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婷：文学传记内外的康拉德
一九八九年英国学者塞德瑞克·沃茨（Cedric Watts）所著《康拉德文学传记》（Joseph Conrad: A Literary Life）于二〇一七年在中国翻译出版（译者安宁，江苏人民出版社），可以说填补了国内未有康拉德传记翻译的空白。在西方，作家传记是种重要文体。按内容一般分生平和文学两种，也有融合二者的综合型传记，但这三者的界限其实并不总是绝对清楚。无论何种传记，写得好的经常会编织出一幅体贴当事人的人文图景，不仅对作家作品，还会对其所处的时代及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做出既统揽全局又细致入微的介绍。著名作家经常不只一种传记，每有重要作家的新传记推出，都会成为出版界的热衷之事。而文学思潮和批评视角的转变以及新材料的发现，又会促使新传记不断涌现。反之，一本好传记也会带动新的研究热点的形成。名作家的巨型传记屡见不鲜，投注的热情不比巨型小说少，已成经典的有一九八三年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几乎九百页的《詹姆斯·乔伊斯传》，一九九一年彼德·艾克罗德（Peter Ackroyd）六百页的《狄更斯传》，以及一九九五年迈克尔·侯罗尔德（Michael Holroyd）将近八百页的《利顿·斯特拉奇新传》。
作为现代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康拉德（1857—1924）也有诸多传记。著名的有其合作者、作家福特（Ford Madox Ford）在其刚去世时写的《约瑟夫·康拉德：个人记忆》，一九六七年伯纳德·迈耶（Bernard C.Meyer）对其作品从心理学角度进行逐一分析的《康拉德心理传记》，一九七九年弗里德里克·卡尔（Frederick R.Karl）将近千页的《康拉德的三种生活》，写他波兰人、水手和作家的三种身份，一九八九年沃茨的《康拉德文学传记》，一九九一年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的《康拉德传》，以及二〇〇八年最新的约翰·斯德普（John Stape）著的《康拉德的几种生活》。
沃茨的这本《康拉德文学传记》英文只有一百五十六页，和以上的大部头相比，可算是简短异常了。它还是篇命题作文，是按“麦克米伦文学传记丛书”的编写体例写成的一种特殊的专题文字，旨在突出“他人资助、读者订阅、是为剧院还是为期刊而写等现实考量”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该体例明确这套书不能写成“文学批评著作，而是尝试着就作家的生平、出版环境和思想背景勾勒出足够的细节”（安宁译文）。换句话说，这是彼时方兴未艾的文艺创作与商业考量之间的张力研究的“文学社会学”的产物，时至今日这种兴趣仍在不断产生新书。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一部论文合集《现代主义作家与市场》（Modernist Writers and the Marketplace）可算一部代表作，其研究对象涉及英、美、爱尔兰等国现代作家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有亨利·詹姆斯、叶芝、康拉德、D.H.劳伦斯、伍尔夫、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庞德和温德海姆·刘易斯，其中沃茨的贡献是一篇名为《现代主义的市场营销：康拉德是如何兴盛起来的》的文章。
既然任务先行，篇幅又短，传记作者就须做出取舍。身为康拉德研究专家的沃茨教授把这部传记写得清楚简洁，不了解康拉德的人由此可获得对康拉德的初步了解。沃茨介绍了康拉德的早年生活，父亲和舅舅对他的影响，他如何从水手成为作家，列举了波兰、法国和英国的文化文学、哲学和科学对他的作用，并考察了他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成功突出了作家在挣钱养家与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作品时时闪烁着学者的良知，比如开篇就说并几次强调，康拉德能当作家是靠了母舅的资助，而舅舅的钱则来自众多“乌克兰佃农、工厂工人和劳动者的劳作，只是，这些做工的人可能直到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劳苦铸就的辉煌”。对康拉德对英国人职业道德的美化，沃茨也基于事实指出这只是一种“爱国神话”，抹煞了英国人在历史上干过的“不负责任、卑鄙和残忍的勾当”，此外，“勇气和贞节……并不是英国人的特权”（安宁译文）。沃茨本人对康拉德的研究兴趣——“延迟解码”（delayed decoding）、“跨文本叙述”（transtextual narratives）以及“隐秘情节”（covert plots）——也在书中得到了评说。
所谓延迟解码，措辞来自英国文学批评家、《小说的兴起》的作者伊安·瓦特，本源却在希腊史诗，即故事从中间讲起，读者先面对结果，之后才推测出或知晓到原因，知晓后难免唏嘘。这虽是人生的常有之事，发生时却每每令人错愕感慨，因此是小说家最好的题材，也方便糅合现代错乱的叙事技巧。延迟解码之所以对康拉德重要，沃茨认为是因为康拉德借此渗透了个人对现代西方引以为傲的理性秩序的强烈怀疑。跨文本叙述主要事关马洛。《黑暗之心》《吉姆爷》和《机缘》里都有他；他有时是人物，有时是叙述者；开始时年轻没经验，后来年长变成熟。他因此得以在“有限认知和广阔认知之间穿插”（安宁译文），既常囿于人物的有限视角，又能不时以上帝的全能视角统摄全局。这种故事套故事、故事跨故事的叙事技巧同样脱胎于古代，荷马史诗、维吉尔史诗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都曾用如此手段把单个人讲的故事融为一体。至于隐秘情节，其实是造成延迟解码的原因，即在故事的主线中埋藏副线，并对其加以省略和脱漏，叙述方式也微妙躲闪，以至于它的存在为故事中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所不察。但是一旦察觉，读者会深感小说的叙事更艺术，语气更讽刺，作品也更深沉。
不过这三者并非《康拉德文学传记》的重点，愿闻其详的读者还须查阅沃茨教授的专题论文，此书的重点仍是康拉德在文学创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纠缠。三十年前这类对文学文本的社会学研究尚有意义，因为它把现代文学经典从缠绕其间的精英情结中挣脱出来，还原了文本最初产生的时间空间，提醒读者经典并非自带仙气从天而降，而是诞生在最具烟火气的杂志书页里，和婴儿尿片、女士手帕、威士忌、烟草、牙膏等广告并列编排，而且不靠广告文学还生存不了。它还告诉我们，原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英国各类杂志不管其固有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左派右派、自由保守、社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沙文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流行还是文艺，居然都不吝发表政治意味含混激进的康拉德，而且未令其修改观点。要知道早先的哈代和稍晚的劳伦斯和乔伊斯都曾因写性而发表受限，甚至官司缠身，或许性才是英国出版界唯一的真正禁忌？
提笔落字前，每个作家当然都会首先考虑一个“写什么”的问题，包括能写什么，会写什么，但这并非全由市场决定，或全为迎合读者。在康拉德初登文坛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有吉卜林的印度小说，哈格德的非洲小说，以及梅尔维尔的海洋小说。异域风情、地理探索、海上冒险等类型文学正随着英帝国的开疆扩土而时髦红火起来，因此有人认为康拉德写马来是为了填补空白，寻找卖点，还因为他自知无法与英国作家竞争英国题材，因此才把目光投向海外与海上。这个说法不全对。诚然，康拉德不能欣赏全体的英国文学，比如他就不能欣赏奥斯丁。他曾经绞着手指头、皱着眉问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奥斯丁？她有什么好？她是写什么的?”奥斯丁确实是块试金石，她代表英国小说中的女性题材、家庭题材、爱情题材，以及那种写风俗世情的悠长传统。不喜欢奥斯丁，可以想象一大批作家康拉德都喜欢不了。但这也没什么，英国作家自己也不是什么英国作家都喜欢。作家只要把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写好就好。因此，康拉德写马来、写非洲、写海上是为了迎合市场、取悦读者不是个有意义的命题。
但这也并非意味着康拉德绝不向市场妥协，或者绝不在乎女读者的意见，这些沃茨都一一指出了。比如一九〇六年完成的《密探》。此书以一八九四年格林威治炸弹爆炸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写外国无政府主义势力密谋威胁下的二十世纪初的伦敦，情节涉及间谍、暗杀、他杀、自杀、情变、发疯，既有上世纪狄更斯描摹伦敦为污秽荒诞之地的能力——这一点为康拉德的大多数同代作家所不能，又综合了几种流行体裁，如侦探小说、间谍小说和犯罪小说。它的问世既说明作为严肃作家的康拉德对文体实验和文学技巧的旺盛兴趣，又表明他对市场的妥协。再比如一九一四年出版的小说《机缘》。此书是个典型的康拉德式的海洋故事，行文也有着康拉德惯常的拐弯抹角与沉思细节，本不应受女性欢迎，但却相当热卖。原因——沃茨指出——大概就是因为在广告和推广上格外瞄准了女性。比如书的封面展现了一个中产阶级体面女子的形象，刊登在《纽约先驱报》的作者访谈也特意说明这是一个“吸引女性的海洋故事”。康拉德则在这篇访谈中自言其“目标尤其是要让女性感兴趣”，他还说：“发现女性欣赏我的作品，给了我最深的喜悦。”（安宁译文）也许康拉德终于接受了女性——而非男性——才是小说阅读主体的事实吧。
因此，《康拉德文学传记》揭露作家并非不问俗务，而是非常在乎稿费，尤其是像康拉德这种不会过日子、半辈子都在拆东墙补西墙中借债度日的破落贵族，他对个人稿费的算计已经精确到了“每小时挣不够十先令就得亏本”的地步。为此他还专门雇了个能干的经纪人打理他的发表出版、影视改编、售卖手稿、申请资助等事宜，结果这人虽然死在了他前头，留下的钱竟比他死后留下的都多……这些事三十年前说出来，大概震撼到了一些人，不过现在再看，怕是早成常识，不新鲜了。哪有不想挣钱的作家呢，可是让真正的作家为钱牺牲艺术也是不可能的事。康拉德本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的处女作《阿尔迈耶的愚蠢》拿给出版商的审稿人爱德华·加内特看时，加内特立刻觉得此人太小众，卖不了钱，不如干脆追随个人艺术理想，不要妄想取悦大众了。康拉德听后却惊惧有加，连说：“我不能老住阁楼，老住阁楼。”可是当二十年后的一九一五年他终于成名，连比较差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潮汐之间》都卖了大钱时，他却感叹道：“这真让人恶心。”自省如康拉德，对赚钱和艺术这对矛与盾一直没有失去判断。两者间确实得有个平衡，聪明的作家大概都找到了这个平衡。就是没找到也没什么，从来都不乏只为自己或只为后世或只为钱写作的人。这不是文学最有趣的问题。
对康拉德而言最有趣的问题，在我看，要从语言开始。需知这是个二十多岁才学英语的外国人，一辈子总共才上过一年寄宿学校，却被大英百科全书评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学英语的外国人大概都想知道。康拉德是个“三语者”：母语是波兰语，少时学法语，青年时学英语，到了人生中途（三十八岁）才发表英语处女作，从此只用英语写小说。出道如此之晚，风格又如此阴郁深沉，不由令人想起同样也是到了三十七岁的年纪才以《狂人日记》横空出世的鲁迅。确有英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在看到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狂人日记》后惊其为康拉德的同道人。
波兰人觉得用英语写作代表一种文化自觉，说明康拉德承认英语高级优越，等于背叛了母语。康拉德当然不这么认为。他也有理由不这么认为，因为他的英语实在特殊，与其说是顺从，不如说是改造了英语。证据就是他的英语常常夹杂法语的字词和波兰语的语法句法，造成句子更长，形容词更多，节奏更沉静，修辞效果更强。他最爱用的手段有两个，一是连续使用有否定前缀的多音节形容词，如“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无法揣测的”等；二是酷爱三个一组的排比，如《黑暗之心》里有这样的句子：all that mysterious life of the wilderness that stirs in the forest, in the jungles, in the hearts of wild men（荒野中那所有神秘的生命悸动在森林里、丛林里、野蛮人的心里）。
如此之杂交英语，波兰人说是“自我翻译”，英国人觉得有外国味。吉卜林说读康拉德如同读“一个外国作家好极了的英语翻译”。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说康拉德节奏特殊，有种回响，如同低音钟，停止后声浪还在波涌；还说他不写单个句子，写的都是段落（这足可使我们停下来想想作家中谁是擅写句子，谁是擅写段落的）；又说他的文字总是结束在一种“饥饿状态，暗示着某种不能说、不能做、也不能想的东西”。为何会如此，康拉德的自述大概能提供一点线索。他说他个人最痛苦的一件事不光是写得慢，而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时候，想象力偏偏还特别活跃，“一天就能想出一卷书来”，“整段、整页、整章的文字从我脑子里经过，一切都在：描写、对话和反思……”建筑在如此语言之上的康拉德的小说艺术也被公认为很异域，吉卜林说康拉德的“思维毫不英国”，庞德说他给“不列颠的黑色泥沼带去了一束欧洲视角的光”。
的确，作为中东欧第二代知识分子，幼时在亡了国的波兰的种种紧张经历，成年后的周游世界，以及自我流放所造成的“局外人”不断自省的脆弱感和不确定感，都使康拉德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英国人的世界观，以至于能为英国文学提供独特思考。最独特的一个思考自然就是他对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了。不妨对比也写殖民地的同代人吉卜林。吉卜林对英国人在印度的在场与作为多有辩护和讴歌，将其看成英雄、建设者、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力量，而康拉德写刚果的《黑暗之心》和写马来的《吉姆爷》却更多阴暗复杂。他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怀疑，他眼中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孤独疏离，他的人类个体放置于自然与社会中的格抵触，他笔下生命的毁灭与暴力，文明与野蛮的悖论……所有这些都给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蓬勃发展、乐观强劲的英帝国和殖民运动笼罩上了一层黑暗。他的力量不仅当时震撼人心，至今仍搅动着后帝国和后殖民时代的理智与情感。
厌恶他的人，如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契贝一九七七年向他发难，说他是个“血淋淋的种族主义者”（“a bloody racist”, bloody是英国人常用的一个诅咒语，字面意思是“血淋淋”，可引申为讨厌、可恶、该死之意）。沃茨则在期刊文章中反驳，说阿契贝不必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因为《黑暗之心》的行文中既有支持，也有反对帝国与殖民的词句，还是要从整体看康拉德所处的时代和当时大多数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如此，才能知道康拉德的批判意识有多超前。同代人对康拉德的记述或可佐证沃茨的观点。一九一三年英国社会名流奥特琳·莫雷尔夫人见到康拉德，后者对她谈起“刚果的种种恐怖，说他一直未能从当时遭受到的道德和心理打击中恢复过来”。
康拉德是否是种族主义者，阿契贝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少数派，还是以敬重尊崇康拉德的后殖民作家居多，如奈保尔、拉什迪和库切。奈保尔的小说《河湾》（1979）发生在刚果河湾——《黑暗之心》的所在地，而《河湾》所写殖民地独立后的种种乱象，不妨看作是对《黑暗之心》的回应。奈保尔还有一篇名为《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的自传性散文，记录了康拉德对其文学成长的定义作用。至于拉什迪，他二〇一二年出版的一部传记定名为《约瑟夫·安东》，写他在追杀令后化名约瑟夫·安东东躲西藏的十一年。而之所以如此化名，来源就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两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和安东·契诃夫，他的座右铭“我必须活到我死”也是来自康拉德。库切的处女作《幽暗之地》（1974）在命名上如同致敬《黑暗之心》，而《青春》更是和康拉德的一部作品同名。今天的康拉德读者，要想理解康拉德不妨结合这些作品。
刚才说康拉德是个语言天才，英语写得好，那就不妨再说说他的口语如何。答案或许让人吃惊，因为答案是他的口语很不好，虽然同样这个人法语说得极好：语速虽慢，但不犹豫，选词精心，只稍有口音，在某些人听来还是令人愉快的普罗旺斯口音。他和欧化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交谈时习惯说法语，旁观的福特发现这两人每三十秒就会互称“我亲爱的同行”和“我亲爱的大师”，于是微讽道即使是在法兰西学术院的讲坛上，人类语言也不可能比这更客气、更正式了。
康拉德的英语之所以说得不好，首先是因为夹杂好多法语词，其次是发音差，发不出th音，都发成d，还把v说成w，w说成v。说话习惯也怪，在奥特琳·莫雷尔夫人听来，似乎都“先在嘴里把词的味道尝一遍再吐出来”。康拉德的好友福特、高尔斯华绥和加内特经常听不懂他的英语，连他自己的儿子有时也不明白爸爸说什么。不过这并不妨碍康拉德告诉朗读他作品《海隅逐客》的他的英国妻子：“发音清楚点，别吞音。你们英国人都一样，怎么每个字母的发音都一样。”这明显是先学读书、再学说话的人的问题——很多音已经在脑子里形成错误印象，改正不了了。当然这也说明英语的发音灵活，规律少于波兰语和法语——英语的确是所有欧洲语言中发音最无规则的语言。但是既不辨发音，被T.E.劳伦斯称道的节奏又从何而来？也许歪打正着，康拉德在脑子里发声的英语竟是他自己想象的一种。还有一点中国人大概会有共鸣，就是他说错了经常会自我纠正，比如I buyed it（“我买了它”）会立刻改成I bought it。中国人可以不必羞愧说不好英语了！这只能怨英语的不规则动词太多。而且时间没能帮康拉德的忙，他越老，英语就越带波兰口音。练习大概对某些人提高口语是没用的，一辈子也没用。
一般人读了好文章，总想知道作者长什么样。对康拉德这样一个相貌出众、几乎总能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传记里不说说他的外貌，总像是个损失。沃茨教授当然提到了康拉德的外貌，但他对此的简短利用也还是为了说明晚年的康拉德如何利用个人照片和画像出现在媒体上的机会打造“高贵预言家的公共自我形象”（安宁译文）。即令有上下文，如此措辞也难免误导，因此此处不妨从他处摘录几个初见者对康拉德的肖像描写，以做较为全面的补充：
加内特初见康拉德，说他个子不高，眼睛明亮，姿势紧张但极其优雅，总之“从未见过一个男人有如此男性的锋利，又有如此女性的敏感”。诗人、历史学家亨利·纽伯特说康拉德的侧脸和正脸表情不同，侧脸的鹰钩鼻让人觉得威严，正脸则看到宽阔的额头、疏朗的眉目，有种知识分子的镇定。待到他开口又出现第三个康拉德，一个艺术的、敏感不安到极点的康拉德。他说他要逃离伦敦，因为街上的人群把他吓坏了。纽波特认为“面目模糊的呆滞人群”，康拉德却从中看到“他们的个性如猛虎般向他扑来”！英国女贵族奥特琳·莫雷尔夫人说康拉德的相貌正如一个波兰贵族，“举止完美，稍嫌太精致，非常紧张，非常敏感，似乎身体里每寸纤维都充了电”。和这个“超级微妙”的波兰人在一起令她感到奇妙刺激。贵族出身的哲学家罗素则认为从康拉德的外貌丝毫看不出这人做过二十年的海员，只觉得他是个“直到指尖的波兰贵族”。他在康拉德的眼神里发现痛苦和恐惧，猜测他一直都在与之斗争。而当他鼓足勇气，说他认为康拉德的小说是“要在明显的事实之下，钻探下去，直至抵达事物的最深处”时，二人四目相对，彼此间好像有了片刻的完全了解。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傅燕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