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题 记

一、“纯文学”及其观念的落寞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在文学的边界之内谈论文学，以内行人的身份说内行话。我们经常把大众没有掌握的知识资源挂在嘴边，包括东西方文学史、中外文学理论、层出不穷的文学术语、自产自销的文学概念，言之凿凿地谈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现象。这一套复杂、精密的知识工具包，让文学创作和研究成为了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或者说一门学问。结果很自然，文学的创作与评论有了一定的门槛，形成了专业性的壁垒，正如一座深宅大院。其中门槛最高、处于核心位置的正殿里，供奉着自带光环的三个字：“纯文学”。

“纯文学”的“纯”，不仅指文学作品质地之“纯”，还承载着一种价值观念上的“纯”。这种“纯”的观念相信，文学是一个自足自洽的存在、一个独立性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作为对现实世界实然的摹仿或应然的想象，可以与现实平起平坐、相互抗衡。因此，文学自身的美学价值——艺术性、思想性、情感性，要比文学外部的现实价值——传播学价值、经济学价值、政治价值等，更为重要。

很明显，这不是关于文学的全部观念。伏尔泰的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屈原与杜甫的诗歌、鲁迅的杂文等等——构成了介入现实的另一种文学传统。相比之下，这一套侧重于文学美学属性和形式价值的“纯文学”观念，历史其实很短。法国文学理论家托多罗夫把源头追溯到19世纪的福楼拜，认为他那不做价值判断、客观主义的、“工匠式”的写作，使纯文学观念第一次得到完整的赋形。“纯文学”观念在现代中国的生成和演变，更为复杂曲折。它先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为艺术”的文艺理念出现；1940年代之后一度退到暗处；进入1978年之后，作为对僵死的文学观念的反拨，它借助文学期刊的辉煌，成为硕果累累的“新时期文学”，其中“先锋文学”尤能代表其精神特质；再后来，1990年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制度化，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各类主流文学奖项的青睐，终于让“纯文学”获得了应有的名分，并乔迁到高校象牙塔这个安身之所，获得了稳定而安全的生存空间。

然而，“纯文学”作为一种先天不足的、现代的文艺观念，一直面临着各种强势的、古老的声音的质疑（当然同时也从没有放弃自我辩护，可以说整个现代性的文学，都是一种辩护式的文学）。托多罗夫在《濒危的文学》当中，对“纯文学”观念进行了三个层面毫不留情的批评：第一，唯我主义。执着于个人的主观宇宙，对外部世界不信任，或不予理睬。第二，形式主义。采取“工匠式”写作立场，对客观反映历史现实失去兴趣，倾心于叙事技巧、情节结构、文辞语言的雕琢。第三，虚无主义。对古典的人类价值体系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真、善、美、复活、拯救等肯定性价值，不再构成所有作家推进写作事业的统一支撑，苦思冥想的文学代替了积极介入、改变世界的文学。

托多罗夫的批评不能说刀刀致命，但至少让人难以反驳。他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对于封闭、守成、内倾的文学系统的“不满”。细想一下，他的“不满”指向中国的“纯文学”，似也同样成立。实际上，国内已经有过几次大的争论，集中表达过这种“不满”。离我们比较近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和这个世纪之初，由于市场化大潮和大众传媒、互联网的冲击，逐步边缘化的文学界发生的两次大讨论。一次事关“人文精神”的生死，一次事关“纯文学”的生死。两次讨论集中展示出“纯文学”以及支撑“纯文学”的人文精神在中国遭受的合法性疑难。近些年，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类型化文学在国内外市场上的春风得意，进一步衬托出了“纯文学”处境的落寞——现实层面与观念意义上的双重落寞。这种落寞，让很多具有忧患意识的文学从业者深感焦虑。

二、文学的自救与系统的更新

恐怕还会有人说这些言论是危言耸听，并且还要告诫我们文艺的永恒性比时代性更重要，要以不变应万变云云。但在我的生活中，占据压倒性的还是“不满”之声，至少是“不满足”之声。这些声音来自外部的有之，来自内部从业者的就更多。究其根本，是大家对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小众化、圈子化、板结化、孤立化、无声化处境的不平、不甘、不满。

这些意见的存在，说明文学面临的不是零散的、偶发的、暂时性的问题。在时事巨变、媒介革新、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文学面临的是发展滞后的系统性问题。特别是“纯文学”这个系统，既面临外部影响力萎缩的压力，又面临内部活力不足的困境。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过去一段时间文学界积极求变的行动。这些行动是文学在外部压力之下的自救，也是文学系统主动寻求更新的自觉。

2021年，中国作协在十代会上提出“新时代文学”的观念，这是对“纯文学”等既有文学观念的一次改造和更新。观念铺路之后，一些新的文学实践紧随其后。一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推出。二是各大文学奖项颁奖的“典礼化”“晚会化”，比之以往更为隆重，更加注重彰显文学尊严。“鲁迅文学奖之夜”等颁奖活动，开始采取直播形式，穿插文艺节目，将线下小规模仪式变为线上大规模晚会，将圈内文学活动变成广泛的公共文化活动。三是各类文学报刊开始“阵地转移”，从线下进驻线上，特别是进驻移动互联网端的各类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四是文学报刊的传播观念大大增强，完成向移动互联网的“阵地转移”之后，各报刊依托新媒体，采用图文推送、视频、直播、颁奖晚会等大众乐见的方式传播内容，变文字产品为视听产品，推动文学报刊的数字化转型。五是文学系统内的各平台努力打造自身品牌。鲁迅文学奖、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人民文学奖、花城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奖、凤凰文学奖等奖项的颁发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六是“作家出镜”。在书写时代，一个作家的笔名是他的身份标识。来到视听时代，脸正在替代一笔一画的名字，成为公众辨认和记忆一个作家的标识。过去那种作品出场、作家隐身的观念，正在被作家出镜、作品出圈的观念代替，“姓名经济”正在被“脸经济”代替。市场环境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要求作家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一个好的内容生产者的同时，还是一个好的内容传播者。

这只是文学之变的一部分。管中窥豹，可以见风向：文学正在突破自带的“INFP人格”，走出深宅大院，走出封闭、守成、内倾的舒适区，走向熙熙攘攘的市井人群，走向互联互通的数字世界，走向发达的现代传媒网络。文学正在努力恢复自鲁迅开始的强健的新文学传统——为人生、为平民；努力回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甚至梦想回到自己最初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形态：街谈巷议。

三、发展的世界与进击的文学

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发展的世界。歌德曾借浮士德的形象，拥抱改造世界的科技革命，歌颂世界的上升，肯定现代化的发展精神。发展，就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在一个文化内容由文字内容转向视频内容、消费方式由阅读转向观看和体验、文化产品由印刷品为主转向数字产品为主的时代，文学——这个古老的、印刷文明时代的天之骄子，受到冷落其实是一个必然。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之中，不进则退，停下就是离场。而文学——无论有过怎样的萎靡和徘徊——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上进之心、创新之心。自古以来，文学不断应时而变，诗、词、曲，志怪、传奇、小说，一时有一时之文学。文学家从来有着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能在医生发现病灶、思想家提出思想、政治家开始行动之前，察人之未察，见人之未见，在沉默中预见爆发，在暗中预见光。文学看似沉静，实则有救世的激情；看似缓慢，实则走在时代的前头。那么，在最本质上：文学也从来都是进击的文学。

行文至此，我想起一部漫画：

为了躲避神秘出现的人类天敌——以食人为本能的巨人，先人建起玛利亚、罗塞、希娜三道层层相套的高耸城墙。幸存的人类聚集其中，以失去自由为代价，暂且过上了安宁的日子。一百年后，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最外侧玛利亚之墙遭到超大型巨人突破，大批巨人入侵墙内，人类重新暴露在灭亡的威胁之下。最勇敢的人类组成了一支调查兵团，他们决心探明这个未知世界的真相，跟上巨人们恐怖而遥远的脚步。他们毅然走出了高墙。

——这是漫画《进击的巨人》所讲述的故事。漫画家通过人类、城墙、巨人，构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想象世界，一个不可能的故事；但同时，这个不可能的故事却能唤起我们强烈的忧患意识。

漫画揭示的，是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人类的基本处境：坚固的城墙，墙内是安宁但闭塞无知的生活，墙外是危险但崭新无边的世界。发展的、辽阔的、日新月异的世界，正以巨人的方式，冲击着传统、保守、静谧的生活，威胁着那个令人怀恋的“昨日的世界”。18世纪，机械制造对传统手工业造成了威胁；19世纪，电力革命对火的地位造成了威胁；20世纪，信息技术对印刷文明造成了威胁；今天，人工智能又对人脑智能造成了威胁。

科技发展，催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系统。新系统必然会对旧系统造成威胁。这是主宰现代化的“发展之神”与人类签订的契约：以不断破坏传统、牺牲安稳为代价，获得文明的发展。

这是一份不平等契约——无论情愿与否，只要我们还想在现代社会好好生存，就必须在契约上签字。

而“发展之神”与文学之间的契约，早已签订。签名的地方，写着一大串我们熟悉的名字：歌德、笛福、伏尔泰、卢梭、普希金、巴尔扎克、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他们，这些进击的文学之子，就是我们的调查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