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本中读“纸信”
从性质和功能上说，私人之间的书信也是“纸媒”，只不过受众单一、传播范围有限而已。随着时代变迁，私人之间的“纸媒”也在逐渐消失。
想来，有多少年我不再写信了。过去，我可是常年与邮局打交道的人，熟悉邮局的一切。现在，偶尔我也会去邮局，看见寄信的业务萎缩，宽阔的大厅里卖起了酒，附带销售供收藏的邮品。
微信替代书信。不管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即时通讯都将距离拉近。我们有幸进入信息化时代——这一步跨度真大！人类在地球上共存，点点屏幕，就连说话的表情都能互相看见，你还用拿起笔来摊开信纸写信吗？书信这项业务大概也该结束了。
我买了一屋子书，其中有不少是古今中外贤哲的书信集。在微信替代书信的时代，我还可以在书本里读信。
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收信人是司马光，信的内容实际是对保守派集团的回应，也是煕宁变法的历史文献，更是一篇千古相传的名文。我读这篇犀利、严峻、简练又不乏礼貌的政策通信，欣赏体味荆公的文章风格，是一种享受。尤不满足，再从《司马温公文集》读温公致荆公的三封信，两相对照，他们之间对变法的不同观点就展露无遗，他们的性格和态度全面呈现。司马光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司马光对荆公的偏执性格是了解的。荆公的信开始就挑明：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王安石以法家之术改革弊政，司马光以儒家的价值观认为祖宗之法不能变。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在“所操之术多异”。
北宋名臣在政治变革上的态度和他们个人的气度，从温公荆公之间的通信就能领略一二。读古人的通信，我感到美丽的事还有王安石和欧阳修在公务上的通信。欧阳修向皇帝打报告，请求退休，不干了。代皇帝起诏令不同意欧阳修退休的是王安石。诏令只几句话，我猜荆公是微笑着拟的——赐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欧阳修上表奏乞致仕不允诏：
“股肱名臣，与国同体，礼当得谢，朕尚难之。况年非告老之时，而勋在受遗之籍，不留屏辅，人谓斯何？姑体至怀，少安厥位。”
欧阳修还不到退休年龄就打报告请求提前退，以我的分析，欧公并不是闹情绪，他真想退。皇帝和王安石也明白他真的想退，才恳词慰留。
《胡适来往书信选》是我年轻时沉浸式阅读最快乐的一部书信集。我读这部稀有的书信集，首先从纸上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空气，了解与胡适来往的前辈们的学术活动和生活状况。前辈们的性格、为人，私人之间偶发龃龉的原因，从这些书信中是能看出蛛丝马迹的。胡适先生在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早已有多种专著研究。我对三卷本来往书信集比较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君子风度。比如，周作人请胡适给周建人找工作，胡适介绍他到商务印书馆。在回周作人的信中，两次都申明：“此事之成，钱君之力为多。”帮他人忙，从不以加惠于人居功，还要告诉对方是谁出了大力。因此，他逝世后有一挽联谓：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在三卷本来往书信集中，有冰心写给胡适先生的信。冰心的信像其作品，简直就是一首小诗：
“昨阅报纸，知先生又抱清恙，怀念何如！风雪载途，不克进城一视，为无量歉……岁云暮矣，窗外西山，雪下尤凄黯可怜，此种时光，此种天气，养病最宜。”
冰心以诗一样的书信慰问病中的胡适。读这样的书信，也是读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赵清阁编的友朋书信集中，我还读到冰心给赵的六十多封信，知道她们是多年的老朋友。1975年，两人都进入耄耋之年。赵清阁生病住院，因经济困难，卖书医病，冰心知道后写信：
“至于你自己卖书治病，这件事我却不晓得。人老了，卖书，交公家保管也是件好事，这一点我倒不觉得什么，不过靠卖书来买药，有时也会措手不及。今明天等我女婿来时（现在有事都是让年轻人去跑），我就让他给你寄点钱去，以后再有用钱时，立刻告诉我。金钱身外物，应急之际，不能相助，要朋友何用！”
老一辈人的老来相互关心，我从读书信中看到了。
叶圣陶和俞平伯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暮年上娱》是两位老朋友在晚年的通信集。朋友互相关心，以书信相慰晚景，读来很有趣。信中，叶圣陶有时带货寄点喇叭花的种子，并告诉俞平伯播种法；花在俞府生长开花后，俞高兴地写信报告花信。有一年，叶告诉俞需要一部小车去清华看望朱自清夫人，后又写信告诉俞：“弟可以要教部之车，而清华道远，耗油量大，不欲以私事而享此法权。”叶老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按待遇可以要车，但他想到是私事，路远耗油大，不能因私损公。
读信，看到叶老的高风亮节，一贯奉公守法的我辈也会感到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