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毫无预兆，二〇二二年最后几天如同一片薄薄的玻璃瞬间破裂，满地都是碎片。变故突然而简单：父亲去世了。父亲很老了，风烛残年，可是，发生的一切仍然猝不及防。回想仓促而混乱的几天，既是长长的煎熬，又仿佛仅仅一眨眼。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我一直有些恍惚。

好多年了吧——父亲日复一日面对一部五十五英寸的大屏幕电视。父亲已经九十四岁。由于长期眼疾，他几乎失明，只能看到电视屏幕之中一些隐隐约约的影像，后来干脆闭起眼睛听一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父亲逐渐与那些西装领带播音员的标准腔调或者种种让人爆笑的综艺节目失去了联系。电视屏幕犹如一天一天远去的历史河流，父亲只是留守在岸边浅浅水洼之中的一条小鱼。父亲有时抱怨，他现在什么也不懂。我安慰父亲说，没有关系，躲进小楼成一统，岁月静好，管得好他自己就行。父亲心有不甘，拄一把拐杖在寓所里颤巍巍地走来走去。拐杖的底下撑开的四个爪子保持稳定。没有人想到，二〇二二年的最后几天突然变得无比陡峭，拄着拐杖的父亲，无论如何再也走不过去了。

这一段时间我不怎么敢去看望父亲。新冠病毒正在大规模集结，无声无息地呼啸而来。我仍然穿梭于年末的各种例会，一个又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人陆续传来“中弹”的消息。我担心贸然将病毒引入父亲的寓所。父亲雇了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阿姨照料饮食起居。阿姨来自一个山区，说话口音重，口齿不甚清楚，菜烧得有些辣，也不怎么擅长操作电饭煲或者手机这些电子产品。但是，她对父亲很不错。阿姨没有什么社交，只是每日晚上到江滨公园跳广场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跳。她时常在电话里与老乡交流各种信息。那一天她突然向我求证，问我是不是要和台湾打起来了。她说如果真的打仗，要把“爷爷”带回老家的山区避难——她称父亲为“爷爷”。我笑着让她别操心这种事，心里还是浮出一阵小小的感动。我只能反复叮嘱出门戴口罩，回家立即洗手。阿姨喏喏连声。

十二月二十二日半夜近十二点的时候，阿姨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父亲上卫生间之后滑倒了。人并没有受伤，可是两腿发软站不起来。她试了几次，一个人无法扶起父亲。我和太太立即过去。我们刚刚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仍然冒险驾车。太太对于药物更为敏感。她坐在副驾的座位，觉得马路像一条河那样浮动，路面的车道线都是重影，斑马线仿佛一条条飞起来，扑到车窗上。

到了父亲的寓所，阿姨满脸是汗地坐在一边，父亲居然躺在地面呼呼大睡——他穿着棉衣，阿姨遵循我们的嘱咐在父亲身下垫入毛毯避免受凉。我们两个人勉力将父亲架起，第三个人迅速将一张椅子塞入父亲的屁股底下，父亲勉强坐了起来。架起父亲的时候，他的身体重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是不是由于双腿无力配合而产生了下坠之感？我心中疑惑。安顿父亲上床睡觉之后，我与阿姨交谈了一会儿。她说父亲这一段未见异常。嗜睡是很久的事情了，每日的午睡差不多整整一个下午。父亲常常从床上起来不久，坐到躺椅上又开始瞌睡。让我较为放心的是，父亲体温正常。

次日参加毅霖君主持的书法、篆刻、刻字展览开幕式。展览是二〇二二年存留记忆的最后一束艺术光芒。许多作品气韵不俗、格调清雅，可是我心中有事，匆匆浏览之后就离去。回家之后电话得知，上午姐姐、姐夫在父亲寓所照料。父亲下床的时候又瘫坐到地上。姐姐、姐夫扶父亲上床的时候同样深为疑惑：为什么父亲的身体这么重？

这种状态难以为继。恰好阿姨的丈夫这一段时间可以腾出手。他曾经在医院当过护工，有些护理经验。我们当机立断雇下他，与阿姨一起照料父亲。阿姨夫妻住在一起节省开支，同时又挣得到两份工资，他们也十分乐意。阿姨的丈夫当天下午立即到位。那一天晚上我们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二十四日早晨，阿姨电话报告太平无事。父亲吃了一碗饭，现在又上床休息。夜里父亲上卫生间，由她丈夫扶过去。她丈夫力气够大，足以胜任。我转身与父亲的主治医生通电话。这位医生诊治父亲多年，熟悉父亲的身体状况。他说不久前刚刚看过父亲的血象报告，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请教的是，如果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可否住院治疗。医生苦笑说没有意义。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护工已经感染过半，住院徒然增加风险。我说出现危急状况怎么办，医生说如果叫得到120，送到什么医院就看自己的造化。我心情黯然。

放下电话不久，阿姨突然来电话，音量超常地喊，父亲发烧了！我问多少度，她说三十九度多。我手忙脚乱，即刻就要赶过去。还未出门，阿姨又来电话，带着哭腔说，父亲很重很重地呼吸一阵，现在没有呼吸了。我不相信，她又说了一遍。我仍然不相信，要她丈夫听电话。她丈夫口齿清楚，将情况复述了一遍。这是真的。

就这么一瞬间，父亲没了。

二

父亲年事已高，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当然有各种思想准备。尽管如此，急转直下的情节仍然超出所有人的意料。但是，悲伤很快被紧张淹没。据说殡仪馆的业务正在急剧增加，慢一步就排不上队了。我们紧急联系丧葬“一条龙”的服务人员。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双方迅速敲定各种细节。

一个书写讣告、花圈的人首先抵达。他提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毛笔、墨汁等书写工具。进屋之后，他唠叨地挑剔桌子不平，光线不够，总之，书写条件不好，然后说我们不懂规矩，应当事先给他备一包玉溪牌云烟。我们的确不懂。匆匆买了一包烟回来之后才知道，告别仪式那一天还要各方打点一条玉溪烟。问明价格之后干脆事先给了钱，于是事情就流畅多了。写字的慢慢高兴起来，逐一记下送花圈者的姓名。他先写一张讣告张贴在父亲寓所的楼道。这个人的书法花哨地乱卷一气，一些字几乎认不出来。可是，他自己得意。一些写下的条幅墨汁未干，我帮忙摊在旁边晾一会儿。他踅过来自己欣赏一阵，抬起头对我说，他的字写这种东西真是可惜了。他的口气超过了我前一天展览上遇到的任何一个书法家。

不久之后，另一批负责穿寿衣的工作人员到了。按照他们的指示，姐姐给父亲梳头，我给父亲擦身，然后由他们穿上一套定制的蓝绸布寿衣，戴上寿帽。穿上寿衣的父亲安详地躺在床上。九十多年的悲欢，一切都结束了。一生如梦，所有的梦最终搁浅在一张床上。父亲一生如此沉重，一切似乎又都在这里了。

傍晚时分，殡仪馆来了车子，先将父亲的遗体存放在殡仪馆，等待后天火化。我和姐姐、妹妹以及工作人员共同抱起父亲遗体安放于纸棺。习俗是儿子要抱头。纸棺红底金字，盖上之后用红绸布条捆起来。我和工作人员一起扛起纸棺，小心翼翼地避开家具抬出寓所的大门。阿姨在背后的一个角落里大声哭起来：“爷爷要走了。”

到达殡仪馆的时候，“一条龙”的服务人员早已在那里打点。他说终于要到了冰柜的一个空位。殡仪馆只剩下最后两个。他没有夸张，几天之后殡仪馆的纸棺、冰柜都已成为稀缺之物。工作人员用推车缓缓地将父亲的纸棺置入冰柜空位。我心里竟然可耻地浮出庆幸的感觉。返回的时候见到街道上的广告，忽然意识到当天晚上是“平安夜”。我想，冰柜中的父亲将要度过九十多岁最为寒冷的“平安夜”，心中的难受潮水一般涌来。

取消吊唁等仪式，次日反而是空出来的一天。所有的事情就是等待。然而，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已经开始发烧。姐姐已经烧到下不了床，估计无法前往殡仪馆送别父亲。妹妹身体最弱，她反而还没有烧。她担心我的身体，一方面劝我或许也不必去，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一个人主持不了这件事。她的微信里透着惊慌。我告诉姐姐和妹妹，她们如果发烧太高就不必勉强支撑，我反正必须到场。

第三天大早赶到殡仪馆。“一条龙”的服务人员说，早点烧了早安心。我们听从他的建议，尽量往前排。老天爷还算给面子，天气晴朗，寒风凛冽。只有六个人送别父亲，已经比我预料的要多了。摆在走廊旁边送别父亲的花圈比送别的人要多出一倍，花圈被寒风吹得簌簌地响。我心中没有太多的悲伤，只是觉得一片荒凉。父亲的遗体放在一辆推车上推出来，六个人鞠躬告别。我们向父亲解释，其他人实在无法起床，委托我们告别。按照风俗，我们在父亲的纸棺里放了几套他平时爱穿的衣服，还放上一瓶油，说是大火烧来的时候不会痛。推车推走了，这是泪如泉涌的一刻。

寄存了父亲的骨灰之后从殡仪馆返回父亲的寓所。寓所社区的楼房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外立面装修，四处横七竖八的脚手架。我抱着遗像穿过脚手架的空隙，旁边的人撑起一柄黑伞遮住，遗像不能见天。社区里还有一个民间乐队稀稀落落地坐在脚手架上吹奏哀乐，是另一户的老人去世了。阿姨和她的丈夫愿意在寓所再住几天返回老家，因为阿姨也已经开始发烧。阿姨的丈夫只服务了一天，我们还是愿意付给他一个月的工资。原先说好至少雇他到春节。更重要的是，哪怕只是服务一天，他确实尽心尽力。

料理好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终于松弛下来，各自返回家中，然后此起彼伏地开始发高烧。

三

父亲去世的时候，统计口径已经改变。好吧，父亲死于基础病。一个九十四岁的人，什么基础病都联系得上。父亲是一个守规矩的人，不会有意见的。

大约二十年前，我曾经出版一本书《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我在书的序言之中表示，父亲和母亲都是极为普通的人，不堪担任一本书的主角。即使我热衷于写作，这一点也没有改变。父亲太守规矩了，一辈子也没有多少出格之举可以构成传奇情节的素材。我觉得父亲性格之中有过不安分的成分。那是他年轻的时候。祖父是一个中等的资本家，经营一家轮船公司，或许还有若干工厂、店铺。父亲是长子。祖父肯定希望他继承家业，乃至有所开拓。可是，父亲对于资产阶级少爷的身份毫无兴趣。我不知道父亲与祖父是否产生冲突，然后一跺脚夺门而出，远走他乡——电影或者小说常常如此描写。总之，父亲读完中学短暂地辗转于宁波，随后考入上海的大夏大学。那时已经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上海的大学校园里，“左翼”气氛愈来愈浓厚。父亲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似乎险些被国民党特务带走。父亲与几个同学慨然参加“南下服务团”，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福建，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参加解放之后的政府管理工作。这时的父亲意气风发，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打一双绑腿，翻山越岭一个多月徒步行军返回家乡。父亲手中居然有一台德国照相机，估计是用祖父的钱买下的。他拍摄的一些“南下服务团”行军的相片作为珍贵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返回家乡之后，父亲担任工会干部，他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即是代表工人阶级与祖父这种资本家抗争。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我说的不仅是父亲的革命前途，而且是他的性格成长。出乎意料的是，情节到此为止。五十年代开始，父亲动辄得咎，厄运连连。仕途当然无望。父亲不断地接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审查，然后不断地获取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结论。这的确算不上多么重大的打击，晋升受挫总比牢狱之灾好。可是，这种不轻不重的反复敲打彻底改变了父亲的性格。他日复一日地变得谨小慎微，左顾右盼，生怕落入什么圈套；甚至担心走路的动作太大，飘起的衣角不小心勾住一根钉子，以至于拖倒了一堵危墙。以儿子的身份作为一个旁观者，父亲三十岁之前意气风发的形象是我拟想出来的，我亲眼目睹的是父亲如何慢慢地陷入各种无名的焦虑。连我的外婆都会说，父亲心事太多，她把原因归咎于父亲属蛇。俗话说，属蛇多心事。当然，我知道存在许多外婆并不知道的原因。父亲九十多年的人生本来可以拥有更多的内容。

我没有资格评价父亲。但是，他心里的确有许多抚不平的遗憾。曾经心比天高，到底意难平。父亲六十岁退休，终于安全着陆，但他的性格并没有开朗起来，内心积压的许多惊恐仍在不懈地发挥余热。后来我听说了一个概念：“焦虑型人格”。我之所以愿意写《关于我父母的一切》这本书，就是想了解父亲的“焦虑型人格”如何形成，哪怕父亲自己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

父亲的焦虑对象渐渐转向了自己的身体。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轮不到他插嘴了，父亲回过头注视自己的身体。他仔细勘探身体的各个领域，捕捉各种若隐若现的症状，担忧这些症状出其不意地蔓延，产生重大危险。父亲年轻时左眼眼底出血，很快失明，右眼高度近视，一千三百度的眼镜后面仅有零点二左右的视力。眼睛状况是父亲的心病。他一直担心自己的眼睛拖不过自己的身体。身体健康而双目失明，这种日子怎么过？父亲的第二个担忧是心血管系统。老迈之年，血压、血脂各项指标的异常不可避免。父亲忧心忡忡，不知道危险隐藏在哪里。父亲的第三个担忧是胃。胃里长东西了吗？可是，他的胃口实在太好了。我反复劝告他，这个年龄不能吃得太多，父亲总是觉得多吃有利于身体。父亲时常抱怨地说，他似乎又瘦了；我的观感恰恰相反——我觉得他又胖了一些。有一阵他终于因为吃得太多导致血糖增高，我只能用医生的警告压缩他的食量。父亲是有知识的人，特别尊重医学知识。可是，他对于食物的渴望似乎有些失控。精神饥饿症——年轻时食物匮乏导致的恐惧直到老年还在反扑。我之所以明白这一点，恰恰因为我自己也存在相似的心理状态。其实，我们几个子女看得很清楚，父亲的焦虑重点逐渐从眼睛、心血管转移到胃，每隔一段时间周而复始。

父亲八个兄弟姐妹。一半的叔叔、姑姑带有祖父的基因，祖父大约六十来岁就去世。父亲与另一半的叔叔、姑姑带有祖母的基因，祖母九十多岁去世，在那一代人之中算是长寿。我将这个观察告诉父亲，他感到欣慰。虽然体弱多病，但是，许多病号往往比那些强壮如牛的人长寿。当然，父亲并没有从此松弛下来。父亲把药品整整齐齐地码在柜子里，这是他的御敌堡垒。有时，他又会对这个堡垒怀疑起来。会不会有些叛徒隐藏在堡垒内部？于是，父亲将各种药品说明书贴近鼻子端详，用近乎失明的眼睛反复研读比蚂蚁还要小的文字。不久之后，他就会觉得身体上的某些症状似乎与说明书上所描述的药品副作用相似。总之，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带给他种种困扰之后，身体又成为另一个困扰之源。父亲早就没有信心左右这个世界，他把所有的精力用来收拾自己的身体。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次父亲利索地摆脱这种困扰，不再犹豫。或许父亲发烧一阵了阿姨才发现。即使如此，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发烧一个小时就毅然转身，不再拖拉与纠缠。父亲知道不是新冠病毒的对手。他很老了。老了又不是什么错。父亲这一辈子真的没有享受过多少好日子。可是，老天爷要收人，老人首当其冲。父亲这一次看明白了，走吧，走吧。如果阿姨先开始发烧，父亲尾随其后，床上拖几天，然后由120救护车呜呜地接走，继而在某一个医院的急诊室乃至走廊上再躺几天，然后没有然后了。这种挣扎有意义吗？父亲放弃了，其实是帮我们这些子女卸下沉重的负担。我们都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父亲的呼吸系统曾经遭受重创：肺结核。当时的肺结核甚至比新冠病毒还要凶险。父亲隔离在这个城市边缘的一所肺科医院里，肺部出现了两个空洞。但是，他撑住了。父亲说，母亲功不可没。母亲以非凡的气魄取出全家的所有存款，买了一只老母鸭给父亲熬了一锅汤滋补身体。真的是老母鸭挡住了结核病菌吗？不知道。父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浮出宽慰的神情。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二十多年，新冠病毒面前早就没有老母鸭防线了。父亲不再抵抗。

父亲去世之后的日子，我们这些子女挣扎在新冠病毒制造的各种漩涡之中：发烧、咳嗽、喉咙痛、肺部感染、失眠、乏力、胸闷气短、后遗症，如此等等。那一天姐姐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几张父亲的相片纪念，我才意识到这一天是父亲的“头七”。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都在卧床。姐姐说，从此与父亲天人永隔。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母亲的忌日。每年这一天，我们都会聚到父亲的寓所给母亲的遗像烧一炷香。外婆长期一起生活，我们同时给外婆的遗像鞠躬。腊月二十四这一天，我和姐姐、妹妹又到了父亲的寓所。父亲不在了，桌上摆放的是他的遗像。我们在父亲、母亲和外婆的遗像面前摆上鲜花，点两根蜡烛，焚香，鞠躬，然后悄悄地到阳台烧一点纸钱。烧纸钱的铁盆里火苗蹿动，青烟缭绕。透过阳台的窗口望进去，父亲的卧室空空落落，寓所里熟悉的家具失去了昔日的光泽。人去楼空。

二〇二三年无声地开始了，新冠病毒仍然不肯退却。许多人还在看不见的病毒面前紧握双拳，严阵以待，同时不知所措，胆战心惊。据说补充维C有利于身体，我要多吃水果。拿起一个橙子，我突然记起了遥远的往事。小时吃橙子，时常用小刀在橙子顶部挖一个小洞，吸吮里面的果汁。我在一个橙子上鼓捣半天，一根筷子戳了又戳，仍然没有吸出多少东西。父亲拿过橙子用力捏了一下，一大口甘甜的果汁涌入口中，我心里同时冒出一个惊叹：天哪，大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一抬眼，看到了父亲得意的笑容和眼镜背后快乐的眼神。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这个笑容和眼神如同一缕细细的阳光穿过父亲心事重重的一生，无声绽放在我的眼前。