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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23年第4期|路明:少年游
来源:《上海文学》2023年第4期 | 路明  2023年04月28日07:51

父亲说,要是你哥哥给你写信,信封上不署姓名,你能认出他的字吗?他得意地回答,当然认得出。他熟悉哥哥的字,打小两人一起练书法、学钢琴,哥哥样样比他强。哥哥练字时,他就站在一旁看。他很崇拜哥哥。

五十多年后的一天,想起父亲的这句话,沈次农流下了眼泪。隔着漫长的岁月,他突然懂得了父亲的用意。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自从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原本是一家私营纺织器材厂的总会计师,月薪一百九十二元,出门有美式吉普车接送。运动一来,撤销所有职务,下放嘉定城西公社,干的是开河、挑土之类的重体力活。两周回家一次,住一晚就走。有时到家已是深夜,父亲用小锅煮开水,里头搁两根鸡毛菜。出锅时滴两滴麻油,吃起来很香的样子。

一九六〇年,父亲调回原厂监督劳动,任锯木车间发货员。每天早半小时到厂,晚半小时回家,负责打扫车间和全厂的厕所。有一次他清扫完,见厂里空无一人,便提前回了家。结果第二天就被人揭发,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沈次农的印象中,父亲本是个热情开朗的人,家中常是高朋满座,充满了欢声笑语。划为“右派”后,许多朋友断了来往。有几次,父亲在马路上看到熟人,习惯性地招呼一声,对方一看,吓得扭头就走。父亲变得沉默,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伏在写字台前,写那些无穷无尽的检查和交代材料。有一次父母间发生争吵,父亲甩门而去。他跑到母亲跟前,嘟着嘴说,爸爸这么坏,姆妈生病,还跟姆妈吵。母亲笑了,摸了摸他的头,柔声说,你爸爸心里的苦,你们不懂。

父亲的工资早就取消了,每月发五十八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其中的大半用来支付母亲的药钱。母亲有一架“谋德利”牌钢琴,身体好一点时,可以支撑着弹一段《松花江上》《满江红》。他和哥哥围着听。局势一坏,钢琴卖掉,红木家具卖掉,包括陪嫁的首饰,三钿不值两钿卖掉,换成洋籼米和一角钱三斤的青菜,勉强养活四张嘴。

母亲嘱咐两个孩子,除了上学,尽量不出家门,免生是非。有一回他和弄堂里的小赤佬吵架,对方指着他鼻子骂,你爸妈都是“反革命”。他血涌上头,冲上去挥拳就打。回到家,被母亲劈头盖脸责备一顿。母亲说,你在外面打架,不管谁对谁错,都是你的错。谨小慎微,是“右派”子女的生存法则。

邻居家的保姆,不知从哪一天起,天天站在他家门口。他和哥哥经过时跟她打招呼,保姆笑眯眯。后来他知道,保姆是受了居委会的指示,专门来监听他们两个小孩子说话的。

楼下七号里的黄家姆妈常来探望母亲,两人在房间里小声地说话。黄家姆妈在香港有亲戚,有时收到奶粉、猪油和罐头,便送一些过来。有一次,他听见黄家姆妈对父亲说,沈先生去香港吧,凭侬的本事,寻一份工作没问题的。父亲苦笑,没有答话。

黄家姆妈消失了大半年后,母亲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她读完信,告诉父亲,黄家姆妈到香港了。

母亲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常有意暗示两个孩子。母亲说,等姆妈死了,你们爸爸要是再娶一任太太,你们要听话。他和哥哥哇哇叫起来,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母亲笑了。到底是小孩子,都不会说一句,姆妈不会死的。

所以,当母亲去世时,兄弟俩并没有太多的悲痛。死亡如一件家常降临。他和哥哥穿着黑色小西装,臂上戴着白花,在殡仪馆溜达。他看见隔壁厅请来了专业的哭丧队,进来一个人就干嚎一阵,即收即止,像唱歌一样。他朝哥哥挤挤眼睛。两个男孩咯咯咯笑起来。

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吞咽这份痛楚。母亲的死像摁下了家里的静音键,所有的谈笑、闲聊、家长里短,包括抱怨和争吵……被一键清除。大多数时候,三个人沉默相对,即使在午后,也如同黑夜降临。一次吃完晚饭,哥哥去厨房收拾碗筷,父亲突然问他,要是你哥哥给你写信,不署姓名,你认得出来吗?

沈次农推测,应该是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动了去香港的念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带着两个男孩偷渡是不可能的。父亲的计划,应该是先带哥哥走,再想办法把他接过去。究竟计划到了哪一步,又是何时、何故取消,或者仅仅是一个闪念,已无从知晓。那时的他,每天照常上学、放学、写作业,对父亲心中的惊涛骇浪一无所知。

临近初中毕业,学校里下发各种表格,姓名年龄下面,就是家庭成分。这让他感到屈辱。眼看班上的工人阶级子弟一个个去了国营工厂,最差也是郊区农场。没他的份。最后剩了四个人,都是“黑五类子女”,分配外地农村。

具体分配方案迟迟不公布。他整日闷坐在家,听唱片,写毛笔字,摆弄棋谱,看一切能弄到手的书籍,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下。

抄家队上门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人家也有任务指标,留下三只凳子、三条被褥,其余的全部被抄走,算是革命战果。铁皮罐里一块几毛的零钱,买菜用的,抄家队走后,那一块钱不见了。父亲为此难过了很久。

同学来他家借书,他翻出一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刚好抄家队上门,同学把书一扔,走了。于是这本书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罪证。为此,父亲又写了很久的检查。

父亲又一次彻夜不归,他知道,父亲要么被监禁批斗,要么在通宵写检查。他生怕抄家队再来,第二天一大早,赶紧把家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买了大米。等父亲回到家,他告知了买米的事,父亲像很轻松的样子,说了句,有什么好怕的。

数年后他得知,父亲在朋友那里说起这件事时,一度掩面痛哭。

他在压抑和恐惧中慢慢地长大,兄弟两人都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到处都在批判、揭发。身为“右派”子女,自觉低人一等,看不到出路和希望。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底,哥哥临近高中毕业。此前有一种讲法,家里有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上海。那天居委会来人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一家人早早守在收音机前,终于,等来了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宣读:“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父亲脸色铁青。他知道,一个也留不住了。

有七个插队的地方可以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他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有工资拿。父亲最后敲定,去云南。理由是:南方饿不死人,也冻不死人。小姑妈对父亲说,侬搞搞清爽好吧,伊拉是去种地,不像侬当年,坐飞机像坐公共汽车一样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是他和哥哥离开上海的日子。一大早,父亲送他俩到校门口。父亲说,你们进去吧,我去上班了。他走进校门,看见操场上停着几辆临时征调来的公共汽车,车头挂着大红花。一旁有人敲打锣鼓,像一桩喜事。当公共汽车驶出校门,他猛然瞥见,父亲正挤在一群家长中间,焦急地张望。一时间,哭声、喊声、锣鼓声、口号声汇成一片。隔着车窗,他大声叫着父亲,父亲像没听到。他看见父亲哭了。

汽车把他们送到彭浦火车站。彭浦站原是货运车站,临时改为知青上车点。这是全上海第一趟“插队落户”专列,由于事先封锁消息,几乎无人送行。安放好行李,同学们坐定,车身猛地一晃,几个女生大声地哭了出来。别的同学也跟着哭。他咬紧了嘴唇。

窗外的上海缓缓倒退,列车加速。等开出市区,刚才哭鼻子的也止了眼泪。到底是小孩子,扑克牌拿出来了,零食也摆到台面上,大家开始有说有笑,像一场春游。

很多年后,有人问沈次农,听说一车人都哭了,就你们兄弟俩没哭?

列车三日三夜后抵达昆明。稍事休整,这群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爬上卡车后斗,轰鸣声中,朝西南方向驶去。

没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终点。卡车不断地爬山,下山,过一条大河,然后再度爬山。路况糟糕,烟尘滚滚,人人都灰头土脸,几个女同学吐得昏天黑地。五天后,卡车开到一座边陲县城——澜沧。

澜沧县的全称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除拉祜族外,另有佤族、哈尼族、傣族(分旱傣和水傣)、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居住。一跳下车,知识青年们就飞奔到邮局,给家人写信。父亲在回信中写,他每日心神不定,长久对着地图,揣测两个儿子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县城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一家澜沧饭店,饭店里只卖一道菜——红烧牛肉,售价四角。每个周六,四方的山民前来赶街,带来松明、菌子、笋干、鸡蛋、药材以及各式的腌菜。这个习俗一直保留至今。

他们十个男生被分到了芒片小队。说是小队,其实就是一个拉祜人的村寨。寨子派了牛帮,为这些远来的知识青年们背负行李。从县城出发,十几号人,几十头牛,叮铃当啷走了一天。

傍晚时分,疲惫不堪的知青们在屋前空地上整理行李,村民们站在一旁好奇地观看。他们猜测着,私下打赌,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沉,压得牛喘不过气来。当箱子里搬出厚厚的《史记》《红楼梦》《辞海》……村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很多人从来没见过书。

有同学带了一副哑铃。村民不认识,同学当场做了几个健身动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被当作笑话讲:这些上海娃娃,千里迢迢的,搬来两坨铁疙瘩。

当晚就一个菜——炒花生米,配籼米饭。大家吃得很香。他想起来,在上海,花生米可是春节时才限量供应的。

有个同学带了一块糖年糕,一路闷在塑料袋里太久,已经发臭了。队长的儿子要过去,说能吃。结果刚咬了一口,就俯下身,剧烈地呕吐起来。大家连忙上前,队长儿子解释说,糖年糕没问题,让他的肠胃不适应的,是当地极少闻到的“塑料的味道”。

从高处望去,寨子如一星黯淡的灯火,飘落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村民延续刀耕火种的方式,要种粮食了,就去山间找一片平地,放火烧荒。第二天,每个知青领了一把锄头,去清理梯田上的杂草。

如《红灯记》里的唱词,“咱们本不是一家人”,十个男生就此住下。按照政策,知青每月配给三十五斤粮食,先吃大米,吃完大米吃糯米,吃完糯米吃玉米,吃完玉米吃荞麦。荞麦煮一锅,掰一小块盐巴扔进去,猪食一样。回想起初来时那顿炒花生米,是多么的奢侈。

生活艰苦,他却感到了轻松。山高水远,心境也随之开阔。在这个边陲小寨,村民对他们都客客气气,没人知道他是“右派”子女。而同来的知青,大多出身有问题,谁也轮不上歧视谁。多年来压在心口的石头一点一点地消失,他的笑容多起来。

肚皮里好几个月没油水了,知青们商量着,去澜沧饭店打一顿牙祭。计划要三天:头一天赶路,天黑前赶到县城,大快朵颐后,找个僻静处住下。第二天上街采办些生活用品,去邮局寄信,晚上再吃一顿红烧牛肉。第三天返回。只有一个男生说不去。来时的路上,男生丢了行李,此时已是身无分文。他说,那我也不吃了,留下来陪你。

八个人天不亮就出发了。没过多久,队长儿子来敲门,说寨子里杀猪,给他们割了一块肉。他哭笑不得。

澜沧气候湿热,肉需要尽快处理。他切下肥膘,放进铁锅熬油,滚烫的猪油装了一广口玻璃瓶,结果让那个男生失手打碎。猪油渗进泥地,男生“哇”的一声哭了。他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还有瘦肉呢。瘦肉切片,抹上点盐巴,再学着当地人的样,装进篮子,吊在屋梁下。

三天后,大家回来了,他兴冲冲取下篮子,发现肉已经发酸发臭了。到底是缺乏生活经验,不知道生肉擦了盐会出水。肉在盐水里泡了三天,早就吃不得了。

村里的老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认真地回答,不回去了,我们要扎根一辈子的。老人笑笑,好像在说,到头来肯定要走的,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了。

旱季来了。有时干完农活,他就躺在地上,舒缓一下筋骨,看天上缓缓流动的白云。他忍不住想,父亲当年飞在天上,看到的这片大地是什么模样?

二十一岁的沈永泉站在校长吴南轩的面前,腰板挺得笔直。吴校长说,虽是译员,一样是上战场,有生命危险,你要想清楚了。沈永泉答,我想清楚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西迁的第四个年头。吴校长找来六个英文较好的男生,告诉他们,有一支美国援华志愿空军即将驻扎昆明,计划在大学生中招募从军翻译,为期一年。

沈永泉捏紧了拳头。

一九三九年,沈永泉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当时上海已沦陷,学生上课和住宿在租界海格路(后改名华山路)的复旦中学内,吃饭就在校工商店。他听人说,一部分复旦师生已西迁至重庆北碚。

一九四〇年夏天,沈永泉回到绍兴老家。在得知去上海的铁路因战事中断后,他干脆凑了点盘缠,和另一个同学搭伴去了重庆。两人从绍兴出发,经江西转入福建,又折回江西,再经湖南进广西,最后由贵州入川。乘火车,搭汽车,坐轮船,一程一程地赶,费时四十余天,“一路见街市颓败,饥民落难,车船拥堵,兵匪劫掠,难民遍野”。在翻越乌蒙山后,沈永泉坐在摇摇晃晃的老式大客车里,终于望见了山城的轮廓。

还没进重庆,客车被空袭警报拦在了路上,“原来大后方也不平静”。

他们找到了学校。校舍简陋,宿舍是一排两层小楼,一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伙食是糙米饭加牛皮菜,运气好的时候,一周能有一次肉吃。

彼时,日机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企图瓦解军民的抵抗意志。每天都有空袭警报,甚至一天好几轮。国民党的空军早已消耗殆尽,幸存的几架,要等敌机飞远后才敢升空,被戏称“有我无敌”。

一个星期天,沈永泉去同学家做客。同学的姨妈正烧着菜,空袭警报大作,大家赶紧跑到防空洞。等警报解除,大家回到家,不料警报又来,只好再进防空洞。第二轮警报解除,姨妈回家继续烧菜,警报却再一次响起。古人说“一夕三惊”,当时经历的,是实实在在的“一饭三惊”。

一次空袭过后,沈永泉走出防空洞,发现借宿的一幢五层楼房已被夷为平地,仅有的行李也化为乌有。

“警报解除回宿舍,月光下途经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和六位同学的合葬墓地。他们是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七日学校被炸时遇害的。走着,想着,心头激起深仇大恨。”

深感国家无空军之痛,沈永泉和几个同学当场报了名。那时他还不晓得,这支援华志愿空军,便是日后鼎鼎大名的 “飞虎队”。

他们去位于报国寺的战地服务团报到,旅馆歇一夜后,坐上一辆大客车。车上有四五十名乘客,大多是年轻人。车沿盘山公路前行,夜晚就寄宿在那种“鸡鸣早看天”的客栈。开了三天,到贵阳换乘卡车。卡车的后厢钉两排长凳,座位不够,大家就轮流休息。两日后抵达曲靖,又换火车。由于路基不好,火车开得很慢,到饭点就停下来,让大家去附近的村镇买东西吃。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火车开了足足一天。到达昆明后,军车把他们接到小西门附近的昆华农校,即训练班的驻地。

每人领到一顶军帽、两套卡其布军便装,这让穷学生们欢喜。因为不是正式的部队,他们的职衔是“同中尉”。

训练班开设航空词汇、气象词汇、社交礼仪、体育等课程,其中英语课占时最多。教员大多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学员则来自全国各地,发音不免带地方特色,以至教师能准确地说出“这是湖南英语”,“那是浙江英语”。

负责“社交礼仪”的是励志社的总干事黄仁霖,他对学员讲,“穿西装要带梳子,梳子应该放在西装内袋里”,“喝咖啡的勺子是搅拌用的,不能用来舀咖啡喝”。后来,黄干事果真带他们吃了一次西餐,现场演示刀叉的用法。

沈永泉日夜苦学。有一天他听见隔壁两个人吵架,却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他当英语听了。

培训预计三个月。由于战局紧张,三十多天后,美国人提前到了。沈永泉被分配到巫家坝机场的指挥室,任志愿队队长陈纳德的翻译。从指挥室望出去,几十米远的地方,停着一排P40战斗机。每天天不亮,引擎就发动起来,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沈永泉的任务之一,是翻译来自各地的防空情报。彼时,云南全省已建立完备的预警系统,各地的防空观察哨一旦发现情况,立即用无线电或电话报告机场指挥室,由译员译成英文,交给当值的军官。有时情报很简单,如“楚雄方向发现一架飞机”,甚至只是“某方向听到飞机声”。就是依靠这样的蛛丝马迹,一点一点,拼凑出日机的行踪。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十架日机进犯昆明。志愿队起飞迎敌,首战告捷,击落六架日机,击伤三架。几乎所有的昆明市民都目睹了这场空战。人们沿街鸣放鞭炮,欢庆胜利。云南省主席龙云率领官员及民众代表,抬着猪牛羊来到巫家坝机场慰问,称赞志愿队是“空中飞虎”。后经媒体报道,“飞虎”之名誉满全球。

沈永泉记得,有两次,当值军官不时爬上屋外的掩体,朝南方的天空张望。后来他知道,第一次是飞虎队空袭了日军在河内的机场,第二次则是有名的“蒙自大捷”。自那以后,昆明上空的警报再也没响过。

那时他年轻,精力旺盛,跟着美军人员一起喝咖啡、听爵士乐、跳交谊舞,也学到了美国人的作派——work hard,play hard。平时玩命地工作,到了休假日,便戴上Ray-Ban墨镜,坐着吉普车兜风,于连天烽火中招摇快意。那是他的黄金岁月。

一九四二年五月,云南的雨季来临,“西线无战事”,飞虎队受命调往重庆。沈永泉坐上DC3运输机,飞抵重庆白市驿机场,继续担任译员工作。一年期满后,他回到复旦,并在毕业后加入中国航空公司,驻扎加尔各答的达姆达姆机场,参与驼峰航线的运输工作。

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驼峰航线成了盟军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一方面,大批舰船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港口卸货,汽油、弹药、航空器材……堆积如山;另一方面,前线已近弹尽粮绝,就连陈纳德手下的战机也常因缺少燃油而无法升空。驼峰航线飞跃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怒山等高海拔雪山,气候严酷,气流多变,加上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拦截,成为“二战”中最悲壮的一条航线。沈永泉负责翻译与财务核算(他的专业),也曾数度亲身飞跃驼峰航线,在强对流、雪峰与敌机间孤掷一注。

与飞虎队不同,中航公司的大多数飞行员是中国籍。沈永泉认识许多飞行员,结下过命的交情。人们偏爱战斗机和轰炸机的传奇,空运物资的货机,听起来平平无奇,而那些日夜往返穿梭于国境线的年轻人,也没有谁自诩为英雄。山河破碎之际,尽一份男儿本分罢了。

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飞行员们平静地出任务,平静地归来。回到住处,按部就班地洗澡、吃饭、睡觉,起床后看书、打牌、下棋、聊天,等待下一次生死未卜的出发。

调度室的黑板上挂着刻有飞行员名字的铜牌,那些回不来的人,他们的牌子被摘下,丢在一旁的竹编筐里。曾有人九死一生归来后,在竹筐里找到了自己的铜牌。他的眼泪哗哗流下,筐里的铜牌已经多到装不下了。

抗战胜利后,沈永泉回到重庆,任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期间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罗莉芸。罗莉芸出生于四川官宦人家,是当时的“新女性”,曾坚决地退掉父母为她包办的一门亲事。结婚前,她只对沈永泉提了一个要求——买一架钢琴。

一九四六年,沈永泉和罗莉芸来到上海,在扬子饭店举行盛大的婚礼。重庆当地的《新民报》亦登报祝贺。婚后,沈永泉在一家纺织器材厂担任总会计师。信守婚前的承诺,他送给妻子一架“谋得利”牌钢琴。

沈永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当选为分部委员,坚持统一战线与民主运动。他意气风发,每日奔走,对未来充满希望。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活动转入地下。他在白色恐怖下仍坚持工作,直至上海解放。

一晃数年过去,沈次农从澜沧调到思茅,成为一名供销社的营业员,每日与棉布、碗筷、锅铲、扫帚为伴。别的知青想家,想上海,半夜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他不想。上海隔着千山万水,巨大且冷漠,堆砌着不愉快的记忆。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别人恨不得马上回到上海。他倒好,经常中途下车,桂林玩一天,重庆玩一天,没一次是直达的。

同宿舍的两个上海知青会拉小提琴,他看了眼红,摸一摸琴都觉得幸福。哥哥招工进了冷库,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把“东方红”牌小提琴。从此,他疯狂地迷恋上小提琴。早起洗漱后,先拉上一段,然后匆忙去上班;下班后,去食堂随便扒两口饭,便练琴直至深夜。从基本的指法练起,一点一点进阶。没有老师,就自己摸索,或者找室友探讨,三人常因一个看不懂的符号争论半天。没有琴谱,就想尽办法,借来文工团的谱子,连夜抄下来。当时的思茅,非但没有琴谱出售,连空白的五线谱都没有。他把梳子剪下五齿,在复写纸上划出五道平行线,又把橡皮磨成圆柱形,蘸了墨水画音符。

有时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小时候母亲教他弹钢琴,他并不太感兴趣,常敷衍了事。多年后,却为了一本缺页的曲谱奔走。或许,是母亲弹琴的样子,在他心底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宿舍住四个人,另一人搬出二胡,企图对抗三把小提琴,最后败下阵来。再往后,他们找了一栋不能住人的危楼当琴房,练得更肆无忌惮了。

有一阵子《梁祝》受批判,他把乐谱封面用纸包上,上写“G大调小提琴练习曲”。好在当地绝少有人听过《梁祝》,因此照拉不误。

他开始惦念上海。上海到底好哇,有曲谱,有老师,有音乐厅,有许多同他一样热忱的乐迷,老洋房里暗藏着从前的黑胶唱片。难得地,他做了关于上海的梦,梦里是梧桐夹道和如歌的行板。

他日日夜夜练琴,对着思茅河,对着无量山,从开塞、马扎斯、克莱采儿,拉到莫扎特的协奏曲。手指和脖子磨出了老茧,一放下琴,臂膀酸得抬不起来。音乐驱散了他心底的阴霾。仿佛运起琴弓,便忘却了所有的忧愁。他和母亲,和上海,唯一的关联,只剩下了这把琴。

一九七六年,沈次农被当地文工团借调,赴边防部队慰问演出。出发前,他收到父亲的信。父亲说,“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心中五味杂陈,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死别与生离,漫长煎熬的岁月,仿佛被一笔带过。事已至此,无论如何,算是个好消息吧。

次年,沈次农调回上海。他决心坐一次飞机。从思茅到昆明,汽车是九块,要开三天,飞机二十五块,一小时就到。登机后,他看见有个男人捧着脸盆,沿着过道慢慢地走,嘴里嘟囔着,像在发什么东西。等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脸盆的散装香烟。每人可以领五支。

起飞了,他紧贴舷窗,只见身下群山匍匐,江水纵横。他终于知道,当年父亲见到的景象,是这样的。

沈次农一直以为,父亲之所以被划为“右派”,是因为抗战中的历史。小时候家里来客人,聊到“飞虎队”“陈纳德”“中航公司”,彼此压低了声音。去云南插队的前一夜,父亲专门找了时间,跟两个儿子讲了自己从军的经历。父亲很愧疚。沈次农没有怨言。他认了,并决意背负起属于自己的命运。

一直等他调回上海,一次父子间偶尔的长谈,才知道,那顶“右派”帽子跟“飞虎队”毫无关系,而是源于母亲与演员吴茵的一系列通信。

吴茵,电影演员,因出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影片而闻名,被誉为“远东第一老太婆”。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母亲在家收听广播,听到吴茵对电影界的批评。当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鼓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作为资深影迷,母亲非常赞同吴茵的观点,一时兴起,给上影厂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支持和鼓励。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吴茵的回信。吴茵引母亲为知己,两人开始书信来往。

到了一九五七年六月,风向骤变,吴茵被当作“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典型,之前与母亲的书信都成了罪证。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缺乏批判价值,于是揪出了作为“幕后靠山”的父亲。

随着不断解开的记忆,沈次农渐渐明白,父亲一生中最恐惧的,不是几十年的赤贫,不是被揪斗、游街,不是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吴茵事件发酵后,父亲被上海几大主要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点名批判,仅从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够得上“罪大恶极”了——而是在“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他们这群倒霉蛋被集中起来,等待发落的那一刻。

第一批名单公布时,所有人屏息静气。头一个宣判的是一个资方代理人:开除公职,送青海农场劳动改造。

顷刻间,父亲觉得天昏地暗。被宣判的是别人,他却分明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那年父亲三十八岁,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专业是会计,他会算。别的算不出,有一条他能算,那就是自己一旦被押送,母子三人面临的无疑是流落街头、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

父亲是第二批宣判的,最终定性为“二级极右”,留厂监督劳动。对父亲来说,那就是苍天开眼,绝境逢生了。

父亲有一个复旦的老同学,沈次农叫他汤伯伯,被打成“右派”后,发配甘肃劳改农场。由于长期辛劳,加之缺乏营养,汤伯伯患上了肝癌。汤伯母获准去探望,她东拼西借凑够了路费,又用家里仅有的一点工业品券买了些饼干糕点。当她千里迢迢赶到劳改农场后,被告知,只能在宿舍见面半个小时。

她在一间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见到了汤伯伯,一旁围坐的是他的同室难友,清一色的“右派”知识分子。两人说了一会话,看管进来说,时间到了。汤伯伯撑着病体,起身送汤伯母出门。当他返回屋内时,那些饼干糕点已被难友抢夺一空,一块都没给他留下。汤伯母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了汤伯伯去世的消息。

一九八〇年代的一天,沈次农在报纸上读到吴茵复出的消息。他突然很想去见一见她。他打听到了吴茵的住址,生怕唐突,先寄去一封信,说自己的母亲叫罗莉芸。很快收到回信,信里写,欢迎你来。

吴茵家住在余庆路。正是落叶纷飞的时节,树影斑驳,像被吹落的光。老房子久未修缮,显得破败。他敲门,听见答应声,又等了很久,门才打开。七十多岁的吴茵佝偻着,向他抱歉道,腿被打折了,又买不到轮椅,只好一步一步挪过来。吴茵问起罗莉芸的消息。沈次农说,母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吴茵落了泪。

两人坐在窗边聊天。吴茵说,当年风光时,每天收到好几麻袋的读者来信,根本来不及拆。他忍不住问,那为啥偏偏读了我妈妈的信?吴茵叹一口气,说,你妈妈的字写得好。

二〇〇五年五月,上海远洋宾馆,美国退役空军中尉爱德华·康姆亚迪见到了他的老战友,前中国军队的翻译官沈永泉。两人热情地拥抱。正值“二战”胜利六十周年,几位美籍“飞虎队”老兵受邀来到中国。沈次农以家属的身份,见证了这历史性的重逢。报道出来后,数家媒体找上门,要求采访沈永泉,仿佛才意识到这些老兵们的存在。有一回,沈永泉回到家,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对沈次农讲,侬晓得吧,伊拉叫我“老英雄”。

沈次农说,父亲从没觉得自己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弃我昔时笔,着我战时衿”,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到后来,成了历史污点。几十年来,他一直小心谨慎,生怕被人翻出这旧账。与爱德华见面之前,他曾有过顾虑。沈次农劝他,不要紧的,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老头一声不响,搬来新版《辞海》,翻到“陈纳德”一词:……帮蒋空运军队、武器,强夺中国两个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财产。

然而到了那一天,沈永泉没有丝毫的犹豫。清早,他擦亮了皮鞋,穿上最好的西装,对着镜子梳理了半天,末了,把梳子插进内袋。

六十四年前,二十一岁的沈永泉坐在开往昆明的火车上,身前身后是万重山峦。他目睹了遍地疮痍的国土,和苦难深重的国民。他不知道,多年后,两个儿子会在相似的年龄,重新踏上这条道路。人间已是沧桑巨变。

列车停下来,沈永泉和同伴下了车。年轻人舒舒筋骨,嬉笑着,朝前方的村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