活充满感激”。

电影中的莫娜、克莱奥或是现实中的女人贾斯汀,她们都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5

“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谁敢说自己已经贯通一切歧路和绝境,因而不再困惑,也不再需要寻找了?我将永远困惑,也永远寻找。困惑是我的诚实,寻找是我的勇敢。”一位哲学家说。

寻找意义,寻找自我,寻找爱与美,寻找安宁,寻找精神的归宿……寻找,注定是人生的母题。宇宙万物里面,大概只有人类才有对“意义”的提问,这也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万物之所在。

“意义”,标志着灵魂或曰“灵”的存在。那晚,儿子提出“何为生命的意义”后,我想如何与他讨论呢?对一位还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关于“意义”的讨论兴许会显得枯燥且说教。

我自己又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人又为何要追问意义之存在?追问是徒劳的吗,它如若不能实质地改变点儿什么,为何要追问与寻找呢?

那一晚,从阳台向下看去,对面公园小岛上的灯光倒映湖水中,幻变出极美光晕:它跳动着,闪烁着。水是虚空的,灯亦虚空,光映水中,幻化出的闪动光影却构成实在的美——这大概和追问有点儿类似,看似虚空的问题,在追问过程中却会实质性地影响人的生命。

水中花,镜中影,它们果真是徒劳的吗?并不是。

在光怪陆离的时代,无论是科技、伦理或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自然的退隐与电子产品的占领也意味着这一代人不免要经历更多成长阵痛与迷失。

发问,意味着肉体从物质生活中脱离开,对精神层面进行介入与追寻,这显然是趟苦旅,可能陷入迷惘与虚无,也可能一直触摸不到那枚意义的果实,但同时,它也指向一种更为持久的、有厚度的生命状态。

在挺长一段时间,晦昧的青春期,我不也深为怀疑过生命之意义吗?钱钟书先生说,“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那么,意义究竟在哪儿呢?

和几位女友小聚,我说起儿子的困惑,一位女友正读文学硕士的儿子也在,他说,他当年也曾经历这样的困惑,尤其是出国几年,因环境陌生动荡愈觉惘然。后来从阅读中,寻找到意义与方向。我想起自己亦是,在那些灰雾弥漫的日子中,是阅读一点点令光驱散了雾,如黑塞说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你见识到在丰盛与伟大的心灵中,亦充斥迷思与郁纡,而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对意义的追溯。

“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从渺小的自身出发,克服对孤独与未知的恐惧,在行走中去实证意义。

唯有上路,唯有交付,才能完成真正的寻找。正如电影《雄狮》中,年轻人萨罗踏上寻亲之旅,当他和生母紧紧拥抱在一起时,他回归血脉的河流。《中央车站》中,朵拉放下生计,和男孩一道上路,在帮助男孩的同时也将自身引向了救赎。

意义不是一个系着丝带的礼物,悬挂着那儿,等着某一瞬间你够着它,然后拆封。意义是点滴的汇聚,是窗外不停掠过的景状,意义在每棵树,每泓水,每缕吹拂的风,每片倒影,每次黄昏追逐黎明中,在为生活而尽的每一分力中。

这个六月,结束网课,早早放暑假的儿子和几位同学相约去四川,这是十六岁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的旅行。他独自去高铁站,推着行李箱,背着只硕大黑色双肩包,在骄阳下向我道别。

他的背影让我知道,寻找意义之路将会逐渐在他脚下展开。

那些陌生之地,以及更多他将要踏上的陌生之地,会在到达中变成熟悉,会帮助他照见心中尚未明了的角落,最终变成属于他的意义的一部分……

陈蔚文,小说及散文随笔见于《十月》《钟山》等刊物,作品被收录多种年度选本。曾获百花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出版专集《雨水正白》《若有光》等十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