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秀于心，外毓于行，这是臧晴念大学本科时留给的我印象。课余聊天时，我知道臧晴有学术志向，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建议她，如果有机会深造，可以考虑去校外读学位。我一直鼓励本校的优秀学生去校外读书，学有所成后再回母校教书。2010年臧晴获得硕士推免资格后，我推荐她到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臧晴很幸运，师从丁帆先生硕博连读。我读了臧晴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几篇文章，感觉这位小女生长大了。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臧晴回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书，成了我的年轻同事。

臧晴这一代学人成长时，文学批评的学院化已经是大势，所以，我们不必以狭义的“批评家”来衡量臧晴。我想，臧晴在南京大学所受的文学教育，便是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亲历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在臧晴这一代学人那里已经是历史，或者是他们成长的背景。我们把这段历史学科化，寻找这段历史与“五四”新文学的内在联系，并提炼出与“启蒙文学”相关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在臧晴的问学经历中也十分明显。在读博士期间，臧晴曾在杜克大学访问一年，这一经历对她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几乎是两个行当，学人各有侧重。我对青年学人的期待是最好能介乎两者之间，特别鼓励青年学人多做些专题研究。从臧晴现有的研究思路和成果来看，她介乎两者之间，侧重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臧晴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对当下文学思潮的跟踪解读和文学经典的再阐释；海外汉学研究，关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性别研究，关注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这是臧晴学术研究生涯的起点。臧晴这三方面的成果，既有侧重又有交叉融合，显示了新一代学人敏锐、宽广和综合研究的能力。

臧晴没有用过多的精力跟踪当下创作，做及时性的批评，她似乎更习惯于在作品沉淀之后再解读，这是她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我们现在读到的《个人话语的犹疑与消解——论“重评路遥现象”》等，都体现了她的文学批评的特点。近几年来，重评路遥几乎是一种现象，臧晴直面了这一现象的“尴尬”：“作为曾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路遥极早地获得了官方的认可。作为曾经以《平凡的世界》鼓舞了一个时代青年的作家，路遥至今仍在大众读者中有着持续的生命力。然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大多将路遥剔除在‘经典’的行列之外。”臧晴梳理了重评路遥的基本脉络：其一是重新认识路遥的价值，通过对作品中牺牲、人道、史诗性等内涵的挖掘来肯定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通过大量作家、读者的怀念文章来重塑其人格上的高尚，并进而为路遥在文学史上的缺席“鸣不平”。另一种倾向则更为理性地通过对文学场、文学生态的挖掘来探讨错位的深层原因。臧晴的敏锐、直率和深刻在于，她洞察了前者不遗余力的歌颂因主观情绪的过多介入，以及作品挖掘的老调重弹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后者重现文学生态的努力能够为路遥的重新定位提供理性的思考与客观的参照。在这里，臧晴既具有文学史的观察视野，又将路遥置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语境中考察。事实上，许多关于路遥的评论是从特定的观念出发形成的，回避了更为复杂的文学史秩序和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关键问题。路遥在大众读者中受到经久不衰的欢迎，臧晴认为关键在于高加林、孙少平们的个人奋斗，即以自我实现为表征的个人话语。正是作品的个人话语所触及的社会现实问题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而非广大批评者所挖掘出的牺牲、人道、史诗性等作品内涵。路遥的这一现象，其实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的困境，而非单一的个人创作问题。如臧晴所揭示的，这种个人话语的不彻底进而无声消泯的创作不但与当时的批评引导有关，更直接源于路遥本人对一种文艺精神和文学传统自觉继承的创作价值观。正像一些研究者意识到的那样，路遥是欣赏现代派的，他不但肯定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本人还颇为尊重马尔克斯，绝不是简单守着故纸堆的“土老帽”。臧晴更进一步指出：路遥是不懂现代派的，他看到了文坛对西方新潮的“顺风而跑”，看到了实验技巧频出的盲从浮躁，也看到了西方资源在嫁接本土时的水土不服，但他没有看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浪潮背后是对大写的“人”的呼唤。臧晴的这些看法或许也被视为偏颇之见，但她在尊重和肯定路遥成就的同时，直指她认识到的路遥和路遥研究者的局限，显示了一位青年学者的品格。

在论21世纪以来苏童的长篇小说创作一文《平衡的探索和与经典的可能》中，同样体现了臧晴在结构关系中把握作家创作内在矛盾的特点。臧晴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苏童21世纪以来的长篇创作中，一个曾经的先锋作家向新的写作向度发起冲击、进而迈向经典化道路的摸索过程，具体问题则是他能否找到新的美学风格。臧晴因此关注的焦点是：苏童的写作有着一以贯之的关注点，那就是他并不太关心故事是什么，而是将全副热情放在如何讲述故事之上，即他对于驾驭故事话语的兴趣要远甚于故事本身所传递的意义。即小说如果走出湿气氤氲的南方和漂浮不定的历史，告别唯美颓废的情调和精致典雅的语言，那么，故事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又被如何讲述，这是苏童在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臧晴似乎是把《蛇为什么会飞》《碧奴》视为苏童“新讲述”的过渡之作，她准确把握了苏童调整中的“尴尬”：如果说《蛇为什么会飞》是与现实贴得太紧、损失了个人风格中的“飞翔性”，《碧奴》又在浪漫中飘得太远、使得叙述话语压倒了精神建构；那么，到了《河岸》与《黄雀记》，苏童逐渐找到了现实与想象之间比较理想的尺度。臧晴思考的成熟在于她从苏童具体书写的调整中发现了第二个问题：小说该如何处理故事与背景的距离。和其他先锋小说家一样，苏童小说从来都是架空历史的，即故事与背景总是离得比较远。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距离如何适度。臧晴认为，《河岸》《黄雀记》和此前的苏童“和而不同”，既有“苏童制造”的印记，又拉近了小说的故事与背景，从而实现了在求新求变与自我延续之间的基本平衡。先锋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向后转”一直是批评界的话题，臧晴在这里通过对苏童的具体解读，表达了她的一种理解。

臧晴这类“滞后”的评论，颇有后发制人的特点。和即时性的作品解读相比，这类批评既需要通览之前的研究，更需要沉淀之后的历史感、识见和更加开阔的参照系。其中对批评家的要求之一，是能不能重新解释作家作品和发现并解读新的问题。别人已经说了那么多话，你如何发言？臧晴晚近发表的《先锋的遗产与风格的养成——论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也显示了她文学批评的特征。关于毕飞宇的研究，臧晴并不认同通常的阶段划分，在她看来，以《孤岛》《叙事》为代表的早期作品所涉及的权力、人性、历史等关键词是贯穿毕飞宇创作始终的母题，他所偏好使用的荒诞、寓言与心理分析等手法也在几番锤炼中得到了变相的发展。另一方面，研究相对忽视了毕飞宇在1995-2000年间的过渡期写作，这段创作处在前后两个高峰之间，他曾短暂地从对历史的执迷中抽离出来、转而聚焦都市生活与现实生存；也曾从中外文学作品的形式受到启发，做出了多种向度上的尝试。尽管作者本人及研究者都不看好这一个过渡时期的创作，但从《家里乱了》《那个夏季，那个秋天》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毕飞宇对先锋书写的反思痕迹，以及努力开拓个人风格的尝试路径。论文集中讨论了毕飞宇从“先锋的追随者”走到“姓毕的”的路程，尤其是他继承和延续了哪些先锋书写的遗产，又在后先锋时代吸收、借鉴了哪些新的元素。臧晴通常是清晰地说明她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而非迂回曲折饶舌。这种直截了当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论述方式的问题，而是对问题把握的成竹在胸。

即便从我例举的上述三篇文章中也可以发现臧晴文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将作家作品置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秩序加以考察，侧重讨论作家“个人话语”和“美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特点在臧晴问学之处便已经有鲜明的意识，集中体现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个人”与“女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坦率说，我重视和警惕“女性文学”的研究，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性别与文学书写的研究泛滥而不是繁荣到了减弱其研究意义的程度。臧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了一些论文，如《女性婚恋书写中的双重反差：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我粗略读过。臧晴后来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出版了专著《当代女性文学个人话语研究》，我读完后给她微信，说了一些肯定的话。论文以“个人”和“女性”为研究切入点，通过二者范畴及互动关系的演变来探讨上世纪90年代多元发展的女性文学。臧晴意识到“个人”或“女性”的概念并不是在社会的真空中固定不变的，而将其视为“表演行为”——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在变化，并且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不断更新着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文本细读、作家研究探寻出作为一股潮流的女性文学是如何在九十年代成为潮流，及其与“五四”时期、上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承继、流变关系；并关注其与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变化，在文学史的整体脉络与九十年代的文化生态中展现女性文学的问题与景观。这些见解未必有惊人之处，但臧晴在研究方法上显示了她的思考：首先以问题为核心，以问题推动论证。核心问题就在于“个人”与“女性”的范畴及相互关系在九十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围绕着这一问题引发了一些次生问题，如“个人”与“女性”的线索如何从现代绵延至九十年代？在此视野下的九十年代文学呈现怎样的整体态势与具体分化？臧晴进一步追问了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这些次生问题，每一个又带出一些更具体的小问题。其次，论文以历史线索为参照，形成史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照。从女性文学的历史线索展开讨论，通过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来获得研究的历史纵深感，以避免在论述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时陷入静止思考，力求以史带论、论从史出。臧晴的这些问题与方法意识，直接影响到她后来的文学批评。

关于海外汉学的研究，是臧晴渐次展开的又一领域。我们现在读到的《论海外“〈解密〉热”现象》等是她最初的成果。臧晴想做的学术工作是，系统整理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编撰情况；重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探索中国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在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构中，臧晴的这一研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