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以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以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这一形式，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信与其他写作形式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个人的事……久而久之，你便跟通信人建立起一个深厚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关键——久而久之……”

我写过一些M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二○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了给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这些发黄、发脆的信写得并不好，只因被M保存了大半辈子而变得珍贵——好比圣-埃克苏佩里写的《小王子》中的玫瑰花，它本身再普通不过，只因“小王子”倾心的浇灌与呵护而成为世上唯一。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弛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她感到困惑，还是诧异？刹那间，异国的机场、车站、码头，还有发生在那里的拥抱、亲吻、欣喜和惆怅，在她的眼前划过。

我也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她的语文课本里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字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找到它们。

“妹妹”开始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M：

你好！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致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陈冲

M：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拉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他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无足轻重。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儿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让同学们都放心，我绝不会丢培训班的脸的。

陈冲

我到黄山了，一切都很好，可能在这住两个星期。演我妈的是陶金的女儿。男一号是《南海风云》里的于化龙。真小花是《同志，感谢你》的一号。还有那个徐元奇也在这儿。我们这儿的地址是：

安徽省徽州地区黄山宾馆转北影《桐柏英雄》外景队。

（邮戳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

就这样，“妹妹”——我——开始了“赵小花”的生涯。

至今仍有人会叫我“小花”，会跟我讲起他们当年在单位礼堂里、学校操场上、银幕的正面反面看《小花》的种种情景。那时电影拷贝有限，人们看的是“跑片”。跑片员会骑单车、骑马、骑毛驴在不同的放映点来回跑。一个地方放完了电影胶片的第一卷，开始第二卷的时候，他就赶紧把放过的那盒胶片送往第二个地方。一部电影一般有五大卷胶片，放在铁盒里。天气或路况不好的时候，跑片员有时赶不到，观众就坐着聊一会儿天，等胶片赶到了再继续看。

前不久，在饭桌上遇见了一位原来在西藏部队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兵站很遥远，《小花》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放，连白被单都没有。战士们就铲雪筑起了一座白墙，在那上面放映了《小花》。你能想象吗？在那片冰天雪地里，一群只听过铿锵歌曲的小伙子，第一次被李谷一温柔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融化，那是什么样的情景？

记得《末代皇帝》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首映的时候，李先念主席来到了会场。那时他已经十分年迈，见到法国总统和蓬皮杜夫人时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一看到我就眼睛一亮，亲切地叫了一声“小花！”

M：

你好！你的信收到。那几天在拍我的戏，所以没回信。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黄山的戏，可是第二批样片有好多需要补，真烦人。

昨天，闵安琪来了一封信，大约了解了培训班的情况，知道同学们还是那么团结，我就更想念你们了。安琪的信里讲到培训班在我家拍的照片，我让她给我寄一份来。

我们这儿的演员老想开舞会，每个星期六都想开。我因为时间紧要学习英语，参加得少。一说到跳舞，我就想要是同学们都在这儿多好，那一定很有意思。

安琪信中说你还在剧团，你什么时候去唐山？我们元旦后到北京，十二月中旬我可以回上海。我们这个组的人都不错，都挺好的。

黄山的风景确实美得出奇，但我却没有老方那种诗意和水平，连自己欣赏的能力和时间都很少，以后如果电影上映，从电影里知道个大概吧！

现在，演员组正在讨论样片，演员们认为景抢人了，艰苦的劳动，饱满的激情都泡汤了，要求大量补戏。越补时间浪费得越多。

现在，大家沉默了，在想着怎么提议表示自己的戏没搞好，有的人的表情看上去很难过，样片太使人失望。

现在组长在向我提问，让我别写了，要我发言。但我一句都不会去说的。好了，再见。

陈冲 十一月十三日

又：十六日后转点到安徽徽州地委招待所转北影

这封信让我有些惊讶——也许是因为电影后来的光环，让我完全忘记了，看样片的时候演员们居然那么垂头丧气。次年《小花》在第三届“百花奖”上获得了七个奖项，我也分别在“百花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文汇电影奖、南斯拉夫“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等获奖。回想起来，我们根本不懂如何看样片，光是在留心自己。其实，用一景一物为演员的表演作气氛铺垫，正是电影的魅力。

我再次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中我去病房探望黄秋生的那场戏，姜文花了很长时间，调整窗外的雨水和雨水在光下的影子。那个光影散发出婆娑迷离、灵动的欲望，像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人物也油然而生。没有这样的处理，演员拼死去演也没有用，那是什么近镜特写都帮不了的。

M：

你好。信和照片收到，我简直太高兴了！像你信上说的，我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太有意思了。它们使我想起了培训班的一切，想起了那天在我家的一切动作、细节，还想起了S突然离去……正想着这些，又来了一封信，真巧，是S来的！我急忙打开看，原来是讲他突然离开的原因。我把他的信一块寄来了，因为他希望大家原谅他。

本来我有很多事需要回上海，一是学院的英文磁带，二是我爸爸生病从多哥回了上海，我得回去看看，三是我妈妈马上要出国，我来的时候就没有见到她。导演也同意有空放我，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空，所以回不来。

从你信上知道很多剧团的事，形势是可喜的，对培训班的难兄难弟很有益处，你们完全是有希望的，绝对不要丧失信心。

新的地方还不错，明天拍我的戏。这个组对剧本的分析、排练等进行得少，不像在《青春》时那样。我心挂两头，也没有过高的要求，演本色，能在观众中得到一个很一般的评价就足够了。下午排练，我又不能按时间表排的那样读英语了，时间老是没有保证。业余时间，还老有人到我屋里来玩，正像你说的，我得克制自己。我的障碍太多了，舞会、开玩笑、玩，等等。但是，德国诗人席勒讲过：“障碍是意志的最好朋友。”我争取把这句哲理性的话化为现实，努力抵制环境的影响。

组里看了第一、二批样片后。觉得不太理想，对景的描写重于对人的刻画。演员要求补戏，加近景，但摄照部门认为无此必要。反正就是这样，看了样片后很少有自己非常满意的。

真羡慕你们看了那么多参考片，这是一种收益，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帮助，我是享受不到了——即便回沪。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来，你会生气的。

祝

一切好！

再见！

陈冲 十一月二十日

“你太不应该夹邮票来了，但是我又绝对不能给你寄回去，你会生气的。”那时工资很低，邮费是个额外开销。记得一个朋友讲过彭小莲当年教他如何反复使用一张邮票：你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以后，再往邮票正面刷一层浆糊，等干了以后投进信筒，对方接到信后，把信封泡在水里，盖在浆糊上邮戳就洗掉了。把邮票揭下来后粘在玻璃窗上晾干，就可以再用。他们最多一张邮票使用七次，最后就破烂褪色到无法挽救了。

M在寄给我的信里夹上回信的邮票，是多么的细致和周到，也是他无言的期待。也许只有我们那一代人，才懂得其中的甜蜜。

陈冲同学：

您好！

首先祝贺你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并相信你决不会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在新的工作岗位，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外国语这门专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上次回沪到你家看你，真是巧！同学们都在你家聚会，能和这么多同学相见是非常高兴的。然而，当我听到不是所有同学都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突然闯来的，是很不礼貌的。当知道了不请我和其他同学原因后，我认为某些同学的考虑也是对的。我们这些已经走了的人参加聚会，可能会使这欢乐的场面由此变冷，所以，我也不能硬着头皮在你家坐下去了，只好怀着难过的心情，强装着笑脸离开了。我知道你和同学们是过意不去的，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这样做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我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没来的同学。就是将来他们知道我没参加，也会好受点。但是，对你真挚的挽留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自己后来食言请你和同学们多多原谅吧！

现在，我们这儿的工作很紧张，因为，准备参加明年在北京的会演。十二月二十六日还要参加演出，所以，一直在排戏，也没给你写信，很对不起。对上次去你家的事，请你能理解我，原谅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上我家来玩，现在，我们差不多都快成邻居了。希望能在春节在上海我家中招待你和其他同学们！

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学习，不断进步！望能经常来信！再见！

祝 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学习进步!

友 S字 十一月十五日

去拍《小花》之前，上海医学院已经为含冤自尽的外公平反，并落实政策让抢房子住进祖屋的人家搬走了，家里突然又有了一大间客厅，我常把培训班的同学们请来聚餐。

那时上影演员剧团正在动员部分培训班的同学改行，并已经把几个农村招来的学员送回了生产队。S因家里有部队的关系，转去了东海舰队文工团。几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也许是S去世后——M告诉我，S当时喜欢你，想追求你。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记忆里我跟他接触不多,但写到这里，他阳光的笑容和月牙般弯弯的双眼仿佛就在我的面前。

我分享他的信，因为它比我的信更突出和典型地反映了七十年代的语境。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