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新时代的屈原形象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伟大诗人，是千古颂扬的传统文人，是理想人格的完美化身，也是悲情萦绕的一尊大神。前有郭沫若1942年的话剧《屈原》，近年有京剧、湘剧、越剧、豫剧、大型情景剧《屈原》等，黄维若先生再写《屈原》，除了立意新颖、构思新奇，重要的是在历史命运、国家命运、文化命运、个人命运的交汇之中，写出了这一个屈原心灵世界的新意，表现出令人荡气回肠的诗意。
该剧构思宏伟、结构完整、叙事方式奇特，与其说在讲一个关于屈原与楚国的故事，不如说是在不断反思屈原与楚国的悲剧。全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写起。楚亡之后，屈原悲愤交加，心结无解。他衣衫褴褛，行吟泽畔，仍吟诵香草奇葩，心系楚国，志向高洁。他的灵魂与楚怀王、张仪、渔夫等人的灵魂对话，很有戏剧的仪式感和表现力。在对话与怀想之中，楚国的历史疮疤被一一打开，引起人们的审视与省察。屈原与楚怀王、宠姬郑袖、宫中小人靳尚、秦国使臣张仪的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正是楚国日渐衰微、江河日下的命运缩影，屈原以社稷为重，直言犯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显示出屈原刚正的性格、伟岸的人格、卓越的胆识、超凡的魄力。此剧叙事完整，矛盾冲突激烈，而灵魂对话的不时切入，则不仅起到了间离效果，也引发了一唱三叹式的感叹。
戏剧的开端，楚王离宫，歌舞升平，屈原向楚王陈述家国大事、改良之举，然而对楚王而言，屈原的一番诚恳直言，难抵轻歌曼舞的销魂魅惑。这一段戏很有意思，是诗歌与人性的悖论，也是政治与审美的背离。诗是追求美的，却诱发了灵魂丑陋的人的欲念。楚王不是不喜欢屈原的诗，当他听到《山鬼》的吟唱，禁不住兴奋大叫，让屈原赶快去蛮夷之地，把山鬼一样的小姑娘给他带来。屈原说，“那是诗里边写的，哪有这样的人？”楚王说，“怎么没有？你自己说的，凡诗歌所说，都是活生生的人世所感，没有那样的人，你能写出来？”一首《山鬼》，屈原讴歌着精神上的超绝之美，而楚王想到的却是满足肉欲的床笫之欢；屈原托物言志、书写胸臆，却成为楚王让他必须进献美人的托词。两个人在精神、品行、趣味上的差异已是云壤之别。
接下来，巴蜀刀兵相见，屈原力主出兵平乱，如果秦国出兵，势必威胁楚国安全。然而包藏祸心的秦国，委派诡计多端的张仪来楚，他以两车宝物贿赂后宫郑袖、公子子兰、大臣靳尚等人，这些人仅在意一己之私，罔顾国家利益。楚国偏殿，郑袖阴阳怪气，问罪屈原；郢都大殿，主张抗秦的屈原、与秦媾和的靳尚、秦国使者张仪、楚国贵族四派势力剑拔弩张，好一番唇枪舌战，然而亲秦势力早已串通一气，屈原一虎难抵群狼，明显处于劣势。即便如此，屈原仍力陈秦国乃虎狼之邦，与之结盟必遭祸殃。然而拿了秦国贿赂的靳尚一伙反而倒打一耙，污蔑主张联齐的屈原收受齐国的贿赂，甚至干脆说屈原就是疯子。张仪巧舌如簧，说如果楚与齐绝交，秦国愿以商於之地六百里献与楚国，屈原识破诡计，力反张仪，但无能为力。虽有秦国叛将陈轸支持，但楚王昏庸，联秦已成定局。楚王章华田猎，屈原冒死进谏。两人话不投机，都来了脾气，楚王欲杀屈原，屈原不惧生死。楚王震怒不已，将屈原放逐于汉北。陈轸给屈原送行，劝他不要辜负一身才华，不必为楚国竭忠尽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另谋发展，可是屈原的心中唯有楚国。“我生于楚长于楚，死也要死于楚”。在楚国与齐国断交之后，秦国果然赖掉了商於之地六百里，还大肆进攻楚国，并再次抛出诡计，让楚王前去秦国会商两国之事。屈原再度进谏，反对楚王出行，朝臣靳尚、公子子兰出于私利怂恿楚王前去，楚王果然中计被囚。
在屡屡受挫之后，拿国事当儿戏的楚王果然逞了一时之勇去了秦国，可是对于岌岌可危的楚国却弊大于利。他让屈原等人从齐国迎回太子继位，可是此人把楚国搞得更加糟糕。郢都被秦军占领，千万人死伤逃难，屈原悲愤难消，只能以《国殇》祭奠为国捐躯的楚国儿郎。
这又是一个关于君子与小人的故事，是一个值得人们不断反省的故事。此剧表现了屈原的狷介、刚正、倔强、纯良，他一心想着楚国，唯独没有私利；他不会取悦于权力人士，不会看脸色说话，不会溜须拍马；他是一位君子，为真理而战，为道义而生，为理想而死，并且“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样的屈原是纯洁的，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是理想主义的。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把自己放置在众多世俗小人的对立面，这也注定了自己的悲剧处境，这是屈原的性格悲剧。造成屈原悲剧的众多小人之中，楚王起了关键作用，他骄奢淫逸、任性好玩、胸无大局、不思进取、贪图小利、昏昧误事。一国之君却无韬略，完全是行尸走肉混日子。屈原在这样的国君手下思谋救国之道，岂不是对牛弹琴、南辕北辙，这是境遇悲剧。君子与小人争锋，获胜的往往是小人，因为君子有为人标准，有处事原则，小人抛弃规矩，没有道德，不讲信义，善于逢迎，八面玲珑，以压倒性优势对付君子，这是社会悲剧。小人可鄙亦复可悲，他们在毁灭屈原的同时，也就毁灭了这个国家的正直，损毁了其中的道义，灭掉了国家的生机，因此他们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但是小人的私利总是能蒙蔽他们自己的双眼，让他们抱着受贿的金子坠入灭国的深渊，这是命运悲剧。因此屈原的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境遇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此剧对屈原悲剧的深刻意义进行了很好的开掘与表现，它不是简单的歌颂屈原的精神，而是在屈原的灵魂深处阐发令人深思的人性内涵。
话剧《屈原》之中充满了诗意。作者对楚辞深有研究和领悟，并且巧妙地化用于戏剧情境之中。楚国宫廷燕乐中吟唱的《山鬼》，屈原被劝说离开楚国时托物言志的《橘颂》，流放途中借《湘夫人》表达的幽怨之情，与楚怀王谈起《九歌》的改写，国破家亡时以《国殇》凭吊战死的英灵，都是楚辞的韵调，是屈赋的意象，是屈原的音容。剧中屈原说出的语言都有韵律，皆是诗句。楚国败亡之后，他的大段独白如江河奔涌，浪涛直下，犹如《雷电颂》般慷慨激昂，气势如虹。
总而言之，这部由黄维若编剧、郭小男导演、黄楷夫担任舞美设计、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屈原》已经具有良好的基础，自首演以来受到了广泛好评。但是，屈原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楚国的政治家。目前看来，剧中对其政治身份的表现有压倒诗人身份之嫌，希望该剧在不断修订、加工、完善的过程中，在加强戏剧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此剧的诗性内涵和形象魅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联特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