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宁：“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
威廉·埃勒里·钱宁
1850年，霍桑在小说《红字》引言“海关”一文中谈及启发他创作灵感的几位友人，其中包括智识之士、影响“微妙”的爱默生，隐居茅屋、醉心于印第安遗迹的梭罗，以及和他一同在篝火旁“纵情狂想、忘乎所以”的钱宁。无独有偶，四年之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曾描述“一位诗人，一位朋友，从遥远的地方，走过最厚的积雪，冒着最凌冽的狂风来到我的林中小屋”——据考证，这位诗人乃是霍桑、梭罗和爱默生共同的朋友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817-1901）。
钱宁出身于波士顿名门，他的父亲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后荣任院长），母亲来自于富商珀金斯家族。钱宁的显赫家世可追溯至其曾祖父——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钱宁的伯父是唯一神教牧师威廉·埃勒里·钱宁（通称钱宁博士），故而诗人又被称为威廉·埃勒里·钱宁二世（或埃勒里·钱宁）。他另有一名叔叔担任哈佛修辞学教授。钱宁的母系亲属非富即贵，在波士顿商界和司法界人脉深广。
钱宁早年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他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家人对他寄予厚望。然而，1823年，母亲突然病逝，成为钱宁一生的转折点——他本人再也没能从这一创伤中恢复过来。多年后，谈及童年经历，钱宁仍称母亲遽尔离世为他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据传记作家罗伯特·N. 赫兹佩思推断，这也是导致钱宁成年以后性格“喜怒无常、固执己见”、“意气用事、缺乏自控力”的根本原因。1834年，钱宁进入哈佛大学（比梭罗晚一年），但不久便宣布退学。据他本人声称，退学是因为哈佛缺乏“真正的学者”，尤其缺乏诗人：他们太过肤浅，而且自命不凡。但真实的原因是他旷课太多，学分严重不足，面临被开除的风险。或许为保存父辈颜面，他决意远离哈佛，远离波士顿，打算从此做一名真正的行吟诗人。
1842年秋，钱宁与超验主义者玛格丽特·富勒的妹妹埃伦（Ellen）结婚。在爱默生感召之下，夫妇二人移居康科德，与霍桑为邻。考虑到钱宁夫妇的经济压力，富勒向霍桑提出能否让他们暂时借住在老宅（Old Manse），待寻觅到合适住处后立即搬迁。作为答复，霍桑写下了也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富“诗意”的婉拒信：“如果有人建议亚当和夏娃接受两位天使寄宿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是否会欣然同意——我深表怀疑。”
钱宁时常和好友梭罗一道徜徉山水。康科德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山林，尤其是林间水平如镜、缓缓流淌的河流最能激发钱宁灵感，催生出无数美妙诗行——“一时兴起的梦想有时以中世纪浪漫感伤的形式呈现，浑如将济慈和斯宾塞融为一体……开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先河。”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所言，倘若钱宁“生在斯宾塞或德莱顿时代，他一定能成为‘诗人中的诗人’”，在诗坛大放异彩——因为他拥有一流诗人的头脑，同时也不失诗人“雅致的疯狂”。
梭罗对钱宁的诗艺极为推崇，曾称赞他的诗作“辞致雅赡，行文不羁”，并将他誉为“康科德诗人”。同样，爱默生读到钱宁的自然诗也喜之不禁——其中《船歌》最后一行“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意蕴深沉、哀而不伤，堪称康科德俱乐部诗歌的典范之作。1843年7月，超验主义文学期刊《日晷》上刊载一则广告：“《诗集》，威廉·埃勒里·钱宁著。波士顿，1843年。”题头下方是杂志主编爱默生撰写的推荐语：“如前所述，我们很敬仰钱宁先生的天才。就诗作某些特点而言，即便本国最优秀的诗人也无一人能够与他匹敌。对于大多数诗歌爱好者来说，这部诗集已经成为鼓舞人心的希望之所在。作者为人真诚，思想高尚，正如他的遣词造句——新颖精致，不同凡响。”
钱宁恃才放旷，向以“名士”自居，可惜无力谋生，只能仰仗亲友接济。有意思的是，钱宁对于爱默生等友人的捐助从来都是“欣然领受”，也从未打算偿还，认为这是“天才在世上应得的礼遇”。而爱默生等人出于对天才的呵护与崇敬，对钱宁即便是心血来潮的计划也大力襄助，或许更助长了他的“戾气”。定居康科德不久，钱宁突然感到自己“诗才枯竭”，情绪低落，于是向爱默生提出他打算去意大利小住一年：一面增进健康，一面搜集素材。爱默生一如既往慷慨解囊，并号召一班文友齐心协力资助诗人远游。一番操作后，如钱宁所愿，共募得500美元——在当时这是中等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然而钱宁短短几个月便将这一笔钱花得精光，而后一身轻松返回康科德，令众人大跌眼镜。
钱宁与朋友交往一向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比如，他从未像爱默生等人一样，将收到的信件“分批”归类保存，以作纪念或写作参考。相反，他习惯于将“收到的友人书信扔进炉子，或用来引燃烟斗和蜡烛”。再比如，他恪守伊丽莎白时代文人的传统，即诗文只适合在同好中私下流传，公开发表则近乎“耻辱”。在爱默生等人怂恿之下，他“勉为其难”地出版诗集，但很快又追悔不已——因此，有一段时间，他频繁“出没于波士顿大小书店，将自己的‘作品’统统买下，然后全部烧毁。”
继《日晷》刊载钱宁处女作《诗集》广告后，爱默生又接连发表数篇评论，对钱宁诗歌给予高度评价，其中《新诗》一文收录钱宁诗作12首，可见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作为康科德文学圈的长者，爱默生在一则诗论盛赞钱宁是超验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钱宁是一位自然主义者，以诗人的好奇和敬畏之心看待花鸟——他不去数金雀花的花蕊，也不去数木犀鸟的羽毛，而只享受它们所唤起的惊喜和爱意。”
对于爱默生的美誉，钱宁也投桃报李。他在书信体自传《诗人与画家的青春年代》一文中模仿爱默生的口吻写道：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真正来自大自然的诗人，他们走进自然，不是去看树看日落，把它们写进笔记本，而是不由自主地写下关于它们的诗句，在追求完美的严苛之美前，吐露内心，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我已对近期平淡乏味的诗歌失去耐心”——闻听此言，爱默生益发将这位画家兼诗人引为同道知己。
不仅如此，钱宁在书中还谈及他如何成功克服教育和社会强加给他的桎梏（从哈佛“退学”），以及如何通过刻苦自励和不懈努力最终在诗坛卓有建树。显然，这一话题最能引发爱默生的共鸣：他对哈佛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深恶痛绝，曾在演讲中号召美国学者打破权威、自主创新。爱默生的激进思想令哈佛当局大为不快，此后29年间，爱默生与哈佛校园“绝缘”。
《日晷》杂志倒闭后，爱默生多方联系出版商，为钱宁诗作发表另辟蹊径。1844 年，《礼品：圣诞节和新年礼物》由费城凯里出版社发行，其中收录钱宁的《沙漠》《意大利画家之歌》（发表时被爱默生改为《意大利之歌》）和《士兵的坟墓》，以及爱默生本人的《植物园：日记一页》一诗。为舒缓钱宁的家庭困难，爱默生雇用钱宁妻子担任女儿的家教，雇用钱宁劈柴，并延请他协助编选诗文集。不仅如此，爱默生还不辞辛苦，替钱宁修改、润饰诗稿，与出版商联系出版爱默生、钱宁诗文《合集》，并恳请出版商将稿酬全部打给钱宁。出乎意料的是，年轻诗人不愿依附骥尾，他在信中回复道：“借着您的盛名出卖我自己，这一做法恕我不能苟同。”
此外，每当钱宁新作问世，爱默生必定将其作品寄赠各方友人，扩大其影响力。比如当他的好友老亨利·詹姆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之父）前往英国游历之际，爱默生请他捎带一部钱宁诗集赠予托马斯·卡莱尔：“亨利·詹姆斯去拜访您，同时带去我的一封信。他带着W.埃勒里·钱宁的诗集给您。钱宁是我的朋友和最近的邻居。读后请您不吝赐教。我确信他将成为诗人，您肯定能发现他具有这样的天赋。”
平心而论，1840年代钱宁在文坛声誉鹊起，除了自身的天才和努力，很大程度上与爱默生的奖掖与敦促密不可分。爱默生希望这位“门徒”能够善用资源，精心打磨诗艺，并且能够像他本人一样在文学市场大获成功，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满腔热忱很快变成了不满和失望。
爱默生为人严谨，著文也是一丝不苟。担任《日晷》主编期间，他对稿件要求精益求精，时常在开机印刷前，又将文稿撤回修改。对于钱宁诗文中漫不经心的单词和标点错误，一开始爱默生耐心为其校改，并再三告诫他“小处不可随便”。但钱宁对此置若罔闻，在他看来，作诗最重要的是灵感，其余皆为细枝末节，不必在意。钱宁为人一贯不拘小节，据友人说，某次演讲海报上，钱宁忘记标注地点，害得友人接连扑空，赶至第五个会场，才发现他所在的报告厅——可惜此时演讲已经结束。甚至在引用他自己的诗作时，钱宁也会出错，越发坐实爱默生对他的“指控”：不讲求文法。
钱宁自恃学问高深，好用大词（因其曾编纂《生僻词典》），务求翻空出奇，令爱默生尤为恼火。哈佛名教授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在致爱默生信中曾提及钱宁诗集《离家未远》（1858），在复信中，爱默生写道：“我有些犹豫要不要把钱宁的书给你。我发现他在写诗时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过错，他的创作疏忽大意而又前后不一。看起来他好像把自己在树林中用铅笔匆匆写就、以便自用的一沓便条，直接寄给了印刷厂。就连一个学生都可以校订那些作品……”在这一点上，梭罗与爱默生所见略同——梭罗认为纠正钱宁散漫不羁文风的绝佳之计便是逼迫他“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如此一来，他便会迫不得已下笔谨慎，并且需要随时查阅字典，以求文法正确”。
或许正是存在这样的瑕疵，导致钱宁在文学市场始终不温不火。他的艺术评论集《罗马谈话》（1847）出版后无人问津，被出版商原封不动退回。有学者认为钱宁在文学市场“遭遇失败”，除了他个人及家庭原因，爱默生及超验俱乐部也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劳伦斯·比尔甚至作出大胆假设：如果身处纽约文学界，钱宁可能会比在康科德更为乐观开朗，也可能取得更大文学成就——他善于观察且胸怀大志，一直想要以“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风格”创作一部针砭时弊的小说，可惜未能如愿。事实上，在康科德，始终是布道风格的“严肃”文学一枝独大。因此，作为一名爱默生式严肃审慎的诗人，钱宁极力压抑内心豁达明朗的真性情，由此变得日渐沉闷和怅惘。
与钱宁相反的事例是梭罗，《瓦尔登湖》的出版宣示了文学家梭罗的自立，但同时也宣告了爱默生/梭罗文学师徒关系的结束。爱默生至死都难以宽宥梭罗的“自立门户”，哀悼（实为暗讽）他本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结果却做了“采摘越橘的小队长”。但正如评论家所说，梭罗的成功之处恰好是钱宁失败的地方——钱宁盲目崇信爱默生，终身未得解脱。钱宁的错误在于“过分拘泥于爱默生文学教诲的字面意义”。
1850年代超验主义运动式微后，钱宁与包括爱默生在内的康科德友人日渐疏远。1855-1856年间，他曾短暂供职于《新贝德福德水星报》，担任编辑，但始终无法适应一份正式工作的要求，不久怏怏而返。1873年，钱宁代表作《梭罗：自然主义诗人》面世，爱默生发现书中竟收录自己从未公开发表的诗作，大为震怒。受到爱默生冷落后，钱宁极度沮丧。他在康科德唯一的知己梭罗之死更令他伤心欲绝。不久，在桑伯恩等人鼓励下，钱宁出版诗集《漫游者》。诗作刻意模仿新古典主义风格，用词典雅，充满学究气，甚至为凑韵脚而采用倒装句式——与青年时代崇奉的超验主义诗歌信念背道而驰。按照时人的一致看法，此时钱宁早已失去当年吟诵《船歌》时的俊逸风采，“泯然众人矣”。
1882年4月一个早晨，钱宁突发奇想，前往爱默生家中拜访。年迈的爱默生非常开心，不禁老泪纵横。当晚，爱默生病逝。钱宁在康科德的故交唯余康科德学校校长桑伯恩。1901年圣诞前夜，钱宁逝世。桑伯恩致悼词，以诗人最爱的《船歌》结尾：“若我的帆沉了，它定是去了另一片海。”——对康科德文学圈而言，钱宁的《船歌》或许代表了超验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从这个角度看，正如劳伦斯·比尔在《文学的超验主义》一书中所说，诗人钱宁的文学生涯需要“重新加以衡量和评估”，否则很难取得对于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钱宁被安葬于康科德“睡谷公墓”（Sleepy Hollow Cemetery）的“作家岭”（Author's Ridge），这也是梭罗、霍桑、爱默生等人栖息的墓园——钱宁的坟墓就在邻人霍桑对面，离他的知交梭罗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