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鞋子”，不同的人生选择
我固执地认为，写作就是要讲述爱，有爱的作品才更容易有亲和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痛，有痛的作品才更容易有感染力。既有爱又有痛的作品，一直是我写作上的追求。为此，我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游离，甚至对自己能够写出满意的作品不抱太大的希望。有一次，我在昭通古城里徘徊，夕阳下的挑水巷饱经沧桑，被无数鞋底磋磨得锃亮的石板，反射出迷人的光芒。老巷子里人来人往，形容古旧，莫名的感伤充斥了我的内心。眼前这条挑水巷，是一条有故事的巷子。我爱它，爱它的每一块石板、每一扇木门、每一垛土墙和每一块瓦片，还有参差屋顶切出的点点天空。我更爱这个巷子里的各种生灵：在石缝里挣扎出来的草芽、墙角里爬出爬进的虫蚁、追来逐去的猫与狗。当然，更让我难忘的是人，是那些为他人付出、有肝有胆的人。抗战初期，曾经有三万昭通壮士从这里走出，背井离乡，奔赴抗日前线。不久，其间的三千多名壮士在台儿庄前线为国捐躯。这就是长篇小说《肝胆记》的背景。
小说的门，由莽撞的彝家汉子乌铁推开。那个多事的黄昏，乌铁看到少女开杏在谷草堆前做布鞋。那漂亮的鞋子，勾起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后来，他随抗日部队上了台儿庄。在那里，他与开杏的未婚夫胡笙相遇，相互间剑拔弩张，誓不两立。但当日本人的炸弹从天空中扔下时，乌铁不顾一切，扑上去将胡笙掩护。胡笙得救，乌铁却失去了双脚。乌铁回到挑水巷，得到了开杏的原谅，但他再也不能穿上那梦寐以求的布鞋了。失去了双脚的乌铁说话吞吞吐吐，做事小心翼翼，活得万般苟且。这“鞋”是爱，是幸福，却更像是枷锁。他因此而困惑、失落、茫然、沉沦，借酒浇愁试图忘却，但都没有成功。小说的最后，乌铁让生下来的孩子姓胡，这是他自认为的最极致的救赎。
开杏的一生与鞋的命运紧紧相连，鞋的命运就是开杏的命运。开杏给胡笙的鞋，是她做得最用心、最痴情、最干净的鞋，承载着少女圣洁青涩的爱恋，是她和胡笙爱的见证。胡笙是她的未婚夫，她喜欢胡笙，那鞋千针万线，饱含着开杏的痴情和心愿。乌铁抢鞋，她以命相护。不管乌铁用什么办法，她都不肯交出那鞋。胡笙是个教书先生。突然的变故和开杏的失踪，让他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深感前程茫然。国难当头，他上了前线。当乌铁因为舍身救自己而丢失双腿时，他满心感激。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去了陕北，想用另一种生活来覆盖原有的生活。数年后，他以解放军营长的身份回到这块土地，等待他的是又一场灵与肉的血雨腥风。为了回报乌铁的救命之恩，他派人到上海买假肢。在亲自迎接假肢的险道上被土匪袭击，壮烈牺牲。
在小说中，我还写到另一个和鞋有紧密关联的人，那就是开杏的哥哥开贵。开贵狭隘、自私、懒惰，同时阴险狡诈，甚至无恶不作。他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欺软怕硬，总想不劳而获。为了娶到金枝，他以举报胡笙是共产党来要挟；为了得到乌铁的房子，暗地里向国民党举报乌铁；解放军进驻乌蒙时，他又说乌铁参加过国民党；他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放在乌铁家门前，希望妹妹和乌铁能够收养。对无依无靠的陆大爷，为了得到房子，他栽赃陷害，甚至大打出手。面对棒客土匪，他又唯唯诺诺，卑躬屈膝。民族存亡之际，他为了逃避兵役，狠心剁掉自己的食指。胡笙载誉归来，他又羡慕不已。我让开贵这个人物偷穿了一双棒客的马靴，在胡笙的追赶下，仓皇逃窜。他在追逐“鞋”的过程中，丧失人性，丢掉人格，命殒金沙江。好心的陆大爷用竹篾为其做了脚的模样，他穿上妹妹为他做的新布鞋，在道士的送经声中，走上了黄泉路。
不同的鞋子，代表着不同的人生选择。生活这双鞋，任何人都不会称心如意。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的“鞋”要自己穿。从某种意义上说，《肝胆记》也可叫作“鞋子记”。
在这部小说中，我还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幺哥。幺哥是西南边疆地区百姓对年轻男性的昵称，在这部作品中，幺哥却是一匹马。我给它这样一个名字，是让它和主人公，和身边善良的人一起活下去。他们之间没有距离，心心相印，不分高下，只有相濡以沫。幺哥是有肝胆、有情怀的生命。幺哥的存在是乌铁、胡笙、开杏和更多人之幸。幺哥的品格，胜过开贵的贪生怕死、贪婪自私、卑鄙无耻。在它的身上，我寄寓的东西太多，仿佛有些主题先行，如同它背上驮过的沉重。
这部小说是写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也是写自己的失望与希望；是写那些腥风血雨，也是写对过往的不舍。在主人公落难的时候，我写得愁苦，他们在命运的漩涡里挣扎、碰撞、起伏，似乎看不到未来。但我相信，那些阴暗，是光明笼罩下的局部的阴暗。这种辩证法让我纠结，这种纠结让故事更生动，让人物更饱满，使爱恨更复杂。
我一直认为，作品之外的创作谈说得再多，都是非常牵强的表达。一个作家最好的创作谈，其实就在作品本身。作家陈仓说过：“好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本《肝胆记》，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肝胆的人。或许，你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